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借技术之力行智能之举
“15床，您的物品已送到，放在第一层。为避免交叉感染，请勿触碰机器人哦。”
呆萌的机器人停在山西吕梁市人民医院的病房门口，语音提醒病人拿取自己的东西。负责测试的医生从机器人的托盘上拿走物品后，机器人开始自动转身返回。路上遇到人或者障碍物，它还会语音提醒：“亲，请让一下，我还有事要忙。”
这台和火神山医院同款的智能机器人是吕梁市首次引进的隔离病房专用机器人。它成为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好帮手，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机器人“小护士”。
这位不怕病毒、不戴口罩、不用穿防护服的“小护士”，很受医护人员的欢迎。它可根据设定的程序，自主导航，除了能送餐、送药、收集医疗废物外，还可以搭载智能手机进入隔离病房，让医护人员和病人通过视频完成查房任务。
这一方面可以把医护人员从重复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在这场“大考”中，有温度、有水平的AI产品随处可见。
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离不开互联网企业的超前布局。“充分发挥互联网赋能效用、协力抗击疫情”的这一倡议，也得到了互联网企业的积极响应。
百度紧急推出针对疫情防控的智能外呼平台，用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打电话，快速排查社区人员健康状况；阿里研发的智能疫情机器人，支持浙江、黑龙江、山东等地“网上智能问诊与人工服务”；京东的智能仓储AGV机器人24小时不停歇实现大规模、全流程、多场景应用；等等。
3月7日，成都，春熙路步行街防疫人员戴着AI“黑科技”头盔排查市民体温。供图/视觉中国
刚走过商用元年的5G技术，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人工智能技术有了5G网络支撑，“AI+5G”犹如双剑合璧，在疫情防控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且其落地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
这类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提供全自主“免接触式”服务，不仅能阻断“人传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链条，还可以最大化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提升工作效率，减少一次性防护物资消耗。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黄荣怀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各行各业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深层次应用的技术和产品，以期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社会经济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
疫情终会结束，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将继续奔涌向前。这次“大考”，给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出场机会，当社会回归正常，人工智能技术更应当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的社会治理，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爱军撰文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互相推进。
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人工智能的助推；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和组织形式。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性支撑。
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前提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辈出，为其长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疫情期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人才培养方面，《意见》进一步明确要以需求为导向，瞄准短板领域，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这表明我国政府越来越看重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培养，下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会获得更大的科学突破。此次战疫中涌现出的人工智能产品，将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作为政府日常管理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责编：陈历凤）
✿本文来自《网络传播》杂志3月刊，原标题《抗疫一线上演以“智”善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人工智能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原创传播君潘树琼网络传播杂志
从病毒分析、疫苗开发、药物研发，到诊断辅助、智能测温、AI消毒……疫情期间，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应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其在推动更多智能化产品落地的同时，也为我国的数字化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顶层规划助推技术落地
自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科技和产业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源，加上社会资本和科技企业家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嵌入整个防控体系和相关工作过程，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冲锋号已经吹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检验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真实水平。从病毒分析、疫苗开发、药物研发，到诊断辅助、智能测温、AI消毒……人工智能技术前所未有地被应用其中。
正如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所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其中一个重要考点，是如何更好地适应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治理能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通过全面梳理200余家企业机构、30余个场景、230多个应用案例所编制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告（1.0版）》指出，通过这次科技战疫总动员，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数据和智能化思维已经逐步内化于国家治理体系，二是我国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已经初步构建起来。
借技术之力行智能之举
“15床，您的物品已送到，放在第一层。为避免交叉感染，请勿触碰机器人哦。”
呆萌的机器人停在山西吕梁市人民医院的病房门口，语音提醒病人拿取自己的东西。负责测试的医生从机器人的托盘上拿走物品后，机器人开始自动转身返回。路上遇到人或者障碍物，它还会语音提醒：“亲，请让一下，我还有事要忙。”
这台和火神山医院同款的智能机器人是吕梁市首次引进的隔离病房专用机器人。它成为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好帮手，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机器人“小护士”。
这位不怕病毒、不戴口罩、不用穿防护服的“小护士”，很受医护人员的欢迎。它可根据设定的程序，自主导航，除了能送餐、送药、收集医疗废物外，还可以搭载智能手机进入隔离病房，让医护人员和病人通过视频完成查房任务。
这一方面可以把医护人员从重复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在这场“大考”中，有温度、有水平的AI产品随处可见。
在图像AI识别技术的辅助下，传统需要5～6个小时才能完成的病例评估在2～3秒内就能完成；在人工智能算力的支持下，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蛋白筛选等研发工作大幅提速。
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离不开互联网企业的超前布局。“充分发挥互联网赋能效用、协力抗击疫情”的这一倡议，也得到了互联网企业的积极响应。
百度紧急推出针对疫情防控的智能外呼平台，用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打电话，快速排查社区人员健康状况；阿里研发的智能疫情机器人，支持浙江、黑龙江、山东等地“网上智能问诊与人工服务”；京东的智能仓储AGV机器人24小时不停歇实现大规模、全流程、多场景应用；等等。
3月7日，成都，春熙路步行街防疫人员戴着AI“黑科技”头盔排查市民体温。供图/视觉中国
刚走过商用元年的5G技术，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人工智能技术有了5G网络支撑，“AI+5G”犹如双剑合璧，在疫情防控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且其落地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
中国联通在“AI+5G”技术的双重驱动之下，集中研发力量对人脸识别、行为识别、车牌识别、目标分类等AI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在多个细分场景应用持续创新。在广州市越秀区的部分疫情隔离酒店，中国联通部署的“AI+5G”服务机器人作为特别的服务员整装上阵，为在疫情隔离期不能出房门半步的特殊客人送去一日三餐。
这类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提供全自主“免接触式”服务，不仅能阻断“人传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链条，还可以最大化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提升工作效率，减少一次性防护物资消耗。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黄荣怀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各行各业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深层次应用的技术和产品，以期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社会经济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
疫情终会结束，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将继续奔涌向前。这次“大考”，给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出场机会，当社会回归正常，人工智能技术更应当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的社会治理，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爱军撰文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互相推进。
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人工智能的助推；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和组织形式。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性支撑。
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前提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辈出，为其长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疫情期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人才培养方面，《意见》进一步明确要以需求为导向，瞄准短板领域，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这表明我国政府越来越看重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培养，下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会获得更大的科学突破。此次战疫中涌现出的人工智能产品，将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作为政府日常管理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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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工智能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呼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是助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也会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引发重大的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强调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与谈人
彭家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虞昊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邓玉龙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持人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的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相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请具体谈谈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彭家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蓬勃兴起，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迈入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重大历史机遇需要我们把握。就技术治理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正在助推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革，将传统技术治理提升至智能化新阶段，呈现出“智能治理的综合”趋势。智能治理将全面提升社会公共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治理融合化，即促进各种智能技术与其他治理技术相互融合，大幅度提升智能社会的治理水平；二是治理数据化，即以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映射出来的“数字世界”进行社会计算，实现治理目标；三是治理精准化，即发挥智能技术强大的感知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将传统的粗放治理转变为精准治理；四是治理算法化，即不断完善智能决策系统，尝试将程序化的算法决策扩展到更多的决策活动中，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虞昊：人工智能有助于反思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分析式AI向着生成式AI不断演变，尤其是生成式AI初步展现出判别问题、分析情感、展开对话、创作内容等越来越具有人类特征的功能，原本属于人类的领域正被人工智能以另一套由“0”与“1”构成的计算机语言逐步侵蚀。这既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势必会在更加平等的开放性框架中增强人类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
邓玉龙：总体来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例如，生成式AI不但能完成传统AI的分析、判断工作，还能进一步学习并完成分析式AI无法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高效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刺激劳动形态的转化。人工智能高效承担大量的基础机械性劳动，人类劳动则向高阶的创造性劳动转化，由此引发社会层面的劳动结构转型、升级，并且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整合、协调能力也实现升级。二是促进劳动场域的重构。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扩展，人工智能将劳动从固定场域中解放出来，人类劳动的灵活性增加。相比于创造性劳动，机械性劳动更加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在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替代更低边际成本的基础性劳动之后，人类劳动空间和时间的自由性实现跃迁。三是对主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主体适应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要求人类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需要更契合科技发展的水平，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
主持人：人工智能的一系列产物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大家对其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的警惕。一些人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对人工智能的推进有些焦虑。如何看待这种警惕和焦虑？
虞昊：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无法返回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世界，人工智能已然深度介入人类社会，试图遏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螳臂当车。同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能放任不管，无视甚至于压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掩耳盗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焦虑，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探求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中寻求危中之机。
邓玉龙：我们应正确看待这种焦虑。要看到，焦虑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体现人类的忧患意识，催生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预见性思考，提醒我们注意焦虑背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正确对待焦虑有助于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辩证分析焦虑中先见性的思考，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化解风险问题。同时，仅有焦虑和恐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积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劳动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确实会取代部分人类劳动，推动劳动结构转型升级，让劳动向着碎片化、个体化方向发展，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机器换人”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完全替代，而是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将技术的发展内化为自身能力，在更具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彭家锋：任何技术的发明使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在其应用过程中，同样引发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法律责任等风险问题。因此，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并由此对人工智能的推进产生焦虑，具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某些相关风险可以提前得到规避，并不必然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也仍可不断寻求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以个人隐私滥用风险为例，在治理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但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的规范和监管体系来保护个人隐私，降低滥用风险。
2.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伦理赛道”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时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请谈谈“人工智能原则”应包含哪些内容？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彭家锋：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五项科技伦理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原则的伦理要求，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根本目标是让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带来良好社会或社会公益的善。科技向善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现实价值：一是塑造公众信任。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由相关风险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公众的利益与价值是否得到足够重视。后者正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二是引领技术创新。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将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三是促进全球合作。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在达成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能够建立互信，实现更加充分深入的国际合作。
虞昊：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原则也应包含非对抗与非失控的理念。非对抗意味着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存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必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非失控意味着不应放弃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应以智能的方式去规范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下，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中就变得极为重要。此处的“善”在国家治理层面即指向“善治”，而当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善治”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拥有了更贴近现实的内涵。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基于善意与友谊共同思考人类作为整体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通往全球性的“善治”。
邓玉龙：2019年欧盟发布《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1年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与欧盟发布的伦理准则相比，《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旨在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以为，人工智能原则还应体现共享和有序发展的要求。共享，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科技发展应该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群体，由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推动全球科技水平的共同增长。有序发展，旨在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扩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感，推动科技有序发展能够促进人机和谐融合，有效预防潜在无序扩张的风险。
主持人：从规范层面来说，伦理反思对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家锋：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将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比如，美国陆续出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6）和《关于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19）；欧盟先后发布《欧洲人工智能战略》（2018）和《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中国也较早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客观局面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下，如果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赶超的竞争逻辑。因此，亟须规范人工智能的科技竞争，而倡导伦理反思或许就是一条可行之路。伦理反思的意义至少在于：一是设定伦理底线。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只有守住伦理底线，才有可能避免颠覆性风险的发生。二是实现敏捷治理。伦理反思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贯穿于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为了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和科技向善的初衷，需要保持应有的道德敏感性，以灵活、及时、有效的手段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伦理挑战，确保其在科技向善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良性发展。
邓玉龙：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科技竞争不应该仅包括技术竞争的单一维度，更不应该通过技术优势遏制他国的科技发展，而应该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条件下的综合性竞争，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其中就应该包括社会治理竞争，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平，因而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反思构成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伦理反思对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信任性、可解释与透明度、安全性不仅是伦理要求，也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科技竞争需要抢占的技术制高点。科技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的发展内嵌于科技发展要求，伦理反思有助于防止工具主义的泛滥。其次，伦理反思为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供价值引导。伦理反思注重保障人的权利，科技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衡量因素，我们还应该关注其中多样性的因素，尤其注重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防止数据鸿沟等不良影响。伦理反思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综合性健康发展。
3.人工智能安全与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科学探究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自身的重要认知方式，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如何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彭家锋：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促进了科学研究新范式——数据科学的诞生，进而对人们的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数据科学被认为是继实验、理论和模拟之后的新的科研范式。相较于传统科学，数据科学融合了统计和计算思维，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海量数据、强大算法和算力，能够直接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提取相关性或者预测性知识，进而产生一种基于相关性的科学思维模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因果关系，因为可解释性对于从数据科学技术确定的相关性中提取因果解释至关重要，而相关技术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数据科学更可能成为一种预测科学，但是预测并不是科学追求的唯一目标。通过揭示世界的潜在因果结构来解释和干预现象，也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目标。因此，尽管数据科学能够通过分析大量数据生成相关性知识，却不能直接产生因果解释。对此，传统科学的可检验性假设方法和因果规律探求仍有其重要价值。数据科学并非取代传统科学，相反，两者将相互补充，共同成为人类探索世界的有效工具。
虞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教育资源、生活娱乐、工作讯息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势必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与人工智能进行交互来获取外界信息。因此，当人工智能深度地构成人们认知世界的滤镜时，若不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重复性、同质性倾向的认知框架保持警醒，人工智能可能扭曲人们的认知方式直至影响人的主体创造性。
邓玉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新技术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机器与人类的深度融合，机器不再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工具被人类使用，而是在与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影响人类的认知方式。一方面，信息产业革命丰富了人类认知的联结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分析逻辑从因果关系扩展为相关关系，对相关关系的重视使人工智能可以从大数据而非小数据维度获取信息，为人类认知提供新的视角。按照传统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因果关系要求关于世界的认知是确定性的，而这在数字时代的复杂性社会中很难实现。人工智能对相关关系的认知填补了这一缺失，允许我们在无法掌握确定信息但在掌握大量数据的条件下对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输出结果和生成内容盲目信赖，将结果和内容与经验事实之间进行绝对等同的连接，误认为是事实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人文主义抽象反思的能力，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始终坚持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
主持人：如何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
彭家锋：当人们逐渐将更多创造性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不免让人担忧人工智能是否将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创造性。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是基于一种人机敌对论的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挤压了人的主体创造性空间，是替代逻辑的延续。但从人机协作的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看作人的得力帮手，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赋予人类更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在进行文字写作、多媒体脚本、程序代码、文稿翻译等工作时，可先由人工智能高水平地完成草稿工作，然后再由人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调整和发挥。此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将成为进一步创作的原材料，人类将以更高的效率投入创造性活动之中。当然，要实现以上效果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还应在制度安排、教育方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虞昊：面对信息高度集成共享的人工智能，人有可能转变为算法的动物。试想下述场景：当依据人工智能展开行动变得足够便捷有效时，行动者便会倾向于采信人工智能，此时，看似是人类行动者基于自然语言在进行互动，实则是算法逻辑基于计算机语言在进行数字化运转。于是，人的主体创造性被侵蚀，人可能沦为算法动物。对此类情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
邓玉龙：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AIGC）具有高度集成共享的特性，能够高效地对人类知识进行数据挖掘、信息生成。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我们需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扩大AIGC数据库，当下AIGC主要是依赖于大语言模型，以大量的网络文本作为训练数据库生成的，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可以不局限于网络文本，而是进一步扩展数据库的训练文本，从而提高其丰富度。其次，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为AIGC提供价值训练，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的价值立场、伦理法则等与AIGC的训练数据库相融合，从而建构可信赖、可持续的信息高度集成共享机制。最后，需要将人创造性生成的内容与AIGC共同作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获得不能仅仅局限于AIGC，而是需要人发挥其主体创造性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反思和拓展，将人类无法被数据化的、经验性的知识与AIGC数据化的知识融合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
（本版编辑张颖天整理）
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案例征集结果公布
2021年4月26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分论坛在福建召开。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协办本次论坛。
论坛现场
论坛围绕“以智图治——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主题，“超前一步”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的规律和经验及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带来的法律、伦理和社会等问题。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知名企业、行业专家等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上公布了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支持的“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案例征集公益项目”典型案例。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将对入选案例予以资助，支持有关单位、科研院所发现和挖掘人工智能行业的创新应用场景，总结和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规律和主要问题，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稳定发展。
附：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地区典型案例
一、城市管理领域(5个)
(1)杭州市“城市大脑赋能街区智治应用案例”
(2)杭州市“城市大脑赋能交通治堵应用案例”
(3)雄安新区“人工智能车路协同应用案例”
(4)杭州市“宁聚蓝智慧治理应用案例”
(5)雄安新区“自动驾驶应用案例”
二、教育领域(9个)
(1)长沙市“人工智能智慧教育应用案例”
(2)运城市“人工智能选课系统应用案例”
(3)广州市“智慧培训应用案例”
(4)成都市“人工智能英语教学与考试应用案例”
(5)浙江大学“教材、课程、平台一体的产学研生态”
(6)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
(7)广州市“基于智能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教育”
(8)浙江省“面向全国的智慧教育平台”
(9)广州市“智慧书法应用”
三、养老领域(12个)
(1)武汉市的“虚实互通、家院互融智慧居家养老应用案例”
(2)合肥市“135N智慧社区居家养老应用案例”
(3)杭州市“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应用案例”
(4)合肥市“165N智慧健康养老综合应用案例”
(5)合肥市“社区嵌入式智慧养老应用案例”
(6)合肥市“烛光妈妈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应用案例”
(7)武汉市“人工智能老年看护应用案例”
(8)杭州市“融媒体健康小屋人工智能养老应用案例”
(9)合肥市“互联物联智慧养老中心应用案例”
(10)合肥市“智慧养老街道应用案例”
(11)杭州市“老年智慧食堂应用案例”
(12)杭州市“智守e家智慧养老一站式服务应用案例”
四、环境治理领域(1个)
(1)江苏省“智慧生态环境监控系统应用案例”
五、医疗健康领域(13个)
(1)深圳市“人工智能监管平台应用案例”
(2)广东省和湖南省“人工智能临床辅助决策系统应用案例”
(3)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人工智能放疗智能勾画系统应用案例”
(4)北医三院“人工智能临床诊疗决策应用案例”
(5)上海市“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区域医学影像协作共享平台应用案例”
(6)上海市静安区“精准就医智能导航”
(7)上海市“基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人群慢病筛查及管理平台”
(8)浙大儿童医院“儿童生长发育智能辅助诊疗系统”
(9)浙大邵逸夫医院“智能临床诊疗决策”
(10)浙大二院“5GAI智慧防疫系统”
(11)福建省立医院“医疗智能语音”
(12)深圳大学和南山医院“智能临床诊疗决策”
(13)深圳市中医院“腹膜透析远程智能诊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