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能有自主意识了吗
➤大模型、大数据的驱动让人工智能在对话的自然度、趣味性上有了很大突破，但距离具备自主意识还很远。换言之，即便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类的语言、表情所传递的情绪作出判断，但这主要应用的是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
➤不同于当前依赖数据学习的技术路线，新一代人工智能强调在没有经过数据学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推理作出合理反应，从而与没有见过、没有学过的事物展开交互
➤当前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来规制其潜在的风险。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必须同步发展我们的规制体系
➤“技术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来发展和把控的。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未来，是由人类选择的。”
今年6月，美国谷歌公司软件工程师布莱克·勒莫因称语言模型LaMDA出现自我意识。他认为，LaMDA拥有七八岁孩童的智力，并相信LaMDA正在争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LaMDA是谷歌去年发布的一款专门用于对话的语言模型，主要功能是可以与人类交谈。
为佐证观点，勒莫因把自己和LaMDA的聊天记录上传至互联网。随后，谷歌以违反保密协议为由对其停职。谷歌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勒莫因的观点。
事实上，“AI（人工智能）是否拥有自主意识”一直争议不休。此次谷歌工程师和LaMDA的故事，再次引发讨论。人们想知道：人工智能技术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是否真的具备自主意识？其判定依据是什么？未来我们又该以怎样的能力和心态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
人工智能自主意识之辨勒莫因认为LaMDA具有意识的原因有三：一是LaMDA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高效、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二是它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分享感觉；三是它会表达内省和想象，既会担忧未来，也会追忆过去。
受访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上述现象仅仅是因为LaMDA所基于的Transformer架构能够联系上下文，进行高精度的人类对话模拟，故能应对人类开放、发散的交谈。
至于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具备自主意识，判定标准如何，受访专家表示，对人类意识的探索目前仍属于科技前沿，尚未形成统一定义。
清华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雨晨说：“我们说人有自主意识，是因为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机器则不一样，你对它输入内容，它只是依照程序设定进行反馈。”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认为，一般意义上，人的自我意识是指对自我具备觉知，但如何认识和理解人类意识更多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也是很难明确定义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意识的原因。
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的艾伦·图灵，早在1950年就曾提出图灵测试——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与人类展开对话而不能被辨别出其机器身份，那么可以称这台机器具有智能。
这一设想随后被具化为，如果有超过30%参与测试的人以为自己在和人说话而非计算机，就可以认为“机器会思考”。
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
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图灵测试只能证明机器在表象上可以做到让人无法分辨它与人类的不同，却不能证明机器能够思考，更不能证明机器具备自主意识。
段伟文表示，目前大体有两种方式判定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意识，一种以人类意识为参照，另一种则试图对机器意识进行全新定义。
若以人类意识为参照，要观察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整合信息。“比如你在阳光下，坐在河边的椅子上看书，有树影落在脸上，有风吹来，它们会带给你一种整体的愉悦感。而对机器来说，阳光、河流、椅子等，是分散的单一元素。”段伟文说。
不仅如此，段伟文说，还要观察机器能否像人一样将单一事件放在全局中思考，作出符合全局利益的决策。
若跳出人类构建自主意识的范式，对机器意识进行重新定义，则需要明白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段伟文告诉记者，有理论认为如果机器与机器之间形成了灵活、独立的交互，则可以称机器具备意识。也有理论认为，可以不追究机器的内心，仅仅把机器当作行为体，从机器的行为表现判断它是否理解所做事情的意义。“比如机器人看到人类喝咖啡后很精神，下次当它观察到人类的疲惫，能不能想到要为人类煮一杯咖啡？”段伟文说。
但在段伟文看来，这些对机器意识进行重新定义的理论，其问题出在，即便能够证明机器可以交互对话、深度理解，但是否等同于具备自主意识尚未有定论。“以LaMDA为例，虽然能够生成在人类看来更具意义的对话，甚至人可以与机器在对话中产生共情，但其本质仍然是在数据采集、配对、筛选机制下形成的反馈，并不代表模型能够理解对话的意义。”
换言之，即便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类的语言、表情所传递的情绪作出判断，但这主要应用的是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
郭雨晨直言，尽管在情感计算方面，通过深度学习的推动已经发展得比较好，但如果就此说人工智能具备意识还有些一厢情愿。“把‘意识’这个词换成‘功能’，我会觉得更加准确。”
技术换道有专家提出，若要机器能思考，先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的换道问题。
据了解，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由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已经触及天花板。一个突出例证是，阿尔法围棋（AlphaGo）在击败人类围棋世界冠军后，虽然财力和算力不断投入，但深度学习的回报率却没有相应增长。
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可被分为弱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也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专攻某一领域；通用人工智能也叫强人工智能，主要目标是制造出一台像人类一样拥有全面智能的计算机；超级人工智能类似于科幻作品中拥有超能力的智能机器人。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人工智能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停留了相当长时间，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阶段迈进。受访专家表示，目前尚未有成功创建通用人工智能的成熟案例，而具备自主意识，至少需要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阶段。
梁正说，大模型、大数据的驱动让人工智能在对话的自然度、趣味性上有了很大突破，但距离具备自主意识还很远。“如果你给这类语言模型喂养大量关于内省、想象等与意识有关的数据，它便更容易反馈与意识有关的回应。”
不仅如此，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在一个复杂、专门的领域可以做到极致，却很难完成一件在人类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围棋高手，却不具备三岁小孩对陌生环境的感知能力。”段伟文说。
谈及背后原因，受访专家表示，第一是当前人工智能主要与符号世界进行交互，在对物理世界的感知与反应上发展缓慢。第二是数据学习让机器只能对见过的内容有合理反馈，无法处理陌生内容。第三是在数据驱动技术路线下，人们通过不断调整、优化参数来强化机器反馈的精准度，但这种调适终究有限。
郭雨晨说，人类在特定任务的学习过程中接触的数据量并不大，却可以很快学习新技能、完成新任务，这是目前基于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能力。
梁正强调，不同于当前主要依赖大规模数据训练的技术路线，新一代人工智能强调在没有经过数据训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推理作出合理反应，从而与没有见过、没有学过的事物展开交互。
相比人类意识的自由开放，以往人工智能更多处在封闭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可能足够大，但若超出设定范畴便无法处理。而人类如果按照规则不能解决问题，就会修改规则，甚至发明新规则。
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超越现有学习模式，拥有对自身意识系统进行反思的能力，就会理解自身系统的基本性质，就有可能改造自身的意识系统，创造新规则，从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人工智能觉醒”背后有关“人工智能觉醒”的讨论已不鲜见，但谷歌迅速否认的态度耐人寻味。
梁正表示：“如果不迅速驳斥指认，会给谷歌带来合规性方面的麻烦。”
据了解，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自主意识的争论并非单纯技术领域的学术探讨，而关乎企业合规性的基本坚守。一旦认定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出现自主意识，很可能会被认为违反第2版《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的相关规范。
这一由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2017年发布的规范明确：“根据某些理论，当系统接近并超过通用人工智能时，无法预料的或无意的系统行为将变得越来越危险且难以纠正。并不是所有通用人工智能级别的系统都能够与人类利益保持一致，因此，当这些系统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时，应当谨慎并确定不同系统的运行机制。”
梁正认为，为避免社会舆论可能的过度负面解读，担心大家认为它培育出了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科技怪物，以“不作恶”为企业口号的谷歌自然会予以否认。“不仅如此，尽管这一原则对企业没有强制约束力，但若被认为突破了底线，并对个体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很有可能面临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因此企业在合规性方面会更为谨慎。”
我国也有类似管理规范。2019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其中，“敏捷治理”原则主要针对技术可能带来的新社会风险展开治理，强调治理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来规制其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发展期，没有现成的规制体系，这样就使得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必须同步发展我们的规制体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
在梁正看来，目前很难断言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绝对风险，但必须构造合理的熔断、叫停机制。在治理中既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又不能扼杀创新的土壤，要在企业诉求和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毕竟，对人类来说，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把机器变成人，更不是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的或许只是帮助人类而不是代替人类的人工智能。
为了人机友好的未来确保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有益于人类福祉，一直是人工智能伦理构建的前沿。
薛澜认为，在科技领域，很多技术都像硬币的两面，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存在风险，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领域。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和规制潜在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是科技伦理必须关注的问题。
梁正提出，有时技术的发展会超越人们预想的框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出现与人类利益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情况。著名的“曲别针制造机”假说，即描述了通用人工智能在目标和技术都无害的情况下，对人类造成威胁的情景。
“曲别针制造机”假说给定一种技术模型，假设某个人工智能机器的终极目标是制造曲别针，尽管看上去这一目的对人类无害，但最终它却使用人类无法比拟的能力，把世界上所有资源都做成了曲别针，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因此有观点认为，创造出法力高超又杀不死的孙悟空本身就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行为。
与其对立的观点则认为，目前这一担忧为时尚早。
“我们对到底什么样的技术路线能够发展出具备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尚无共识，现在谈论‘禁止发展’，有种空中楼阁的意味。”梁正说。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的关键，是产业能够在“预判防范-应用场景-用户反馈-产品改进”中形成市场反馈机制，促成伦理风险识别与敏捷治理。同时，企业内部也需建立完整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通过伦理委员会、伦理风控流程平台将伦理风险把控落实到产品全生命周期中。
郭雨晨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目前，仍始终处于人类可控状态，而科技发展的过程本来就伴随对衍生问题的预判、发现和解决。“在想象中的人工智能自主意识出现以前，人工智能技术脚踏实地的发展，已经造福人类社会很多年了。”
在梁正看来，人与人工智能在未来会是一种合作关系，各自具备对方无法达成的能力。“技术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来发展和把控的。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未来，是由人类选择的。”
编辑：李华山
2022年08月16日07:42:05
人工智能时代：找机器人大夫看病，你敢吗
澎湃号·湃客“懂点心理学”专栏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师生撰写，内容聚焦时事热点，科普生活知识，涉及亲子教育、家庭关系、职场之道等诸多方面。将心理学应用于日常，让生活更加精彩。
撰文/ 陆静怡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运营/杨晓
连日来，你浑身疲乏无力，担心健康出了状况，便去医院检查。你拿着验血报告去找大夫分析，推开诊室门，迎面走来的是一个长着大大的脑袋、圆圆的眼睛的机器人。见你有些错愕，它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公孙大夫，将为你解读验血报告，诊断你的健康状况，并开出处方。”
这不是科幻小说中异想天开的情节，在这个人工智能盛行的年代，机器人大夫早已进驻医院。它们通过学习海量病例数据，对当前病例进行诊断。
图/unsplash
2018年11月，在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展示了百度人工智能眼底筛查一体机。在短短10秒之内，它就可以生成检查报告，筛查青光眼、糖网、老黄等眼底疾病。2019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脑疾病智能诊疗门诊”对外开放。这位机器人大夫通过获取并分析就诊者的步态特征、面部表情、言语状况等，判断其是否存在脑功能障碍，并指出病灶所在位置。
今天（7月9日），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云端开幕，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大夫再度引发关注。据福布斯和财富网站预测，到2025年，机器人大夫将遍及美国90%的医院，取代目前人类医生80%的工作。如此看来，机器人大夫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医院。然而，情况果真如此乐观吗？
机器人大夫：诊断正确率已超人类医生
机器人大夫的诊疗表现如何？
2017年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别开生面的“甲状腺结节超声图像读图大赛”火热开战，对决双方分别是一套甲状腺超声计算机辅助侦测系统与数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大屏幕上显示甲状腺B超图像，对决双方判断图中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最后，裁判根据病理结果宣部答案。几轮对决下来，人工智能系统与医生打了个平手。此外，在前文提及的百度世界大会上，眼科专家也认可了人工智能眼底筛查一体机的诊断速度和准确性。
国外的研究甚至发现，在某些情况中，机器人大夫的诊断正确率已超越人类医生。可见，机器人大夫的诊断表现着实抢眼。
图/unsplash
人们不敢将健康交给机器人
鉴于优异的诊断效率，机器人大夫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而，乐观的市场预测者和机器人开发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病患的心理感受。人们真敢将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交给机器人医生吗？
目前来看，即使人们信任机器人医生的能力，但仍认为它在两方面具有局限：认知灵活性（cognitiveflexibility）和温暖性（warmth）。
认知灵活性指根据新情况作出调整的认知能力。不论机器人本身是否灵活，人们总认定它在认知灵活性方面有所欠缺，因为在绝大数人眼中，电脑只能根据事先编写好的程序运作，一旦出现突发状况，电脑则会手足无措。
为什么就诊者看重医生的认知灵活性？人们普遍认为自己与芸芸众生不同，自己的想法、态度、能力、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生病，自己的症状也与其他病患有所不同。因此，患者十分希望医生在诊断时能考虑自己独特的情况，而不是将开给其他病患的处方“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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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体现了人们对机器人的认知——归根到底，是冷冰冰的机器。即使会讲话，具有一些人类特点，但机器人无法给人温暖，抚慰人心。而温暖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尤其重要，人们希望与自己互动的对象是温暖的、亲和的、善解人意的。有些时候，相比能力，人们更看重互动对象的温暖。
医生的职责是什么？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给出了最好的回答——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治愈体现的是能力，而帮助与安慰则体现了温暖。对求医者而言，他们所求的不仅是医生精湛的医术，还有关爱、鼓励与陪伴。但目前来看，如何让机器人医生拥有一颗温暖的心，亟待人们思考。
如何推进机器人诊疗：替代抑或辅助？
可见，机器人医生的推广普及面临困境：一方面，机器人医生的诊断效率高，生产周期短，相比之下，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机器人医生有助于弥补基层和农村的医生缺口；另一方面，由于人们错误地认为自身不同于芸芸众生，且认为机器人缺乏认知灵活性，无法根据人的独特情况灵活地给出判断与建议，因此不信任机器人医生，此外，冷冰冰的机器人也难以疗愈人心。
那么，机器人诊疗该何去何从？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定位机器人医生。是将它作为人类医生的替代者还是让其成为人类医生的好搭档？研究发现，当机器人以人类医生的助手身份亮相时，人们会欣然接受它。
图/unsplash
很显然，人类医生与机器人医生的组合，完美地实现了优势互补。在病人眼中，人类医生具有认知灵活性，能灵活考虑每位患者的独特性（尽管这种独特性源于错误判断），并开出量身定制的处方，同时，人类医生能表达人文关怀，给病人以温暖，这体现了“仁心”；而机器人医生则因其具有海量数据，能较精准地作出判断，则体现了“仁术”。
因此，与其大张旗鼓地推进机器人医生取代人类医生的进程，不如促进两者的通力协作，更好地实现医者的仁心仁术。
参考文献
搜狐网.(2018).人工智能看病,就在我们身边.https://www.sohu.com/a/214431463_648463
搜狐网.(2019).“全国首家”脑疾病智能诊疗门诊开诊啦!https://www.sohu.com/a/334238611_100107906
新浪网.(2018).李彦宏:推出AI眼底筛查一体机,功力不输专业医生.https://tech.sina.com.cn/it/2018-11-01/doc-ihnfikve28536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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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谈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孙闻博，主要研究哲学;自动化技术方向。文章来源：中国新通信，2021年第23期摘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谈人工智能，必须要回答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点问题，对智能机器人、人机大战和人机关系进行阐释；同时更要阐明自身的人工智能发展观，厘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要在引领哲学与科学、技术与工程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时代意义。关键词：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引言
人工智能是20世纪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科学和前沿科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对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甚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多维度都产生了强烈效应和巨大影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基础，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将有利于哲学和科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谈人工智能，既要回答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点问题，更要注重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自身的人工智能观及其时代意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对人工智能热点问题的回答
2016年1月27日，谷歌研究者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以5:0完胜欧洲围棋冠军樊麾；2016年3月15日，“阿尔法围棋”又以4:1的总分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2017年5月27日，“阿尔法围棋”最终以3:0再次完胜当时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阿尔法围棋”象征着计算机技术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新IT时代，它的“智慧”在围棋中正在接近甚至超过人类。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突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人机大战正生动地告诉世界人工智能已达到如此的高度，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从哲学角度特别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思考人工智能以及人机关系（人与机器人的关系）。
1.1“人工智能”及其本质
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能让某种人造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吗，能造出可以模仿人类大脑功能的机器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种人造机器就是如今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即“人工智能”。然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工智能是指运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来模拟和代替人类大脑的部分思维功能，其本质是对人脑思维的模拟与延伸。人工智能只是像人一样思考而不是人的思考，只是对人类大脑功能的模仿而非复制，它达不到人脑思维的高度，更不可能超越人脑。
1.2“人机大战”及其实质
一般而言，“人机大战”有两种层面的含义。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异化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从而造成了机器对工人的统治以及工人对机器的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这种人机大战的实质是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结果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大机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方式。
第二种，就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使用的，从形式上看是指人与智能机器在智力与智慧方面的比拼、角逐甚至对抗，但从内容上看则不然。包括机器在内的任何工具，本质上都是人类自身器官及其功能的延伸，“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而且这种通过工具作为中介的延伸，都属于相对延伸，或者说外部延伸。人对自身器官及其功能的延伸还有一种绝对延伸，或者说内部延伸，在这里，人类不是通过工具而是通过教育和训练等非中介途径，从自身器官内部来绝对地延伸某种功能和力量。例如，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质体魄，通过文化教育提升思维意志等，都属于区别使用外在工具延伸自然力的内部延伸。人工智能作为机器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地是对人脑思维能力的延伸，而且非内在的外部延伸。而这种人机大战的实质是人脑绝对（内部）延伸与相对（外部）延伸的对战，其结果并不是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而是人脑的相对（外部）延伸居上并带动着包括绝对（内部）延伸在内的人脑整体机能的联动发展。
1.3“人机关系”及其辨析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面对着自由与必然的永恒矛盾，为了追求自由，实现限定中的超越，人类必须不断地制造和使用各种生产工具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在以劳动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克服自身劳动器官的局限性，获取到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必须不断改进旧的工具、创造新的工具。从简单手工工具到蒸汽机器，再到电子机器，又到自动化控制装置，最后到人工智能，这不仅是一部物质工具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1.3.1“人机关系”的一般本质
在人类工业史甚至整个人类发展史过程中，包括机器在内的一切物质工具作为实践中介的根本性质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同样的，劳动者、生产者、实践者等“现实的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根本地位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因而，人机关系的一般本质，就是实践主体与实践中介的互动关系。人工智能虽然是机器系统的最高形态，但其仍然是物质工具的发展环节，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作为实践中介的一般本质，它始终要受到实践主体的统摄作用。
1.3.2人工智能与“非人”
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揭开了人的本质之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指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又是劳动”。换言之，现实的人都是劳动的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
人工智能不是劳动本身，它可以是劳动的产物，也可以是劳动的对象，但更多的是劳动的中介。人工智能是作为工具系统中的超级机器而存在的，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中介之一，它是“非人”而绝对不是人，它与人的关系只能是实践中介与主体的关系而绝不是实践主体与主体间关系。
1.3.3人工智能与“准人”
物质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借以运行的方式，从内容上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方式，从结构上看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居于主体地位并具有主导性，而生产资料居于中介或客体地位并具有受动性，两者之间有着不容混淆的明确界限。生产资料可以是劳动手段，可以是劳动对象，也可以是劳动成果，唯独不可以是劳动者（生产者）。因而，人工智能在质上属于生产资料，它的变化发展只能在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的度内进行，永远不可能突破这一度的临界点而质变为生产者。所以，人工智能永远也不能发展成为人，它不是“准人”。
1.3.4人工智能与“超人”
人类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这就是说，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与把握，在任何特定的阶段，都是非至上的、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识与把握亦是如此。人工智能究其实质而言只是对人脑功能的模仿，它是人类对自身大脑的物质“结构—功能”的认知及模拟，但是人类永远不会穷尽这种认知，也永远不能达到那种绝对的完全模拟，因而人工智能永远都不会达到和人类智慧同等的程度，更不可能升格成为“超人”。
人工智能与“类人”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类人”，“类”即“相像”“近似”之意，正如“类人猿”不是“猿人”一样，“类人”不是人还是“非人”，但它像人而且与人特别是人的思维有近似之处。“类人机器人”的出现，尤为明显地确证并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基本结构历史变化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主体、客体、中介的相互联系形成了实践的基本结构，而实践基本结构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为主体通过中介而客体化与客体通过中介而主体化的双向运动。“类人机器人”集中体现了在人工智能实践领域中客体所呈现出的“类主体”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主体所呈现的客体化趋向。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工智能观及其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工智能观是科学的人工智能观，它正确解答了人工智能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揭示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对于哲学、科学和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本身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2.1人工智能发展观
2.1.1人工智能发展的实质：机器进化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解决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必须不断推动物质工具进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物质工具由手工工具到机器工具的飞跃，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工具系统内由蒸汽机器到电子机器的质变，新科技产业革命实现了机器由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新突破，而与此同时的智能革命则力图实现全自动机器向人工智能机器的新飞跃。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诞生是机器进化的结果，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进化的历史过程。
2.1.2人工智能发展的途径：结构模拟和功能模拟
人工智能发展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结构模拟”，即运用电子仿生技术，依照人脑的内部结构制造“类人脑”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功能；二是“功能模拟”，即采取黑箱方法，撇开人脑的内部结构，而从功能过程或行为过程上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由于人脑的极端复杂性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功能模拟来实现的，即便最前沿的技术工程试图通过结构模拟来实现人工智能，那也与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意义上的结构模拟相距甚远。
2.1.3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哲学基础：信息论和控制论
作为实践中介的机器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存在着共同的信息与控制规律，都具有信息转换与控制系统，其活动都表现为特定的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双向控制过程。信息论与控制论通过运用系统方法，从功能上揭示了机器与人等不同系统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并以此为依照与电子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在物质实践过程中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以及主体的部分活动，由此产生并发展了其最重要的实践成果——人工智能。
2.2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区别，这些区别并不会因为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而消除，至多是改变了这些区别的存在形式。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区别中，有没有“社会—历史性”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从本质上区分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并且制约着两者其它诸种区别的存在形式。
人工智能是机器进化的结果，它在运作过程中无意识探求问题或任务本身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在执行指令或任务时也不会自觉到这一过程的社会后果和历史影响，即人工智能不具有社会历史性。
人类及其人类智慧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人类智慧伴随劳动生产及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通过社会的教育训练以及对历史上积累沉淀的文明成果的汲取吸收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主观世界，也造就了高卓深邃的人类智慧。
人类智慧能够再现人类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逻辑，能够将思维自身作为思维对象，能够把一切社会过程本身同时作为历史过程来思考，能够自觉到主体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3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的时代意义
第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丰富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原理，完善充实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思想理论；扩展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将人机辩证关系原理纳入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体系；开拓了意识论研究的新课题，突出了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对思维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对思维内容的相对性与独立性，这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建设的新天地、新境界。
第二，深化了自然辩证法，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深化了自然辩证法唯物论、辩证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彰显了自然辩证法的能动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拓展了人工自然观的研究视野，伴随并引领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既推动自然科学新成果加速向技术工程转化，又推动技术工程新需求和新经验反作用于自然科学的新研究，从而双向、纵横、联动地推进了人工自然观、人工自然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自身）以及人工自然界的共同发展。
第三，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应当注意到，人工智能革命并非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突破后迅速衍生和应用，而是由产业界来带动。因而，如何整合产学研各界，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当前包括智能革命在内的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动因以及顺应策略作出了重要指示：“人们对生产生活便捷化的要求，带动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和突破。……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促进了智能制造技术迅速发展，使机器人在越来越多领域代替人力。”如何应对智能革命？“要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成长。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方向，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积极发展健康、教育、养老、旅游等服务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