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
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拥抱人工智能
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乐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众多领域赋能人类，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使人们有更多精力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或者享受闲暇。悲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造成大面积失业并导致社会动荡，同时还将加剧社会不平等，拉大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与其他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加中立的观点则认为，AI将替代一部分工种，但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替代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工作。
已然“成势”的弱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究竟对劳动力总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9年10月14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农工党中央组成联合调研组，就“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在京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情况介绍，并与有关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座谈，而后赴江苏、广东两省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昆山、南京、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研发制造和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和职业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力图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并寻找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有不俗的“战绩”。
江苏省在全国人工智能专利、企业融资和企业影响力方面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201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业务收入约470亿元，同比增长104%。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城市15强”中，苏州、南京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相关单项领域位居第一方阵。
广东更是智能大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2017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26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300多家，居全国第二。2018年1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7196套。民用无人机产值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比重的1/3。
调研组一路走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企业都对智能化改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感触颇深。“原来是几十个人完成一条生产线，现在是一个人盯几条生产线，产品的质量也更有保证，残次品率大大降低。”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商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是人们为了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研发的新技术。用技术进步取代或部分取代人的劳动，来完成某些传统上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技术进步本身的追求之一，而这样一种追求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关天罡表示。
其实，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替代也多少带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以东莞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招不到人来上班，只能改用机器人了。”该负责人笑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早就开始从人口背景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因应了我国的劳动力收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机器红利替代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向纵深发展，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更是将逐年减少。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智能化，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丁金宏说。
近几年，人工智能思潮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使该概念得到了极其成功的传播，同时，也好似是放出了一个失控的巨兽，其含义不断被泛化和神话，以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的代表人物需要不断讲述人工智能的“本来面目”以消除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
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以往的技术进步，主要触及的是体力劳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还将广泛触及与认知和交往相关的工作，因而确实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但其实，在这个意义下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可不必谈人工智能就色变或拒绝接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
“目前对我省就业总量影响较小，估计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发展对广东就业的影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言简意赅。
201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门开展了相关调研，选取10个城市对企业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将近74%的被调查企业的员工人数没有产生影响或变化在5%以内。
“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的数量和范围还非常有限，对就业的挤出和替代在就业总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制造业总体呈现缺工现象，替代的岗位具有对部分空置岗位的补偿效应，同时智能化也在创造新岗位。已经开展智能化升级的企业中，仍有80%以上企业表示存在一般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普通操作工人的短缺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的就业情况也同样稳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用总体平稳、稳重有进、进中趋好12个字来概括江苏省的就业现状——城乡劳动者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万人，约占全国年城镇新增就业的1/10。
其实，从全国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用“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来形容目前的就业形势。一方面，产业发展处于高增长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运用与产能扩张相协同，对就业也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再加上存量置换逐步推进，也为劳动力转移留出了空间。
“目前，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减员较多，对制造业影响更突出，岗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刘刚介绍道。
“尽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当前的劳动与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还是局部且温和的。”在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李伟看来，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能在特定的任务上表现出一些超出人类的智能水平，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虽然很多情况下计算机替代人类劳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发生，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
“所以，相较于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不断研究和认识人工智能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方面对劳动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与其深远、多元的系统性影响，从而优化相应的政策设计。”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兰云升表示。
奇点”引巨变未雨先绸缪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我们仍需站在现在看未来。
“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更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突变‘奇点’何时到来难以预测，一旦实现突破性发展，对就业将带来巨大挑战。”刘刚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严慧英认为应持续关注替代总量的压力。“从区域看，劳动力输出地更需要关注。制造业集中的用工大省，自动化程度高，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更多使用，传统岗位减少，劳动力回流是必然，就业压力也将同步回传，劳动力输出地将会承压。从行业看，近中期制造业的就业将是焦点，但长远看服务业变化更需关注。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劳动力替代将率先发生。”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王素芳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与重塑。”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引发技能要求的质变，未来大量工作需要人机协作，对劳动者专业性、协作性要求更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而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技术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20%，高技能人才只占6%，随着中低端岗位逐步减少，大龄低技能劳动者转岗再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关注收入分配差距或将拉大问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一些在知识和技能起点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强化，而一部分群体可能会被长期甚至永久性地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向知识技能人才聚集的趋势将有所加剧，劳资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将有所分化，差距会拉大。”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化也将加剧，供求变化导致的薪酬待遇差距也会加大：紧缺人才的薪酬水平将不断上升，而被技术替代、又无法进入新领域的困难人员，将被迫寻求更低端的工作岗位，收入将会减少。
“就业形态的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钦池表示，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改变对就业和岗位的传统定义。不固定时间、地点和雇主的灵活就业将在社会总就业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这对于社保资金的筹集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制定带来很大的挑战。
做好应对消极影响的政策储备
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
委员们认为，应首先推进就业政策升级，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时，同步评估对就业影响，准确识别潜在受影响的群体，同步制定涉及劳动者的分流安置方案。同时，引导发展就业友好型技术。加快对危险、繁重、环境恶劣等工作任务替代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劳动者营造安全、舒适的就业环境。积极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就业门槛的智能应用技术，特别是人机协同技术，为弱势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还应拓宽技术补贴资金的使用范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各地技术改造补贴和机器换人补贴政策，可以更多用于帮助被替代职工的技能培训和转岗安置。他还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受人工智能直接影响行业所置换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建议。
推进服务保障升级也是委员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建议密切关注技术发展趋势，强化岗位推荐、职业指导与职业咨询等服务，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助劳动者尽快实现转岗再就业。兰云升提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还应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适时向受影响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费，确保暂时失业不对家庭和劳动者生活造成大的冲击。同时，完善社会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适应灵活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金征缴和发放制度。”贺丹表示。
“此外，推进监测预警升级工作也要同步推进。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特点的就业评估、统计、监测制度，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影响情况；对大规模应用智能机器的重点地区、行业企业，加强岗位变化监测，健全失业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预案和政策储备。”李伟说。
优质劳动力供给有赖“智能”教育体系
调研组出发前，教育部提供的一组数据让委员们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升级十分担忧。
“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
江苏、广东两省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深感优质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广东省技工人才供不应求状况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市场的技工求人倍率长期处于1.4以上的高位，随着“机器换人”步伐的加快，预计市场对技工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技工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贺丹表示。
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
“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震呼吁构建适应未来的教育体系。“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培养，逐步将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等知识纳入小学教学课程，在初高中普及信息处理课程。高等教育体系完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门型人才培养的分工，紧密对接市场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未来的教育还应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严慧英说。
丁金宏建议创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机制，在推进放管服的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职业认证服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王培安则提出加强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培养鼓励支持创新的社会基础，消除对人工智能的误解和恐惧，使人工智能走向理性发展。
人工智能的隐私、伦理与法制之殇
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司马华鹏给调研组演示了一段银行理财咨询的人机对话。根据消费者的提问，“对面”的人工智能经理对答如流，通畅的语言表达及快速的反应能力让人很难意识到是机器人在对话。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对话、语音合成的应用越发深入。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只要录下一个人说过的50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声音合成智能语音，可以和人智能对话。这个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到电话客服领域，还可以用来追思已经过世的人。”
司马华鹏说的是技术方面的优势，李伟却听出了隐私和法律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我和你们的智能机器人对话被多次录音，是不是就能复制出我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就有了被‘冒名顶替’的风险，而这项技术对你们技术人员从业素质和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伟说。
同样的质疑出现在了广东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核心技术是用摄像头采集人像，他们的顶级产品可同时抓取300张人脸，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揪”出多名嫌犯就是它在大显神威。“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采集了我的影像，但我并没有同意你这样做，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严慧英问道。
“基于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特点，传统的尊严和隐私很可能被侵犯，亟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王培安表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及时调整就业结构，提前防范技术性失业，积极调整教育供给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抢抓机遇，完善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我国特斯拉轿车因启动无人驾驶模式而引发车祸、‘大数据杀熟’等事件，无不反映出人工智能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健全。”
杨震建议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边界。二是加强隐私保护，出台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隐私权概念及范畴。三是尽快出台法律法规，约束人工智能生产者、设计者的行为，解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责任归属这一关键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研究朱巧玲，李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用及经济效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理论界就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替代范围进行了激烈讨论。基于技术演进视角，划分了六次技术革命，分析历次技术革命给劳动力及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对劳动力结构产生的影响。同时，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结构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会增加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有助于劳动力整体质量提高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对策建议，为解决我国的劳动力转型、失业、教育改革及产业升级等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劳动力结构
0引言2016年3月，谷歌人工智能公司研发设计的AlphaGo(阿尔法围棋)大胜韩国职业围棋选手，此次“人机大战”引发了理论界对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的激烈探讨。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关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发布相关战略规划，抢占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先机。我国也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规划，将培育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到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国内外对人工智能的普遍重视，预示着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引发新一轮技术进步浪潮，给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应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向智能化靠拢，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大范围替代？如何优化现有劳动力结构并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先升级？这都是未来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早期学者们主要关注机器应用对劳动者的影响。例如，马克思[1]在《资本论》中分析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与机器间的关系，提出“机器排挤工人”的观点；维纳[2]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指出，机器人与人会形成“替代关系”，机器人的发展可能会使“人脑失去价值”。随着技术进步，机器被赋予了“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杰瑞·卡普兰[3]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工种被智能机器取代。国内对人工智能的综合讨论始于1980年自然辩证法学会组织召开的人工智能讨论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内人工智能整体性研究的起步[4]。之后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概念、框架、影响等展开讨论。例如，蔡自兴[5]认为，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技术失控的风险；王滢波[6]指出，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很好，但在短期内会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学者张彦坤、刘锋[7]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新的竞争力来源，拥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可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更多的差价。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及其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整体性影响等，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也未从学理角度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给劳动者、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力的影响，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因此，本文基于技术演进视角，分析历次技术变革给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对劳动力结构产生的影响，同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智能化背景下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
1理论解释：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1.1历次技术革命与劳动力结构变化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数次技术革命，而科技创新正是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分析历次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及劳动力结构的影响之前，根据历次技术革命对技术演进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8]将过去二百多年间的技术演进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本文沿用佩蕾丝的逻辑，将以工业智能化及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技术变革作为第6次技术革命，如表1所示。
表1历次技术革命划分
技术革命及基本特征表现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第一次技术革命(1771-1829年)开创了以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的时代，实现了从手工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体力劳动者数量开始减少，劳动者开始向机器大生产领域转移第二次技术革命(1829-1875年)开始向复杂机器发展，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扩大了就业人群，劳动力总体数量增多，低技能工人数量增加第三次技术革命(1875-1908年)电气化增强了人的四肢和五官等器官，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改变了生产方式体力劳动者被大范围取代，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工人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重增加第四次技术革命(1908-1971年)自动化和工业化程度逐渐加深，技术和机器替代人工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人的体力劳动被进一步替代，劳动形式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管理者数量增加第五次技术革命(1971-2008年)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使人类的智能获得新的解放实现了对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替代，劳动者朝着数字化、信息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第六次技术革命(2008-)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态，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加深替代人的脑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并且智力劳动者和创新劳动者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重增加
从18世纪末开始，经济增长与6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1771年，是以机器的出现和工业化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棉花、铁和水力机械化时代。该阶段通过机器对人工的替代，实现了从手工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并导致现代经济的诞生；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829年，将人类社会带入铁路、蒸汽动力机械化时代，机器替代手工生产在工具的范围和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人类体力获得延伸与补充，并且扩大了就业规模；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1875年，人类进入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机器的使用释放了人的四肢和五官等，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工人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重增加；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1908年，人类进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此时生产领域的机械化和工业化程度逐渐加深，技术和机器对人工的替代作用进一步增强，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和知识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五次技术革命始于1971年，人类进入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体力劳动者数量大幅减少，数字劳动力占比逐步增大，劳动者朝着数字化、个性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第六次技术革命始于2008年，人类进入工业智能化和人工智能时代[9]，人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被智能化机器大范围取代，智力劳动者和创新劳动者在劳动力队伍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生产的深度融合，正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及劳动过程，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影响，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各异。机器刚出现时，主要用来补充和替代体力劳动[10]。随着技术进步，自动机器体系开始应用于生产生活中，不仅进一步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突破了人类四肢和五官等生理器官的限制，也解放了人类的思维。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对机器带来了质的提升，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范围替代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及智力劳动者，并且在很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推动人类社会向人工智能时代发展[11]。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使人类的智能获得解放。随着新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劳动者也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影响速度也会随之提高。
1.2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结构的理论分析1.2.1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新的技术变革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演化及发展的结果，技术的进步和动态演进必然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每一次技术上的变革和新技术应用，都会引发生产领域质的变化，促使生产方式从手工、简单协作向新式分工发展，改变人类的劳动形式，影响劳动者完善既有技能、学习新技能、更新薪酬体系等，对现有劳动力结构产生巨大影响。Katz等[12]认为，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才能快速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以此同时，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图1对我国1978-2015年间劳动力质量变化趋势进行刻画，用人力资本指数Q描述劳动力质量变化(人力资本指数Q参考杨建芳等[13]的估计方法)。从图1可以看出，1978-2015年间，我国劳动力整体质量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表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影响下，劳动力技能及劳动力质量在不断优化，劳动力结构逐步朝着更适应当前技术环境的方向发展。此外，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质量提升速度过于缓慢，无法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如我国面临的严重失业现象，其实质是劳动力技能无法满足市场和企业需求，供需不匹配问题严重。
图11978-2015年我国劳动力质量的变化趋势
奥托·列维和莫奈[14]认为，根据是否具有重复性，可将劳动技能分为常规性技能和非常规性技能。常规性技能是指，能被编程、可以转化为程序语言、容易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的技能；非常规性技能是指，不能转化为程序语言、无法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的技能，主要涉及管理、顾客导向服务等问题解决式为主的工作，要求执行者具备灵活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及沟通联系能力等软技能。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在未来5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减少全球15个重要国家710万个工作岗位，而办公和行政人员占劳动力比重将大幅增加[15]。人工智能技术大范围替代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及智力劳动者，会对传统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及管理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社会生产在技术进步推动下，朝着虚拟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就业方式灵活化，劳动力结构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1)劳动技能趋向多元化，劳动者知识体系趋向复杂化。智能化时代，人们所处的科技基础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大数据和云计算呈现指数级增长，人类的认知体系和知识总量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劳动力结构也将随之转变。无论处于哪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单一固化的知识储备和技能结构已经无法适应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新时代发展要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大规模结合，劳动者的工作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机器的附属品转为生产过程的操控者、监督者及管理者。劳动者往往要掌握多种“硬”技能和“软”技能才能满足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挑战，才能胜任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角色。
(2)智力劳动者所占比重增加，创新能力成为就业的门槛。在技术的影响和推动下，劳动力结构不断优化，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等知识水平和素质水平更高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市场需求量也会增大，但对人才的要求也会逐渐提高[16]。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会减少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数量，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服务行业等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吸纳更多劳动力，从事产品设计、研发编程、金融投资等高端职业的劳动者数量会逐渐增多，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高技术人才等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此外，劳动者的软实力也成为竞争焦点，劳动者必须主动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将创新能力熟练运用于从事的工作岗位中。具备人工智能技术尚无法取代的创造性、灵活性、人文性等能力将成为智能化时代人才竞争的关键。
1.2.2技术影响劳动力结构的机理分析
从历次技术革命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结构经历了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智力劳动者的发展阶段，而劳动力结构优化又会反过来推动技术持续进步。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会使脑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逐渐成为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并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知识结构、智力结构提出新要求，促使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向更具创造性、价值性领域发展[17]。技术发展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加速劳动力技能分化进程，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拉开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报酬差距，会造成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技术发展带来的间接后果是，新技术与生产过程大规模融合，不断产生新的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不断增强，促使劳动力结构主动或被动调整。
此外，新技术的出现也会对现有劳动力结构产生破坏，不仅可能使原有知识和技能失去用武之地，还可能导致短期内就业市场中的知识和技能需求与当前劳动力供给失衡，造成劳动力贬值、带来就业压力。虽然技术进步能够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开发新的工作岗位，但如果劳动者无法适应由此产生的新要求，企业就会减少劳动岗位，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过程及生产工具趋向于自动化与智能化，科学技术已经能够替代人的大部分工作，这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和创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必须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以满足更复杂、更高级、更具创新性和开拓性的工作岗位需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技术对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影响，从长期看，有助于劳动力结构优化与完善；从短期看，可能造成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严重分化，带来结构性失业等问题。随着技术发展，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会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进而对劳动力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
图2技术影响劳动力结构的作用机理
2实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由于科学技术研发和转化周期逐渐缩短，知识、信息和数据呈爆发式增长，劳动者现有技能很容易被取代或淘汰。因此，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文将结合我国2002-2015年相关数据，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结构的计量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2.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将劳动力结构定义为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之比，表达式为：LSI=LS/LU。其中，LSI表示劳动力结构，LS表示技能劳动供给，LU表示非技能劳动供给[18]。劳动力结构估算主要采用《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指数数据，该数据最早公布于2003年。因此，主要考察2002-2015年我国劳动力结构变化。技能劳动供给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所占比例与全国就业人数之积，非技能劳动供给为全国就业人数与技能劳动供给之差。
工业领域是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工业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关键。因此，选用工业机器人发展水平衡量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情况，以我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量进行量化。
选择综合技术水平(各年劳动生产效率与资金产值效率的算数平均值)衡量我国技术进步[19]。劳动生产率用工业增加值与同时期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比值衡量(元/人·年)，资金产值效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其中，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和固定资产净值等指标量化均以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统计口径。
基于我国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结构的计量模型如下：
LSIt=α0C+α1AIt+α2Techt+μt
(1)
式(1)中，LSIt表示我国第t年的劳动力结构；AIt表示第t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Techt表示我国第t年的综合技术进步水平；μt表示随机扰动项。指标测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等，如表2所示。
表2模型变量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一级指标具体衡量指标变量代码被解释变量劳动力结构技能劳动供给与非技能劳动供给之比技能劳动供给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所占比例与全国就业人数之积;非技能劳动供给为全国就业人数与技能劳动供给之差;LSI解释变量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应用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台)AI技术进步综合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与资金产值效率的算数平均值Tech
2.2指标协整关系检验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的协整性之前，检验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原序列LSI、AI、Tech均不平稳，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但是，所有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SI、AI、Tech存在同阶单整。
对计量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约为0.539，远小于2，说明扰动项存在强烈的序列相关。对计量模型进行LM检验，P值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计量模型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采用ADF方法对计量模型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残差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又因为LSI、AI、Tech是同阶单整，因此，LSI、AI、Tech等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发展变化会引起劳动力结构变动。
2.3实证分析结果回归模型扰动项序列相关，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失真，因而需要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LSIt=β0C1+β1AIt+β2Techt+μt
(2)
μt=φiμt-1+εt
(3)
对该计量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优度为0.982，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常数项、人工智能发展水平AI、综合技术水平Tech均在5%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二者对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提高时，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相对供给增大，进而引发劳动力结构变化，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本整体质量提高；③综合技术水平对我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技术水平越高，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越大，从侧面证明了技术进步有利于劳动力结构优化。
表3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变量变量代码系数t统计量P值常数项C0．0322．7600．022＊＊人工智能发展水平AI0．7445．6260．000＊＊＊综合技术水平Tech0．0013．1480．01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3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发展，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政府、企业、劳动者都是智能化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因此本文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角度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1)对于政府而言，应鼓励社会各界主动帮助劳动者提高技能水平、完善其知识体系，帮助被智能机器人排挤出的劳动力再就业，以有效应对技术进步给就业带来的挑战和冲击[20]。教育投资有助于劳动者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因而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强劳动者适应能力，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折旧。在技术进步的引导与推动下，通过提高科研资金投入、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健全教育培养制度等策略，推动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
(2)对于企业而言，应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及企业现实发展情况，科学合理地推动企业生产过程智能化与现代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对企业工作岗位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企业应联合政府及教育培训机构，确定不同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为劳动者快速就业提供帮助[21]。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过程深度结合，会促使劳动力结构逐渐从体力向脑力和智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从规则性向非规则性转型。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劳动力整体素质的优化与提高，重视员工再培训，制定有效的人才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地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
(3)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主要通过劳动实现个人价值。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劳动者具备无法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社会对高级人才、复合型人才及跨界人才的需求增大。因此，劳动者必须主动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包括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等，以快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及技术环境。
4结语技术进步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应熟练运用技术手段解决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总体来说，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利大于弊，资本和人才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人类完成部分价值较低的工种，释放人类的体力、脑力与智力，使其专注于更有价值的工作。为了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开发劳动者的智力资源，不断激发劳动力的创造力。同时，应准确把握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利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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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icalProgressandtheOptimizationCountermeasuresofLaborStructureZhuQiaoling,LiMin
(EconomicsSchool，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asanewwaveoftechnologicalrevolution,itisboundtobringenormoussocialbenefitsandeconomicbenefits.Withth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thetheoreticalcirclehaslaunchedalivelydiscussionofthescop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replacedthelaborforce.Thispaperwasbasedontheperspectiveoftechnologyevolution,dividedintosixtechnologicalrevolutions,andstudiedtheimpactsofthetechnologicalrevolutiononthelabourforceandthestructureofthelabourforce,especiallytheimpactoftechnologicalchangerepresentedbyartificialintelligenceonthestructureoflaborforce,andconstructedtheeconometricmodeloftheinflu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echnologicalprogressonlaborstructure.Theempiricalanalysisresultsshowthat: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progressoftechnologycontributetoimprovetherelativesupplyofskilledlaborandnon-skilledlabor,enhancetheoverallqualityoftheworkforce,andoptimizethestructureoflaborforce.Finally,targeting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tooptimizethestructureoflaborforce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rovidingreferencesforalleviatingtheproblemoflaborforcetransitionproblems,unemploymentproblems,educationreformandindustrialupgradingissuesinChina.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icalProgress;StructureoftheLaborForce
DOI：10.6049/kjjbydc.2017090391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6-0036-06
收稿日期：2017-12-13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2016-jjxy-bs-06)
作者简介：朱巧玲(1962-)，女，湖南邵阳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权与企业理论、人的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李敏(1990-)，女，河南新乡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人的发展经济学。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