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与诺奖得主畅谈人工智能：将给各行各业带来新增长机会
“人工智能会消灭还是创造更多的工作？”“数字技术会让全球更割裂还是更融合？”“人工智能在经济增长及收入方面会带来全新的影响吗？”……这些关乎未来的发问，在2023阿里巴巴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上一一得到解答。
6月20日，在细雨微朦的杭州西湖畔，2023阿里巴巴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以“寻找正在发生的未来”为题召开。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张勇、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学界、企业界代表在此齐聚，畅谈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韧性、复杂科学发展等全球发展议题。这也是2019年后，时隔四年，阿里巴巴再组“罗汉堂”。
但相比2019年对数字经济尚有担忧，今年聚焦人工智能话题时，诺奖得主们将技术发展作为建立确定性的锚点。在张勇看来，人工智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新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将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甚至出现一些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新岗位、新行业。就像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初，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准确描绘出如今的图景。
人工智能将无处不在
“人工智能时代真的要来了，我们人类真的可以解放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A．Pissarides）笑谈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做着标准化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未来可能每周只需要工作四天，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有关于“人工智能会消灭还是创造更多的工作”的发问，从其诞生之初就不绝于耳。在2019年的数字经济年会上，皮萨里德斯就曾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技术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但技术确实会促进就业的结构性转变。”
而今年他给出了更肯定的回答，“十年之前发表的论文，当时的结论是未来有47%的工作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但在十年之后我们发现，实际上人工智能发展反而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运行方式和员工的工作模式。”在皮萨里德斯看来，“要给员工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展适配人工智能的技能。”
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张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工智能将无处不在，但是我相信，人类比机器拥有更多的智慧，肯定能找到与人工智能、与机器和谐相处的模式。”而在现实实践中，人们也正在探索与人工智能的共处之道。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进一步举例说明道，最近参观的中国工厂中，就有一些创新设计是来自于员工，工厂也为员工提供了很多激励因素，这就让员工与机器做到了更好的互补。
无独有偶，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看来，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技术的进步不会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反而可能会缩短工作时长，“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趋势”。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S．Maskin）也有着相同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颠覆。新的技术和设备将取代千千万万的行业，甚至让千千万万人失业，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新的产业正应运而生。
马斯金解释道，在1951年发展至今的制造业中，自动化正在替代人工的劳动，欧美都是这样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服务业、接待业、零售业，我们又开始雇佣许多全新的劳动力。未来将诞生“人工智能咨询公司”这一全新行业，为无法自行研发、需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提供服务。
速度与失控
另一个担忧在于当下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是否将面临发展失控。张勇并不否认，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革命将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在从人工智能过渡到生成式AI，一切改变似乎和以前有天壤之别。这一代新的人工智能也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数据的质量和数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其能够赋能AI。”张勇指出，从人工智能的进化历程不难发现，数据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中，数据愈发重要，现在模型首先需要高质量的数据进行训练。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数据来源和所有权的拷问及如何尊重信息的所有权。当下，所有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不断地训练模型，他们会运用到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于公共场合进行分享，就会涉及版权和著作权、所有权的问题。
但即便面临着诸多困境，皮萨里德斯也依然认为，如果放缓整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进程，一定会是巨大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去放缓这样一个进程，而是要在它出现任何错误或者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时，及时予以纠正。与此同时，公众应该要更多地参与进来，我们需要更多地对公众进行教育，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利用好AI技术，去保证技术和社会健康的发展。”
“公众的担忧，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曾出现过，例如人工智能有自己的思维从而威胁到人类。”马斯金坦言道，现在ChatGPT横空出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威胁”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信息收集及分析方面。解决问题的途径仍应是更多地进行规管，比如对数据获取的限制。
而对于虚拟世界是否能让人更幸福这一问题，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Holmström）认为，这更多取决于人们能否与社区、家庭和朋友更深地联结，而非出于金钱等因素。萨金特则指出，共同的“语言”带来链接，数字技术使用的是中文、英语之外的另一种世界性语言，这种全球共享的语言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如果善加使用，将会让世界更加融合。
全球生产力重塑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生产力提升上的潜能巨大。
“所有的行业都将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之下不断发展。”张勇指出，“不仅是眼下的业态，我仍然坚定相信，放眼未来，会看到更多新业态出现，新的产业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些我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服务，都是这一轮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赋能，这也是我们如何促进社会增长和发展的方式。”
而在这一轮新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中，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皮萨里德斯坦言道，现在中国的人力成本已经不再低廉，很多外企在重新思考留下还是离开？众所周知，经济的长期投资依赖于可预见的未来，其中可靠的长期政策尤为重要。中国有着良好的基建设施，比较顺畅的沟通及各类友好的政策，这些都是优势，但此前的疫情也带来很多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
“原有的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转移仍在继续，但是我认为技术可以改变这一切。”罗汉堂总裁陈龙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另一个视角，在很多次供应链全球大迁徙中，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并且这一因素仍会持续发挥作用。但现在技术进步之大，足以让现有的要素组合发挥更多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会推动供应链的本地化，使全球化变得更加灵活，不再像原来完全以劳动力为核心决定供应链的分布。
他进一步说明，中国在制造上的集群有很多优势，技术则是新的引擎。在整个价值链上，如果能够与技术结合，即便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也将继续保持竞争力。
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颠覆是不可回避的。但不少国家出于本地保护等政策，退居到自己国内，这会失去全球和本地合作带来的很大益处。对此，马斯金呼吁，“我非常不希望全球出现这样脱钩的现象。很多全球问题都需要大国的齐心协力，不仅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
（作者：易佳颖编辑：林虹，张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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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高管：AI能创造就业机会 但也会淘汰一些岗位
财联社
当地时间周一（6月19日），美国科技公司OpenAI首席运营官BradLightcap表示，人工智能（AI）固然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会淘汰一些就业机会。
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引发了AI热潮，这项新技术蕴含着极大机遇，但其可能给工作岗位和就业者所带来的影响，也让包括AI从业者在内的人感到忐忑。
Lightcap周一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表示，AI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工作，但也可能让另一些工作消失。
Lightcap举例称，如果一家公司使用AI将其编写的计算机代码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它将需要更多的员工来做其他事情，例如产品设计、分销、运营、销售和市场推广等。
Lightcap表示，与此同时，其他工人将变得更有效率，通过将繁重的工作委托给AI，他们每天可以节省一小时。他说：“我认为，这种生产力的爆炸将成为现实。”
Lightcap指出，虽然AI很擅长工作，但它们需要被告知应该做什么任务，并且必须有人对它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和验证。他补充道：“人们会更多地从事指挥协调的工作。”
Lightcap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会被AI淘汰的工作。他表示：“例如，每家大公司都有一支队伍，负责阅读和审查合同，以确认收入。这种岗位未来可能就没有了。”
尽管如此，Lightcap也表示，他并不太担心这些人会因此失业。他解释道：“从事这类工作的人通常都很聪明，观察力也很强，我认为他们会找到其他事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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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拓展就业空间（热点辨析）
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减少就业岗位。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短期内会对就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其发展和应用会创造更大就业空间，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在疫情防控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助力稳就业、保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展现了其在保障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巨大潜能。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在更高水平更大程度上赋能企业和劳动者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更大就业空间。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提升，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还能通过与各领域产业深度融合，大规模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培育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形态，从而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第三，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治理、司法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在准确感知、预测、预警等方面的深度应用，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会带动其他行业发展，既可以直接创造更多新工作机会，又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从中衍生出许多新型行业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人工智能能促进提高就业质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成就感；帮助劳动者更加自由地安排工作、生活、学习和个人事务，不断优化调整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以实现快速学习、高效学习，从而提高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通过人机协作赋能劳动者，帮助劳动者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度和舒适度。总之，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劳动者按照自身意愿以多种形式完成工作任务，帮助劳动者以最切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学习新的专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稳就业、保就业成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显示出在保障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和巨大潜能，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就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比如，数字经济发展全面提速，智能化、科技型产品较快增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络问诊等快速扩张，无人零售、直播带货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既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又助力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就业目标任务。
当然，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从长期看会创造更大容量、更高质量的就业空间，但短期内也会对就业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对此，劳动者要做好心理准备与技能储备，相关管理和服务部门也要及时调整就业政策措施以适应科技发展进步与就业市场变化，推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协调平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责编：岳弘彬)OpenAI高管：AI能创造就业机会 也会淘汰一些岗位
OpenAI高管：AI能创造就业机会也会淘汰一些岗位
2023-06-2104:47:32来源：财联社分享到:分享到微信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当地时间周一（6月19日），美国科技公司OpenAI首席运营官BradLightcap表示，人工智能（AI）固然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会淘汰一些就业机会。
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引发了AI热潮，这项新技术蕴含着极大机遇，但其可能给工作岗位和就业者所带来的影响，也让包括AI从业者在内的人感到忐忑。
Lightcap周一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表示，AI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工作，但也可能让另一些工作消失。
Lightcap举例称，如果一家公司使用AI将其编写的计算机代码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它将需要更多的员工来做其他事情，例如产品设计、分销、运营、销售和市场推广等。
Lightcap表示，与此同时，其他工人将变得更有效率，通过将繁重的工作委托给AI，他们每天可以节省一小时。他说：“我认为，这种生产力的爆炸将成为现实。”
Lightcap指出，虽然AI很擅长工作，但它们需要被告知应该做什么任务，并且必须有人对它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和验证。他补充道：“人们会更多地从事指挥协调的工作。”
Lightcap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会被AI淘汰的工作。他表示：“例如，每家大公司都有一支队伍，负责阅读和审查合同，以确认收入。这种岗位未来可能就没有了。”
尽管如此，Lightcap也表示，他并不太担心这些人会因此失业。他解释道：“从事这类工作的人通常都很聪明，观察力也很强，我认为他们会找到其他事情去做。”
关键词阅读：OpenAI就业机会
责任编辑：史文瑞 RF13549精彩推荐加载更多已经到底了全部评论对立抑或超越：人工智能引发的青年就业效应及其前景
在人工智能从弱AI到强AI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它愈发拥有自觉的“动力”，不需人为设置程序而是拥有自己编制行动路线的能力，而人只能学习程序语言适应节奏，这才是其根本区别于传统工具的“可怕”之处。当然，现实还未达到这种情形，人们却难免产生担心的情绪。我们为能与语音助手“对话”而兴奋，又听到AlphaGo击败最优秀的人类棋手的信息，还看到自动驾驶汽车越来越多地上路......功能强大而神秘的智能技术其实已为人服务多时。上个世纪的“机器换人”替代的主要是“蓝领”，现在很多“白领”工作也面临危险。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对职业种类、就业规模和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短期的机器换人岗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等行业，而未来则会渗透到医疗、教育、养老等行业”[11]。特别是当发展出“强人工智能”后，其迅速与精确都是人的脑力、体力所难及的。人们担心“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2]。所以，尽管人工智造成失业还是小规模事件，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的碾压式的对比让人难免对这一技术的可能前景产生自卑心理和恐惧心理。特别地，当技术为资本所操控，按照技术运行的逻辑“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13]。人又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附属品，被人工智能挤压工作空间，从而出现“人工智能排斥人”的情况。加之人工智能发展速度比传统机器更快，快速的变革加剧了人现有技能与需求不匹配的风险。人们难免会担心自己成为过剩劳动力，担心要给人工智能打工甚至没有机会给人工智能打工。
失业不仅带来衣食无着的现实窘迫，也预示着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从而失去人的尊严。赫拉利的《未来简史》甚至直接提问:“一旦拥有高度智能而本身没有意识的算法接手几乎一切工作，而且比有意识的人类做得更好时，人类还能做什么?”但是过往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最初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但这是经济增长暂时且必要的过程，随着技术加速增长产生的“乘数效应”，最终人工智能会改变和创造许多新的行业、职业和岗位。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增就业机会要远多于其替代的就业机会，像德国、日本、美国这些使用机器人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失业率也最低。这是新技术具有创造新工作的一面。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就业而言同样有巨大的补偿效应。
越来越多的青年同时拥有两种以上职业或者线上身份。马克思设想的人类“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状态或许很快就实现了[14]。从以往三次技术革命发展历程看也是如此，随着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应用，经济走向繁荣并伴随大量新增就业机会出现。已有研究指出:“2014—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由48.6亿元上升至135.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0%以上。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135.2亿元，同比增长41.42%”[15]。由于人工智能应用提升业务量引起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的前景非常可观。麦肯锡调研了4800家中小型企业后得出结论:相对每一个因科技效率而消失的就业机会而言，互联网创造了2.6个就业岗位[16]。如虚拟世界设计师这类职业就是新的行业或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创造出来的。所以，尽管人工智能挤出部分行业的低技能从业者，但其高生产率必然刺激劳动总需求上升，扩大相关行业的规模，创造出技术开发、机器训练、智能设备维护等岗位，是极具希望的就业机会。
人工智能也将大大提升未来就业的自由程度。首先体现在人工智能对体力的要求并不严苛。从前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一直是市场的宠儿，但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对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劳动者、残障人士却并不算友好。人工智能给予更多就业可能性，协助女性和行动不便但头脑灵活者参与就业，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更包容的发展。其次，未来从业者的工作灵活性将得到提升，这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延续。信息时代，青年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参与就业市场，对于兼职从业者和居住分散的人而言，就业地点不是固定公司工厂，在线即可;就业组织也可能不再是项目团队、合伙人制，而是自由职业。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会让“工作”更开放、自由从而合乎人的本质。当然，这些就业机会共性在于从业者心态年轻，具创新意识，具备人工智能技术所要求的技术知识储备和技能。且这一过渡将需要较长时间，也必然经历失序、混乱和痛苦的选择过程。
二、人工智能与青年就业的极化效应与均化效应
技术进步对不同人群的就业影响并不一致。从长期趋势看来，技术进步与劳动者技能升级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显著，这意味着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会逐步增加。相反地，低技能劳动者将面临技术愈发不友好的就业环境。所以人工智能将带来更平等的世界还是相反呢?是就业领域的“信息鸿沟”—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还是一个人人能搭上技术便车的乌托邦呢?
从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来看，贫富分化可能会加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工业、现代科学和现代贫困与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7]。上文也谈到马克思的观点: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使用导致专业化劳动力的贬值，工人只能顺从机器的需要和要求。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马克思又通过详细描绘造纸技术的自动化生产过程，指出机器导致“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移，这种转移是以直接否定分工为依据的，因为劳动力由于分工而实现的专业化被机器全部消解了，部分劳动力贬值为辅助、配合机器的仆从，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劳动力价值也随之降低。
作为高端技术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得这种极化效应更为显著。人工智能技术显然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更高的技能并回报以更高的薪酬水平。“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18]。如去年引起热议的招聘信息:深圳有企业开出80万年薪招募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必然增加科技精英、科技巨头、风险资本、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而对于体力劳动者、从事重复工作的劳动者甚至是目前高薪的职业如精算师、股票分析师而言却没那么乐观了:“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19]。对青年而言，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等可能要进一步升级为“创造力致富”。不论如何自身拥有的技能被智能设备取代的青年将面临考验，而绝大部分青年和更年轻一代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但从提高人类整体生活水平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也将带来均化效应。农业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免于饥饿和自然灾害的困扰;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成本降低，物质愈发丰裕;信息技术的发展更让人们可以用越来越低的价格在网络上购物，享受智能产品和天南海北便捷的通信。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何种变化尚不得知，但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医疗辅助诊断技术的应用和5G商用牌照的发放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已经不远。所以不论财富的绝对值如何差异，青年一代整体步入更美好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当社会生产力提高，消费促进生产的作用将更显著。阿尔文·托夫勒曾提出“产消者”(prosumer)的概念，意味着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的重叠。他认为这是一个高度饱和的市场和标准化生产的趋势，消费者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定制产品的生产中来。随着私人定制、手工作坊的日益涌现，如今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当然，“科技变革通常是被接受的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的、令人舒适的社会标准和实践”[20]。所以对青年的未来就业而言，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并善用它。
三、人工智能与青年就业的协同效应与溢出效应
对于未来的青年一代而言，人工智能在速度和精确等专业方面强过人类这点是可预计的，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如何研究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己服务，而在于青年应当如何面对强过自己的“非人类”。这是从前只关涉人的伦理观念或人类面对无意识的动物、自然时不曾涉及的视域。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人机协同工作的世界，也带来伦理视域的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伦理问题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人工智能技术将把问题拓展为人-机关系的伦理，包括机器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伦理主体问题等。也因此针对人机关系的思考、负责任创新的思考越来越多。人们担心技术“失控”故而对“让机器能力全面超过人类”这种发展设想持保留意见。也有学者认为人类“最好让机器人始终保持它们‘物’的基本属性”。即“有意让人工智能变得‘笨’一些，有意地让它们的功能比较专门化、小型化，限制它们的自主意识和综合能力，防止它们向超级通用智能的发展”[21]。但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使专业性很强，从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来看，其拥有全面超越人的智慧是无法实现的。莫拉维克悖论(由人工智能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佐的现象。实现人类独有的高阶智慧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但是实现无意识的技能和感知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即“困难的问题易解，简单的问题难解”。这一悖论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和美国作家哈伯德“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的论断都说明这个问题，即人工智能始终是技术人工物，无法真正拥有人类一般的思维能力。“在人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关系中，人才是中心，而人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出发和机器结成和谐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论’”[22]。
更应关注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可以称之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溢出效应”，即技术太便利以至于人们不必努力工作就可以享受收获的果实。技术更新换代的时限越来越短，青年一代很可能遇到这样的“盛世”。这种社会将会出现何种问题?赫拉利提出的“无用阶级”(uselessclass)是其中一种:当人工智能可以做一切工作甚至是艺术创作，“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和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23]。赫拉利的这一预测更可能在青年人身上应验，因为当AI取代老年人时，他们跳跳广场舞、上上老年大学，就可以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如同现在过上退休生活的老年人那样;但一旦青年人被取代，彼时社会也有能力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没有因为谋生而必须工作的必要的“压力”，青年旺盛的精力、过剩的智力则不是跳跳广场舞或练练书法绘画就能“打发”的，寻求强刺激的生理需求极有可能使他们除了沉溺于赫拉利所说的虚拟游戏和吸毒之外，别无其他手段能让他们获得刺激和满足，这种生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感觉让生命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如果人失去为理想奋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用劳动就衣食无忧，劳动的结果也不如人工智能那么优秀，还能做点什么来诠释生命的意义呢?这的确值得青年一代思考，因为今天的电子游戏和虚拟世界体验已经令人非常容易沉迷其中了，而越来越多“佛系青年”的出现也显示出衣食无忧的新时代，青年生活态度和就业态度的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助长青年一代轻奋斗、重享乐的风气，这对人类未来发展而言绝非好事。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应用很可能导致新的阶级问题。当社会上出现大量“无用阶级”，还会出现一些“有用阶级”，即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并可以操控它们的少数人。若资本参与其中，造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实际统治，类似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在未来就会更剧烈。因为大多数人都太依赖技术以至于无法逃离这种生活环境。
四、人工智能的未来与青年的未来谁决定谁
青年就业是青年社会参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青年完成自我建构的必要经历。人工智能不仅影响青年就业，更与青年自我发展关系密切。上述三组影响说明未来将不同于过去，所以从青年发展的视角来看，需要新的理论与实践让新一代青年的发展符合这种趋势的要求。青年本身拥有亲和新技术的特点也决定了青年一代应努力引领这一技术趋势。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每一代经历技术变迁的青年都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中，他们既要受到过去力量的牵扯，也要面对未来力量的召唤和挑战。那么青年的未来与人工智能的未来究竟谁决定谁呢?
一种可能是青年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萌芽，但目前看来仍然处于待开发的“弱人工智能”阶段。而青年是打破常规和科学发现的先锋队，是探索新领域，探索真理，创造新世界最有活力的力量，青年的历史责任也正是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新兴技术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么青年如何能够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呢?这实际上是青年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制造新工具的问题，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很明显这个过程难度很大，在人工智能的开山之作—1955年人工智能达特茅斯夏季研究项目提案中，人工智能被认为是“让机器按照人类所能理解的方式运行的行为”[24]，比如展示出类似于人的思考能力，和人交流的能力等。但科学家们又认为并不能清晰知晓人工智能的黑箱里面是什么，人工智能的运行还是个谜团。当然今天的情况可能有所改善，如果说这个提案是人工智能的“原始大陆”，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后的人工智能已经分化为多个不同的领域，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细分领域都有许多突破，这是无数青年努力的结果。明斯基(MarvinMinsky)在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概念时刚满29岁;而今天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谷歌大脑首席科学家，2019年的图灵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从24岁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深度学习的研究。目前各国都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我国的863计划、973计划等也持续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研究予以资助，这些都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赋予当代青年新的责任——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另一方面，从青年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未来“强人工智能”很可能决定青年的未来。因为社会环境和受教育情况是青年发展和实现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因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文化、社会和环境，它们的构成又不得不考虑技术因素。如信息哲学家佛罗里迪认为，“数字化不仅增强或扩展了现实，而是从根本上变换了现实，因为数字化创造了我们和我们与之互动的新能动者所处的环境”[25]。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导致青年面对的将是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在人类生活世界上建立和嵌入人造智能并与之进行成功交互”的世界，可能是虚拟现实与真实世界高度紧密的结合，也可能是像斯皮尔伯格电影《人工智能》中的设想，人可以和智能陪伴产品做朋友的高级信息交互时代，这意味着未来青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寄托与前人完全不同，青年需要适应和人工智能共处，需要和它们一起工作和生活，也意味着青年有了重新认识自我和建构自我的契机。正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引发了人类自我认识的革命，人类发现自己并不是宇宙中心一样，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强的事实也不断提醒年轻人，他们在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乐观主义者认为这只是说明青年发展的方向应和过去有所差异。青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万物之灵，也不必同人工智能争夺具体工作的所有权，因为人工智能让未来青年从体能、智能上获得解放和超越，让青年有条件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共建共享信息，也让人之独特实践—劳动更趋向于其本质:创造人本身。这或许是后劳动时代青年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
不论青年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还是人工智能决定青年的未来，都是我们基于目前发展的一种预期，目前能够确定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技术双向影响及相互建构将进一步增强。这也给青年培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指向了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因为不管是青年创造新技术还是适应新技术，都还是教育中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社会学家米德也曾谈到:技术的发展已经打破了教育的可能性。米德认为后一代人是在其前代积累的“知识宝藏”上长大的，从过去岁月中收集的工作技艺、伦理范式和通信交流方式将因为新科技出现而逐步失去它们的用途。比如汽车制造的全自动化工厂取代人力组装时，原有的熟练工人很快失去了重要地位，而后代也无须学习这些技能。问题也在于我们无法预料这一刻何时真正到来，“我们无法预知2030年和2040年的就业形势，现在也就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下一代，等到孩子长到40岁，他们在学校学的一切知识可能都已经过时”[26]。但什么都不做就让青年毫无准备地被抛掷到新的时代肯定是有风险的。尽管只能来自“过去的”经验，我们也需考虑规避风险的途径。一方面是从战略高度重视推进人工智能方面人力资源的发展。如2019年10月，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特别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人才培养不足、专业人才相对匮乏的问题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国家就业服务机构也应给予青年更前沿的指导。比如对青年的培养应更重视将技能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包括独特的审美情趣、终身学习的意识、跨学科的综合技能、变革与创新能力等。诚然，真正实现青年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发展还任重道远，但肯定已经在路上。青年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中也必将更深刻地实现自己和认识自己。
窦畅宇: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肖峰: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3]肖峰.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含义的哲学探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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