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反思
摘要：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的主体性带来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思维领域，ChatGPT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智能”；在技术领域，智能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工作，造成主客体颠倒；在平台消费领域，智能机器助力人类借助资本对人进行宰制。即便如此，人工智能并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因为人工智能不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具有感性思维，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无法离开人的参与。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其被人类运用并对物质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可以自主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才是主体。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本质；感性思维；ChatGPT；主体性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关键核心技术（2021SHZDZX01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卢卫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杨新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2270852412@qq.com。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但人工智能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阿尔法狗（AlphaGo）在围棋对弈中战胜人类、机器人小冰诗集的出版、新一代“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问世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巨大挑战。人类逐渐用“自主性”“类意识”“类人性”等词汇标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机器是人”“AI主体”“智能主宰”等声音游荡在人类世界，让人类开始审思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千古哲学命题。关于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是否受到“侵犯”，不同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解构，观点主要集中在“人是机器的尺度”［2］“智能工具论”“人脑的延伸”［3］“人造关系物”“赋予其法律意义上的主体”［4］等。人工智能在21世纪的发展和“惊人”表现，让人类开始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某种臆想的恐慌。人类将如何解决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关系？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真地会受到挑战吗？笔者主要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对智能时代的人的主体性进行审视，并试图回答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是否受到挑战这一问题。
一、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
古往今来，不管是在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的笔下，人都是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对这一传统思维提出了挑战。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超强拟人性（深度学习和模仿能力）足以让人类感到恐慌，人类开始忧思自身的主体地位。人在工作中也逐渐沦为人工智能的“配角”，听从人工智能的指挥，人的认知、工作、思维、消费以及生活深受人工智能的影响，“人是机器”还是“机器是人”这样看似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一）人工智能可能造成“主客体”颠倒
自人猿相揖别以来，人就在劳动中不断发展自己，并且在劳动过程中以主体自居。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智能人工物使人机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协作，人机之间的“主客体”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可知，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人工智能拥有“主体意识”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如图灵、莱布尼兹、帕斯卡等学者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让人工智能模拟人的思维活动，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Boden)将AI定义为“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mind)能做的各种事情”［5］。国内学者对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法理上指出，“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责任义务”［6］，“赋予机器人权利是立法者应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一种策略性妥协”［7］，所以，“人工智能具有成为法律主体的能力”［8］。二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指出，“突破技术基点的强人工智能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9］，“人工智能将具有‘发明’的意识能力，未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不存在理论障碍”［10］。三是在理性回应论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是完全自主的，并且能够承担义务责任”［11］。从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来看，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工作，人工智能将成为“类主体”。
人工智能从诞生到现在历经了四个阶段：即“专家系统阶段——搜索工作，特征工程阶段——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回归，第三阶段——对语音、文字和图像的处理，第四阶段——对数据进行自动挖掘和重构”［12］。通过对人工智能发展历程进行溯源可知，人工智能的发展源于人类的客观需要。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解放和延展自身的某些器官，发明出各种机器来替代人类进行物质生产，从而使人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同时，当下的人工智能也恰恰在某些方面迎合了人类的需求，如以往繁琐、重复、单调的生产线工作和危险指数高的工作，现大多已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人只需要在机器工作过程中充当“稻草人”的角色即可。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其本身就拥有某种单一的自主性（自动化），这种自主性可以使人工智能进行某种类人性的工作，如可以自行编程、自行进行诗歌创作、介入人类的信息决策之中。于是，人开始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被赋予像人类一样的知识、情感、认知和思维，在“行为、认知、交互”等方面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性。例如，陪伴机器人可以和老人或孤独者进行情感互动聊天，使孤独者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慰藉；马路机器人通过红外扫描及时阻止闯红灯的行人，避免潜在的车祸，等等。这些智能人工物所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属人性的能力。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这种类人性会润物无声地溶解人类的主体性，使人的情感认知力被削弱，使作为人的主体和作为物的客体的人工智能之间的角色发生颠倒。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其表现出的大抵都是模仿人的意识和行为，不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体可能会像人类一样拥有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能力，而不再限于简单的模仿，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拥有这些行为，那么人类的主体地位和人工智能的客体地位很有可能发生转换，人的主体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
（二）人工智能可能造成人自主性的弱化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出现，人在现实生活中已离不开功能各异的智能化机器。计算机、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等电子产品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串联了起来。人在工作的地方就可以远程遥控家中的智能设备。智能设备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让人对其有了极大的依赖，在智能体帮助下，人更少地启用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自主性受到智能体的弱化。所以，智能化设备的出现使人成了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实践的劳动形式作为人的传统生存形式，正在被现代智能化设备所解构。
智能化设备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其给人带来了更多的便捷，使人慢慢地从“台前退往幕后”。人的出场机会受到智能设备的制约，开始变得“安逸”起来。人越安逸表明其越依赖智能化设备，柯尔比在《人机共生》中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指出：“有40%的人承认，他们在每天的通信活动中完全依赖于自动更正功能来确保拼写的正确。其中超过半数的人说，如果他们无法使用拼写检查功能的话，就会‘惊慌失措’。”［13］个人对高科技智能化设备的依赖越来越高，人的自主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人的自主性丧失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的弱化。智能体通过算法的重塑建构出一个虚拟的世界，人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会被各种纷繁冗杂的事情所困扰，但在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按照程序和算法所设定的“轨道”运行，井然有序的虚拟世界成了现实人心向往之的场所。久而久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模糊和淡化，人也就无法通过现实的“镜子测试”分清现实的我和虚拟的我。
第二，自由意志（freewill）的消散。智能体通过算法窃取个人的喜好，再通过碎片化的方式，不断地给个体推送相关信息，个体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习惯这样的方式，久而久之个体从被动变成主动地接受智能体所推送的信息，自身的判断能力被智能体干扰。人的自主创新和创造能力逐渐被消弭，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福柯笔下的“驯顺的肉体”。
总之，智能化设备的出现使人成了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的自由意志的消散和自我意识的弱化致使人的自主性弱化，人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传统生存形式正在被现代智能化设备所解构。
（三）人工智能可能加速资本对人的“宰制”
“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本。”［14］科学技术是社会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助推剂，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多元、自由、虚拟和超时空的“新世界”，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出场方式，“重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活动条件”［15］。但人工智能世界是一个计算的逻辑化世界，这个世界赋予其“深度学习”的能力，如果人类的某些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拆解成程序或算法，那么此工作一定会被机器所替代。“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指出20152050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由于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冲击，将导致工作岗位净减少510万个”［16］，大量劳动力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人与机器之间的问题更加凸显和紧张。目前众多学者对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平台垄断上。智能时代的平台工作给人提供了一种看似比传统工作模式更方便、简洁、灵活、不受时空限制的工作环境，劳动者看似更加自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过去，资本家对人的剥削是在生产性劳动中进行，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价值，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中间不需要“中介”参与。智能时代劳动力看似被解放，但只要有技术参与，资本就会被植入其中，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就会被智能技术掩盖起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就被智能机器的算法和程序所榨取，平台成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实施剥削的中介平台。
“资本剥削的全部秘密隐藏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过程之中。”［17］智能时代劳动者是如何被资本宰制的？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者服务的平台会制定规则对劳动者进行规训，并集中在对劳动者“定时速度”和“定时数量”的要求上，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成果数量的多与少，从而间接影响资本家的收入。其次，平台会利用大数据“窃取”劳动者的隐私数据，劳动者平时的健康状况、生活状况、个人喜好、浏览记录等都被平台所窃取，平台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偷偷地把这些数据运用到劳动者劳动过程中，更好地监视劳动者并对其进行要求（限制），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屈服于平台。最后，区别于传统劳资关系、对工人的压榨关系发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平台通过第三方来要求劳动者，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来源还包括第三方（消费者），消费者对平台劳动者的态度评价会影响劳动者收入，消费者对劳动者的评价越高其获得的福利就越优厚，反之则越低廉。总之，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确实给人类带来诸多益处，但仔细剖析却发现，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把我们从繁琐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反而让人感觉更忙、更累和更不安全。
过去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依靠行业分工，现在的智能时代则借助数字平台对行业进行整合。比如，某平台“菜单”栏目里就包括了美食、住宿、出行、医疗、电影、购物等功能，资本利用技术把各行各业整合在一起，让劳动者和消费者在其预定的轨道上“运行”选择。同时，智能时代劳动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被消弭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是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的基础，但在智能时代，每个人既充当生产者又充当消费者，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融合在一起。此处提及的生产不是物质生产，而是一种抽象上的生产，是数据算法的生产。消费者在平台上多次进行商品筛选，平台就会利用大数据分析整合出消费者的喜好并存之于网络空间之中，之后消费者如果打开界面购买商品，平台就会根据其喜好推荐商品，以更好地操控其购买欲，即所谓的“互联网比你更懂你”。
平台由算法（技术）建构出来，有技术的植入就会有资本的渗透；生活在智能时代的人只要使用了平台进行劳动和消费，必定会受到平台的束缚和监控。资本对人的剥削形式已经改变，不再把人规制在固定的场所；人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在效率上需满足更高的要求，要想获得更多收入就要屈服于平台制定的规则。在平台上，“人被简化成一组易于管理的数据流、类别和数字”［18］，人被数据和算法彻底透明化；同时，平台借助数据和算法奴役着人、消费着人，人在平台之下成为了一个可被计算、可被预测、可被控制的客体。
二、人工智能会使人失去主体性吗
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人类智力的物化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身体。”［19］209人工智能是人的机体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其被人类用来探索和改造物质世界，本质上是解放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劳动工具，不会造成人类的主体性丧失。
（一）人工智能不是社会关系的建构者
智能技术的出现是人类主动选择的结果。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主动寻找改变生产关系的外在力量来促成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机器（智能工具）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0］，是为了提高人自身生产效率、使自身机能得到解放，从而有更多充裕时间去发展自己、提升自我。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抽象上的平等关系，相互之间为了共同利益需求而建立生产关系，间接促成交往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形成，最后形成人的社会关系。机器只是一种工具，本身不可能自主产生意识，所以机器不能创造社会关系；同时，人和机器也不能创造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的产生前提是有意识的两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只有互不隶属的两个个体都有各自的意识，社会关系才会发生。
人建构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有认知能力，人具有“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21］等五个认知层级。人工智能不具备以上任何认知能力，其运行机制只是单一执行人类下发的指令，随即被动地调动自身的算法程序进行生产，虽然拥有自动化能力，但这个能力是被人类通过算法程序赋予的。所以，人工智能只具有自然属性，不具有社会属性。这种自然属性是人工制造的，该过程中有人类智力的参与，但其本质还是属于人化的自然，这个自然属性决定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工具。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指出：“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保证和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22］也就是说，机器只是人类的一个附属工具，听从人类的指挥，没有主体性，更不会创造社会关系，因为创造社会关系的前提是拥有自主意识，迄今为止的机器（人工智能）还只是一种执行命令的机器。
（二）人工智能不是“感性思维”的拥有者
感性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展和积淀，最终影响人类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建构。人的感性活动不仅仅是认识论上对事物的五官感觉，更是主体的标识。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会通过观察万物表象来辅助自己认知，使认知转化为抽象的理性思维来促使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句话说，人的感性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源，没有感性思维对现实世界想象的建构，人就无法制作出形态各异的产品，所以人的感性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单纯有实践而没有感性思维的参与，只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自觉活动，不能称之为人的实践活动，而现实世界中人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休闲活动、交换活动都是人的感性和实践的统一。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只归功于感性。理性、精神只能创造著作，但不能创造人”［23］，所以人在感性中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没有感性活动人就失去了生活方向和存在意义。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里“类存在”在某种程度是向人真实感性活动的回归；同时，意识是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如马克思指出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9］208。也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首先利用了自己的感性思维对客体进行想象的建构，同时会使自己的思维方式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发生改变，但动物自始至终都是靠本能习性被动地适应环境和重复本能活动。所以，人和动物的最大本质区别在于：一种是基于实践的感性，一种是基于本能的自觉，两者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人工智能是没有感性思维的，它一经诞生就被人类赋予“机器思维”，是人类把要识别的事物通过代码输入到智能体并进行存储转化，以至于人工智能体天然就有“理性逻辑”。但人类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非逻辑思维观察事物以达到自己感性认识的状态，所以说任何个体都要通过实践获得本能的感觉。如果人类和人工智能在同一时间内进行某项工作，显然智能体更具优势，原因在于智能体更容易调动程序里面的逻辑思维并使其自动化运行，从而更加快速地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而人却不一样，人有感觉和心理，可以在解决问题中建构起形象思维、灵感等非形式化思维。人在解决问题时，不仅仅是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经验的习得；但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仅仅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器，它不可能像人一样拥有感性思维。人类感性思维的发展顺序和人工智能感性思维的发展顺序是颠倒的，人是先有感性，然后在感性世界中建立对世界的理性认知；而人工智能是先有人类赋予的理性逻辑（计算逻辑），然后在人类帮助之下慢慢建立起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也是来源于对人类感性思维的高级模仿，因为感性产生的前提是要有“知识、情感、意志、行动”，而人工智能只有单纯的“符号和数字”，不具有感性思维，更不可能具有主体性，对人的主体地位不会构成挑战。
（三）人的参与是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
人们的劳动形式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技术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空间，促进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更应该明白，技术产生于人的需要，人是技术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只要人工智能还属于人类的技术范畴，它就不会颠覆人的主体性而给人类带来威胁。人类是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的需求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提。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与存在方式；人的需要是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4］。人类自身的需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源泉，人类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人类本身的需要出发，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人类根据现有的发展需要，不断重新编制人工智能的核心程序（算法），创造出更加完美的智能工具来助力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正是因为人类的需要多样且不断丰富，才使人工智能产品表现出多样性特点，如乒乓球机器人、指路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核心系统会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升级，所以，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类不断超越眼前需求与追求更高需求中实现的。
第二，人类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人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能力是一个变量，它与人自身的文化素质有必然的联系：人自身的文化素质越高，其发展空间就越大。同时，人类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都源于人类后天针对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取决于人类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程度，人类的科学文化程度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度和应用广度。
第三，人工智能的构成要素离不开人的参与把控。算法、算力和算据是构成人工智能系统核心的三要素，算法是让人工智能机器展现出智能性的核心程序，是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的基础；算力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是人工智能进行庞大数据运算的基础；算据“是指原始数据通过清洗、加工、增强、泛化、预训练、知识抽取、脱敏、加密等操作后可直接用于计算输入的元素数依据”［25］。如果除去以上三个要素，那么人工智能也就不存在了，其“类人性”的发挥也无从谈起，而这三个要素是人类赋予的，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无法离开人类。
人创造了机器，而不是机器创造了人。人工智能系统的发明是人类对生产过程中“量”和“质”的追求，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率和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中，人类会按照市场的需求不断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修正、更新，使它更适合于当下的社会生产过程，所以人是人工智能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转保障。
三、人为什么是主体
人工智能是人类在时间更迭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工具，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类身体解放服务，助力人类实现自身价值。所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不会被智能机器侵占，而只会更加得以巩固；人类社会里，人才是唯一的主体。
（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人类的意识是一个形式极其多样、结构极其复杂、变化极其微妙的精神世界。……下意识、无意识、感觉、知觉、表象、欲望、动机、想象、情绪、灵感、判断、推理、理论、假说、目的、计划、信念、信仰、理想、意志等等，都是人类精神活动最经常、最普遍地采用的形式。”［26］同时，“从内容上看，人的一切意识形式都联系着一定的意识内容”［26］，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没有客观世界，人的意识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人的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人意识的产生是基于有目的之实践，无目的之实践所产生的意识是一种本能的自觉，如动物的意识、婴儿的意识和狼孩的意识。人脑为什么是意识孕育的场所？从生物结构上看，人脑大约由850亿~860亿个具有高度复杂且严密的神经网络系统组成，每个神经元细胞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倘若某个神经元细胞发生突变，人的意识活动可能就会受到阻碍或丧失。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思维和意识，不论他看起来是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27］，所以，人的意识活动是以人脑的生理活动为物质基础而发生的。从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来看，人善假于物，使自己的主观意识对象化（客体化），人的意识借助思维把不同时空的物体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图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绘制出很多的画面，然后再结合现实生活对其修正与重塑，进而形成客观实体。
反观人工智能，它虽然拥有有限的“理性”，但其没有意识，“它是通过算法模拟人的思维，使其能够做心灵所能做的事”［28］。它只是执行人类的命令，把人脑中的主观映像具体化，单一地执行人类为其设定的程序和算法（二进制的“1”和“0”组成的代码）。显然，人脑和人工智能在构造上有着天壤之别，二者之间没有共同的特征。人脑是一个有机体，其构成非常复杂，“整个脑的神经元网络所能完成的功能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29］，这决定了人脑可以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形成意识，再使其具体化，如人类根据鸟类飞行原理设计出了飞机，根据蝙蝠的回声定位研制出雷达。而人工智能的构成是机械的和数字的，当然其构成核心是算法，这决定了人工智能拥有一种万物可计算的能力，这种计算能力主要表现在计算速度和计算容量上；同时，算法的逻辑性规定了人工智能只有逻辑思维能力。人脑与人工智能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脑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联合体，人工智能仅拥有逻辑思维能力，其存在是人类为解决某一方面的困境而构建出来的；它自始至终都以人类目的为存在目的，所能执行的任务非常单一，而且无法感知自己所从事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因此，作为人工物的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其所拥有的理性也由人类赋予；它不可能拥有意识，更不会对人的主体性构成挑战。
（二）人处在社会关系的襁褓之中
人是构成社会的核心要素。每个社会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都各自生活在社会关系体之中，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或多或少相互联系着。社会因人而多彩，人因社会而丰富。实践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分的根本，人通过实践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更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和现实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中，不管是“类本质”“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关于人的社会“三形态说”，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背后的意蕴都是人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实践。人自“天国来到人间”就已经处在实践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0］500进而，物质生产的实践使人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人对自然界的劳动实践使人身体的某些器官开始进行“演变”，如解放了人的双手使人类开始“站起来”，同时在物质生产实践的推动下，人创造出了语言。所以，语言和劳动的联合，使猿脑逐步过渡到人脑。
人在不断地进行物质生产，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自己，人是自己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是有目的的，人在进行物质生产之前，实践对象已存在于人脑之中，实践活动只是对主观意识的客观再现，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30］529。“实践是人的本质通往现实性的唯一道路”［31］，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过程。人的生产活动促使人相互间发生关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30］523524，所以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是发生在实践基础之上。作为“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是动态的，人自古以来就处在时间的河床之中，人发展的空间在时间面前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人的社会关系和人是相伴而生的。人的社会关系根据发展的空间可分为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但人只能从过去式的关系中把握现在式的关系，将来式的关系是一种遐想。因此，人的本质属于历史范畴；人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着的，不能用孤立的、僵化的、静止的、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人的社会关系。
综上，人工智能不具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实践是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但人工智能是替人类进行生产的实践工具，它生产的“量”和“质”都是人类提前设定好、计划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不会对人的主体性构成挑战，人才是主体。
四、结语
无论是过去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革命”“时空革命”，还是目前正热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引发的“思维革命”，它们都是人类在自我进化、自我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产物，其本质无非是把人脑中的各种信息用代码的形式进行排列组合，再通过算法、算力和算据进行驱动，从而表现出一种外化的“实践形式”。从诞生至今，人类能够发明出很多比自身器官强的实践工具，原因在于人类能够“善假于物”，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目的。所以，人工智能是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发展”的一种手段，它天生就依附于人类，被动地处在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存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30］193；作为一种技术产品，人工智能存在的目的是助力人类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其发展并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
参考文献：
［1］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180187.
［2］张劲松.人是机器的尺度——论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1）：4954.
［3］陈凡，程海东.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1722.
［4］刘宪权，胡荷佳.论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刑事责任能力［J］.法学，2018（1）：4047.
［5］玛格丽特·博登.AI: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M］.孙诗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
［6］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J］.东方法学，2017（5）：5057.
［7］张玉洁.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J］.东方法学，2017（6）：5666.
［8］吴高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6）：2026.
［9］韩敏，赵海明.智能时代身体自主性的颠覆与重构——兼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5663.
［10］贾引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发明人”的角色的挑战与应对［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98105.
［11］邬桑.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与责任［J］.哲学分析，2018（4）：125134+198.
［12］焦李成.类脑感知与认知的挑战与思考［J］.智能系统学报，2022（1）：213215.
［13］达文波特，柯尔比.人机共生——谁是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M］.李盼，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0.
［14］ZUBOFFS．BigOther:SurveillanceCapitalismandtheProspectsofanInformationCivilization［J］.JournalofInformationTechnology，2015(1)：120.
［15］孙伟平.马克思主义与智能时代［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1）：118126.
［16］陈自富.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吗［N］.学习时报，20190828（A6）.
［17］蓝江，陈朦.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劳动批判研究［J］.社会科学，2021（10）：118126.
［18］埃万耶洛斯·帕帕季米特普洛斯，王文泽.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和开放合作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22（1）：125132.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21］蔡曙山.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J］.学术界，2015(12):520.
［22］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9.
［2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3.
［24］徐春，陈志尚.人的发展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346.
［25］柴华，郑亮，翟云.算据——实现低碳计算的一种途径［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2（3）：3439.
［26］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18.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4.
［28］博登.人工智能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29］松本修文.心灵之谜多面观——脑与心理的生物物理学［M］.宋文杰，王钢，程康，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47.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张奎良.人的本质：马克思对哲学最高问题的回应［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17.
科学网—科学实践中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科学实践中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陈小平
人工智能（AI）到底是什么？对当前产业升级有什么作用？与人类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通过对AI的科学基础、科学内涵、科学成果和实际应用四方面的梳理发现，科学实践中的AI主要是经典人工智能，它将在15年内推动大面积、颠覆性创新的产业落地。
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和科学内涵
通常认为，AI是人类智能的机器模拟。然而AI奠基人、创始人艾伦·图灵创立的经典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是“功能模仿”。
1931年，哥德尔证明了递归函数的计算可以“模仿”形式算术的某些推理，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严格证明了计算可以模仿推理。1936年形成、后被普遍接受的丘奇—图灵论题主张：图灵机可以“模仿”任何计算。综合上述两项成果得出哥德尔—图灵引理：用图灵机可以“模仿”某些推理。
丘奇—图灵论题中的“模仿”和哥德尔证明中的“模仿”具有相同的数学定义，同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不断产生新的模仿方式。“符号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分别模仿了智能的不同功能，都属于经典人工智能。
一个学科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该学科的科学问题和实证准则，而科学问题往往表现为科学假说。将哥德尔—图灵引理加以推广，就得到经典人工智能的“图灵假说”：用图灵机可以模仿人的部分思维功能，如推理、学习、理解、决策和创造。图灵并未使用“假说”这个术语，他认为用自然语言表达假说不够严格，所以他提出“图灵测试”作为经典人工智能的实证准则，通过图灵测试意味着图灵假说得到了科学实验的验证。在图灵假想的一次图灵测试中，AI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然后人类裁判与AI进行了如下问答：
人类裁判：你的诗里说，“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吗？”如果把“夏天”替换为“春天”，是否更好？
AI：替换以后不押韵。
人类裁判：换成“冬天”如何？
AI：这样押韵了，但没人想被比作冬天。
为了回答人类裁判的第一个问题，AI要能理解自然语言，其中“把夏天改为春天”属于意向性语义替换。第二个问题在字面表达之外隐晦地涉及常识、情感和因果推理，否则AI就无法答出“没人想被比作冬天”。图灵相信，经过大约50年研究，依靠“功能模仿”的AI将能够通过这样的检验，让人类认为“有智能”。
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成果和实际应用
70余年来，虽然尚未达到图灵的预期，但AI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最有代表性的两大类成果是基于模型的强力法（如知识图谱）和基于元模型的训练法（如深度学习），它们都是“模仿”的产物。强力法又分为推理法、概率法、规划法和因果法，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有严格的数学定义，所以是可解释的。训练法的元模型主要包括学习对象、训练目标、数据标注、训练方法和网络表示等；然后通过训练，得到一个参数被调节好的神经网络。训练法的工作原理尚未得到严格的数学定义，因而不具有可解释性。
围棋“阿尔法狗”包含强力法的两项技术（新型决策论规划模型、蒙特卡洛树搜索）和训练法的两项技术（强化学习、深层残差网络），其中深层残差网络属于深度学习。因此，认为“阿尔法狗”仅仅使用了深度学习技术，是严重背离科学事实的。
“阿尔法狗”的棋力令人类望尘莫及，但其核心技术的工作原理与人类围棋博弈的思维原理差别极大，“阿尔法狗”还对围棋问题进行了封闭化，而人类围棋和“阿尔法狗”之前的围棋AI都没有进行封闭化。实践证明，“只有模拟人类思维原理，AI才能具备人类思维能力”的常规看法并不成立，局限于模拟人类思维原理有时反而严重阻碍AI进步。
计算科学的问题都是封闭的，即所有“变元”是已知的、可解的；而AI问题一般不是封闭的，但有可能转换为封闭的。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挑战是发展新理论新方法，以解决不可封闭化的问题，如家庭、养老院等环境中的机器人服务；工程挑战是场景封闭化，用现有AI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下列战略性产业的封闭化或半封闭化条件已经成熟，将在15年内实现颠覆性创新。
智能制造。近年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可喜进展，但制造业“中下游”和“中低端”被混淆了。随着AI、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场景封闭化，可以实现制造业中下游的智能化，进而实现全产业链的高端化，确保制造业的立国之本地位。
智慧农业。我国将于2022年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这些农田基本满足半封闭化要求，使得AI、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能够大规模应用。我国智慧农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AI工程，彻底颠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传统形态，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深远影响。
智能驾驶。通过车路协同等半封闭化措施，包括无人工干预的L4在内，驾驶自动化有望于3至5年内实现商业化落地。这将颠覆公路运输和出行方式，并颠覆相当规模人群的居住和工作形态，带动相关产业的巨大改变。
智能家电、医疗健康、AI加速的科研和研发等行业和领域也正在发生颠覆性创新。
经典人工智能与社会
经典人工智能已初步形成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然而人们对经典人工智能存在着普遍误解。
有哲学家提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概念，前者是机器载体上的人脑和人心，后者是脑和心理过程的计算模拟，并认为经典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经典人工智能显然不是强人工智能，但也不是弱人工智能，因为经典人工智能不立足于脑和心理过程的模拟，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阿尔法狗”。可见“强/弱人工智能”概念脱离、误解了科学实践中的AI。
经典人工智能的产物（产品、服务）既不是人，也不是传统机器，而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创造的似人非人、似物非物的第三种存在物。这个定性具有重大科学、哲学和社会意义。例如，法学界有种观点认为，AI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但可被赋予某些权利；还有一种立法主张，要求所有AI产物必须明确标示不是人。经典人工智能为这些法学判断和主张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经典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律体系之间也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可是，强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等设想隐含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和法律冲突。
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预测，AI将越来越多地与人类发生关系，人类期望与AI的关系将不再是朋友、亲人、同事、恋人等传统关系，而是与宠物、外星人、精灵、佣人等角色的关系。经典人工智能可以把这些角色变成“现实”，即第三种存在物。因此，经典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的某些未来期望，也为研判人类与AI的未来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AI与其他事物一样有利有弊，但其发展潜力更大，并具有本质不同的新特点，正带来从生产到生活、从现实到理念的巨大变迁。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变迁进行全面、深入的预研预判，厘清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报》(2021-12-27第1版要闻)科学实践中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新闻—科学网
科学实践中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人工智能（AI）到底是什么？对当前产业升级有什么作用？与人类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通过对AI的科学基础、科学内涵、科学成果和实际应用四方面的梳理发现，科学实践中的AI主要是经典人工智能，它将在15年内推动大面积、颠覆性创新的产业落地。
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和科学内涵
通常认为，AI是人类智能的机器模拟。然而AI奠基人、创始人艾伦·图灵创立的经典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是“功能模仿”。
1931年，哥德尔证明了递归函数的计算可以“模仿”形式算术的某些推理，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严格证明了计算可以模仿推理。1936年形成、后被普遍接受的丘奇-图灵论题主张：图灵机可以“模仿”任何计算。综合上述两项成果得出哥德尔-图灵引理：用图灵机可以“模仿”某些推理。
丘奇-图灵论题中的“模仿”和哥德尔证明中的“模仿”具有相同的数学定义，同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不断产生新的模仿方式。“符号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分别模仿了智能的不同功能，都属于经典人工智能。
一个学科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该学科的科学问题和实证准则，而科学问题往往表现为科学假说。将哥德尔-图灵引理加以推广，就得到经典人工智能的“图灵假说”：用图灵机可以模仿人的部分思维功能，如推理、学习、理解、决策和创造。图灵并未使用“假说”这个术语，他认为用自然语言表达假说不够严格，所以他提出“图灵测试”作为经典人工智能的实证准则，通过图灵测试意味着图灵假说得到了科学实验的验证。在图灵假想的一次图灵测试中，AI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然后人类裁判与AI进行了如下问答：
人类裁判：你的诗里说，“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吗？”如果把“夏天”替换为“春天”，是否更好？
AI：替换以后不押韵。
人类裁判：换成“冬天”如何？
AI：这样押韵了，但没人想被比作冬天。
为了回答人类裁判的第一个问题，AI要能理解自然语言，其中“把夏天改为春天”属于意向性语义替换。第二个问题在字面表达之外隐晦地涉及常识、情感和因果推理，否则AI就无法答出“没人想被比作冬天”。图灵相信，经过大约50年研究，依靠“功能模仿”的AI将能够通过这样的检验，从而让人类认为“有智能”。
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成果和实际应用
70余年来，虽然尚未达到图灵的预期，但AI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最有代表性的两大类成果是基于模型的强力法（如知识图谱）和基于元模型的训练法（如深度学习），它们都是“模仿”的产物。强力法又分为推理法、概率法、规划法和因果法，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有严格的数学定义，所以是可解释的。训练法的元模型主要包括学习对象、训练目标、数据标注、训练方法和网络表示等；然后通过训练，得到一个参数被调节好的神经网络。训练法的工作原理尚未得到严格的数学定义，因而不具有可解释性。
围棋阿法狗包含强力法的两项技术（新型决策论规划模型、蒙特卡洛树搜索）和训练法的两项技术（强化学习、深层残差网络），其中深层残差网络属于深度学习。因此，认为阿法狗仅仅使用了深度学习技术，是严重背离科学事实的。
阿法狗的棋力令人类望尘莫及，但其核心技术的工作原理与人类围棋博弈的思维原理差别极大，阿法狗还对围棋问题进行了封闭化，而人类围棋和阿法狗之前的围棋AI都没有进行封闭化。实践证明，“只有模拟人类思维原理，AI才能具备人类思维能力”的常规看法并不成立，局限于模拟人类思维原理有时反而严重阻碍AI进步。
计算科学的问题都是封闭的，即所有“变元”是已知的、可解的；而AI问题一般不是封闭的，但有可能转换为封闭的。经典人工智能的科学挑战是发展新理论新方法，以解决不可封闭化的问题，如家庭、养老院等环境中的机器人服务；工程挑战是场景封闭化，用现有AI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下列战略性产业的封闭化或半封闭化条件已经成熟，将在15年内实现颠覆性创新。
智能制造。近年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可喜进展，但制造业“中下游”和“中低端”被混淆了。随着AI、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场景封闭化，可以实现制造业中下游的智能化，进而实现全产业链的高端化，确保制造业的立国之本地位。
智慧农业。我国将于2022年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这些农田基本满足半封闭化要求，使得AI、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能够大规模应用。我国智慧农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AI工程，彻底颠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传统形态，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深远影响。
智能驾驶。通过车路协同等半封闭化措施，包括无人工干预的L4在内，驾驶自动化有望于3至5年内实现商业化落地。这将颠覆公路运输和出行方式，并颠覆相当规模人群的居住和工作形态，带动相关产业的巨大改变。
智能家电、医疗健康、AI加速的科研和研发等行业和领域也正在发生颠覆性创新。
经典人工智能与社会
经典人工智能已初步形成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然而人们对经典人工智能存在着普遍误解。
有哲学家提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概念，前者是机器载体上的人脑和人心，后者是脑和心理过程的计算模拟，并认为经典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经典人工智能显然不是强人工智能，但也不是弱人工智能，因为经典人工智能不立足于脑和心理过程的模拟，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阿法狗。可见“强/弱人工智能”概念脱离、误解了科学实践中的AI。
经典人工智的产物（产品、服务）既不是人，也不是传统机器，而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创造的似人非人、似物非物的第三种存在物。这个定性具有重大科学、哲学和社会意义。例如，法学界有种观点认为，AI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但可被赋予某些权利；还有一种立法主张，要求所有AI产物必须明确标识不是人。经典人工智能为这些法学判断和主张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经典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律体系之间也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可是，强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等设想隐含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和法律冲突。
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预测，AI将越来越多地与人类发生关系，人类期望与AI的关系将不再是朋友、亲人、同事、恋人等传统关系，而是与宠物、外星人、精灵、佣人等角色的关系。经典人工智能可以把这些角色变成“现实”，即第三种存在物。因此，经典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的某些未来期望，也为研判人类与AI的未来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AI与其他事物一样有利有弊，但其发展潜力更大，并具有本质不同的新特点，正带来从生产到生活、从现实到理念的巨大变迁。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变迁进行全面、深入的预研预判，厘清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工委会主任）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人工智能何以促进未来教育发展
原标题：人工智能何以促进未来教育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技术与教育的角逐互动中前行。技术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推进力，与教育这一“人力资本发动机”竞相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标签，其飞速发展正在逐步塑造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的业务新形态，也不断带来颠覆性、丰富性、创新性的新业态。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刺激，教育如何发展，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人工智能凸显创新人才发展挑战
作为引发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科技的指数级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质量与供给产生了新的需求，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张力，教育的超前性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知识增长的指数发展使得未来人才需要哪些方面的准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二，智力劳动者比重增加，创新人才成为时代发展的刚需。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会极大压缩生产领域的从业者需求，特别是那些人工智能胜出的领域。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引发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新型服务行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得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高技术人才等在劳动力结构中需求激增。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取代的创造性、灵活性、人文性等能力将成为智能化时代人才竞争的关键。教育肩负培养创新人才、为未来人才提前布局的使命。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得到的经验是，只有教育领先于技术的发展步伐，为技术推进的社会提前做好人力资源的布局，社会的发展才有后劲。因此，在人工智能推进社会更飞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回答好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承载提前布局人力资源的使命，以应对未知社会的人才挑战这一问题。
人工智能催生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人类知识生产加剧变化，知识增量呈现指数级态势。教育的传承性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知识的传授与继承，而强调知识创造与创新，人工智能的介入更是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其一，人工智能强大的知识发现能力缩短了知识生产周期。随着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新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发展，人工智能除了可以加快知识的生产、访问和利用，还可以从数据中提取隐含的、未知的、潜在的、有用的信息（知识），从而扩展知识创造的能力。其二，人机协同的智能模式扩大了知识创造的机会与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促进人的群智协同创新，而且可以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代理协同，后者所具有的超强计算能力，可以极大加速知识生产，催生知识的众创，以及人机协同知识创新。人工智能催生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对教育的挑战是，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承，而更是知识的创新。未来学校教育必须教会学生如何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合作，呵护学习者“能学”，以及高度重视学生辨析知识能力的培养，召唤学习者“会学”，促进学习者在人机交互中实现知识更新与创造。
人工智能变革学习方式带来创造力与活力释放可能
人工智能已经引发了诸多领域与行业的深刻变革，对教育的系统性变革更是呼之欲出，为学习方式的变革带来了可能。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规模化教育的个性化可能。人工智能构建的智慧学习环境不仅创造灵活的学习空间，还能感知学习情境、识别学生特征，为学生提供个性学习支持。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标准化教育下的适应性可能。人工智能通过动态学习诊断、反馈与资源推荐的自适应学习机制，可以适应学生动态变化的学习需求，从而打破标准化的教育限制，释放出学生的创造力与活力。最后，人工智能改善结构化的授导方式，释放教师的创造力与教学活力而专注于人性化的学习设计。教师烦琐重复性的工作能够被智能机器所替代，智能分析技术能为教师精准定位学生的学习问题与需求，教师的角色将转向更加优秀的学习设计师，专注于“如何让学生学好”，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思维，将更多时间用于学习活动设计以及与学生的个性化互动交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给教育的改革创新带来了更多选择，教育需要发挥技术的赋能、增能、使能优势满足教育的功用性追求，也要坚守教育的育人初心和使命传递人文性价值，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前提探索可以实践的学习方式、学习设计，通过人工智能释放出教育的更大活力。
人工智能引发领域与行业变革催生教育生态升级
人工智能对其他领域与行业的变革影响也会延伸到教育领域，因为教育是关乎社会发展全局的事业。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发挥的增强、替代、改善、变革等作用，突出体现在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的行业重塑作用，以及对人力的释放。另一方面，这些重塑作用和人力的释放，引发了社会领域与行业的变革，促使了社会人才需求的转向；而教育是社会人才资源输出的重要领地，需要为此作出有力回应，从而催生教育生态升级。人工智能加速了教育深化改革的进程，推动了系统内部的更新再造。数字技术已经对教师学生、课程、教学方式、学习体验、评价、管理等教育要素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通过逐步的再造教育流程，变革着教育生态。而人工智能则在进一步加速这一过程，以一种颠覆性创新的态势，拓展系统内各要素的内涵，改善和延展系统内部关系，重塑教育系统功能与形态。人工智能拓展了教育边界，助推未来学校建设。未来学校将借助技术的力量，把校外学习场所（如科技馆、博物馆）和线上学习场所都纳入“学校”的范畴，整合社会各领域的教育资源，形成一种全新的育人环境。同时，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促进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互融合，通过创建人、物、环境数字孪生体，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双向映射、动态交互和实时连接。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升级改造以及空间资源的拓展，能够使其更好地与社会领域衔接，更好地提供适应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创新人才成长场所。
人工智能关乎强国战略目标实现
教育应服务于国家战略布局，为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先机，构筑先发优势；为国际竞争、社会发展输出创新人才，支持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当前，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高点以及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我国要“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全局部署了经济、教育、科技、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要方面。教育强国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要战略的逻辑起点，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如创新人才问题、高新技术自主可控问题等。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是人才的较量，这需要教育从战略层面予以回应。因此，教育在战略上起引领作用，就要既充分发挥智能技术优势推动教育生态系统升级，又谋篇布局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立足技术与教育在角逐中互为塑造的视角，对人工智能促进未来教育发展的探索，更需要在战略上把握先机，通过教育为社会各领域输出创新人才，支撑社会各领域转型升级以及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创新发展，为强国战略注入持续活力与能量。
教育在与技术的角逐中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教育具有超前性、人文性、传承性、战略性及生态性等特点。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式发展面前，教育的超前性变得难以维系；需要慢工出细活的人文性与满足社会用人需求的工具性之间呈现时空拉锯和矛盾；对人类知识的传承则变身为历史传承、人际共创以及人机共创的多重特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发展加速，教育的发展战略、前瞻性谋划，是一个时不我待、任重道远的重要课题。
（作者：顾小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促进未来教育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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