29《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变革与回应》 叶文丽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教育；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1]人工智能时代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是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战略性技术，正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既为劳动教育赋能又给劳动教育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正确认识劳动及劳动教育的价值，进而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变革，以期回应劳动教育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劳动教育的永恒价值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曾多次出现“劳动”这一概念。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亦是从人出发，但它既不同于费尔巴哈“设想出来的人”，也不同于黑格尔孤立地看待人，而是指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劳动、劳动教育均是以人为核心，劳动回答了“何以为人”的问题，而劳动教育则使人“成其为人”。
（一）劳动的价值：“何以为人”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劳动问题为核心。探讨劳动的价值是什么？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深入解读劳动的相关论述。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于1876年写下《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阐述了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决定作用。首先，恩格斯从人类的进化角度论证劳动的重要性，劳动使得猿的手变为人的手，使得人类与动物界相分离，“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2]其次，恩格斯提出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的劳动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人们在劳动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动物只是无意识的出于本能的活动。“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3]
第二，劳动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两个概念，从哲学层面来剖析劳动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是指“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4]人的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异化的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二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四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
第三，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首先，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劳动在任一社会形态中皆是人类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永久的自然的必然（Naturnot-wendigkeit），没有它，人与自然间将无物质的交换，也就无人类生活。”[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抛开了特定的社会形态，从考察劳动过程的角度阐释“物质变换”的劳动概念，“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8]，而且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9]，同时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而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物质变换中逐渐走向融合，人通过劳动将自在自然日益发展为人为自然。
（二）劳动教育的价值：“成其为人”
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劳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使人真正成其为人。
第一，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个体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活动的全面发展表现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进行何种活动；需要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个体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活动来发展一切合理的需要，将“自由个性”作为最高的发展需求；能力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个体所有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等。通过劳动教育，学生参加各种劳动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劳动情感、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而且利于掌握和提升基本生产劳动技能，满足自己的发展需求，推动个体智力和体力的尽可能的多方面的、充分自由的和统一的发展。
第二，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个体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交往中发展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必然伴随着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在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在个体交往之间、个体与群体和社会的交往之间经历和建构着多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断地进行生成和变化，进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和谐发展。
第三，劳动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从全人类解放出发，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某一个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每一个人”，人的全面发展是包括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劳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从横向看，劳动教育是全员性的，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以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各类型，接受劳动教育是每个学生的基本权利；从纵向看，劳动教育是终身性的，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学校中的劳动教育和社会中的劳动教育对个体的影响是持续一生的。
二、劳动教育的时代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机器学习、物联网、语音和面部识别、自适应学习等新技术给劳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为劳动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兴一利必有一害，人工智能在推动劳动教育变革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劳动教育的发展。
（一）人工智能赋能劳动教育
1.革新劳动教育目的
相较于传统的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创造性劳动者和终身学习型劳动者。创造性劳动者是指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依靠主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价值的劳动者[13]，他们能够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而终身学习型劳动者能够快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更新速度。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旨在重现或超越计算系统中人类的“智能”，因此它对社会各行各业均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许多过去繁重枯燥、费时费力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全自动化的生产甚至可以脱离人的控制。智能机器会逐渐取代低端的人类劳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作出了相关的预计：在2016-2030年，中国被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大约在4000-4500万；如果自动化进程加速，到2030年将有近1亿劳动者需要更换职业类型。[14]可见，工业化时代所培养的具有简单操作技能的人员将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劳动者掌握创造性、机器难以替代的技能，并且促使人们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智能社会。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目前发展的前景看，人工智能人才就业薪资高、缺口大，人工智能在未来必将在各个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因此，更加迫切要求劳动教育变革培养目的，重视高素质劳动者、创造性人才的作用，建设创新型、终身学习型劳动者大军。
2.更新劳动教育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更新着劳动教育的模式，人机协作、虚拟劳动空间、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等给劳动教育带来颠覆性的变化。首先，人工智能时代显著的特征是使得人机协作成为现实，2021年清华大学招收国内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智冰，这意味在未来学校中将会出现大量的虚拟“学生”和虚拟“教师”，劳动教育将由人类教师、人类学生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其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能够打造虚拟劳动空间，劳动教育不再局限于线下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云端”成为劳动教育的新载体，学生可以通过智能设备进入劳动教育空间。詹青龙设想创立智慧劳动空间，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技术、云计算、传感器和物联网的结合，虚拟或远程地进行劳动，实现随时随地通信、协作和完成劳动。[15]最后，人工智能的融入给劳动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一方面，人工智能教育拓宽了劳动知识获得的广度与深度，使得劳动教育的资源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形式极大丰富了劳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多具有实用性、实效性和情境性，尚未被专家学者加工整理成系统的软知识，教育资源更加具有灵活性、生动性。
3.定制劳动教育过程
“尼尔·斯蒂芬森认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圣杯’是一个能根据每位学生的才能和需求打造学习计划的全面教育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教育，为他们量身打造学习计划，使他们能达到最佳的受教育程度。”[16]人工智能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对受教育者实施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定制劳动教育的过程。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双边统一活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既解放了教师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可能。首先，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将教师从繁重的行政、管理等工作中解放出来，教师更加专注于教学。通常，教师们不仅需要备课、上课，还需要完成批改作业、评估成绩、管理课堂、家校沟通等工作，真正用于教学的时间往往有限。而教师借助人工智能的人机互动、智能评阅管理、物联网等技术，可以更加高效便捷地处理除教学之外的工作，专业于学生教学。其次，从受教育者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并将学习的主导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手中。人工智能技术能通过自动化地资料推送来满足学习者的个人需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等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习计划，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课程。人工智能使得学生不再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面临标准化统一的要求，利于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人工智能挑战劳动教育
1.冲击传统劳动教育
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传统的劳动教育中，教育者是教育过程中的“权威”，教育者以官方的劳动教材为教育内容、根据自己对劳动知识的认知理解开展劳动教学和实践活动，受教育者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人工智能则对传统的劳动教育发起了严峻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认知的逻辑起点是受教育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受教育者“量身定制”教育内容，劳动教育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人工智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劳动教育新内容、新目标、新模式等，这些势必将激发新型劳动教育与传统劳动教育之间的矛盾。首先是劳动教育的课程，我国的劳动教育课时在教育体系中占比有限，如何实现原有劳动教育与新型劳动教育的耦合而非简单的“东拼西凑”？其次是劳动教育的师资，目前我国尚处于缺乏劳动教育专业教师队伍的状态，而人工智能的加入无疑会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补齐人工智能忽视学生情感需求的短板，这对教师而言更是难上加难。最后是劳动教育的设备经费，众所周知，我国东西部教育经费差距较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教育经费支持，毫无疑问这样将拉大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劳动教育的差距。面对这些冲突与矛盾，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平衡新旧劳动教育，以便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劳动教育。
2.异化劳动教育本质
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人工智能技术原本是用来服务劳动教育的，最后劳动教育却被人工智能裹挟，异化了劳动教育的本质。异化是指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人工智能的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形式，其在劳动教育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者与人工智能算法之间的异化，由于开发者不能独自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其设计的劳动教育产品越完美，劳动教育产品应用范围越广，这些产品越可能成为开发者的敌对力量；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劳动教育领域应用本身的异化，师生沉溺于智能化的劳动产品，机器人在使用中逐步控制甚至替代师生，劳动教育会变成被动的、外在的教育，人类将会逐步丧失劳动；三是教育主体类本质的异化，人工智能使得教育中主客体地位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师生“降格”为教育客体，人工智能技术“上升”为教育主体，人逐渐成为单向度的人；四是教育主体交往的异化，人工智能导致了人的交往危机，劳动教育数据信息极易泄露，师生之间毫无隐私，成为“透明人”，同时劳动教育的虚拟化加深了师生之间的疏离感，成为“表面人”。
3.弱化劳动教育实践
人工智能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虚拟性，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虚拟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态，劳动教育呈现虚实结合的新特点，劳动教育的实践性面临新的考验。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让劳动教育走向沉浸式、虚拟式，师生能够通过技术体验最真实的劳动场景，让受教育者足不出校就可以体验最贴近现实的劳动。有学者预测，未来的劳动教育将更可能依托全时域的数字网络、以线上教育的形式开展。[17]另外，如今的学生可以称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土著居民”，智能产品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学生容易沉浸于虚拟世界的感官体验而非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劳动，从而形成忽视劳动实践、甚至厌恶劳动实践的现象，劳动教育面临重虚拟轻现实实践的危机。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18]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践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首要观点，忽视实践性的劳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本质，忽视实践性的劳动教育偏离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三、劳动教育的回应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从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美国的《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再到欧盟的《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劳动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应积极回应时代变革，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的统一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韦伯将人类的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教育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问题，表现为工具依赖、育人失真和情感缺失等。
第一，形形色色的智能工具不仅让劳动者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解放双手，而且能够提供生动灵活的个性化劳动课程，但技术的使用却禁锢了劳动者和师生的身心，人们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工具，将自己的时间、经历、学习、劳动体验全部交给工具。智能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旨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然而现实生活中不计其数的学生沉迷于此，电子游戏、各类小说等让学生无心学习；电子白板、课件的使用旨在服务师生，最终反而可能会导致教师对PPT的依赖，缺乏PPT就无法上课。第二，劳动教育中对人工智能技术至上、技术崇拜致使育人失真。人工智能给劳动教育带来的利好让人们开始盲目崇拜人工智能，劳动教育的目的窄化为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这就篡改了劳动教育育人的本质，过分强调工具性价值而丧失了对受教育者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和劳动观念的培育，导致育人失去本真。第三，人工智能虽然能替代人的某些“智能”，却不能替代人的情感。虽然智能化的教学设备在物理空间上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距离，但因为缺乏情感的沟通与交流却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这些都是工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缺失的结果，正如庄子所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长此以往，工具的使用反而会吞噬使用者自身，吞噬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应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劳动教育既要坚持工具理性，毫无疑问，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变现有的教育手段、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环境等，提高教育的效率；另一方面，劳动教育又要坚持价值理性，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劳动教育需要关注教育主体的内在尺度和精神需求，使人成为真正幸福的人。
（二）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的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原则，人工智能时代亦是如此，劳动教育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缺一不可。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教育需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首先是关于智能知识的学习，劳动教育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要掌握当前社会发展所需的智能知识，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运用创新。其次是经典名著、各个学科基本知识等人文知识的学习。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都认为文化的价值具有永恒性，在人类文化中有不变的共同要素，教育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共同要素传授给受教育者。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爆炸增长、信息良莠不齐，但教育的本质不变、人的理性也不变，经典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作为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意识。最后是道德伦理知识的学习。当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不成熟，在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风险。人工智能和技术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当人使用它时才会产生价值判断，因此学习道德伦理知识应该作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先行者。第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教育离不开劳动实践。不可否认，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延伸身体感官，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劳动，但劳动实践是直指现实世界和当下生活的实践，脱离实践的劳动教育如同纸上谈兵。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可以借助智能技术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增强劳动教育的情境性，但是真实的劳动实践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劳动教育应坚持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的统一。理论学习可以武装劳动者的头脑、积累劳动知识，劳动实践可以培养劳动者的劳动情感和劳动习惯、提升劳动技能，劳动教育需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
（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体力和脑力是劳动主体内在的一种关系。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的劳动过程，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教育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展开新的博弈。
劳动教育中重视体力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要求。人工智能时代在强调培养创造性劳动者、重视脑力劳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重视体力劳动与手工劳动。首先，体力劳动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大量比例，我国基层社会短期内仍然是乡土社会，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势必将长期存在。其次，任何技术性劳动都以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为基础。[19]人工智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智能劳动离不开体力劳动的协助。最后，由于目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体力劳动在社会发展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如遇到火灾洪涝等特殊情况必须依靠体力劳动。第二，劳动教育中重视脑力劳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性要求。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手段，劳动手段逐渐智能化，催生了智能劳动，智能劳动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创造出智能产品或产品中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方式，[20]它是脑力劳动的一种体现，劳动者在生产中运用的是智力、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劳动者将从事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的创造性和复杂劳动岗位，具有创造性、创新性的设计、艺术、心理咨询等高端岗位需求也相应有所提升。在未来，真正可贵的是人性的光芒，人的思想、情感、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等涉及到人的思想性的内容才是教育需要格外重视的。
劳动教育应坚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本质上均是劳动，只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形态，在教育过程中，既要防止学生“重体轻脑”，也要防止学生“重脑轻体”，而应“体脑结合”。
注释：
①此文系“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青年论坛”的投稿发言论文。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229.htm.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3，99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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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黎安.人工智能在短期对中等收入群体带来失业冲击[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8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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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安东尼·塞尔登，奥拉迪梅吉·阿比多耶.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M].吕晓志，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126.
[17]张家军，吕寒雪.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变革：缘起、挑战与出路[J].中国教育学刊，2022（06）.
[18]人民网.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1.html.
[19]孙振东.关于劳动教育的若干理论问题[J].教育评论，2021（04）.
[20]何玉长，宗素娟.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与智能劳动价值——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10）.
初审：刘 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新时代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智库出品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形态多样，但均衡性的相互投资型相对凸显。在劳资冲突隐患较高的所有制、产业、规模、发展周期等情景下，形成以相互投资型为主的劳动关系形态，降低了劳资冲突爆发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人将从简单劳动关系走向劳动合同关系、从劳动式就业走向创业式就业、从科层制管理走向平台化协同，“公司+员工”的组织关系正逐渐被“平台+个人”所替代，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将迎来更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最大的不平衡是企业发展和员工需求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不充分。
现阶段，随着新组织、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企业劳动关系也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转变为组织导向和工作导向等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因此需要我们从更高的高度、更宽的视野考虑新时代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面临的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
笔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雇佣关系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课题组，对我国企业劳动关系模式进行了一次全国不同地区摸底性调查。自2014年10月到2015年8月，课题组在华东（江苏、上海、浙江）、华北（山东、北京、天津）、华南（广东）、中部（安徽）以及西部（甘肃、四川）等地共获取603个企业雇佣关系模式样本，2017年9月至11月又对一些企业进行了第二次跟踪调研，我们对不同所有制、行业、规模、发展阶段的企业劳动关系模式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对比分析与归纳总结，提炼出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呈现形态多元、过渡稳健、策略失配、发展保守四个特征。
企业劳动关系“形态多元”成为常态。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给员工提供了何种类型、何等程度的激励和报酬，以及组织要求员工完成何种类型、何等程度的工作与贡献，决定了企业的劳动关系模式。依据企业提供的激励和报酬以及期望的贡献进行二维划分（诱因-贡献模型），企业劳动关系模式划分为相互投资型、准现货契约型、过度投资型和投资不足型四种。
调查数据显示，不同企业会选择建立不同模式的劳动关系。其中，大部分企业倾向于建立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占30.5%，而准现货契约型的企业最少，仅为19.1%，过度投资型和投资不足型劳动关系相差无几，分别为27.4%和23.1%。四种模式分布较为均匀，占比差异并不显著，说明目前不存在绝对主导型的劳动关系模式，多种劳动关系模式共存表明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企业劳动关系“过渡稳健”值得肯定。通常来说，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模式意味着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长期导向的均衡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根据调查数据，从所有制分布来看，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模式占比都最高，分别为29.2%、38.0%、29.7%。在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模式中，更容易滋生劳资冲突的外企和民企比例还高于国企。从产业分布来看，在具有高冲突隐患的制造业中，相互投资型也占多数，有30.8%。从企业规模来看，在劳资力量相对不平衡的小规模和大规模企业中，相互投资型占比也最高，分别为40.0%（50人以下的企业）和43%（2000人以上的企业）。从发展阶段来看，在处于劳动关系波动性最强的转型期的企业中，相互投资型比例仍是最高，占31.4%。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形态多样，但均衡性的相互投资型相对凸显。在劳资冲突隐患较高的所有制、产业、规模、发展周期等情景下，形成以相互投资型为主的劳动关系形态，降低了劳资冲突爆发的风险。这间接揭示，在转型经济时期，尽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冲突危机，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平稳过渡的态势，发生大规模劳资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失配”有待调整。不同劳动关系模式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不同企业基于不同考虑来进行劳动关系策略选择。尽管过度投资型可带来最高程度的雇员稳定性、忠诚度、公平感等积极结果，但其仍属非均衡关系模式，“得不偿失”的形态有可能会阻碍上述双赢结果的持续获取。相对而言，均衡关系模式更可能带来持续性的双赢局面。
数据分析显示，在投资不足型模式中，国企占比竟高于民企和外企。在劳动关系稳定性及投资回报预期最高的国企中，投资不足型占28%，高于灵活性更大的准现货契约型。在过度投资型模式中，民企占比高于外企和国企。经营环境不如国企的民企也大多选择高成本的过度投资型，占比达28.4%，比收益更高的准现货契约型高出近11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代价更高的过度投资型占比也不低，有25.5%，仅次于相互投资型。在2000人以上的大规模企业中，具有较高灵活性的准现货契约型占到14%，比投资不足型低6个百分点。在501-1000人的中等规模企业中，仍是投资不足型占多数，有29.4%，其次是过度投资型，也占到28.2%，非均衡关系模式逾50%。在处于转型期的企业中，最常用的是灵活性较低的相互投资型，占31.4%。
以上数据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我国企业未能根据自身经营环境和经营能力来选择适当的劳动关系策略。应当增加雇员投入以获得更大双赢结果的企业却选择了投资不足型；可适当提高灵活性以促进转型升级的企业却选择了固化现状的过度投资或相互投资型；本应降低投入以获得适度的投入-产出效应的企业却选择了成本高昂、收益难保的过度投资型。诸如此类，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位和失配，形成较大的策略调整空间。
企业劳动关系“发展保守”亟须改善。改革开放40年我国从高度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劳动关系也在演化。数据分析显示，在所有劳动关系模式中，准现货契约型占比最少。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相较于其它模式，准现货契约型的比例都最低，分别为21.1%和17.8%。在国企中，准现货契约型比投资不足型低了约7个百分点；在民企中，又低于过度投资型近11个百分点。在需要适度灵活性的制造业，准现货契约型所占比率仍最低，为12.5%。在100人以上的企业中，准现货契约型出现的频率最低，且规模越大占比越低。不管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的企业，具有更高灵活性的准现货契约型占比依然最小。尤其在转型期，该模式仅占20.1%，比过度投资型低2.5个百分点。
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用工灵活性与战略应变性及市场反应性对企业同等重要。具有更高灵活性的准现货契约型应该成为环境不确定条件下企业劳动关系模式的重要选择。上述数据表明，在我国情境下，准现货契约型劳动关系模式虽已出现，但占比较低、应用有限。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企业劳动关系模式的多元化特征初显，但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准现货契约型并未得到大力推行，我国企业劳动关系模式的转型具有渐进式、平缓式的保守特征。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高速增长的共享经济正改变着基于工业化生产和泰勒制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将从简单劳动关系走向劳动合同关系、从劳动式就业走向创业式就业、从科层制管理走向平台化协同，“公司+员工”的组织关系正逐渐被“平台+个人”所替代，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将迎来更大变革。企业在建立或调整劳动关系时，需要充分考虑自身所处情境，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选择。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变革创新
通过云平台布置电子作业，利用数据分析课堂上学生学习行为，推进学校管理流程迈向数字化……前不久，2022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在线上举行，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企业代表等相聚“云端”，畅叙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图景。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催生了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也为教育现代化带来更多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并先后启动两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认定一批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包括19个教育领域特色基地，研究智能时代各种教育场景下智能治理机制；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智能教育纳入首批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人工智能+教育”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为教育变革创新注入强劲动能。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就在身边。音乐课上，虚拟数字人“元老师”跨越时空限制，带领多所学校学生同唱一首歌；体育课上，学生开始跳绳项目测试，智能终端上实时显示心率变化、跳绳次数、平均速度等数据。技术改变课堂，潜力无限。比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学生能够模拟穿上太空服行走在宇宙，感受浩瀚星河的魅力；通过增强现实技术体验川剧变脸，平面的课本知识变得可感可知。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开设或准备筹备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活动。
“人工智能+教育”，变革教育生态。教、练、考、评、管各环节均有人工智能辅助，让教师教得更好；虚实融合多场景教学、协同育人，让学生学得更好；海量线上数据和逐渐强大的算力，让学校管理更加精准。此外，在人工智能支撑下，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推动教育更加公平、开放。在西藏墨脱县，得益于多媒体器材配备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智慧课堂”全覆盖，门巴族孩子小学入学率实现100%。
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教育”具备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比如，语音识别、视觉识别等技术世界领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了海量的数据资源，2.91亿在校学生和1844.37万专任教师展现出丰富的应用需求；教育领域数字化基础条件全面提档升级，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学校配备的师生终端数量超过2800万台。也应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鸿沟”可能将部分学生排除在智能教育之外，数据收集、使用、分析等环节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公共政策制定较为滞后……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现代化，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好的课题。
着眼未来，应携手打造高质量、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人机协作如何更聪明，人机对话如何更友好，是“人工智能+教育”的长期课题。一方面，技术应服务育人，在让其“授业”“解惑”的同时，必须坚持教师“传道”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人也要理解、善用技术，努力提升信息应用能力，让人工智能更好辅助教学。教育是动态的、发展的，理性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把握教育规律、用好技术手段、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才能更好赋能教育现代化，培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人才。（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