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202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观众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元宇宙”中欣赏音乐会。新华社发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拉小提琴。新华社发 【热点观察】 写诗、作画、谱曲、跳舞、开演唱会、当主持人……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能否成为与人类文艺并驾齐驱的新的文艺类型？能否成为一种摆脱人类指令的主体性创造？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虽然带来了清新的文艺风景，但人工智能文艺的未来依然道阻且长。 人工智能文艺处于起步阶段 人工智能依赖海量数据，基于特定算法，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与程序进行创作。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创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油画、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意指不明、所指不清、解释多样、歧义纷出、缺乏个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跟人类创作的朦胧诗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情感抒发，而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作品，生成机制和程序则完全不同，它缺乏基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人工智能在各文艺门类中的发展并不均衡，在某些模仿性和规律性较强的领域（如舞蹈艺术）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在更富独创性、更复杂的文艺领域（如长篇小说），人工智能显然还没有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虽然人工智能早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但那些所谓的作品，在人类眼中最多只能算是写作素材的堆积。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文艺目前仍处于初创和起步阶段。人工智能在文艺领域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人工智能创作的文艺作品在艺术底蕴与艺术个性上仍然远落后于人类作品。正如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教授所言：“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工智能文学产品难登大雅之堂，故而就较难入我辈之法眼。” 人类具有主体性优势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动物只能狭隘地按照“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肉体需要支配全部的生产目的，这形象地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之大不亚于人与动物。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人类依然有能力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用途，就像一个农夫知道一把斧子能做什么，但斧子不会明白农夫的需要和感觉。说得更直白一点，目前人工智能仍然无法摆脱人类而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主体。 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在文艺创作方面具有全面优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开展创作活动。可人工智能接收到人类指令才能进行创作，创作过程受到人类的操作和控制，创作出的作品也是为了符合人类的审美期待，所以人工智能更像是人类的创作工具，很难称得上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 可是，人工智能又有一定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人类发布指令，控制过程，收获结果，但创作的“细枝末节”是由人工智能完成的。人类让渡给人工智能的那部分工作，让人工智能获得了一种“存在感”，即虚弱的主体性。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些业界人士故意夸大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能力，但不管如何夸大，都无法改变目前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方面主体性仍然不足的现实。 如果有一天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时，人工智能具备了独立意志和思考能力，能够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独立的美学主张，如褒扬唐诗贬抑宋词或主动参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而非只能被动接受人类的创作指令、追随人类的美学标准，那样人工智能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就现实情况而言，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如同计算机网络一样，仍是人类文艺创作的辅助工具，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高级的创作生产工具，远未达到可以完全脱离人类而走向独立的地步。 感情是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障碍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举个简单的例子，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类重真情，尚大义。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机缘。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警惕人工智能反仆为主 上述关于人工智能文艺的种种分析与判断，都是以“截至目前”为时间状语的。未来的人工智能能否突破目前的种种局限，创作出能与人类文艺经典相比肩的令人惊叹的传世之作？尽管人类的作家艺术家对人工智能文艺的未来并不看好，但科学界还是有不少人抱有期待。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甚至需要从深层逻辑上寻求结构性变革，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新形态的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样子，智能化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它即使无法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但至少也应接近人类的智力水平，比如能全方位感知外部环境、会产生情绪和感情等。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我们无法判断未来是否会出现类人的人工智能。笔者担心的是，万一哪一天人工智能真的产生了自我意识，它的情感就可能被唤醒，欲望也可能被激发，到那时，人工智能能否创作出伟大的文艺作品已经无关紧要，最可怕的是人工智能可能脱离人类的控制，甚至反仆为主。当然，这种讨论已经脱离了文艺的范畴，但很多文艺作品，如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已经在广泛讨论未来的这种危险。既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能对文化艺术产生如此大的改变和冲击，那文化艺术对科技可能带来的“恶之果”提前进行预警又何尝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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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介入非遗保护的路径与问题
从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算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经开展了20年。在这20年间，我国建构起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和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旅部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以提升非遗传承人群的传承能力和实践水平。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我们逐渐从项目普查、申报转向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保护和传承，探索出了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展示性保护等多种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从国家到地方，从管理者到实践者，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形成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产生了世界影响力。
数字化保护逐渐介入非遗保护实践
数字化保护更多地呈现出现代技术对传统非遗的影响，在谁来保护、如何保护、效果如何等层面都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
从本质上讲，我国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基于农耕文明土壤而产生和发展的，具有集体创造、口耳相传、手工制作、技艺演变缓慢等特征。大多数非遗项目以传承人主体及其生活空间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和自足的文化空间。在非遗保护中，非遗与数字化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即借助于计算机和相关数码设备，利用数字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成具有特定内容的数字形态，比如非遗数据库、非遗网站、非遗数字博物馆等。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非遗进行记录、保存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我国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当然，除了实现记录、保存的基础功能外，数字化技术还广泛应用于非遗的社会传播和营销中。比如传统工艺传承人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展现技艺过程、宣传技艺品牌、接受产品订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可以说，在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技术手段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现代技术与非遗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在实践中被运用，但还存在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非遗数字化的主体是谁？传承人群是否认可数字化？数字化对非遗传承有何种作用？数字化如何影响非遗的存在形式？在这些理论问题尚没有完全廓清的时候，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非遗数字化问题，而逐渐介入非遗的当代保护实践中。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领域
自1956年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以来，其发展迅速，影响深远。可以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以计算机为主要载体对人脑功能的一种模拟，包括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人工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哲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传统的编程技术以及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等模拟法实现。根据人工智能能否完成推理、思考和解决问题，可将之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只是能够实现特定功能的专用系统，不能像人脑那样适应和解决复杂问题，其技术表现形式如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图像处理等。强人工智能是指达到人类水平、能思维、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系统。目前我们还是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已经体现出其强大的影响力。
在非遗保护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并通过不同的技术形式影响到非遗的传播过程和传承过程。人工智能以新的技术手段改变、重构非遗项目的存在形态、传播方式，让“古老”的非遗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人工智能通过介入非遗的传播过程，让更多的社会受众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接触非遗、体验非遗，从而可提高非遗项目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如百度2015年推出的非遗百科，试图以图片、视频、音频、AR、VR等多种形态展现、记录优秀的非遗项目，打造“互联网+非遗”的传播模式。2018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百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北京前门大街推出了“非遗智能变装秀”活动。木版年画制作、风筝制作过程均可以通过AR技术复现，让年轻的一代体验、感知这种古老技艺。2019年，在第二届进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区设置了“非遗+AI”区域，市民可通过在屏幕上手绘图像，由人工智能生成专属的金山农民画；传统七宝皮影艺术结合了多感官交互技术，观众可敲鼓选将、打斗，参与表演；海派旗袍中的龙凤旗袍将智能织物材料与智能算法结合，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前提下能在旗袍上展现四季动态景色。在非遗项目、非遗知识的社会传播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丰富传播形式、提升传播效率，激发社会大众对非遗的认知热情，从而在客观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外辨识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介入非遗的传承过程影响到非遗传承人及其所传承项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与机械化、自动化等传统技术不同，传统技术主要替代人的体力、体能，而人工智能则试图替换人的部分智力、智能。如蜀锦织造技艺需经过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工序完成，绣稿的设计是极为关键的前期工序。传统蜀锦的绣稿必须依赖手艺人的智慧和双手才能画出，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将之取代，绣工可以不用亲自手绘纹样，而是随手拍摄一张照片，再用AI制图技术转化为现代化的绣稿，据此绣制。大数据、物联网、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非遗传承的影响不可小觑。2018年，在“上海国际茶业展”上，基于AI的茶密T-master大师壶对传统的泡茶技艺提出了挑战。据说此壶将陆羽《茶经》中关于泡茶的秘诀进行解析，将泡茶器具、工序、火候等信息浓缩在芯片中，通过多传感器收集数据，判断泡茶动作，确定不同茶叶的泡制时间、温度。这使得传统依赖于茶艺师个人知识和经验的泡茶技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智能机器代替人类技能的现象。但总体上看，当前人工智能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人工智能无法掌握非遗核心记忆和技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智能体和智能系统可以在非遗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弘扬等方面发挥较大作用。因为人工智能有着强大的记忆与存储优势，可以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建立非遗数据库，对各非遗主体、用户进行统计、分析、推送信息、产品。其人机交互技术、智能识别技术、3D成像技术等可以逐步实现人机互动交流、培养智能讲解员、解决方言土语翻译、重建非遗虚拟场景等功能，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体验感。但这一人工智能应用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保护”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传承”这个最核心问题。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智能体可以模仿皮影、武术的一些动作、程式，但无法具有传承人才具有的思维、意识和审美情感。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传承人，保护的主要内容是传承人掌握的非遗核心记忆和技艺。而当前的人工智能仅仅是达到模仿人类智能的水平，能够像人脑那样独立思考、判断、解决传承问题还遥不可及。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内蕴的技艺、诀窍、知识与传承人的身体和大脑融为一体，二者不可分离。人的行动系统和思维系统相互配合，完成不同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展现，这个过程是具身化、在地化的，也决定了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机制。今天的人工智能还只是外在于人的“客体”和“机器”，其技术、技能都是脱离人的身体和社会语境的。虽然部分人工智能机器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诗歌、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创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但远未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准。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可以其技术优势解决非遗保护、传承的部分重要问题，却无法替代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知识、技艺的完整掌握和传承。至少从现有技术基础看，人工智能无论如何模仿人类的智能，也因其不具备人类的肉体和心智，而难以形成真正的自我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孙发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人工智能介入非遗保护的路径与问题
从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算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经开展了20年。在这20年间，我国建构起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和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旅部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以提升非遗传承人群的传承能力和实践水平。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我们逐渐从项目普查、申报转向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保护和传承，探索出了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展示性保护等多种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从国家到地方，从管理者到实践者，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形成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产生了世界影响力。
数字化保护逐渐介入非遗保护实践
数字化保护更多地呈现出现代技术对传统非遗的影响，在谁来保护、如何保护、效果如何等层面都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
从本质上讲，我国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基于农耕文明土壤而产生和发展的，具有集体创造、口耳相传、手工制作、技艺演变缓慢等特征。大多数非遗项目以传承人主体及其生活空间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和自足的文化空间。在非遗保护中，非遗与数字化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即借助于计算机和相关数码设备，利用数字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成具有特定内容的数字形态，比如非遗数据库、非遗网站、非遗数字博物馆等。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非遗进行记录、保存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我国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当然，除了实现记录、保存的基础功能外，数字化技术还广泛应用于非遗的社会传播和营销中。比如传统工艺传承人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展现技艺过程、宣传技艺品牌、接受产品订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可以说，在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技术手段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现代技术与非遗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在实践中被运用，但还存在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非遗数字化的主体是谁？传承人群是否认可数字化？数字化对非遗传承有何种作用？数字化如何影响非遗的存在形式？在这些理论问题尚没有完全廓清的时候，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非遗数字化问题，而逐渐介入非遗的当代保护实践中。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领域
自1956年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以来，其发展迅速，影响深远。可以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以计算机为主要载体对人脑功能的一种模拟，包括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人工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哲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传统的编程技术以及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等模拟法实现。根据人工智能能否完成推理、思考和解决问题，可将之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只是能够实现特定功能的专用系统，不能像人脑那样适应和解决复杂问题，其技术表现形式如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图像处理等。强人工智能是指达到人类水平、能思维、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系统。目前我们还是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已经体现出其强大的影响力。
在非遗保护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并通过不同的技术形式影响到非遗的传播过程和传承过程。人工智能以新的技术手段改变、重构非遗项目的存在形态、传播方式，让“古老”的非遗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人工智能通过介入非遗的传播过程，让更多的社会受众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接触非遗、体验非遗，从而可提高非遗项目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如百度2015年推出的非遗百科，试图以图片、视频、音频、AR、VR等多种形态展现、记录优秀的非遗项目，打造“互联网+非遗”的传播模式。2018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百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北京前门大街推出了“非遗智能变装秀”活动。木版年画制作、风筝制作过程均可以通过AR技术复现，让年轻的一代体验、感知这种古老技艺。2019年，在第二届进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区设置了“非遗+AI”区域，市民可通过在屏幕上手绘图像，由人工智能生成专属的金山农民画；传统七宝皮影艺术结合了多感官交互技术，观众可敲鼓选将、打斗，参与表演；海派旗袍中的龙凤旗袍将智能织物材料与智能算法结合，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前提下能在旗袍上展现四季动态景色。在非遗项目、非遗知识的社会传播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丰富传播形式、提升传播效率，激发社会大众对非遗的认知热情，从而在客观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外辨识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介入非遗的传承过程影响到非遗传承人及其所传承项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与机械化、自动化等传统技术不同，传统技术主要替代人的体力、体能，而人工智能则试图替换人的部分智力、智能。如蜀锦织造技艺需经过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工序完成，绣稿的设计是极为关键的前期工序。传统蜀锦的绣稿必须依赖手艺人的智慧和双手才能画出，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将之取代，绣工可以不用亲自手绘纹样，而是随手拍摄一张照片，再用AI制图技术转化为现代化的绣稿，据此绣制。大数据、物联网、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非遗传承的影响不可小觑。2018年，在“上海国际茶业展”上，基于AI的茶密T-master大师壶对传统的泡茶技艺提出了挑战。据说此壶将陆羽《茶经》中关于泡茶的秘诀进行解析，将泡茶器具、工序、火候等信息浓缩在芯片中，通过多传感器收集数据，判断泡茶动作，确定不同茶叶的泡制时间、温度。这使得传统依赖于茶艺师个人知识和经验的泡茶技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智能机器代替人类技能的现象。但总体上看，当前人工智能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人工智能无法掌握非遗核心记忆和技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智能体和智能系统可以在非遗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弘扬等方面发挥较大作用。因为人工智能有着强大的记忆与存储优势，可以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建立非遗数据库，对各非遗主体、用户进行统计、分析、推送信息、产品。其人机交互技术、智能识别技术、3D成像技术等可以逐步实现人机互动交流、培养智能讲解员、解决方言土语翻译、重建非遗虚拟场景等功能，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体验感。但这一人工智能应用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保护”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传承”这个最核心问题。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智能体可以模仿皮影、武术的一些动作、程式，但无法具有传承人才具有的思维、意识和审美情感。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传承人，保护的主要内容是传承人掌握的非遗核心记忆和技艺。而当前的人工智能仅仅是达到模仿人类智能的水平，能够像人脑那样独立思考、判断、解决传承问题还遥不可及。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内蕴的技艺、诀窍、知识与传承人的身体和大脑融为一体，二者不可分离。人的行动系统和思维系统相互配合，完成不同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展现，这个过程是具身化、在地化的，也决定了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机制。今天的人工智能还只是外在于人的“客体”和“机器”，其技术、技能都是脱离人的身体和社会语境的。虽然部分人工智能机器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诗歌、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创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但远未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准。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可以其技术优势解决非遗保护、传承的部分重要问题，却无法替代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知识、技艺的完整掌握和传承。至少从现有技术基础看，人工智能无论如何模仿人类的智能，也因其不具备人类的肉体和心智，而难以形成真正的自我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孙发成)
[责编：杨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