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威胁论:逻辑考察与哲学辨析
中德两国正在共同打造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工业4.0”,该项目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方向是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是未来工业转型的重要助推器,不仅在工业制造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必将成为革新我们生活方式的未来趋势,全方位地重塑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很多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在一些领域已经极大地超越了人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AlphaGo完胜世界顶尖围棋选手,它的升级版AlphaZero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了上一代,并“精通”各种棋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DeepMind推出了能够从事“科研”的AlphaFold,通过基因序列,成功预测出蛋白质的3D形状。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担心人工智能如果以这样的惊人速度发展下去,是否会产生情感认知因素,更具体地说,会不会产生不友好的动机。像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情节那般,人工智能奴役、毁灭人类。我们可以通过构造一个驳斥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溯因推理结构,证明人工智能威胁论信念是基于不可靠的归纳论证;而以哲学的视角看,可以将人工智能威胁论视为一种信念。鉴于该信念达成之后的灾难性后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防范策略。
一、通向乌托邦还是奴役之路我们目前无法确定人工智能是否是一个潘多拉之盒,但它必定是一个黑箱,至少现在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走向。根据当前的发展态势,有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会实现技术的乌托邦,人将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他们指出,人工智能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喂给”的,其自身无法创造新的明述知识或命题性知识,而且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基于算法而不是社会交往[1]。所以,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器官的投影和延伸,它们不会出现自主意识,更不会出现社群组织,不会对人类产生危害[2]。一种心智考古学的观点认为,一个能够自主地威胁人类的人工智能体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自治情感的生命系统,智能只是心智的一个子集,没有情感系统的引导,智能就不会发挥作用。因此人工智能体不会对人类产生生存威胁[3]。还有一部分人则对人工智能发展到高阶水平的可能后果充满担忧,他们预言人工智能将是人类的终结者。国内学者以江晓原为代表,他认为人工智能近期的威胁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以及军事化用途所带来的世界格局震荡。长远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的失控和反叛[4-5]。我们把这种论调称为人工智能威胁论。
近年来,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知名人物,如史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迈克斯·泰格马克(MaxTegmark)和伊隆·马斯克(ElonMusk)等。马斯克曾多次在推特上发长文警告,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生存威胁。霍金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最好的,要么就是最糟糕的。
一些研究中心或智库开始研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牛津大学的“人类未来研究所”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技术风险研究机构,下设“人工智能政策研究中心”。泰格马克牵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类似的机构:“生命未来研究所”。剑桥大学成立了“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于2018年1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人类未来研究中心”……。此外,许多科技企业纷纷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部门,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
当谈到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到底针对的是人工智能的哪些方面或哪个阶段。学界粗略地将人工智能分为三个阶段: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narrowintelligence)、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和超级人工智能(artificialsuperintelligence)。弱人工智能只擅长某一具体领域,强人工智能适用范围要更大,能与人类智能比肩;而超级人工智能是机器智能的顶峰,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所长、人工智能思想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Bostrom)把超级人工智能定义为“在几乎所有领域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能力”[6]29。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潜力,它可以让人类永生,抑或彻底灭绝。所以当我们言及人工智能威胁论时,主要针对的是超级人工智能。这种威胁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认为,最先被创造出来的超级人工智能与包括人类智能在内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智能相比,拥有决定性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足以使超级人工智能控制并塑造地球上所有智能生命的未来。如果超级人工智能是友好良善的,那么我们无须担心。但根据波斯特洛姆的说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是友好的。第二个前提指出,智能水平和善行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但智能水平与其终级目标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几乎任何水平的智力都与它的最终目标相一致。波斯特洛姆构想的“曲别针最大化”(paperclipmaximiser)思想实验生动地阐释了这一点,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确定一个目标,就会最大化地实现这个目标。假如它的目标是制造曲别针,那它会尽可能地制造更多的曲别针[6]153。第三个前提指出,超级人工智能很可能设定一些与人类利益无关的目标。比如它可能会执着于获取广泛的资源,其中可能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
就已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波斯特洛姆的专著《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代表了这一趋势的典范。波斯特洛姆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超级人工智能得以实现的几种形式、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对措施等。泰格马克的大部头著作《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而为人的意义》呈现了一幅专业物理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展望图景。书中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最大胆的想象,构造了对未来生命、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全新理解。泰格马克追问人类到底能发展到什么极限?人类到底要走向哪里?“生命3.0”体现了“生命”系统从1.0到2.0,再到3.0的更迭。生命1.0是简单生物阶段;生命2.0是文化阶段,人类就是生命2.0的代表;生命3.0则是科技时代,系统不断地升级自己的软件和硬件,直接跳跃漫长的自然进化,堪称智能系统全面觉醒的阶段。比起有血肉的生命之躯,届时便产生了新的“生命”[7]27。泰格马克担忧新“生命”会与旧生命发生冲突。这些担忧是杞人忧天的无稽之谈,还是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我们接下来做一番考察。
二、驳斥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溯因推理论证我们可以尝试着构造一个溯因推理结构反驳人工智能威胁论。这个论证结构是这样的:如果威胁论者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未来会对人类生存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它必然要拥有善恶、喜恶这样的认知情感因素,它甚至可能会伪装。我们进一步追问,人工智能何以拥有像“动机”这样的情感认知功能,我们选定一种可能的实现途径:全脑仿真。这项技术的实现又依赖智能设备运算能力的“指数爆炸”假设;而该假设目前的成功基于归纳,不具备必然可靠性。
1.预测人工智能善恶的归纳论证有学者对人工智能威胁论提出质疑,他们对波斯特洛姆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明显的反驳: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实践之前,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测试,验证它是否友好。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人工智能限制在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并反复测试它的友好属性和安全性。建造一个模拟真实场景的“沙盒”,当我们在实验环境中做了足够多的测试,验证它是友好、合作、负责任之后,才会把它从“沙盒”中释放出来[6]145。在一个高度仿真的实验环境中,反复经验检测,如果发现人工智能看起来没有威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是友好的。这里的推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归纳论证。
波斯特洛姆试图回击这个论证,他提出了“背叛转折”(treacherousturn)概念[6]147。即超级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会运用策略,它在实施计划的同时,还会预测人类的反应。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中可以发现,人们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会欺骗他人。例如,某人可以假装对他同事的尖端研究缺乏兴趣,希望同事会信赖他,向他披露所有的研究细节,然后他就能窃取同事的成果,据为己有。超级人工智能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呢?难道它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测试它们?难道它们就不会采取假装友好的策略来走出困境吗?
一个人工智能体看似完全友好,与人类合作并保护人类的利益,但它实际上可能筹备着威胁人类生存的长远计划。在欺骗我们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之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会触发背叛转折。所以,质疑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归纳论证在“背叛转折”原则下失效。然而,该原则预设了一个前提:人工智能系统具备很强的自主性,甚至能够产生坏的“动机”。那么,人工智能可否发展出诸如“动机”这样的情感要素呢?
2.人工智能的“动机”论何以成立针对超级人工智能“动机”论的质疑,波斯特洛姆予以了回应。他认为:“只要具有足够的智能升级能力,所有其他智能就都在系统的间接方式范围内,因为系统能够开发所需的新的认知模块和技能。”[6]112如此一来,波斯特洛姆就把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视为智能系统内化的功能,随着智能升级,这些功能便随之开发出来。波斯特洛姆并没有直面质疑,没有解释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会产生“动机”。其实,这里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拥有意识,如果拥有意识,是依靠何种方式实现的。倘若我们不首先说明人工智能的“意识”来源及可能性,那么讨论人工智能的动机,必是漫天猜想,没有理据可循。
波斯特洛姆曾提出过超级人工智能的五种可能实现形式:人工智能、全脑仿真、生物认知、人机交互、网络和组织。其中,生物认知基于这样一个观念: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会直接控制人类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而无须实施人类优生繁衍计划。简言之,就是通过生物技术对人体进行无限改造,以提升人类智能。人机交互与网络和组织也是类似的原理,人机交互意图将机器智能和人脑互联,大幅度提升人脑的能力,网络和组织则企图通过技术手段把人脑连接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集体智能[6]37-52。这三种途径都强调对人类智能的增强和提升,属于人类增强的范畴,因为在这样的智能形式中,人脑依旧是主体,增强的是人类智能,而非人工的智能体。这样的超级智能必然会保有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超级人工智能只有两种可能的实现途径:人工智能和全脑仿真。人工智能途径就是现在所采用的主流方式,依赖算法和硬件的提升。人工智能在“情商”的学习过程中,效率有余,效果不足。微软的人工智能“微软小冰”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所谓的题名为《阳光失了玻璃窗》的“诗集”。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首标题为“黄昏里来了一碗茶”的“现代诗”:黄昏里来了一碗茶/回家一齐看/嘴里的妻子已失去了/让野火的人们/风景如风车里一碗茶凉/是少年的故事/回家一年的时候/我猜我也一例有敌骑的呼声晌[8]14。这里的诗歌“意象”更多的是句型与词汇随机混搭生成的“后现代风格”,不能展现人类诗歌才有的情感张力。故而有人批评人工智能有智商而无情商,有智能而无智慧。智能系统要想发展出自主意识,仅靠算法无法达成,可能需要借助全脑仿真技术。这项技术可能完全模拟出被模仿对象的大脑活动,然后加以原理化,但这种技术建立在强大的硬件基础上。接下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硬件升级速度能否跟上人工智能的发展?
3.“指数爆炸”的迷雾其实全脑仿真有一个前提,即大脑本质上是“计算”的,并且能够被模拟。这里涉及到诸多哲学议题,我们不做深究,暂且假定该前提成立。波斯特洛姆认为全脑仿真不需要理论上的突破,但需要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他认为实现这项技术须满足三个先决条件:扫描、翻译和模拟。其中扫描需要有足够分辨率和相关检测性能的高通量显微镜,模拟则需要强大的硬件。以上两项先决条件能否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我们能否制造出性能优越的硬件设备。
众所周知,硬件迭代速度依赖“指数爆炸”假设。“指数爆炸”原指指数函数的爆炸性增长。此后借用到计算机领域,一般与“摩尔定律”同义,表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在固定的周期内以指数形式提升。从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发展符合“指数爆炸”。我们就拿目前的超级计算机领域来说,超算的运算能力大约每14个月提升一倍。超级计算机代表着目前计算机设备性能的最高水平。2018年6月,IBM公司助力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推出了一台名为“Summit”的超级计算机,计算峰值惊人,每秒可执行21017次运算,其性能远超我国研发的神威·太湖。倘若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一直符合“摩尔定律”,那么似乎就能满足全脑仿真技术在硬件上的要求。但这个推理模式是典型的归纳论证,基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来推断未来发展速度依旧保持不变。更为严峻的是,“摩尔定律”已经遇到瓶颈,芯片制造已经接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不降反升。由此,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威胁论论题站不住脚。
对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批评还有很多,其中凯文·凯利(KevinKelly)认为我们把智能误解为可以无限增长的空间,反对算力和智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至于人工智能最终发展到像电影《超验骇客》那般无所不能的地步,他将这种过分夸大、毫无根据的观点称为“意淫主义”(thinkism)[9]。我们充其量只能将人工智能威胁论视为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选择相信它为真,但却很难辩护其为真。
三、人工智能威胁论与帕斯卡赌倘若我们将人工智能威胁论仅仅视做一种信念,会产生积极的启示作用吗?有些人会嗤之以鼻,因为该信念带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有一些学术评论员批评未来学家雷·库茨韦尔(RayKurzweil)提出的所谓“奇点”临近,因为他们的信念体系是信仰主义的,即基于信仰或缺乏合理的论证基础[10]。
我们可以尝试将人工智能威胁论信念与上帝存在的信念作一番类比。后者是宗教学领域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前者可以看做是科学领域中的预言。这两个信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证明为真的概率极低,并且假如我们先前拒斥该信念,但后来证明为真,其后果是毁灭性的。比如说,我们无法证明上帝存在,因为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体系,假想一位有形体有人格的全能神似乎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倘若上帝不存在,我们在世间纵情享乐,不信奉任何教义,那相信上帝存在与否于我们都没有影响。但如果上帝存在,不信上帝存在者虽然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死后则会坠入地狱,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既然如此,我们是选择相信上帝存在呢,抑或拒斥?这就是帕斯卡诉诸信仰的论证上帝存在之路径。帕斯卡将相信上帝存在与否视为一场赌博,是赌博就会有输赢,虽然赌徒不知道赌局的结果如何,但他知道输赢的奖励和惩罚,也就是“赌注”,所以赌徒会权衡利弊,然后决定选择是否相信上帝存在。类似地,我们可以将帕斯卡赌应用于人工智能威胁论。显然,人工智能威胁论信念到底有多大概率为真,我们无法预测,但倘若该信念成真,那么后果是无法估量的。正如波斯特洛姆所定义的“存在风险”(existentialrisk)威胁着地球上智慧生命的根本福祉,它具有潜在的“毁灭性的”或“地狱般的”影响[11]。波斯特洛姆的末日预言暗示了超级聪明的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因此,波斯特洛姆认为,即便现有的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人工智能威胁论,其发生的总体概率很低,但背叛转折依旧不容忽视。
诚然,在相信上帝存在的承诺和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承诺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相信上帝存在的承诺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念,是一种对现实的终极本质和原因的信仰,信仰者可以诉诸非理性的方式;而人工智能威胁论的信念是对某项科技发展后果的信念,这种信念基于一定的经验基础,基于对现有科技成就的评估和预测[12]。宗教信念与科学信念不能划等号,此处类比只是较弱层面上的。
我们通过更深入地考察“背叛转折”,可以发掘人工智能威胁论信念的一些实践意义和认知意义。超级人工智能可能会设定对人类不友好的目标,可能会欺骗我们,用邪恶的方式来达成目标。必定会有人批评波斯特洛姆的“背叛转折”,其观点违反我们的直觉。但正是这种反常观念,才会迫使我们反思科学成功的合理性,重新评估我们习惯性地使用的各种归纳推理。肯定“背叛转折”就要质疑科学取得成功所依赖的主要推理工具,此举难以让人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归纳推理不仅能够解决复杂情况,而且还相当可靠。但我们试着转换视角,其实人工智能威胁论和休谟的怀疑论有着相似的旨趣。在休谟的经验怀疑主义看来,我们不能根据我们迄今为止吃的面包有营养,就推断出接下来吃的面包也会有营养。在波斯特洛姆看来,我们无论在广度、深度,抑或接触时间上,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极为有限,所以我们无法断言人工智能未来依旧安全,更何况目前无人智能驾驶系统事故频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理解休谟问题背后的深刻哲理,在具体实践中,却容易忽视归纳推理的固有缺陷。对归纳合理性的审视,促使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威胁论信念折射出的深刻蕴义,提防“背叛转折”。
即使是那些希望我们认真对待人工智能风险的人也会争辩说,人工智能威胁论的一些观点似乎危言耸听。他们指出,超级人工智能可能会有不可控风险,但也有巨大的益处。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人工智能的社会变革力量,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应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像波斯特洛姆、泰格马克等等这样的威胁论者和未来预言家免不了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他们以这种方式呈现出人工智能的可能威胁,提醒我们在充分发展人工智能时,警惕“背叛转折”风险,彰显了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认知与实践意义。
四、规避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及其挑战我们正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针对人工智能的一些建议性政策主要集中在司法审判、大数据隐私、机器人伦理等具体的应用问题上,很少有预防人工智能发展到较高阶段威胁人类生存的策略。
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加载问题是目前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议题。即如果我们给人工智能系统设定一套代码形式的价值观,可否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偏离正常的发展轨迹。学者们之所以尤为关注该议题,是因为我们通过监视超级人工智能的程序运行预测其动机的方式行不通。正如波斯特洛姆所言:一个不友好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变得足够聪明,能够意识到隐藏自己的一些能力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它可能不会显露进步,并故意放弃一些难度较大的测试,以避免在获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之前引起恐慌。程序员试图通过秘密监视人工智能的源代码和它的内部工作来防范这种可能性,但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工智能会意识到它可能被监视,并相应地调整它的应对策略。监视超级人工智能行为的路径走不通,从源头入手,似乎更为行之有效。霍金一语道出了要害:“尽管人工智能的短期影响取决于控制人工智能的人,它的长期影响取决于人工智能到底能否受到控制。”[13]让人工智能戴上像阿西莫夫构想的机器人三定律式的“紧箍咒”,是最为高效便捷的处理方式。
然而,该进路面临如下三重困境。首先是理论层面。所谓的“价值观”由非常含混的观念集合而成,我们何以确保我们要设立的价值观必定是合理不悖的。退一步说,倘若我们可以确保价值观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的,那么我们需要给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什么价值观,以及智能系统能否“理解”这些加载的价值观?如果让人工智能系统回答“电车难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需要给人工智能系统设定什么样的价值标准?[14]这一系列追问都是令人懊恼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其次是技术层面。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把伦理准则嵌入人工智能系统为时尚早。要想实现伦理准则的嵌入,需要靠在设计计算力和机器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中推动[15]。技术层面难以实现,应用层面亦是困难重重。我们设定一个具体的应用情景,假如我们给人工智能系统设立一个密尔的功利主义原则:“确保人类总体快乐最大化”。如果它认为快乐就是刺激负责快乐的中枢神经,那么它极有可能创造出《黑客帝国》里弱化版的“缸中之脑”。纵而览之,虽然人工智能价值观嵌入看似一劳永逸,实际上面临着理论、技术和应用三面难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高风险技术的发展经验,如基因编辑技术、克隆技术和NBIC聚合技术等新兴技术。虽然“贺建奎事件”让基因编辑技术蒙上阴影,但总体上还是朝着安全平稳的势头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政府和整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些领域制定了规范研究的准则和公约。以克隆技术为例,鉴于克隆人技术特别是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道德、宗教和法律问题,所以联合国在2002年制定了《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许多国家分别制定了禁止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的法律。类似地,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时,合作和沟通也必不可少,有效减少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的草率和盲动行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是应对将要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所应持有的合理立场。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深入,与大众生活日渐交融,必定会出现新的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还需要修订或增加新的规约和法律条文。谁也不知道新兴技术最终把我们引向何方,但无论如何,在面对人工智能这项重大课题时,多方协作、共同应对、群策群力、小心谨慎是预防人工智能“背叛转折”的有效法宝。
王水兴：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
人工智能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这关涉对“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人的本质是什么”两个根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承认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的劳动，意味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否定。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人工智能的本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形成科学的人工智能观，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校准人工智能发展理念，调适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工智能不创造价值
2020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此案系全国首例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案件。这是否意味着在法律上首次确认了人工智能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权利。这对智能时代促进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对知识创造工作是人类专属能力的传统认知形成冲击。人工智能具有知识创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人的地位受到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存在”发展至今，理论上在几乎全部领域都可以代替人类劳动。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识并获得独立的人格地位，那就意味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同类”。智能社会发展，劳动是否不再是人类专属的活动？未来人类可以不再需要劳动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会过时吗？劳动如何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其一，必须明确，人工智能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弥补、延伸、增强，是人类智能在人工机器中的技术再现的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人工智能载体主要是一种自主学习、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神经网络等综合技术合成的计算机程序系统。上述案例中的人工智能本质是科研人员研发的计算机程序系统。确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有著作权，本质是确认该计算机程序系统所有者对该著作具有其排他性所有权，与承认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价值不具有等同意义。
在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创新（创造）有时候就是相关要素的重组，而人工智能排列这种组合甚至比人类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人工智能能够进行的这种“排列组合”的目的（劳动目的）和材料（数据资源）仍然依赖人类劳动创造。人工智能的劳动资料核心是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实质是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过程。没有数据就没有计算的材料，就无法实现所谓的智能。”而人工智能运行所需要的、能够进行计算的、合规的数据都源自人类社会创造。先有人的劳动赋予机器可感知、能够被机器获取、研判和分析的数据，人工智能才形成与人类类似的“智能”进而可以代替人“劳动”。“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是人工智能内在的逻辑，否则就不会被称作人工智能。
质言之，人工智能只是“人工”的，而不是“机器”本身的。人工化的“智能”本质上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劳动形成的技术存在物。人工智能“劳动”目的、劳动材料本质上都源自人类劳动创造。人工智能仍然从属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劳动”过程只是人类劳动过程的一个部分或片段。归根到底，“机器和人工智能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现象，也都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对人的能力的增强……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就是应用电子计算机这一科技手段来对人的智力加以模仿和增强”。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根本上是研发和使用它的工人创造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是，人的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来自工人的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关系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如果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那就意味着在人类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了一种至少与人类地位平行的“新物种”。问题在于，如果人工智能与人具有等同地位，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人工智能在个别国家取得了“公民权”，那么人工智能也会像人一样结婚、生子、购物和旅游消费吗？如果人工智能完全和人一样了，那人工智能是否也会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甚至联合起来“革命”以反抗人类的管治？如此，人类还敢用人工智能吗？那种能够完全取代人的劳动的人工智能即使被造出来也不能保证商品生产者愿意使用。人工智能如果能完全取代人的劳动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反人类“意识”。
其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生产要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一是需要有维持生产的持续存在的劳动力，二是需要有持续存在的消费市场，二者缺一不可。人工智能如果只需要像人一样劳动而不需要像人一样的消费，现实的劳动者又大规模失业，那基于人工智能形成的发达生产力生产的商品谁来消费呢？智能技术赋能物质生产形成的极致生产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庞大的商品如果只在有产者之间消费，很快就容易导致商品市场饱和，商品生产就无法正常运转。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嵌入商品生产过程一直在全球范围持续发展。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没有改变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来源的本质。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有洞见：“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因此，归根到底，人工智能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人对诸如电力、磁力、热力等自然力的应用，是人的创造力的外化和创造性劳动能力的直观体现。对人类而言，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只能来自人的活劳动。无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量。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任何人工智能的成功运行都离不开进行复杂劳动的工程师的维护。没有工程师的前置性劳动，人工智能就不能代替人的活劳动。人工智能投入“劳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最终归于报废（计算机程序系统会因为不符合生产要求的变化而被淘汰），其价值转移到了其自身生产的商品中了。尽管随着技术迭代发展，人工智能“劳动”场景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人工智能的“劳动”终究离不开人类社会生产有机体。
综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过程实质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智能工具系统延展的过程。智能工具系统承载了人的劳动的意志和动机。通过预先的设计，人实现了对人工智能的控制，从而人工智能表现为“脱离”人的、“自主”的劳动样式。人工智能的“劳动”只是人类劳动力的延展形式，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系统拓展至人的身体之外的过程。人工智能“劳动”过程实质是人的体能和智能的延展，是人的复杂劳动成果的集中应用和体现。在商品经济中，人工智能作为商品的本质仍然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人类劳动的外化，是工人制造的一种能够代替人执行特定劳动任务的新的商品形态。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加持下人类劳动形态演化发展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具身化”向“离场化”转变。人工智能使人类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景中“离场”，只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体系构造的劳动表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相没有改变。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没有也不可能“离场”。
二、人工智能不会使劳动阶级成为“无用阶级”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具备人的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的复杂性、科学性终究难以取代和超越人的社会主体性和历史主体性。提出人类终将迎来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论”的库兹韦尔也承认：“即便计算机的复杂性和容量与人脑相当，也仍然无法与人类智能的灵活性相媲美。”
从人类智能进化的角度，恩格斯提出：“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从技术和人的相互建构和共同进化角度看，人工智能由弱向强发展，必然也伴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脑机接口技术的融合已经触发人类智能革命浪潮。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实现人脑的电信号的部分解析。微型芯片无创伤植入人脑技术研发和应用正展现“脑联网”的现实可能。智能增强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表明，人类智能正处在加速跃升时期。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人机混合智能、基于脑联网的群体智能有望催生更强大的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智能。未来，随着脑联网开发和应用，人机融合技术将塑造全新的人类智能和人类本身。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基因工程技术应用将极有可能改造人类特性，“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基于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发展和应用前景的预判，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定制人类”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定制化社会需求技术引爆点之一。质言之，技术进化趋向中，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能取代人的劳动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处在技术和社会双重进化中的“人类智能”和“人类”。从根本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时代，劳动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是伪命题。
但是，历史也表明，技术的进化和应用不可能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同时发挥积极效应。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绸缪技术性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在许多工作岗位上替代了人的劳动，不仅大量的体力劳动岗位，连文学创作、新闻写作、音乐制作、司法审判、教育教学等原先只能由人来承担的工作也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狂飙发展的是人类对自身主体地位丧失的深度忧虑和恐惧。如何解析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的过程，阐明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当下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必须从理论上阐明：人的劳动与人工智能的“劳动”二者之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替代或融合？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作为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由劳动对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决定的。
劳动之所以是人的特有的活动，是因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通过比较蜜蜂的活动和人的劳动过程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马克思从人和其他生命体活动的差异的视角阐明了“人的劳动”本质内涵。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活动。人怎样思考和劳动，人就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人的劳动能力是人通过社会化实践习得的，而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是人借助人工系统生成的。人工智能的“劳动”过程主要表现为获取数据、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无人驾驶汽车能够投入使用，依赖研发和维护它的工程师的劳动。离开工程师的劳动，无人汽车无法实现“自动驾驶”。真正的“无人工厂”是不存在的。在智能化工厂中，生产现场可以无人，但是在其数据控制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却积聚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研发人员。对人类而言，本质上，人类开发的人工智能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发的蒸汽机、发电机等机器体是同等属性的，它们要发挥替代或减少人类劳动功用，离不开有知识的劳动阶级。人工智能“劳动”与“人的劳动”内涵的差异确证了人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
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劳动的结合，使人类创造了大量的能够增强人类劳动能力的工具和机器。在人工智能技术诞生前，“人工体能”技术早已被人类应用在生产生活中。汽车比人跑得快，飞机比人飞得高，但我们不会认为飞机、汽车能取代人的行走。我们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同时我们也不会停止运用大脑进行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即使再发达，人也不会因此不再使用自己的智能，而是将智能转向更有意义的领域。”实际上，工业革命以来，一部分劳动形态消失，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劳动形态被新的社会需求创造出来。人类劳动技术进化的历史，也是人类劳动形态进化的历史。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对人类体能和智能的模仿和模拟，二者之间不具有等同意义。
智能时代，大规模人工智能的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引发传统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形态的变化，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是削弱了，而是更高了。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将是需要融入人的情感、智慧、灵感和社会经验以及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责任感、审美能力等特质的劳动。质言之，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类劳动将主要体现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富有创造力以及善于与他人或机器协同工作的人将成为智能社会最需要的人。
可以预见，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人工智能将可能完全代替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人机融合劳动是未来人类劳动形态演进的方向。到整个社会劳动成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活动的时候，劳动就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智能科技赋能人类社会发展，人的创造性活动成为发达的生产力源泉。这种人的“活动”必然是与人的休闲、工作、劳动融合为一体的人的本质的活动。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只会使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和食利阶层成为多余的人。劳动阶级不会成为“无用阶级”。
马克思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立场，认为在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就是说，工人“多余”是相对于机器体系的资本应用而言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预见认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一旦摆脱资本的束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人类社会就可能在科学、教育、艺术等等一切能丰富和实现人的本质领域充分全面发展起来。劳动阶级不仅不会成为多余阶级，反而会成为创造新社会的主力军。
三、人工智能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人类劳动技术与人类劳动形态之间是相互建构和塑造的。有什么样的劳动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劳动形态。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使人的劳动过程智能化。劳动的智能化又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嵌入商品生产过程，不仅引发劳动组织、劳动格局的变革，还或快或慢引发整个社会劳动关系的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人工智能自发实现的，归根到底是由应用人工智能的人实现的。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存在，人工智能本身是超越社会制度体系的。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和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都是对人的劳动的模拟和模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具体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形态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形态中的。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是资本逻辑蔓延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水平的标志。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极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作为资本形态，其融入商品生产后必然以“吞噬活劳动”为最大职能。另一方面，“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人工智能并不天然就是资本。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个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解这个制度创造条件。人工智能要发挥撬动人类文明跃升的“历史杠杆”作用，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先进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中被人们自觉应用。
正如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一样，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只有受到人类制定的法律、伦理制度的规约，才会被人类大规模正常应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今人类恐惧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它的滥用，包括各种垄断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利用。即使在资本逻辑框架中，人工智能也被限定在一定的规约中。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人工智能应用法律。这些人工智能的立法总体上能够促进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由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发展，从而起到了巩固和延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新的技术条件下资本逻辑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又一动能。“智能化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颠覆了车间内部的分工协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但是，这种改变只是一种形式变化，就本质而言，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化……智能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意味着新技术革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解放。”人工智能可以无限类似人，但永远不可能与人等量齐观。资本家投资人工智能是看好智能技术赋能商品生产过程可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发展形式，是资本逻辑使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极致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不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而是由资本家阶级占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会在新的基础上累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仅不能消除，反而会在新的基础上趋向激烈。“资本逻辑的宰制扩大了人工智能风险的可能性……正是技术与资本共谋，使资本在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能够‘天然地’发挥技术优势。”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能进一步制造更多的“异化劳动”，形成更多的劳动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和矛盾，从而累积更加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极致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显露出向更大范围蔓延的态势。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尊重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没有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而彰显，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就不可避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与社会主义应用的对比，鲜明地反映了整个社会是围绕“资本”旋转还是围绕“劳动”旋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受感染的病患数量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所谓经济运转依然不采取严格抗疫措施，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疫情期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经济比人命更重要的社会运行逻辑，直观演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彻底暴露了资本的狰狞面目及其所宰制社会的本质。
科技革命的历史发展表明：只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还存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就会在更深更广的历史范围累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随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呈现出经济空心化、政治金钱化和大众文化反智化的发展情势。
人工智能与私人垄断资本联姻，不仅宰制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还在更广阔的领域放大了资本的逐利性和垄断性。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生成了更严重的科学技术异化、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到达了新的历史高度。在“人工智能武器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背景下，这种人工智能应用带给人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而是生存性隐忧。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在宏观上可能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和发展走向，还在微观上改变人类的自我认知、心理和价值观。“一方面数据的采集与智能算法的应用并非完全客观与无偏见，其中必然负载着相关主体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合成智能和人造劳动等人工智能应用一般是通过人机协同来实现的，相关主体的价值选择必然渗透其中。”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在“劳动”中执行的价值观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独裁主义的，也可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的。这完全取决于人工智能由谁来应用和怎样应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普遍化，直接的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粗暴否定和对劳动新的更隐秘的、更强力的统治，是社会彻底的撕裂和系统性社会危机的爆发。
实践证明，仅有科技和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发达的生产力由社会共同占有的社会革命，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各种资本体系“吞噬活劳动”就无法避免。人工智能本身不会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杠杆”作用，取决于人工智能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自觉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发展。
信息革命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以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了智能化生产大规模代替传统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一方面，伴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操控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资本主义话语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事情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技术现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生以来，几乎同时伴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在资本主义内部同时出现了“反思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的思潮。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不仅没有动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反而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确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洞见。
四、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技术的需求旺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消除的情势下，倘若人工智能能完全代替人，资本家设定算法使人工智能永远服从资本家指令，那么资本家就可以不用担心工人阶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只要投资购买（制造）人工智能即可，然后再利用人工智能生产人工智能，占有人工智能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发财致富，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真正成为“无用阶级”了——这样认识人工智能是荒谬的。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汲取智慧，是校准和调适人们对人工智能认识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恩格斯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形态面临颠覆性变化。但是，人的活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及其对价值创造过程贡献的大小。科技、创意、灵感、数据资源等非物能形态的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正在凸显。数据资源成为智能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者高阶的能力对促进智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自由协作、人机协同、互利共享成为智能时代劳动内涵丰富和发展的方向。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促进智能时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逻辑中，人工智能既不会生产自身，更无法生产资本家。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改变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人工智能嵌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人劳动形态的改变，表现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借助人工智能改变了运行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应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一步累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人工智能的加持，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矛盾正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
概言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方式，但是改变不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暂时性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智能革命、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愈深入发展，愈要求整个社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设人类智能共同体、实现技术进化和人类智能进化的同向发展，进而全人类共同走向社会主义，是消除人工智能应用对人类构成生存性隐忧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以其为理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简明地揭示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机制，从而体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到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进程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新的宏观环境和技术条件。智能革命的深度发展，极致生产力的获得，将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日益充分的条件。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发展，劳动复归为人的本质活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经验性现实。
当代中国大规模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融入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引发了传统劳动形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晓示了马克思的预见。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大规模应用，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劳动者将迎来更多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既是中国社会自觉坚持和贯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结果，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的生动诠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其社会效用的治理，体现了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民生改善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战“疫”斗争中，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现了科技的社会主义应用的价值导向和宏观效用。历史以一场全球规模的“社会实验”的方式，确证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形成的不同效应。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制是信息的交互性和互组织性，从信息文明的本性出发，智能时代的社会主体越参与信息共享，就越具有创构新文明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劳动逻辑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越充分，意味着人的自由劳动就越具有发展的空间，从而就越能增强和丰富人的本质、肯定和发展人的本质，从而体现出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更多优势。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并将继续确证这一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创造的生产力属于社会共同占有的生产力，体现的是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宏观社会价值导向。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不仅能加快劳动的解放进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得到历史的自觉尊重和主动发展，劳动光荣和劳工至上成为社会共识。人工智能凝结的发达的生产力置于人民共同的集体运用中，协同、互利、合作蕴含的生产力将进一步得到开掘和应用。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凝结的人类智慧实现了自觉造福整个社会的效用。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具有比资本主义显著的优越性，必将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中开拓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以预判，“智能磨”将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迈向智能时代的社会发展表明，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不仅不能加持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加速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从科技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消除人类必要劳动具有现实的可能。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生产力条件已具有经验性现实基础。劳动正义、劳动创造历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正趋向统一。整个社会自觉尊重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成为推动智能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根本力量。
人工智能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就无法给社会带来普惠发展。智能社会的发展再次确证了资本主义无法容纳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显示出真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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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梅拉妮·米歇尔：《AI3.0》，王飞跃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探究人工智能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探究人工智能问题
——国际刊物《科学文化》聚焦人工智能哲学和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不断吸收时代精华、紧随时代步伐、结合时代特征、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改变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重视的时代性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战略研究院主办、英国Sage出版公司近日出版的英文国际学术刊物《科学文化》（CulturesofScience）用2021年第3期整期的篇幅，发表了山西大学和太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6篇论文和1篇评论，系统回顾和前瞻人工智能的哲学和社会问题。
6篇论文中，周振华、谢建华和王敬的3篇论文从涉身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关系上，分别前瞻了机器智能及其道德和理解力的未来发展问题。周振华提出，只有在人工智能具有某种类似于人类的情感表征能力和行为的时候，真正接近人类意识的人工智能才会成为可能。谢建华认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并不具备道德地位，未来有可能拥有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地位。王敬则认为，人工智能无法具备像人一样的理解力，理由是人工智能缺乏自我反思能力、没有人的理解“前结构”、没有历史感，而这三者都是人的智能所独有的。
另外3篇论文，着眼于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负面效应和规约。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意味着智能社会正在形成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发挥人工智能的长处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预见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邓韬和侯红霞的论文前瞻性地提出控制负面效果的设想和原则。邓韬基于农业的智能系统结构，分析了我国智能农业5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4条改进建议。侯红霞着眼于如何规约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可能给人带来的负面作用，提出了对未来智能社会的约束主张，同时也呼应了其他学者提出的加强中国当下人工智能伦理教育的观点。此外，宋洁的论文，更是讨论了现代技术的伦理调适与法律规约问题，这对于思考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具有启发性。
本期《科学文化》特邀主编、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定成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分析了科学从追求去主观性到把热认知和涉身认知纳入研究对象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介绍了本期论文的背景，点评了每篇文章的主要见解。他特别指出，智能社会已见端倪，及早思考和研究智能社会的形态、特点、运行方式和机制，以及它与非智能社会的交替、过渡和衔接，将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话题。（供稿：周振华、郭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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