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原标题：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颠覆性技术，正在释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国亦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更好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研究其未来趋势和走向。
人工智能不同于常规计算机技术依据既定程序执行计算或控制等任务，而是具有生物智能的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行动等特征。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赋予机器人类智能”。首先，人工智能是目标导向，而非指代特定技术。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在某方面使机器具备相当于人类的智能，达到此目标即可称之为人工智能，具体技术路线则可能多种多样，多种技术类型和路线均被纳入人工智能范畴。例如，根据图灵测试方法，人类通过文字交流无法分辨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那么该机器就可以被认为拥有人类智能。其次，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及生理构造的模拟。再次，人工智能发展涉及数学与统计学、软件、数据、硬件乃至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需要算法研究、训练数据集、人工智能芯片等横跨整个创新链的多个学科领域同步推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经济的融合要求外部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所涉的外部环境十分广泛，例如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基础设施、社会舆论等。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并与经济深度融合，其所涉外部环境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彼此互动和影响亦将日趋复杂。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将波浪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本轮发展浪潮的高峰。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飞跃。一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数据爆发，二是云计算技术应用带来的计算能力飞跃和计算成本持续下降，三是机器学习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推广。但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和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可能仍将经历波折。人工智能的发展史表明，每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都遭遇了技术瓶颈制约，导致商业化应用难以落地，最终重新陷入低潮。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技术上限和商业化潜力都大大高于以往，部分专用人工智能可能获得长足进步，但许多业内专家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从机理上还不存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化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要起到辅助人类工作而非替代人类的作用，同时，严重依赖数据输入和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人类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继互联网后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遍及整个经济社会，创造出众多新兴业态。国内外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提升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商业研究机构对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预测，主要预测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行业增长率等。多数主要商业研究机构认为，总体上看，世界各国都将受益于人工智能，实现经济大幅增长。未来十年（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助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12%左右。同时，人工智能将催生数个千亿美元甚至万亿美元规模的产业。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和牵引，可能呈现出三种形态和方式。其一，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能够解决需要适应性和敏捷性的复杂任务，即“智能自动化”；其二，人工智能可以对现有劳动力和实物资产进行有力的补充和提升，提升员工能力，提高资本效率；其三，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推动多行业的相关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开辟崭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前所未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工智能使机器开始具备人类大脑的功能，将以全新的方式替代人类劳动，冲击许多从前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小的职业，其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大大超越从前的技术进步。但他们同时指出，技术应用存在社会、法律、经济等多方面障碍，进展较为缓慢，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难以很快实现；劳动者可以转换技术禀赋；新技术的需求还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当前，在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领域，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目前仍处于研究的早期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不过，学界的一些基本共识已经达成：短期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促进作用；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和速度难以预测。因此，我们需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可能导致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保持关注。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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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人本身的冲击究竟在哪
导读：21世纪被称为是人工智能的世纪，AI技术被愈加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其高效、智能、迅捷、精准等优点也使得这一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受到广泛追捧；但随之而来的即是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伦理争议。例如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都关心的...21世纪被称为是人工智能的世纪，AI技术被愈加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其高效、智能、迅捷、精准等优点也使得这一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受到广泛追捧；但随之而来的即是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伦理争议。例如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都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
电影《终结者》所讲述的机器人统治世界的未来让无数人胆寒，但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多领域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事件的发生，这样的未来仿佛即将成为现实。彼时，工人每日每时都要受到各级资本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乃至其使用的机器工具的控制和奴役，而此刻我们又被新的科技时代的产物所威胁。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属性愈发遮蔽，人性所应有的主体性、能动性均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更好解放人力劳动，但是显然在很多领域如象棋、围棋、算术、知识竞赛甚至考验人类特有之自然语言组织能力的智力问答的游戏节目，人工智能均已胜过了人类。
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全面超越人智、在超越人智后人类又能否承受人工智能技术异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亦引发了深深的担忧。首先，人工智能的普遍化会导致人类主体能动性削弱，以往需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被人工智能愈加广泛地替代、主体性的能力用进废退。
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即人之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属性所能发挥的能力和作用，包括常说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也包括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共情能力、应变能力、思辨能力等诸多其他能力方面，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最接近人类智力的技术工具，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进入诸多以往由人牢牢把握的、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
AI画作上网竞拍、AI模特拍摄海报、AI公民获得身份认证、AI伴侣代替另一半给予情感慰藉等等，这些本来独属于人类的能力现在被人工智能不断攻克和“掌握”，这极大削弱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使得人类的多种能力存在“用进废退”的退化风险；进而导致对人类的活动种类、作用领域和主体领地的不断分割和侵占，面临主体地位消解的威胁。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助长虚拟社交方式，会导致人类社交关系的虚拟化异化。人工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使得现实的社会交往被互联网领域的虚拟社交广泛取代，但这种虚拟化的社交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交往的异化，不仅将人的自我以现实和心理两重世界割裂开来，还导致人与其本质属性之一的社会属性不断背离，从而使人陷入了异化社交的控制之下。
例如游戏世界的虚拟身份给人带来了虚幻的成就感等。因此，虚拟社交之于良性社交关系的获取和发展，一方面是后者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负面后果，作为现实社交的新型替代，它显然在维护和促进人类主体性地位方面是弊大于利的。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科技具有潜在伦理风险，或可能导致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退步。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使得网络犯罪更便利，易诱发更广泛地犯罪活动。互联网作为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新生领域和最具不确定性、复杂性、多维连缀性的领域，对其的管控难度极大、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数据的AI“深度学习”功能的出现等，使得网络道德观念的维系、网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以及真实身份的明辨等方面都变得更加艰难；同时，无处不在的隐私泄露问题也为违法犯罪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因此更容易诱发广泛的犯罪行为和活动，给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频发冲击了社会既有的、稳定的伦理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不加束缚就会导致道德水平滑坡。鉴于转基因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其在舆论界风评的长期挫败，对于人工智能的舆论走向，我们也很难下一个乐观的定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使得人用科技所创造出来工具和设备不但没有使人更好地得到解放和获得自由，反而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在这样一个价值社会中，一切也都变得被待价而沽，包括人。
而人性中的一些珍贵的特质却被越来越看轻和忽略。因此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新兴科技，也必然是脱离人的、过分追求实用主义的、物化的科技。对人工智能这一新兴科技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唱衰，但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价值导向应该明晰其阴暗面的威胁，使道德建设跟上科技进步的速度，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最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只会使异化问题进一步加深，使人类愈发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资本、技术甚至流动的数据都异化成为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自我属性和自我意识的控制者和主导者，人自身也物化为了机械化运转的世界机器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齿轮、一个螺丝，而非一个个性化的主体。
二、认知主体的混乱
人工智能时代客体主体化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领域。近年来，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迭代升级，从第一位机器人公民的出现到机器人情感伴侣的投入使用，一切都在暗示：AI机器人有望获得主体地位。但也正是其主体性的问题引发了轩然大波和各方争议。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产生冲击，导致原本由人生产知识成果和各种价值原则的权力或可被智能主体替代，进一步导致后世对世界的认知不是人化的世界而可能成为被人工智能建构的AI化的世界。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使得人类主体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动摇，也加剧了人类主体“去中心化”的焦虑。
人脑与智“脑”是否能够完全相互替代，在何种程度上的替代对于人类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是安全的，需要赋予AI机器人人权还是彻底湮灭这种可能性等等一系列问题，尽管看似杞人忧天，却逐渐成为笼罩在全人类心头的浓雾。
但从既有的事实来看，不管人类接不接受被“去中心化”，AI的飞速发展和智能环境的日新月异都在逼迫人类去主动“去中心化”。毕竟，选择智能产品更能便利人类的生活，选择智能机器人更能减轻人类的负累，选择成为AI的“奴隶”也似乎比殚精竭虑的当“主人”更加轻松。
更重要的是AI机器人主体性的问题还造成了人类认知方面的混乱。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是否要将人类道德标准应用于其上，是否要用人类社会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制裁AI机器人等问题，成为人类所担心的强人工智能“奇点”来临之前亟需解决的伦理问题和治理重点。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愈加趋近人智化的发展方向，也使得人类对其的情感变得十分微妙。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类人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身份，成为史上第一例机器人拥有人类身份、被作为人类认可和接纳的案例，当越来越多机器人被当做人来看待，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赋予其同样的人权？又是否应该考虑让其承担同样的行为责任？
三、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
从宏观的智能社会大环境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带人类迈入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并非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本身那样看起来更强大、更先进、更智能。相反，智能社会深陷反智能的矛盾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科技越发达、生活环境越智能，自己愈发陷入一种不智能的状态。
这是因为，一方面智能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人和社会的技术依赖性，从而更大地减少了人类运用智力的机会，最后可能导致人类智力的后退。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智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但现代人类对先进科技与生俱来的依赖使得其很难在主体地位反转这一灾难发生之时进行有效的反抗和必要地舍弃，因此这一可能性风险的发生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将是最为巨大的。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大肆发展而伦理治理措施跟不上，反而导致社会文明程度的后退。尽管每一项新科技出现所带来的对人类现有文明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冲击不都是负面的，但不可否认现有文明成果一旦被破坏，极难复原。
纵观历史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各种战争、殖民入侵、文化侵略，使得很多原生文明遭受无妄之灾，如腓尼基人的发明、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甚至近代印度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形式的丧失和生存模式的改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存在这种文明破坏的隐患，当“奇点”来临、强人工智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甚至成为地球主宰的时候，它们可能也不会再去考虑其他生物的文明遗产；即使是纯粹作为人类手中最便利的工具的弱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同样是对现有文化产品和文明遗产的冲击。
正如摩天大楼渐渐侵占古朴民居、房地产拆掉满是艺术涂鸦的围墙、孩子们上课看见白蜡烛都不知为何物、传统道德逐渐被现代功利价值观取代等等，这些都是先进科技对过去文化的侵略和腐蚀，尽管各国早已意识到应将现代化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并重，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四、总结
人工智能已经渗透进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并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对人之主体性地位带来了深刻冲击，造成了巨大威胁。总的来说，人类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使主体地位遭遇消解危机的主体客体化威胁，对认知主体产生认知混乱的客体主体化威胁，以及使智能社会深陷反智矛盾的宏观环境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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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热词：人工智能对人本身冲击究竟在哪21世纪为是人工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
原标题：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执政环境、社会关系、治国理念等带来冲击，深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研究应对之策，对于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从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网络、军事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因此，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条件，首要的任务是为政治安全提供服务和保证。综观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被首先考虑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尽管这些技术研发的初衷并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第二，政治安全与技术进步相生相克、相生相长。马克思认为，先进技术进入政治领域后，有效提高了“社会控制和权力再生产”。同时，政治安全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反过来成为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但技术并非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术利用不当、发生技术失控，或者技术自身缺陷所蕴含的风险爆发，政治安全可能被技术进步反噬。第三，技术进步倒逼政治发展转型，给政治安全带来新课题新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火枪火炮成为主战兵器时，继续用木盾藤牌来保卫政权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当政者转变思想观念，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当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普及时，西方国家政党纷纷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和选举拉票。人工智能较之以往的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器“主观能动性”优势，必将对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安全路径等带来更大的改变。
从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独特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和大数据将左右智能机器“认知”“判断”，继而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抉择。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数据是否真实完整未被删减篡改伪造污染，直接决定机器的研判结果，并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人口学变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可以将数以亿计的政治行为体抽象成社会的“节点”，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信息中节点的度数、介数和接近度，来揭示权力集聚规律、赢得政治威望的秘诀，这为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智慧渠道。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军事、社会、网络、信息等领域的影响向政治领域传导，间接冲击政治安全。作为一项赋能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写”各领域的秩序规则，给各领域带来机遇和挑战。尽管以往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领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并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时代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冲击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挑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政治权力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即代表着权力。掌握数据的主体既有国家权力机构，也有个人、企业团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互联网数据”结构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决定着处于线上社会任何位置的主体，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体位势高。人人都有“麦克风”“摄像机”，处处都是“舆论中心”“事发现场”，这一显著特征，弱化了传统的线下科层制国家管理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政治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逐渐向社会层面弥散，国家治理难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目前，这种风险已初露端倪。2019年9月，因有人线上传播“老师辱骂原住民学生是‘猴子’”的种族歧视谣言，印尼巴布亚省爆发严重骚乱，导致26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挑战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资本权力的扩张将危及国家权力边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包括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进步势必引起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引起变革时，将会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从当前种种迹象来看，资本的权力依托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门槛很高，依赖于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导致社会各产业、各阶层、各人才群体间的技术研发能力、资源占有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极不平衡，以互联网商业巨头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将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赋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应用前景，导致资本趋之若鹜。商业巨头实际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话语权，并正在逐步形成行业垄断。人工智能时代，巨头企业以强大资本为后盾，逐步垄断技术、控制数据，或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享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进而可能插手政治事务。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为资本权力的扩张设定合理的边界，是未来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和算法潜移默化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就是新的权力。近年来围绕国家大选而展开的种种政治运作显示：拥有数据和技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议程。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发布海量虚假信息，力图影响选民的认知、判断与选择。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2017年的英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显示：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数据和准确的算法，技术企业就能够为竞争性选举施加针对性影响。当某种特定政治结果发生时，人们很难判断这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被有目的地引导的结果。
挑战之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政治敌对势力用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利用先进技术威胁他国政治安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后，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联、传播政治谣言、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人工智能时代，攻击一国人工智能系统或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带来的后果将比以往更为严重。
挑战之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技术多被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利用它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回迁，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使后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和全球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通过发展军事智能化，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国家之间一旦形成技术“代差”，综合实力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讹诈和技术突袭的可能性增大。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企业、科研机构常常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而国家政府则往往远离技术前沿，对技术的感知相对滞后，对技术的安全风险准备不足。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运用系统思维，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置能力。要创新技术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研究机构、技术专家、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是政府单向的行为过程，治理则是一种开放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互动过程。通过多方互动，政府既可以跟踪掌握技术和应用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掌控治理主动权，又有助于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关切，共商制定风险管控机制，推进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现在起到2030年，是我国抢抓机遇的关键期。要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打造一批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从智能芯片、基础算法、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入手，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针对外部安全风险，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证。要积极研究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推进现代武器装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能化条件下部队训练演练，不断提升我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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