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综观人类社会的传播发展史，媒介技术总是与传播的发展息息相关。从口耳相传到“古登堡”，从电话、电报到互联网，媒介技术不断演进的同时，也带来传播方式的变革。当前，智能化媒体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将引领下一场媒介技术革命。传感器新闻、机器人记者、虚拟现实的出现与实践，对既有传播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
2017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在成都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问世。它现场制作了一条视频新闻，时长2分08秒，耗时只用了10.3秒。从内容的生产、传播，到受众的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为传播注入了新的动能能量。
（一）传感器技术与万物互联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采集完全依赖人力，并且受限于时间与空间，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大拓展了信息来源的途径。“传感器是一种收集特定数据信息的监测装置，能感受到被监测对象的信息，继而转换为电信号或其他形式予以输出，以完成信息的记录、传输、存储、显示和控制。”搭载传感器或数据处理器的任何物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者，如智能手机、条形码读码器、可穿戴设备、GPS、无人机、遥感卫星等。所有的内容、信息和数据，都可以被机器读取，信息的来源无疑得到了丰富和优化。凡是可以传递信息的介质，甚至人自身都是传播渠道，而这将对现有的传播带来极大挑战。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传感器显然比报纸、广播及电视等传统媒介增强了“人的延伸”，由此有了驱动万物媒介化的可能性。
（二）机器人记者和自动化新闻
机器人记者指的是“运用算法对输入或搜集的数据自动进行加工处理，从而自动生成完整新闻报道的一整套计算机程序”。在国外，《洛杉矶时报》于2014年3月就使用Quakebot写作系统在3分钟内完成一篇地震报道。美联社、《福布斯》、纽约时报等也在日常新闻生产中使用机器人参与新闻写作。在国内，腾讯财经于2015年9月10日发布了由机器人撰写的报道，题为“8月CPI涨2%创12个月新高”。11月，新华社推出“快笔小新”。2017年微软小冰持证上岗，成为钱江晚报的特约记者，在APP“浙江24小时”APP里开设专栏。
自动化新闻主要以简单事实类为主，如突发事件，体育比赛，财经报道等，其篇幅短小，结构简单，写作速度和生产新闻的数量远远超过人类。
（三）VRARMR与沉浸式体验
VR、AR、MR围绕的是同一个核心，即“以虚拟的方式再现事实，以游戏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实现虚拟交互叙事，其本质是对融合状态的把握，对场景和认知的再造。”2015年，全球各大媒体抢滩虚拟现实领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让受众身临其境的新闻产品。如纽约时报推出“NYTVR”，并向受众赠送谷歌纸板头盔。美国广播公司也推出“ABCNewsVR”，将传统内容与科技优势互补，吸引了大量的数字原住民。
2018年两会期间，新华社客户端推出《AR看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福利》，用户点击客户端首页下方的“小新机器人”，通过扫描第二代身份证，便可以使用AR技术浏览政府工作报告和领取民生福利。从新闻到直播、真人秀、纪录片，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和广泛。沉浸式体验只是第一步，未来还将继续拓展，放大和重构日常生活场景。虚拟交互叙事才是VR、AR、MR技术的发展所在。
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引起的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遵循从传者到受众的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自媒体时代受众获得解放，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传者和受众有机融合，形成反馈即产出的双向传播。传播者不再局限于机构或人，而是进化成一种算法或程序，当它接收到受众的反馈之后就会自动生成数据和信息，受众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和局外的旁观者，而是现场目击者和事件的参与者。传统媒体时代受众被动无助，大数据时代受众难以抉择，而智能媒体时代受众可以做信息的主宰者。
（一）传播方式的革新：从线性中心到非线性
在传统传播环境下，传媒组织大都按照区域和形态进行条块分割，呈现出较大程度的疏离。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被机械化，受众成为面目模糊的很难测度的群体，传媒价值链的各个层级间不能实现有效的连接，内容生产也体现出“线性中心化”的特点，最终导致传媒价值链的介质、渠道的价值被稀释或弱化。
人工智能的区块链是一种典型的去中心化技术，建立在数学算法基础之上，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介入，“人们把一段时间内的信息（包括数据和代码）打包成一个区块，盖上时间戳，区块之间互相链接，每下一个区块的首页都包含了上一个区块的索引，然后再在页中写入新的信息，从而形成新的区块，首尾相连，最终形成了区块链。”从而打破了传媒生产环节线性链条。每一次的传播，在链接中不断重组，进而导向更加多元的信息世界，受众在其中也得到赋权，实现了传播的最优化和传播价值的最大化。
去中心化、非线性技术的运用，逐步消解了权力、资本的垄断和控制，轻松实现了跨组织的协作，固定的角色分工被打破，传者、受众、渠道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
（二）传播路径的革新：从“通路”到“平台”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通常遵循固定的路径，自上而下地与受众进行单向连接。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算法不断完善，媒体的外延不断扩大，不仅局限于传统媒体，还有生活服务类的平台，如淘宝网、大众点评、美团，甚至物联网厂商、智能家电厂商和汽车生产厂商等，都可以进入到未来的传媒生态中。
过去由于技术限制形成的信息壁垒已经被打破，跨界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发送，“通路”被“平台”取代。平台成为人们选择信息服务的第一入口。它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将内容与受众继续匹配，持续为其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信息服务，实现特定场景下最优化的需求匹配。如腾讯微信的一跃三变，从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到成为移动服务的前台，融合沟通、资讯、电子商务和娱乐多种功能，打通了平台与产品的互动通路。
（三）传播内容的革新：从资讯到“算法”
传统媒体时代，基于宣传和市场需求，媒体主要提供各种社会变化的最新动态资讯。而智能平台的出现使得媒体越来越懂得受众所想与所需。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对受众的行为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受众最感兴趣的产品，根据分析结果对受众进行标签化处理，进而向受众进行推荐，实现内容变现。这就是聪明的“算法”让传媒产品更懂你。
过去的互联网网站是基于传统的互联网技术，而最新的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算法”有效实现信息智能匹配和个性化推荐，如今日头条就可以算是新型信息生产平台的主要代表，它主要通过导入“算法”，分析受众的阅读行为，确定他们的内容偏好，然后运用机器学习推荐引擎，对受众进行内容推送，实现受众与信息的个性化匹配。传播者只有在接收到用户的需求后，以大数据与算法为依托，通过互动的方式来生产。而据路透研究院2017年的数字新闻研究报告显示，当今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算法新闻。当然，这可能导致用户信息获取面的狭窄以及强化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偏见，人们仍然希望得到内容更为丰富的高质量信息。
三、对未来的展望
人工智能技术几起几落，近几年在大数据的获取、神经网络算法的优化以及并行计算的廉价化三大前提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将人类不可避免地带入数字化生存模式之中，成为数字化的人。可是这种崭新而陌生的智能体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的潜意识里依然流淌着对冷冰冰的机器的不信任。波斯特洛姆在其著作《超级智能》中详尽地阐释了智能大爆发后的灾难性后果。2015年，埃隆·马斯克、史蒂夫·沃兹尼克、史蒂夫·霍金，以及上百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共同签署了一封号召禁止人工智能武器的公开信。不论是欢迎还是抵制，2015年12月的《科学》杂志的封面文章指出机器已经实现了自我学习。2017年5月27日中国棋手柯洁以0：3最终结束了与 AlphaGo的较量。
在传播领域，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的人——人工智能交流对时间维度的改变，对交流可控性的放大，以及对信息的无意识无批判，都将会把人类带上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未来的智能传播甚至不再需要任何物质实体，脑电波、意识流就可以完成传播的过程。刘慈欣在《三体》中幻想了三体人那完全不同于地球人的交流方式，直接超越语言的局限而逼近交流的终极目的。那么人类将如何面对？笔者认为在人——人工智能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在人机对话的机制下实现功能互补和价值匹配。
艾伦·图灵在对图灵机的描绘中引入了两个基本假设：时间的离散性和思想状态的离散性。图灵认为人类的记忆力必定是有限的，同时思维状态是可数的，因而人类的思维状态都可以用相应的机器状态替代。在这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图灵机才能成为一个现实。正如图灵所描述的“我们想象一下，把计算者进行的运算，分成若干不可再分的基本操作。每一个这样的操作，都堪称是计算者和纸带的一组物理变化”这样的分解就将人类捉摸不定的思维机器化，从而产生机器的计算和推导。因此，越是理性的思维过程，计算机绝对远胜人类，而在艺术创作、情感抒发等感性方面，机器还无法与人类抗衡。人与人工智能，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未来更多的是协同、共生的关系，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互注入，必将提升传播的效能。正如凯文凯利所说“从宏观意义上说，技术元素正沿着它的必然进程前行。而在微观层面，意志决定一切。我们的选择将是与它一起进入同样的轨道，为所有人与事物增加选择的机会，并且给科技的具体形态赋予优雅和美丽。”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
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
原标题：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执政环境、社会关系、治国理念等带来冲击，深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研究应对之策，对于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从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网络、军事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因此，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条件，首要的任务是为政治安全提供服务和保证。综观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被首先考虑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尽管这些技术研发的初衷并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第二，政治安全与技术进步相生相克、相生相长。马克思认为，先进技术进入政治领域后，有效提高了“社会控制和权力再生产”。同时，政治安全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反过来成为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但技术并非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术利用不当、发生技术失控，或者技术自身缺陷所蕴含的风险爆发，政治安全可能被技术进步反噬。第三，技术进步倒逼政治发展转型，给政治安全带来新课题新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火枪火炮成为主战兵器时，继续用木盾藤牌来保卫政权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当政者转变思想观念，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当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普及时，西方国家政党纷纷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和选举拉票。人工智能较之以往的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器“主观能动性”优势，必将对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安全路径等带来更大的改变。
从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独特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和大数据将左右智能机器“认知”“判断”，继而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抉择。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数据是否真实完整未被删减篡改伪造污染，直接决定机器的研判结果，并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人口学变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可以将数以亿计的政治行为体抽象成社会的“节点”，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信息中节点的度数、介数和接近度，来揭示权力集聚规律、赢得政治威望的秘诀，这为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智慧渠道。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军事、社会、网络、信息等领域的影响向政治领域传导，间接冲击政治安全。作为一项赋能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写”各领域的秩序规则，给各领域带来机遇和挑战。尽管以往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领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并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时代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冲击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挑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政治权力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即代表着权力。掌握数据的主体既有国家权力机构，也有个人、企业团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互联网数据”结构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决定着处于线上社会任何位置的主体，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体位势高。人人都有“麦克风”“摄像机”，处处都是“舆论中心”“事发现场”，这一显著特征，弱化了传统的线下科层制国家管理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政治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逐渐向社会层面弥散，国家治理难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目前，这种风险已初露端倪。2019年9月，因有人线上传播“老师辱骂原住民学生是‘猴子’”的种族歧视谣言，印尼巴布亚省爆发严重骚乱，导致26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挑战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资本权力的扩张将危及国家权力边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包括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进步势必引起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引起变革时，将会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从当前种种迹象来看，资本的权力依托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门槛很高，依赖于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导致社会各产业、各阶层、各人才群体间的技术研发能力、资源占有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极不平衡，以互联网商业巨头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将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赋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应用前景，导致资本趋之若鹜。商业巨头实际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话语权，并正在逐步形成行业垄断。人工智能时代，巨头企业以强大资本为后盾，逐步垄断技术、控制数据，或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享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进而可能插手政治事务。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为资本权力的扩张设定合理的边界，是未来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和算法潜移默化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就是新的权力。近年来围绕国家大选而展开的种种政治运作显示：拥有数据和技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议程。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发布海量虚假信息，力图影响选民的认知、判断与选择。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2017年的英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显示：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数据和准确的算法，技术企业就能够为竞争性选举施加针对性影响。当某种特定政治结果发生时，人们很难判断这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被有目的地引导的结果。
挑战之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政治敌对势力用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利用先进技术威胁他国政治安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后，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联、传播政治谣言、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人工智能时代，攻击一国人工智能系统或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带来的后果将比以往更为严重。
挑战之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技术多被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利用它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回迁，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使后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和全球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通过发展军事智能化，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国家之间一旦形成技术“代差”，综合实力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讹诈和技术突袭的可能性增大。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企业、科研机构常常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而国家政府则往往远离技术前沿，对技术的感知相对滞后，对技术的安全风险准备不足。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运用系统思维，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置能力。要创新技术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研究机构、技术专家、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是政府单向的行为过程，治理则是一种开放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互动过程。通过多方互动，政府既可以跟踪掌握技术和应用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掌控治理主动权，又有助于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关切，共商制定风险管控机制，推进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现在起到2030年，是我国抢抓机遇的关键期。要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打造一批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从智能芯片、基础算法、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入手，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针对外部安全风险，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证。要积极研究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推进现代武器装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能化条件下部队训练演练，不断提升我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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