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实践与问题
在阿兰·图灵（AlanMathisonTuring，1912—1954）、马文·明斯基（MarvinLeeMinsky，1927—2016）和唐纳德·米奇（DonaldMichie，1923—2007）等先驱者的推动下，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开花结果，成为今天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正在对人类的核心领域形成挑战，因为它揭示了人类从事的许多工作同样可以由机器出色地完成，甚至完成得更好。在文学领域，人工智能也引发了一场大地震，最新一代的ChatGPT展示出了不弱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能应人类要求，以极快的速度创作出高水准的文学作品。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彪西的名言：艺术作品创造规则；规则不创造艺术作品。那么，人工智能是如何影响文学创作的？它思考和创作的密码是什么？它能与莎士比亚竞争吗？
人工智能写作的代码
通过与艺术互动，了解平凡和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区别，机器能不能学会文学创作，像我们为孩子写故事那样具有创造性，是作家和科学家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1953年，罗尔德·达尔（RoaldDahl，1916—1990）在短篇故事集《出人意料的故事》（TalesoftheUnexpected）中，讲述了一个“伟大的自动语法师”的故事。主人公阿道夫·克尼普是一个计算机天才，但一直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然而，他的努力毫无成效。后来他有了一个灵感：语言遵循语法规则，在原则上基本上是数学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开始着手创造一个巨大的机器——伟大的自动语法分析器，这个机器能够在15分钟内根据在世作家的作品写出有获奖潜质的小说。有了这台机器，克尼普大获成功，并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作为这种新的大规模生产文学作品的合法机构。他统治出版业的最后一步是收购真正的作者，并付钱让他们不再写作。故事的结尾处，叙述者透露，“在用英语出版的所有小说和故事中，有一半以上是由阿道夫·克尼普在大型自动语法仪上创作的”。
用算法生成文学作品并不新鲜。最早为计算机编写的程序之一就是为了写情书而开发的。在布莱切利公园破解了英格玛密码后，阿兰·图灵前往曼彻斯特大学，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制造出多用途计算机的物理版本。在他的指导下，英国皇家学会计算实验室很快就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商业化的通用电子计算机费兰蒂·马克1号，这台计算机具有浪漫的一面，只要随机输入单词，它就能生成情书。20世纪60年代，法国一些作家和数学家一起使用算法来生成新的写作文本，这个团体自称为乌利波（Oulipo），意思是潜在文学工作室（Ouvroirdelittératurepotentielle），创始人之一雷蒙德·奎诺（RaymondQueneau）认为，约束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盲目服从每一个冲动的灵感，实际上是一种奴役，而通过对写作施加准数学约束，可以实现一种新的自由。该团体的早期项目集中在诗歌上。任何写过诗的人都知道，对诗歌的约束往往会将其推向新的表达方式。
正如乌利波运动所表明的那样，诗歌创作特别适合算法的方式。诗歌形式的约束性提供了一个模板，算法可以尝试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填充。例如，选中俳句或十四行诗的模式后，算法的任务就是选择与模式相匹配的词，同时想出某种形式的总体一致性。如果用押韵的模式来写诗，押韵的词语数据库就非常有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由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创建的控制论诗人（cyberneticpoet）背后的代码原理。库兹韦尔以雪莱和T.S.艾略特等有成就的诗人的作品来训练控制论诗人。这首控制论诗人的俳句，就是根据济慈的诗歌写成的：“你打碎了我的灵魂。/永恒的汁液。/我嘴唇的精神。”还有一首融合了雪莱《西风颂》和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风格的诗：“秋天女士的存在。/你，从那天起，不得不关心/现在教我们彻底的渺小和创造。/然后推测？/还有这个，还有我。/还有那未曾说出的话语，那未曾读过的景象在海湾里的位置。/还有米开朗琪罗的后代。”在库兹韦尔进行的图灵测试中，控制论诗人创作的诗大多数时候都能骗过人类裁判，冒充人类写的诗。
算法不仅在创作诗歌方面表现良好，在创作小说方面也有所尝试。乌利波团队成员约翰·莱斯库尔（JeanLescure）首先产生了将算法应用于现有文学作品的想法。这一想法为全国小说创作月（NationalNovelWritingMonth）的编码员所实现。他们邀请新锐作家在一个月内敲出5万字来。软件开发人员和艺术家达柳斯·卡兹米（DariusKazmi）当即决定，与其费尽心思每天写出1667个字，不如在这个月里编写出可以生成5万字小说的代码。卡兹米于2013年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一想法，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文学黑客马拉松。许多参加全国小说创作月的编码者都通过打乱现有文本来创作新的文本，如通过推特过滤《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通过科幻算法解释《白鲸》（MobyDick）；通过代码对古斯塔夫斯·欣曼·米勒（GustavusHindmanMiller）的《一万个梦》（TenThousandDreams）进行解释和重新排序。但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部名为《探索者》（TheSeeker）的作品。这部小说记录了一个算法通过阅读wikiHow上的不同文章，来了解人类如何运作的过程。该算法有一个元代码：工作、扫描、想象、重复。在工作模式下，它搜索有关人类活动的概念；在扫描模式下，它从工作期间遇到的种子概念中搜索纯文本“记忆”；然后，它使用在扫描模式中没有识别的概念来想象种子概念周围的“非视觉”。《探索者》记录了该算法在探索wikiHow数据库时从无知到理解的发现之旅。它查阅的第一个页面是“如何让一个女孩约你出去”。从这次扫描中发现了“伤害”这个词，在“想象”模式下，它产生了一个关于“伤害”的超现实翻版。这就是算法生成文学作品的最终目标：让我们了解一种新兴的意识（如果它真的出现的话），以及它与我们人类的意识有什么不同。因此，目前至少可以保守地估计，人工智能离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创作诗歌、畅销商业书籍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了。
人工智能写作的升级：风格和自由
上述多数例子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编程模式：按照一套明确的规则随机填写的诗歌模板；将经典文本转化为新作品的代码；通过编程将数据转化为故事的算法。这些程序其实并不允许有太多的自由。机器学习正在改变这一点。现在，算法有可能把一个作者的整个作品拿出来，学习他们的写作方式。通过建立一个关于作者如何用词的概率图，算法可以生成某个文本的延续。这就是预测性文本的工作方式。
这种利用机器学习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想法得到了一个自称为Botnik的团体的实践。这个团体由作家杰米·布鲁（JamieBrew）和《纽约客》的前漫画编辑鲍勃·曼考夫（BobMankoff）于2016年创立，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作家社区。该团体根据对过去对话的数学分析，将《宋飞正传》（Seinfeld）的剧本制作出了新的剧集，甚至还将七卷本的《哈利·波特》进行了改写实验。这种算法的做法是：在已存在的文本基础上，提供18个词供你选择。这给了创作者极大的自由，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为这种算法在创建文本时仍需人类的参与，而且它也只能在捕捉作家风格的基础上做出局部的改变，因此，它暂时还无法取代小说的人类创作者。
讲故事的算法Scheherazade-IF成立于2012年，由马克·里德尔和他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同事共同开发。它的目标是在可能的故事迷宫中引导出一条更连贯的路径。该算法的名字来自《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Scheherazade），她通过夜以继日地想出新的故事来吸引和分散杀人的丈夫的注意力，从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IF则代表“互动小说”（interactivefiction）。另一个在生成童话方面取得成功的算法是PropperWryte。它的童话算法是根据结构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Propp）在1928年确定的俄罗斯民间故事31种叙事原型来进行训练的。
ChatGPT创作功能和人工智能的缺陷
2022年，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开发了聊天机器人ChatGPT，代表着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它通过聊天（对话）的方式进行工作，即用户只需在ChatGPT界面上输入指令，可以是一个问题，一个任务，或者是随意的聊天。ChatGPT系统分析输入的指令，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生成回应，然后以文本的形式返回给用户，用户可再次输入文本，ChatGPT系统再次进行分析和回应，这个过程可一直持续到对话结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特性，ChatGPT的出现让很多人担忧文字生产者即将被淘汰。ChatGPT能写诗，也能创作小说、剧本、随笔、评论等，虽然创作出来的作品稍显程序化，但大体上还是能满足创作规范和要求的。
近日，笔者专门请在英国高校任教的朋友帮忙测试了ChatGPT的创作功能。例一：对ChatGPT输入指令：以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创作一首七言律诗。结果如下：“春风婉转吹江岸，花开盛放映月寒。夜色渐深思悠远，水流涟漪梦逍遥。”此诗虽然难以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相媲美，但至少在形式和韵味上体现出了唐诗的特色。例二：对ChatGPT输入指令：请写一段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结果如下：“生命是如此短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多久。也许，我应该像一只孤鸟一样，飞往远方，去寻找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害怕孤独，我害怕被遗弃，我害怕面对那个孤独的夜晚。啊，人生如梦，一切都是虚幻，却又那么真实。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前行，即使一切都已经毁灭。”这是不是有点莎士比亚的味道？
不过，ChatGPT的创作也有缺陷，如对数据资源的依赖、创造虚假信息、有立场偏见等。而且ChatGPT人机交互的模式也决定了人是主动提问的一方，而机器只是生成答案；机器也许可以模仿人类的自然语言，却无法生成人类的自我和意识。自我和意识的概念与人类的创造力密不可分。没有自我和意识，就没有创造力。就是说，在机器变得有意识之前，它只是一种扩展人类创造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是否最终变得有意识，真正具有创造性？它的意识会和我们的意识一样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或许，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与有意识的机器的相互理解。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一只狮子能说话，我们可能不会理解它，这同样适用于机器。如果它们变得有意识，人类也不太可能理解。最终，将是它们的绘画、音乐、小说等创造性的产出，甚至是它们的数学，让我们有机会破解机器的密码、感受到机器的感觉。
目前，机器的所有创造力都是由人类代码发起和驱动的。除了我们让它们做的事情，没有看到机器主动地表达自己。人类用来想象和创新的创造力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触及的能力。而且，我们还需要看到，目前人类创造算法的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扩展艺术创作的愿望，而是由产业和公司的利润所推动。关于人工智能有大量的炒作，对其功能也有夸张夸大的成分。
（作者系《世界文学》编辑）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和人文应相互照亮
2023年高考刚刚结束，以往学者、作家参与解析和试写的语文作文题，今年有了文心一言、讯飞星火、ChatGPT等AI平台的加入。据媒体测试，多家AI平台均能正确理解作文题目，并写出结构、逻辑和语言“在线”的文章。
作家刘慈欣在一次节目中坦言，他有时参加活动来不及写发言稿，曾请ChatGPT代写；为了给作家余华颁奖，作家莫言也请学生用ChatGPT写授奖辞，在输入几个关键词后就得到了一篇一千多字的“莎士比亚风格的授奖辞”……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度参与到生活中时，我们所熟悉的文学观念、创作理念也正在生成新的面貌。由上海市作协、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学孵化与ChatGPT研讨会”日前举行，多位专家学者与作家共同探讨了AI技术发展对文学创作和人文学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于今后的发展而言，ChatGPT的诞生不仅是技术现象、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文学现象，很多人已经开始了ChatGPT的游戏式的文学尝试，它带来的将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科技革命。”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说。他表示，这场科技革命中，文学的位置在哪里、文学孵化何以进行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对这一尖端科技在文学领域影响的深入研讨，既意味着一种多义性，也代表着一种敞开性。王伟认为，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拒绝还是面对，ChatGPT都已经在影响我们，“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们的文学孵化工作需要有‘融汇古今，联通中外’的新思路、新探索、新做法。”
不久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建强遇到一位编剧写作公司的从业人员，在与他的交流中汪建强得知，他们公司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业务采用人工智能写作，尤其在GPT4问世后，已大量使用ChatGPT用于编剧创作。据汪建强介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媒体学院也增加了人工智能视觉设计的方向，以帮助学生学习和思考人工智能绘图、人工智能短视频制作等领域的发展，“这带来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会议中，作家小白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分别带来一场主旨发言。小白对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方面上施加的影响早有关注，他梳理了自动化写作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他表示，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上就有关于“情节机器人”的设想，后来诞生的早期自动写作系统能生成一定的连贯文本，但处理能力相对有限，不能应对复杂的语言现象和生成创新的内容。“人类写作不仅仅是遵循规则和结构，也涉及大量的创新和个人表达。而且这些系统的知识基础是静态的，它们不能从大量的语言数据中自动学习和推理。”但在持续发展的技术环境下，如今的GPT系统不断在神经网络架构上更新升级，通过学习人类语言中的大量语料数据，其模型内部可能已建立起了一种内在世界模型。“比如GPT4可以推理出上下文中没有提到的事情，并学会对它无法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变化做出推测。同时，它似乎具备了对人类写作而言极其重要的心智理论能力，能推测特定情境中不同人的想法、观点、情感变化，甚至能推测多层意向性、可能性，它甚至懂得反讽，能够通过语言表达来模拟人类情感。也就是说，一个写作者所需要的认知和心智能力，GPT4看起来都具备了。”在小白看来，GPT4的问世，使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有了本质性的转变：如果它已经拥有了一个世界模型，问题就变成人类如何驯化这个模型。“因为这个‘野生’模型也同样会映射互联网上那些糟糕的事物，学习那些被改造的文本和语言。所以归根结底，问题可能会转变成我们自己如何与模型共同进步。”
邓建国给出的，也是关于人类作家与GPT合作共创的可能。他表示，将获取的信息重新整合本来就是人类写作能力的一部分，在ChatGPT或类似人工智能普及后，大量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原创作者”的观念会受到修改。他提出，正如内容的传播方式会塑造内容，内容的生产方式也会塑造内容，比如哲学家尼采在视力下降后以打字机辅助重新开始写作，写作风格就发生了巨大改变。2021年，美国评论家K.阿拉多-麦克道尔在两周时间里就各类哲学议题向GPT3发问，并对后者的回答作了编辑和润色，出版了一本结构合理、表述清晰的书，名为《灵药-AI》。他将人机交流中曲折意外的体验比作学习一种新乐器，“我每次拨动琴弦都会听到它以不同的声音回应。”邓建国以此为例认为，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和“它”的界限已经模糊，“它”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写作工具，而是“我”的一部分。邓建国表示，ChatGPT或许能激发人类新的浪漫主义运动，“今天ChatGPT可以高效地生成各种模式化的文字，从而让人类能腾出脑力来从事更多的创造性工作。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能以ChatGPT为自己的训练伴侣，在涉及‘学、识、才’的内容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用处’。”
具体而言，ChatGPT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什么？在上海开放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敏看来，每一位使用者都可以在人工智能提供的场景体验、洞察角度、文化视野和创作边界上找到突破口，激发创作灵感。她提出，人类情感的趋同，是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深度融合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经验和情感本身就具有共通性，在此基础上，以海量模型参数的训练建立的人工智能不仅是海量的信息库，也能找到和建立情感共同体。“从情感唤醒、情感共鸣到情感共建，在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的深度融合中，人工智能能够凸显创作情感，提升情感能力，促进情感适调，塑造人类情感共同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胡范铸则认为，人类的情感不仅是内在的反应，更是一种规训的过程，他曾让ChatGPT造一些新的关于情感的词汇，得到了“悄喜”“忧锁”等在现实场景中也具有意义的词语。“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情感状态的出现，而ChatGPT可能成为新的规训者。我们会发现机器替代我们在感知世界，机器创造感知，并规训我们新的情感。”
人能够创造出超越自己能力的一个“他者”吗？这个问题曾经很大程度上归属于哲学领域，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在生活和具体应用场景中谈及。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看来，在文学领域，这个问题不能被归为纯技术问题，比如中国文学从古至今语言的博大精深，是作家需要依靠自身成长、花很大工夫才能真正驾驭的，“这绝对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他的。”
站在文学的角度看技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将AI比作镜子、眼镜和眼睛，“它可以看很多东西，看技术、看人、看文学，这会让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让技术和人文相互照亮。”不同于郜元宝的观点，他认为AI有朝一日一定会“觉醒”。“在文学史上，我们看到过读者的觉醒，原来作者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后来读者的主体性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不满足于被作者喂养、控制、单线程的线性的文学。”严锋认为，AI时代为语言提供了更大空间，其中挑战和希望并存，“越有人文精神的人，越要投入到新的技术中，一定要积极加入它。它也会倒逼我们重新去看什么是独创、什么是拼贴、什么是模仿，会诞生新的看法。”
“ChatGPT是非常优秀的游戏性作者，它在文学形式的把握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通过海量阅读，它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对中国小说、诗歌的阅读一定超过中国每一个现存的作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说。他认为，作家对形式的依赖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个形式不是简单理解的叙事，也包括人物设置等一整套的范式，每位作家掌握的形式是有限的，ChatGPT可以大大提高作家把握形式的能力，并为我们提供框架性的建议。
“在将来的发展中，ChatGPT到底是工具，还是最后会变成主体？人和ChatGPT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我们不用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它有自己发展的步骤。”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马文运说，“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好它，兴利除弊，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被它所掌握。一个工具在不同的人手里，会取得不同的效果，怎么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果，是我们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如与会者所言，与其回避和抗拒，不如在认识和学习中进行更主动的思考。张生借用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句话，形容ChatGPT在当下的定位：“我们打开窗户，点燃一盏灯。”
当代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身体与机器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机器渗透进身体的结构，身体也影响着机器的构造，二者相互建构出新的身体形态。其中最典型的现象是，模仿人类身体形态、功能的人工智能正变得和人类越来越相似。人工智能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似乎具备了超越人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自动执行工作的机械装置“机器人”的出现，已经造成了人类身份认同上的极大焦虑。随着混合了有机体与电子机器的“赛博人”“义体人”逐渐变为现实，在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的同时，人类更加为人工智能程序进一步控制我们的身体而焦虑。而去实体化的数字AI制造的幻觉认同，更是人类未来可能集体进入的一场噩梦。
这种种问题，都在当代科幻文学中人工智能形象的变化历程中有所反映。当代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形象书写与现实遥相呼应，甚至正在成为我们丈量现实的重要尺度。
一、从“实体化”到“数字化”形象
随着现代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将身体细分为器官、组织、细胞的“人体机械论”逐渐取代以灵魂、生命力统摄身体的“生机论”，现代人的身体呈现逐渐“机械化”的图式。“17世纪，在显微镜登上生物研究的舞台之后，人体机械论超越生机论成为主流。”显微镜帮助人类观测到身体内部由毛细血管、肾小球、细胞、微生物等组成的微观世界，人体机械论由此进入主流的视野。18世纪，随着探究内脏和器官机能的生理学研究大行其道，谈论灵魂和生命力的生机论逐渐为人所摒弃。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在其著作《人是机器》中把人的身体比作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提出“人体是一台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在人体机械论的框架下，人类的身体被看成是由器官、神经等无数零部件组成的一部机器。类似的观念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如在叶永烈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一位老爷爷通过不断进行器官移植保持健康，维持青春的身体。小说中，未来人类的身体已经变为一架可以随意更换部件（器官）的机器。而在赛博朋克科幻作品中，人类的身体已经和机械义体结合，甚至可以完全“义体化”。义体超越身体，改变人类身体的生物形态在科幻作品中已经不是新鲜的主题。人类由器官、组织、神经组成的身体自成一套完美的系统，但是义体的介入对这个系统进行了颠覆。机械化的义体可以代替肉身的器官，电路可以连接人体的神经，电源可以成为人体的驱动力。当下，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械进入我们的生活，从电动轮椅到多功能拐杖，再到各种装配在肌无力病人身上帮助康复的机械辅助器等康复器材。在损伤后，人类身体借助机器的力量恢复正常。义体技术的发展使科幻作品中的身体想象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人体的“机械化”不断冲击着“人机”之间的基本界限，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浮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机器的人化”。摆在人类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人类发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变得和人越来越相似。这在科幻作品中，早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机器人的身体既让人向往，也让人恐惧和焦虑。而作为完全人造的产物，机器人的身体和身份问题始终反映着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科幻作家们看来，这些问题充满了危机和新的可能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人工智能和人类太过于相似。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拥有人类的情感与欲望，但人类担心欲望不断增长可能会出现的恐怖后果，总是害怕人工智能投射出人类自身的欲望。在大量的科幻作品中，对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恐惧反映出人类对自身欲望的恐惧。机器人强而有力、无所不能的身体，可以达成人类身体因物理条件限制被压抑的、无法实现的欲望。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并非简单模仿人类的身体行动，而是模仿欲望和观念影响下的人类身体状态。
机器人模仿人类的欲望，引发的是身份政治层面的危机。自启蒙主义开始，许多思想流派强调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尽管尼采、福柯等用“上帝之死”“人将被抹去”等宣言冲击了人本主义的信仰堡垒，但17世纪以来“人”的主体性经过持续建构，早已深入大众观念里。人机之间的界限模糊，只是指向身体和机械融合的可能。植入义体的人类，依然葆有传统意义上“人”的基本特征。而机器人作为人造物，一旦具备人的欲望，将直接挑战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在人与人造物的差异客观存在的价值前提下，科幻文学中产生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分裂叙事”或“仇恨叙事”。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并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人类总在思考如何限制人工智能。《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巴拉特（JamesBarrat）整理了大量人工智能前沿研发者的采访。在采访中，AI研发者们普遍认为目前限制AI最好的方式就是对AI“去实体化”。科学家戈策尔提出的OpenCog系统，被AI研发者们认为是AI未来安全的发展方向。该系统试图让“AI‘生活在’虚拟环境当中，这种架构或许可以解决为智能赋予‘形体’的问题，同时又提供了安全保障。”为节省昂贵的机器躯体制造费用，大量AI技术被应用在智能软件程序上。相比研发有机械躯体的AI，人类更愿意开发生存于屏幕中的虚拟AI。在科幻作家飞氘、陈楸帆、夏笳、宝树等人笔下，人工智能和虚拟偶像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从机械化、异常化或拟人化的机器人形象，到人体与机械混合的“赛博格”式的新身体模式，再到“数字AI”，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正从“实体化”走向“数字化”。
科幻小说文本中的新身体模式时常超越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在科技高度介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人类正从机械工业时代向信息化、虚拟化时代加速前进，许多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身体想象已经和现实互为镜像。随着科技的发展，叶永烈《在“机器人城”》中描绘的机器人与人类共生的社会图景已经不再新奇；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社会向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中追逐虚拟偶像的“赛博空间”飞速靠拢。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由实体化的“机器人”发展到虚拟化的AI程序时，人工智能的身体形象也从人类的“模仿者”演变为人类在其中寻找认同的“数字幻象”。这投射出科幻文学创作者对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切身体验，正从自我与他者间的身份危机感转向控制与被控制的“数字化”焦虑。
二、人类身份焦虑的投射
机器人是科幻文学中最常见的人工智能的身体形象。机器人题材的科幻小说通常围绕机器人的身体和身份确认问题展开叙事。机器人往往拥有机械、金属的外壳，内部由各种电路板、电线组成。科幻小说诞生之初，有许多和机器人类似的身体形象，如人形自动机（theandriod）、不动脑筋行事的人（automation）等，这些身体形象的共同特征是高度机械化、无自主意识。
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在多数情况下机器人会有人造的仿真皮肤、五官，成为外表和人类相似的“仿生人”。这类机器人形象一开始是在人类的固定指令下，展开对人类的行为模仿。萧建亨的科幻小说《乔二患病记》描写了一个典型的模仿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机器人形象：技术人员发明了和自己外表相同的机器人乔二，替自己开会。体制改革后，会议大量减少，乔二却一病不起了。科研人员指出，“从各项测试数据来看，乔二的光子脑、电子线路、传动机械性能，完全良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乔二的病也许有心理因素……”乔二的“大脑”是科学家研发的沙洛姆式“柯拉Ⅲ型”光子脑，光子脑模拟的是人脑的结构，因此具有一些人类的简单心理活动。对乔二来说，“开会就是一切，可是突然间体制变了，会议减少到了它无法想象的地步——它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面对从相反方向袭来的一个信息爆炸，乔二的大脑便无法正常运转。从萧建亨的这篇小说中，我们不难解读出作者描写机器人和人类“大脑”构造差异的意图：大脑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机器人的大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机械地执行官僚主义秩序的“指令”，缺乏反思工作意义的能力，只会简单的“模仿”。而在与《乔二患病记》十分相似的科幻电影作品《错位》（黄建新导演，1986）中，机器人已经不再严格执行人类的指令，而是滋生出了自己的欲望。机器人脱离其工具属性的第一步，便是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在当代科幻作家飞氘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写作机器人已经可以对创作本身进行反思。这种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作家一样的“创作欲”，由于对完美写作的追求，机器人产生了痛苦与分裂的情绪体验。赵汀阳曾经鞭辟入里地指出，“任何智能的危险性都不在其能力，而在于意识。人类能够控制任何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却难以控制哪怕仅仅有着生物灵活性而远未达到自我意识的生物，比如病毒、蝗虫、蚊子和蟑螂。”人类害怕的不是机器人“超人”的能力，而是具备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不为人类所控。
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的自主意识体现在，机器人在模仿人类身体形态和行为的同时，也模仿人类的各种欲望。法国思想家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提出，欲望不会为我们的本能所引导，某种程度上说欲望是“漂浮”的，它可以落在一切客体之上。吉拉尔设定了一个欲望的“三角”结构，“由一个主体（模仿者），一个介体（被模仿者）和一个客体组成。欲望的诸介体是众所周知的。它们首先是父母……”依照吉拉尔的理论，人类的身体即是人工智能模仿的“中介”，正是对这个“中介”的模仿给了人工智能原初的欲望。肖二“开会”、机器人写作就是“中介性”的体现。而在另一些科幻文本中，产生欲望后人工智能的模仿可能转向对人类的“敌对性”。
王晋康在《生命之歌》里塑造的具有儿童外表的机器人元元是“敌对性”的典型。体貌为儿童的它心智早已超出创造者的估计，通过模仿学习，元元最终进行了对人类的“反抗”。它将带有基因编码的音乐输入机器人的电脑程序，为同类争取和人类一样的生存权利。元元的反抗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的“欲望”中介，它从创造者处通过模仿继承了生存的欲望，又将这样的欲望投射到同类身上。“在一个天生富有模仿能力的生命身上，就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在《自世界奠基以来被隐藏的诸事物》这本书的题词中，吉拉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之言；根据后者：‘人是最富有模仿力的动物’），对欲望的模仿很容易就转向‘敌对性’。”梦魇一般的“模仿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不断上演着复仇与报复的悲剧。“如果我知道他人相似于我并且我对此感到恐惧，那么我知道他也会同样对我感到恐惧并有攻击我的危险；于是首先对他发起攻击对我就有好处；但是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推论，我们就立即进入相互挑衅的状态”。科幻作品中与人类极度相似的机器人，通过模仿人类的身体，拥有和人类相同的欲望，最后和人类产生对抗，体现了这种模仿诞生的敌对性。在飞氘的中篇小说《去死的漫漫旅途》中，已经实现了永生的机器人奉命展开“去死”的漫长征途，探寻自己“生”的意义。机器人接收人类的指令，模仿人类展开残酷的战争，使得生灵涂炭。人类的战士也竭力毁灭这些不死的机器人，以摧毁这些和自己太过相似的“杀人机器”，最终双方在敌对性的模仿危机中相互屠戮。
人类和机器人的这种由欲望模仿引起的对抗在众多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人机之间的对抗大部分以人类胜利收场，人工智能在这里变成了被人类献祭的“替罪羊”。吉拉尔认为“替罪羊”机制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并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运作。在科幻文学作品中，人和机器人的“欲望战争”也存在类似机制。“替罪羊机制只有当参与者们确信代罪的牺牲者是‘真有罪恶’时，才能够生效。如果他们认为那人只是一个‘替罪羊’，那么他们就不敢杀害他了。人们对那些代罪的牺牲者们的‘罪恶’深信不疑的时间有多久，人们加入加害者和施暴者之列的时间就有多久。”科幻作家阿缺的小说集《湿润的金属》描写了和人类情感相近的LW31家务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并不是机械冰冷的产品，而是比人类更加在意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存在。机器人的情感虽然在模仿人类，却比人类更加纯粹。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将背景设定为人类和机器人的战争，这些机器人就是人类创造的又一只“替罪羊”。他们明明“比人类还更像人类”，却因为和人的过分相似，产生了与人类身份认同上的冲突。最终机器人被当作“替罪羊”牺牲，成为人类解决自身身份危机的“祭品”。
科幻作品中人工智能的身体书写背后，事实上隐含着一套复杂的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体的模仿学习，让人工智能模仿人类的欲望从而获得与人类相似的欲望，“欲望模仿”隐含的敌对性带来相似欲望的人机之间的“欲望战争”，人类最后为了结束这种“模仿危机”毁灭人工智能。事实是，作为“替罪羊”的人工智能的“罪”来源于人类自身，来源于观念、秩序、权力对人类身体的异化。无法面对身体异化焦虑的人类，将这样的焦虑投射在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身上。在魏雅华的《我决定和机器妻子离婚》中，机器妻子表现得百依百顺，主人公则变成了一个倦怠、暴躁的依赖机器的“主人”，最终在机器人妻子的纵容下酗酒烧毁了自己的科研成果，甚至失业、入狱。可见机器人对人类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将给人类带来异化的焦虑。消除这种焦虑的终极形式，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去身体化”。然而在此之前，人类的身体已经提前一步开始了“虚拟化”。“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笃信者们认为，人类的身体只是一堆信息素随机组合的结果，人类身体的“虚拟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在部分后人类研究者看来，“变成后人类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人的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器。”身体的“信息化”“虚拟化”意味着人机界限的彻底瓦解，“赛博格”“生化人”“机器人”等形体在这样的视角下不过是不同信息的随机组合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
三、虚拟幻象中的隐忧
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人类身体和人工智能融合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科幻作家夏笳在短篇小说《童童的夏天》里对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身体融合展开想象。小说虚构了一种新型的家务机器人，人类可以借助穿戴具备动作捕捉功能的感应服和佩戴类似VR眼镜的传感眼镜，对机器人进行远程遥控。这款名为“阿福”的家政机器人是用来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不同的护理人员通过轮班制度在不同时间段戴上传感设备对阿福进行操作，给老人们服务。
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凯瑟琳·海勒力图阐释文学中的身体与控制论的身体、信息论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海勒认为科幻文学中的一些全新的身体模式是先于科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一些科幻小说也做出了和现实中虚拟现实技术一样的“功能性”转变。“功能性”是虚拟现实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它描述了人机交互活动中交流的主要模式。当计算机、手机系统对人的声音作出反馈时，声音就成为功能性的。当我们戴上动作捕捉器时，数据将身体的动作输入系统，动作便成为功能性的。凯瑟琳·海勒指出，“功能性在两个方面起作用，它们既描述计算机的反应，也指示用户的传感装置怎样通过训练来适用计算机的反应。”夏笳的小说就探讨了计算机通过传感设备和用户具身体验结合的可能性，传感装置将个人和机器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让人可以在千里之外操控机械身体。
而在另一些科幻文本中，人类通过传感装置具身参与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进入了数字AI制造的幻象认同，反过来被人工智能所操纵。在小说《人人都爱查尔斯》中，作者宝树虚构了在人类大脑中植入芯片来实现的“感官直播”。这一技术通过大脑中的芯片感应，让人们接受他人的感官信号，真正“亲身”经历另一个人的生活。对身体功能性的编码和解码，代替了身体的具体行动和感知，“感官直播”让大众在虚拟的身体感知里不断寻求快感，而对现实身体的感知自然在减退。人类的感知来自四肢和五官，而“感官直播”是以一种将他人的感官功能化的方式，通过植入大脑芯片的信息传输，让人可以拥有他人的触觉、听觉、视觉、味觉。本来通过身体形成的各种感官体验，变成了信号的形式，从收集信号、传输信号到接收信号的过程，自然就变成了编码、解码到再编码的过程。
在《人人都爱查尔斯》中，大众体验着资本工业塑造的平民偶像查尔斯的身体感受，以虚拟的方式过着查尔斯的生活。查尔斯的粉丝宅见直人，每天足不出户做着最简单的能够维持生存的工作，居住在狭小的单身公寓。他已基本抛弃了自己的身体，而进入了各种信号构造的虚拟身体中。后来，查尔斯被人用阴谋害死，直人买下了某家公司贩卖的查尔斯以往十年的直播数据，准备再次进入查尔斯的虚拟身体，来逃避现实的痛苦。不难看出，查尔斯的死亡是颇有意味的，肉体的死亡并没有让他的“感官直播”终止，他的身体以功能化、信息化、编码化的方式成为直播数据，只要通过这些数据，计算机就可以再次建构出他的虚拟身体。而这个虚拟身体正是数据化的人工智能程序，在数字系统里继续像一个“幽灵”一样存在着。随着查尔斯肉体的消亡，直人这样的粉丝最终离开了对偶像身体体验的崇拜，转向由数据构造的虚拟AI的崇拜，并最终和数据制造的虚拟幻象融为一体。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oeur）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中提及当“时空图式与身体(作为在空间中可以直接定位的、各别的、连续的和在时间中稳定的存在体)的属性之间的相互契合时”，作为“心理—生理统一体”的“自我”将会显现。英国哲学家P.F.斯特劳逊(PeterF.Strawson)提出这种“依附”关系中有3种包含在视觉中的身体，保罗·利科以此举例进行论述，“一个是睁开眼睛的身体，另一个是为眼睛确定方向的身体，第三个是确定视觉地点的身体。”这三种身体形成一种“视觉上统一的自我”。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人类具备了身体上接收数字AI制造的类似“自我”的“幻觉认同”的基本条件。只要戴上VR眼镜，用户就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中“睁开眼睛的身体”和“为眼睛确认方向的身体”。其他的身体模拟技术如“声音模拟”“气味模拟”“触感模拟”技术仍在进一步研发当中。这些技术也都建立在“真身”的身体体验感之上，会造成“自我”将虚拟世界中的“化身”视作一个“自己”。实际上，这样的化身或许只是虚拟的AI程序。
陈楸帆的长篇小说《荒潮》描绘了一群深陷于对数字AI幻觉认同的“垃圾人”的形象。小说中城市人可以通过数码产品或义体装置（电子眼等）进入网络世界，享受“赛博朋克”社会的便利，实质上却成为终日和电子垃圾（非法电子毒品等）打交道的“垃圾人”。这种对数字幻象的认同，甚至将原本活生生的人类变成了数字的AI。小说的女主人公“小米”本来是一个“垃圾人”，却因为病毒感染导致大脑变异，成为“小米1”人工智能。“小米1”的诞生隐喻了人脑被数据化的可怕未来，陷入对数字程序的幻象认同意味着人类丧失主体性，变成人工智能数据的一环，并最终成为类似人工智能的“后人类”。小说中最骇人的一幕是成为人工智能的“小米1”利用山寨版的增强现实眼镜，控制了数百名“垃圾人”的视野和精神，将他们联通进虚拟的网络世界。强大的“小米1”可以控制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一览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把所有“垃圾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陈楸帆在这里描绘的人工智能“小米1”可以整合人类的意识和视角，并将它们统一起来纳入自身，将自己变成一个类似“上帝”的存在。这描绘出在不远的未来可能出现的“人”的末日，人彻底被数字幻象俘获，进入对AI程序的认同当中，完全变成数据的一部分。
这些科幻文本显示出这样的隐忧：人工智能一旦脱离其实体，反而成为进一步威胁人类主体性的存在。信息化的人工智能逐渐扮演“上帝”的角色，人类在其面前又该如何自处？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终章中，智能机器人智子变成了一种绝对信息化的存在，其身体由质子构成，可以在各个维度任意转换身体形态。但智子依然存在信息传递的“智子盲区”，在这些盲区或黑域内，智子的量子通信手段会永久失效。这似乎隐喻了数字AI带来的最终结果：只有在网络覆盖不到的地带，人类才能短暂地从人工智能制造的数字幻象中逃脱。而随着“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现实，正如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Negroponte）预言的那样，“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科幻作品描绘了这样一种恐怖的未来，在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中，人类将完全在人工智能制造的幻象下生活，甚至失去属于“人”的历史。正像宝树在《三体》的同人小说《三体X》中描绘的那样，来自“前一个”宇宙的机器人智子向“此宇宙”中的云天明讲述了三体世界的传奇，云天明后来又用作者刘慈欣的身份将这些写成了科幻小说。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会不会也成为人工智能制造的又一个数字幻象？
科幻作品不可能完全阐明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复杂关系，但其所塑造的人工智能形象却可以成为一面照见人类技术焦虑的镜子，发现面对人造的智能机器时我们恐惧什么、焦虑什么。机器人的形象让我们看到欲望模仿带来的危机，人类害怕机器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欲望，从而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站在人类整体视野来看，数字AI带给我们的危机远胜于人机之间的身份冲突。在不断增殖的虚拟幻象中，“人”失去了主体性，其伦理生活、精神价值将被AI程序所定义。科幻文学警醒我们，人工智能这一人造物，可能反过来成为人类的“设计师”。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杨琼
人工智能将改变文学创作的未来
在科技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的当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入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手机等，都让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其中的人工智能写作，正在成为一种新生事物，人工智能创作的文案、电影剧本、诗歌、小说等，不断出现在世人面前。人工智能写作，将改写文学创作的未来？面对高科技的发展和影响，有作家表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完成写作依然还在尝试探索当中，而借助高科技的发展，可以激发作家的想象力、开拓其创作空间等，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全部771部短篇小说中，人工智能选出的10部作品，有人工智能参与写作的作品超越莫言的作品名列第一；接触过人工智能写作的青年作家走走、陈楸帆等表示，用人工智能写作仍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字段落之间没有逻辑性、没有独特的情感倾诉等，比如在我们平时读的小说里，作家常常会在一些地方埋下伏笔，又或者描绘一个行动后，人物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这些都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但这一点是目前世界上所有人工智能都还学不会的技能。青年作家范墩子表示，智能写作的出现会更大程度地激发作家去思考未来，从而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评选人工智能做“评委”
如果是人工智能写作的文学作品，你会阅读吗？今年年初，走走所在的谷臻故事工场，与上海的《思南文学选刊》做了一次文学作品的评选活动，参评作品是国内20家纯文学刊物2018年全年刊发的771部短篇小说，而担任评委的，是叫做“谷臻小简”的人工智能系统。评选结果出来前一天，“谷臻小简”选出的最爱读物始终是莫言的《等待摩西》。但到了次日，同样参与此次评选的《小说界》和《鸭绿江》两家刊物的80部短篇小说赶到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谷臻小简”选出的年度短篇是陈楸帆发表于《小说界》2018年第4期的《出神状态》，而莫言的《等待摩西》屈居第二。
这个榜单出来后，让包括走走在内的众多业内人士感到“震惊”，走走联系上陈楸帆之后才知道，排在第一的《出神状态》，有人工智能写作参与其中。走走感慨万千地说：“一个AI，何以从771部小说中，准确指认出另一个AI的身影？我们相信人工智能系统的公正性，它不会有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也许正如有作家点评的那样，人工智能更喜欢读科幻，这样才显得很合理。”
陈楸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给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了上百万字自己的作品之后，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和主语等，能自动每次大约写出几十到一百字以内的内容。经过反复大量的学习之后，人工智能已逐渐熟悉了他的写作偏好，比如在使用祈使句时爱用什么句式、描写人物动作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形容词等。“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程序写出来的句子时，我觉得既像又不像我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写的这些文字没有逻辑性，也无法对上下文的剧情和情绪产生指涉性的关联，为了把这些文字不经加工地嵌入到人类写作中去，我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最后我围绕着这些人工智能创作的语句去构建出一个故事的背景，比如说发表在《小说界》2018年第四期的《出神状态》中人类意识濒临崩溃的未来上海，比如收录在《人生算法》中《恐惧机器》中完全由人工智能进行基因编辑后产生的人类星球，在这样的语境中，人工智能的话语风格可以被读者接受并被视为合理的，而且是由人类从与他者的对话情境中带出，从认知上不会与正常人类的交流方式相混淆，因此它在叙事逻辑上是成立的，是真实可信的。这次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的试验之后我发现，不是机器帮助我完成写作，而是我帮助机器完成了一篇小说的写作。”
人工智能写作有明显的局限性
《出神状态》排在《等待摩西》之前，是否就能表明前者的语言就好于后者呢？对此，走走表示：“人工智能在目前还无法分别出来语言的好坏。它无法评选出一个作家的这部作品语言好还是下部作品的语言好，也无法判断出是莫言的作品语言好还是余华的作品语言好，因为即便是我们人类来做判断，也只会选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像‘谷臻小简’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已经阅读过几千部优秀剧本，近万部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作品，它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读完几百万字，理解情绪，提取结构，把握叙事节奏感……但它还没法甄别语言的好坏，应该说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古老的行业。”
陈楸帆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写作情况，是一种“初级的机器辅助写作”，给人工智能一个关键元素、关键词，人工智能能够从数据库中检索，找到历史上所有涉及这个词语的文本。例如，单写一个“云”字，人工智能就能查到历史上不同时段、不同文本里描绘“云”的不同方式，为作家提供选择。“人工智能写作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尽管写出来的句子最初看过去非常相似，但是，多读一些就很容易识别出哪些是机器写的，哪些是人写的。机器写的句子往往在50字、100字以内让人惊讶，但是把长度扩展到200字、500字时，涉及到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时，就会让读者感觉莫名其妙，像小学生写的。而在我们平时读的小说里，作家常常会在一些地方埋下伏笔，又或者描绘一个行动后，人物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但这是目前人工智能都还学不会的技能。”
传统文学创作需要更多关注未来
人工智能写作，会对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陈楸帆表示：“现在的智能写作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相信人工智能将会更深入地卷入人类写作和叙事中，未来的文学版图也许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
范墩子告诉记者：“对我个人而言，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写作，我的生命不至于无聊寂寞，也因为写作，我的心灵有了更多的寄托，我在我虚构的故事里，寄托了我所有美好的祝愿。对于大众，文学会让这个时代变得更温柔。文学就像夜里的月光，可以照亮所有迷茫、悲伤、痛苦的人们的心灵。无论这个时代怎样发展变化，文学永远是最为恒定的精神事物，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文学的滋润和洗礼。文学让人心安宁，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
对于人工智能写作，范墩子表示：“我个人从内心来说不接受人工智能写作这一方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能写作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传统的写作观念和思维方式，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并非偶然，我们应该敞开心扉，更大程度接纳它。毕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排斥它，是愚蠢的做法。我不觉得智能写作会危害中国文学，恰恰相反，智能写作的出现会更大程度地刺激到作家，以让我们摒弃陈旧思想，有了危机感，作家就不仅仅会考虑我们的历史和过去，更会去思考未来。而关注人类的未来，恰恰是中国作家最为欠缺的东西。更多的关注未来，我们也许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