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论）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利

发表时间：2023-07-03 11:43:07

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论）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拓展正在按下“快进键”。今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愈发广泛。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比如对个人隐私权、知情权、选择权的侵犯，以及窃取、篡改、泄露等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等等。为此，迫切需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等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与伦理体系。

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人工智能的安全秩序包含算法安全、数据安全、伦理安全、国家安全等维度。2019年以来，中国先后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文件，明确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今年9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促进公平、公正、和谐、安全，避免偏见、歧视、隐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了伦理指引。

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监管者要提高站位，加强宏观战略研究与风险防范；人工智能研发者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人工智能的技术提供者要明确告知义务，加强应急保障；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者，应当保证这一技术不被误用、滥用或恶用。要对各类伦理道德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技向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也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在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积极倡导者，也是率先践行者。2020年9月，中国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明确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齐心协力促进数据安全；今年5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主持召开“新兴科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阿里亚模式会议，推动安理会首次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问题，为国际社会探讨新兴科技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

数字化浪潮扑面而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主动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法律规范，才能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2021年12月30日05版）(责编：袁勃、赵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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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

【讲武堂】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执政环境、社会关系、治国理念等带来冲击，深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研究应对之策，对于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从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网络、军事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因此，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条件，首要的任务是为政治安全提供服务和保证。综观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被首先考虑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尽管这些技术研发的初衷并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第二，政治安全与技术进步相生相克、相生相长。马克思认为，先进技术进入政治领域后，有效提高了“社会控制和权力再生产”。同时，政治安全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反过来成为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但技术并非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术利用不当、发生技术失控，或者技术自身缺陷所蕴含的风险爆发，政治安全可能被技术进步反噬。第三，技术进步倒逼政治发展转型，给政治安全带来新课题新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火枪火炮成为主战兵器时，继续用木盾藤牌来保卫政权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当政者转变思想观念，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当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普及时，西方国家政党纷纷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和选举拉票。人工智能较之以往的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器“主观能动性”优势，必将对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安全路径等带来更大的改变。

从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独特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和大数据将左右智能机器“认知”“判断”，继而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抉择。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数据是否真实完整未被删减篡改伪造污染，直接决定机器的研判结果，并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人口学变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可以将数以亿计的政治行为体抽象成社会的“节点”，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信息中节点的度数、介数和接近度，来揭示权力集聚规律、赢得政治威望的秘诀，这为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智慧渠道。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军事、社会、网络、信息等领域的影响向政治领域传导，间接冲击政治安全。作为一项赋能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写”各领域的秩序规则，给各领域带来机遇和挑战。尽管以往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领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并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时代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冲击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挑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政治权力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即代表着权力。掌握数据的主体既有国家权力机构，也有个人、企业团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互联网数据”结构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决定着处于线上社会任何位置的主体，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体位势高。人人都有“麦克风”“摄像机”，处处都是“舆论中心”“事发现场”，这一显著特征，弱化了传统的线下科层制国家管理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政治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逐渐向社会层面弥散，国家治理难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目前，这种风险已初露端倪。2019年9月，因有人线上传播“老师辱骂原住民学生是‘猴子’”的种族歧视谣言，印尼巴布亚省爆发严重骚乱，导致26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挑战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资本权力的扩张将危及国家权力边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包括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进步势必引起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引起变革时，将会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从当前种种迹象来看，资本的权力依托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门槛很高，依赖于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导致社会各产业、各阶层、各人才群体间的技术研发能力、资源占有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极不平衡，以互联网商业巨头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将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赋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应用前景，导致资本趋之若鹜。商业巨头实际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话语权，并正在逐步形成行业垄断。人工智能时代，巨头企业以强大资本为后盾，逐步垄断技术、控制数据，或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享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进而可能插手政治事务。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为资本权力的扩张设定合理的边界，是未来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和算法潜移默化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就是新的权力。近年来围绕国家大选而展开的种种政治运作显示：拥有数据和技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议程。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发布海量虚假信息，力图影响选民的认知、判断与选择。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2017年的英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显示：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数据和准确的算法，技术企业就能够为竞争性选举施加针对性影响。当某种特定政治结果发生时，人们很难判断这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被有目的地引导的结果。

挑战之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政治敌对势力用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利用先进技术威胁他国政治安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后，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联、传播政治谣言、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人工智能时代，攻击一国人工智能系统或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带来的后果将比以往更为严重。

挑战之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技术多被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利用它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回迁，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使后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和全球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通过发展军事智能化，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国家之间一旦形成技术“代差”，综合实力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讹诈和技术突袭的可能性增大。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企业、科研机构常常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而国家政府则往往远离技术前沿，对技术的感知相对滞后，对技术的安全风险准备不足。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运用系统思维，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置能力。要创新技术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研究机构、技术专家、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是政府单向的行为过程，治理则是一种开放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互动过程。通过多方互动，政府既可以跟踪掌握技术和应用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掌控治理主动权，又有助于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关切，共商制定风险管控机制，推进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现在起到2030年，是我国抢抓机遇的关键期。要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打造一批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从智能芯片、基础算法、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入手，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针对外部安全风险，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证。要积极研究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推进现代武器装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能化条件下部队训练演练，不断提升我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编辑:田博群】

新局与危局：人工智能的国家安全问题思辨

作为一项蕴涵广泛应用前景和高度战略价值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对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与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不可知性将对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当下人工智能所导致的风险已随着其发展而逐步显现，客观且全面评估这一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部署、制度安排与监管防范，则是保证其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内容目录：

0引言

1新局：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治理

2危局：人工智能加剧国家安全风险

3危局中育新机：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4结语

0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集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诸多技术领域于一体的革新运动。其中，作为一项具有通用性和使能性的技术，人工智能具备嵌套及主导其他技术发展的包容度与统摄力，因此被视作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安全被视为保障其他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支柱。然而，人工智能的特殊性，使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存在着一种“技术悖论”的困境，即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安全治理的水平与效能，但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安全向度和维度的深化，继而使国家安全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1新局：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治理

从应用领域来看，人工智能主要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方面赋能国家安全。前者主要为人工智能在军事与战略层面的使用，后者则主要为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应用。

第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国家安全。最初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讨论集中在无人机、机器人、战略决策和网络安全等常规军事领域，而后逐步拓展至核威慑等非常规军事领域。但作为一项通用性技术，人工智能具有在各个军事领域实现“全面渗透”式应用的特性，而不仅局限于单一的军事领域。目前，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武器自动化、情报、监视和侦察（ISR）与战略决策等方面，为“马赛克战”“多域作战”等作战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催生了诸如“影响力机器”等新型对抗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下的军事化应用中，人工智能尚处于提升作战的信息化水平和打击精确度的“初智”阶段，但伴随其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将逐步实现作战对抗的“无人化”与“智能化”，并使之跃升为广泛整合多项技术与统筹整体作战安排的“高智”阶段。

第二，人工智能赋能非传统国家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集中在为各类社会风险的处理提供更为精准的预测和纠错机制。其作用机制主要基于对多源数据进行全方位的挖掘、聚合与清洗，并构建相应的模型来演算各类风险因子的作用路径及其发生的概率，从而实现安全态势感知与预测的智能化，并推动防御机制的优化。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应用于网络安全、反恐与安防、经济与金融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与能源安全等多个领域，简要列举如下：

危机预测与管理方面，通过扩大数据收集、减少信息未知性以及建立相关分析模型，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针对战争冲突、传染病扩散、气象灾害等危机事件的预测与分析，继而提前介入其中以阻止危机的发生或者减缓危机所造成的破坏。

反恐与安防方面，基于对已有恐怖主义活动的案例以及其他犯罪数据的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对潜在的恐怖活动或犯罪活动的目标、组织及其可能的行径进行预判，并据此制订相应的反恐方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辅助公安部门及其他安全部门进行嫌疑人辨别与追踪、犯罪现场搜索、城市交通管理、开展救援活动、排列警务任务及分配警力资源，继而提升安防活动的整体运行效率。

网络安全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推动端点检测响应和网络检测响应，能够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识别和防止勒索软件、恶意软件、DDS攻击等恶意在线威胁，提前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及时阻断，为网络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防护手段。

金融安全方面，通过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交易检测与验证模型，人工智能可以为风控等金融业务提供高效的反洗钱、反欺诈以及信用评估机制。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防护能力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水平。同时，由于国家安全本身由诸多交叉的议题和治理机制组成，人工智能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应用上存在着一定交叉。例如，无人机既可用于情报侦察、军事打击、物资运输等传统安全领域，又可用于电力巡线、搜索救援、城市管理、遥感测绘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此外，尽管人工智能之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应用的逻辑相对简单，但由于非传统安全在当下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多样，因此人工智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应用更为广泛与频繁。

2危局：人工智能加剧国家安全风险

从技术悖论的视角来看，尽管人工智能蕴涵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和高度的战略价值，但这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也造成了国家安全向度与维度的深化，对于国家安全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一，技术的不对称发展或将激化人工智能军事领域的战略竞争。出于对技术安全性的考虑，各国对于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较为审慎。然而，由于国家间技术水平本身就存在不对称性，并且相对于其他技术，国家更难以直观地判断人工智能的技术不对称性的程度。当然，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所具备的“全面渗透”特性还将导致国家间竞争领域的扩展。因此，对于技术优势的争夺以及对技术差距的猜疑会扩大国家间对于国家安全偏好的差异性，而由技术差距所导致的“生存性焦虑”也就存在被放大为“生存性威胁”的可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无人化、智能化特性将削弱作战伤亡、作战周期及规模等传统因素对于战争决断及其进程的限制，并且人工智能应用所催生的一系列新型战法还将进一步模糊战争与冲突的界限。换言之，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所带来的作战预期成本的下降会拉低发动战争或者直接进行军事对抗的门槛，并且由于误判所导致冲突加剧的可能性也同样将被放大。

第二，人工智能或将加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技术边缘化”风险。人工智能可以助推经济的整体增长，但其所带来的收益并不会如预期那样得到均衡的分布，而是可能出现巨大的失衡与落差。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1年技术和创新报告》所言，技术变革将极大地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后者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低、融资机制薄弱、技术转让受限、数字鸿沟以及收入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所推动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变革将稀释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资源上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性扩散”所获得的产品转型与升级可能难以延续，并且其现有获得的外资红利与全球技术知识外溢的红利也可能缩减。与此同时，具备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将在全球价值链跃升的过程中取得并保持更显著的领先地位，并基于这一绝对的先发优势，主导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产业划分与治理规则的制定，继而塑造新的技术围墙和获得新的不对称技术权力。对此，日本经济学家井上智洋就指出，提前应用强人工智能的国家与其他未能实现此目标的国家之间将形成“第二次大分流”。

第三，人工智能或将强化甚至恶化国家在科技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关系。作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技术基础，人工智能同经济、政治等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然而，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技术组合性与目的通用性使得国家间竞争形成叠加效应和全域式竞争的趋势。然而，当国家间的竞争涉及多领域、多议题时，相互间的敌对认知往往会得到强化。同时，人工智能是一种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具有鲜明的“技术纠缠”（TechnologicalEntanglement）的特征。为了防止本国所出口的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助推他国军事能力的提升，以及规避因在关键领域使用他国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国家之间就不得不对现有的经贸关系进行切割，进而对正常技术合作形成了挤压。科技优势的同质化所催生的“技术民族主义”将恶化国家间正常的竞争关系，即后发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将削弱先发国家的技术优势，而先发国家为了保持原有技术垄断所带来的优势地位，就极易会对后者进行打压。当然，部分技术强国还能够凭借不对称的技术优势以及部分技术弱国对自身的依赖，采取组建技术联盟的方式来对竞争对手实施打压。这一过程中，两国竞争关系的激化将使得国家间的局部竞争逐步升级为不同技术联盟间的竞争，继而导致这一恶化的竞争关系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扩散。

第四，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大国竞争加剧或将凸显治理缺失的风险。尽管各国愈发重视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监管，并主张施加限制性监管措施来规避潜在的风险，但鉴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的客观现实，多数国家往往更强调满足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继而弱化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需求。良性的国家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技术水平，但是当国家间竞争超出了正常的范畴时，就会导致出现以技术封锁、对抗和割裂为表征的“科技脱钩”。实际上，在全球性规则和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现有的国际秩序本就难以对新兴技术及其威胁进行有效规制。而在“科技脱钩”的状态下，各国在技术及其标准体系上的高度分化不仅会抬高人工智能应用与发展的成本，阻碍其进步，也难以在全球层面对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继而加剧人工智能的无序发展状态。

第五，人工智能或将推动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恶化技术红利的分配。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多数体现在跨国科技公司所开创的技术与产品上，并且跨国科技公司的扩张将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的要素集中度。因此，资本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部署上的作用将得到提高。科技巨头们的技术优势还使其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及其治理准则的制定与实施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脱离主权和地理空间的限制，这也为资本规避政府部门的监管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重塑现有的社会整体利益再分配机制。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和创造新的产品及需求，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社会就业结构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人工智能应用所可能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其中，从事“事务性劳动”的低信息化水平的劳动者可能面临被“出清”的风险。

第六，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及其演进路径不确定存在诱发“技术恐怖”的可能。就技术层面而言，人工智能主要存在因技术滥用而导致的外溢风险与因技术自身缺陷而产生的内生风险。前者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术的拓展应用所衍生出的被动技术风险。例如，犯罪分子同样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从事更为便捷、隐蔽的犯罪活动。后者则是指因不确定的技术缺陷与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其中，因数据质量缺陷和平衡机制缺失所引起的潜在算法歧视就是较为典型的内生风险。当然，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也意味着，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的聚合及其在广泛场景中的应用，会扩大其技术隐患所波及的范围。

3危局中育新机：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人工智能是提升我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性要素，也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所指出的，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为此，我们更应处理好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况，本文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以战略布局的持续完善与发力打破技术高墙。我国已将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也已初步构建了支持其发展的政策框架。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主要集中在技术相对成熟、应用场景清晰的横向领域，但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等纵向领域相对乏力。为此，我们应继续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敏感性与理解力，制定以基线和指标为支撑的、更为具体的发展战略路线图。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采用渗透性和开放性方法促进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吸收，促进技术与产业紧密结合的相互增益，提高人工智能发展的灵活性。

第二，以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设立弱化风险危害。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技术、法律、伦理等问题，设立系统、完整的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尤为必要。我们应在保持与产业界、学术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由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审查，加快构建技术风险评估机制与灾难性风险预防机制等安全管理体系，并设置容错机制、漏洞检测和技术错误纠正机制等技术配置机制来提升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第三，以推进国际合作和参与全球治理为契机提升技术安全。全球科技的进步本身需要各国的积极参与，而技术风险的防范更是需要各国的充分合作。有鉴于此，我们应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科技向善的理念，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就人工智能开展常态化的多边沟通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参考各国的人工智能原则，推动建立一套普适的技术标准规范体系和较为一致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搭建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与治理平台。

4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家科技竞争逐步激化，如何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主动权与处理好相应的风险，并实现良性、合理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亟需解决的议题。我们应在充分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容纳和接受人工智能的突破和创新，保持自身在这一技术领域的领先性与自主性，并自觉关注该技术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风险，对潜在风险进行研判与预防。当然，我们还需着眼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规范的构建，积极提升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

引用本文：张纪腾.新局与危局：人工智能的国家安全问题思辨[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1(5):27-32.

作者简介

张纪腾（1994—），男，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与中美关系。

声明：本文来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anquanneican@163.com。

人工智能运用于国防领域是大势所趋

美军无人潜航器

俄罗斯“阿尔戈”战斗机器人

美军无人机蜂群作战示意图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代表之一，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域最前沿的课题。AlphaGoZero通过自我学习碾压“AI前辈”AlphaGo、百度无人汽车上路、苹果手机开启新的刷脸认证方式……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显示其技术巨大的驱动力。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目前发展如何？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能发挥什么作用？未来应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使其更好服务国防领域？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朱启超。

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

军事强国纷纷抢滩部署

“从世界局势来看，世界各国尤其是军事强国都在抢先布局人工智能，美、俄等国家政府部门均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战略或规划，彰显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朱启超表示。

资料显示，俄罗斯始于2008年的“新面貌改革”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此外，俄罗斯还发布《2025年前发展军事科学综合体构想》，强调人工智能系统将成为决定未来战争成败的关键要素。欧盟在2013年提出为期10年的“人脑计划”，拟斥资12亿欧元进行人类大脑研究。2016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构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框架。

在朱启超看来，不少国家都在推进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发展运用，从最初的无人机到智能化信息处理系统、仿生机器人等，人工智能逐步渗透到国防和军队各个领域。

近年来，美国曾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大量运用无人机和后勤作业机器人。2014年以来，美军已将智能化无人系统作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颠覆性技术领域给予重点投资。去年4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成立算法战跨职能小组，旨在将人工智能用于国防情报搜集和分析领域。据报道，日前美国国防部正式下令建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整合国防部所有的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其他国家也在这个领域加快步伐，推动军队智能化建设。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计划在2025年之前实现俄军装备30%的机器人化，其军队轮式和履带式地面作战机器人已经投入叙利亚战场。韩国和以色列开发和使用具有自动监视和自主决定开火能力的边境巡逻机器，以色列已在其境内部署自主性很高的“哈比”无人机，韩国国防部也在近期表示将在2020年之前投入75亿韩元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在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等领域的运用。

“可以预见，各类智能化无人系统与作战平台将在地面、空中、水面、水下、太空、网络空间以及人的认知空间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深刻改变着未来战争人工智能的技术比重。”朱启超说。

人工智能运用于国防领域是大势所趋――

国防运用需求前景广阔

从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战争需求看，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推动新一轮军事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未来战争需求也越来越呼唤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格雷戈里・艾伦在其主笔的一份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中强调：“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领域带来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而不仅仅是与众不同的。世界各国政府将会考虑制定非凡的政策，可能会像核武器刚出现时一样彻底。”

纵观历史，世界历次军事变革经历了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机械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历程，从冶炼技术到火药技术、机械化技术、原子能技术，再到信息技术，四次军事革命的发生都贯穿着技术革命的核心作用。“人工智能逐步走向战场，势必会引起武器装备、作战样式、部队体制编制和战斗力生成模式显著更新，进而引发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面对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发展态势，朱启超表示。

在朱启超看来，人工智能的国防运用需求非常广阔。当下，战争形态由机械化、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越来越取决于军队的信息优势、智力资源和决策速度。而人工智能在减少战场人员数量、获取和分析情报信息、快速决策和反应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2016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在模拟空战中击败了美军资深飞行员，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军事革命的颠覆性意义已初步显现。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推进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不断提升国防领域的信息处理能力、指挥控制效率、精确打击能力和精准管理保障能力。”朱启超对人工智能提升国防领域智能化运用非常期待，他表示，随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在国防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国防和军事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警惕人工智能成为“战争毒药”――

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军事领域涌现出各种人工智能相关作战概念和装备技术项目，但朱启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应用还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应忽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局限性。

“首先，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在解决可编程范围外的战争问题时，需要人类的理性分析能力、灵活应变能力、道德分辨能力等，因此，要在遵循战争制胜机理的前提下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他分析道。

朱启超进一步说明，长期来看，还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

安全方面，军事对抗环境下，人工智能系统或武器装备一旦被对手通过恶意代码、病毒植入、指令篡改等手段攻击，将带来战术失利甚至灾难性后果；人为错误、机器故障、环境扰动等因素也可能使得系统失去战斗效力。

法律方面，国际武装冲突法中的核心原则――必要性、区别性、相称性和人道性都将面临如何适用和调整的问题。比如，战场机器人无法区分军人与平民而造成滥杀无辜给区别性原则构成挑战。

伦理方面，由于智能化评估决策技术、无人机、机器人等的应用，人类奉为最高价值的生命和尊严可能受到漠视甚至践踏，而战争的指挥者却远离战场享受战争胜利的果实，战争或将成为搬上战场的“电子游戏”，这将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否应该将人类的道德标准嵌入日益智能化的机器、嵌入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以及如何嵌入？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广泛研究和探讨。

针对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运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法律、伦理等问题，朱启超建议，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军备控制讨论与谈判，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与伦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福祉服务，而不是使人工智能成为“恶魔的帮凶”。（潘娣）

人工智能安全：挑战与机遇

【环球科技】

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重塑人类安全的未来。作为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题为“人工智能安全：挑战与机遇”的安全高端对话9月18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对话活动由上海赛博网络安全产业创新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联合承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等协办。

对话围绕伦理问题、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三大主题展开，研判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挑战，探索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创新之道，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确保人工智能发展造福人类未来。

本版邀请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撰文，为读者深度解读人工智能与人类自身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

军事历来是推动技术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领域，新技术与军事变革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也影响了军事变革。算法上的突破、数据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计算能力的增长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现有的技术条件来看，人工智能至少可以在机器人、战场环境的分析和目标识别、后勤组织计划、情报分析、信息管理、信息行动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或改变原有对军事的认知。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减少军人的伤亡程度、增强指挥决策、控制战争的杀伤范围方面改变未来的战争形态。

第一，当越来越多的无人驾驶飞机、坦克、汽车，以及自主决策武器开始走向战场，军人直接暴露在战场杀伤环境将会减少，军人的伤亡率较传统的战争也会下降。这会使得跟传统军人形象迥异，一群戴着眼镜，像在网吧中玩着网络游戏的新的职业军人和军事单元出现在战斗序列中。

第二，人工智能在辅助战场决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制定军事计划、后勤组织保障、战场环境实时信息获取、分析、目标的图像识别等方面可以大幅度提高战场的指挥决策能力。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战争将更多是特种战争，而非全方位的战争。人工智能在网络战、信息战，以及类似的“斩首行动”“定点清除”等特种作战领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从很大程度上而言这也会改变战场的形态，人工智能领域的特种作战将会先与大规模冲突的爆发，改变人们传统上认为，战争就是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飞机、坦克、军舰等武器之间直接对抗的印象。

鉴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作用，各国的军队和政府都高度重视从国防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武器，制定人工智能国防领域的发展战略。

2016年2月，时任美国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伯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认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欺骗性和破坏性难以预测和理解，将会对国家安全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巨大风险。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对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制定和资源的投入，美国国防部门的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和国防科学委员会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军方向人工智能转型，并且成立了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近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作为美军重要的技术创新部门宣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增加20亿美元，用以布局下一代人工智能。

俄罗斯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发展。俄罗斯国防力量积极的开发人工智能武器，包括超级坦克、无人蜂群、无人导航水下航行器等，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叙利亚战场中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在美俄之外，包括中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二、安全领域挑战不容小觑

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能，但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为了获取战略竞争优势，各国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竞争，也带来了安全方面的风险——包括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忽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扩散，以及过度强调人工智能的国家安全属性对正常的技术发展和商业所带来的威胁挑战。

首先，致命性自主武器的伦理问题。致命性系统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造成伤害或死亡的系统。现有系统如装备了武器的无人机，就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动化与致命性结合起来，但是这一系统需要人类的参与。完全自主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还需要能够识别和选择目标，确定拟对目标施加的武力级别，并在特定范围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目标实施规定的武力。半自主、全自主系统包括杀伤人员地雷、反舰雷达、各种精确制导导弹、鱼雷、巡航导弹、反卫星武器、空中和海上无人机、无人机群以及网络蠕虫。从不含情报的地雷到精确制导导弹以及依据地形的巡航导弹，这些系统中的情报数量差异巨大。

国际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反对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声音。如此众多的自主武器带来的问题是机器是否有权力去自主决定杀伤目标，以及由于算法黑箱或者自主武器失控而导致的误杀和误伤成为致命性自主武器发展必须要面临的伦理问题。虽然战争和伤亡是需要极力去避免的，但是由机器来决定伤亡则更加难以接受。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战争的门槛，这会鼓励减少自我约束，采取进攻性的行动来达到相应的目的，但同时也会对国际安全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核心的算法和数据都存在着潜在的安全问题，这会导致人工智能决策的风险。从编程的角度来看，任何的代码都是由人编写，因此无法确保程序完全安全、可靠、可控、可信。从数据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依赖大数据，同时数据的质量也会影响算法的判断。军事数据质量获取、加工、存储和使用等环节都存在着一定的数据质量和安全风险，从而增加了军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

再次，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给全球安全带来的威胁。伴随着人工智能武器的开发，国际社会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反扩散问题，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不负责任的国家获取人工智能武器，并威胁国际安全和平。人工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程序和软件，因此，它面临的扩散风险要远远大于常规武器。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网络武器库被黑客攻击，并且在暗网交易，最后被黑客开发为勒索病毒的案例，也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武器领域重现。

最后，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会对技术逻辑和商业逻辑产生破坏。人工智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其发展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福利。过度的强调军事用途会对人工智能的全球研发体系和产业链造成严重威胁。近期，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审查法案》进行修订，其中重点就是要阻止其他国家对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并购。法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做法提高外国企业对法国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并购门槛。再加上，出口管制和人才交流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展成熟，各种鸿沟已经在各国之间开始构筑，会严重影响正常的技术研发，并且破坏全球化的商业逻辑。

三、治理机制构建刻不容缓

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战略，相应的治理工作应当在现有的国际安全架构开展。今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的讨论中，各方并未就制定禁止人工智能驱动的致命性完全自主武器的条约达成共识。全球约有共26个国家支持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武器，而绝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在规则不确定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威胁在不断增加。加强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工作，降低军备竞赛风险则是当务之急。

经过2014年和2015年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后，在2016年12月16日关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联合国会议上成立了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政府专家组（GGE）。该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致命性自主武器领域的新兴技术，评估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并为其国际治理提出建议。

人工智能引发的安全问题是专家组的一大重要分歧，技术强国与弱国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技术弱国认为应当完全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开发使用，技术大国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开发致命性自主武器可以降低人员损伤，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并且很多系统已经在战场上进入实战。

军事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互联网就是由美国军方所发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背后也有军事因素的强力推动。但是，人工智能的科技竞赛也非技术之福，特别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的扩散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从联合国层面制定相应的规范，并且促成大国之间在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上达成一定的军控条约是当务之急。

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应制定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制定相应的国际法，在国际法不明确的情况下，各国应克制在军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武器。联合国政府专家组也应考虑对国际法此前未曾预见的情况追加法律限制，并以道德或伦理为由尽量减少对人和平民的伤害。更进一步的目标包括管理以下情况的操作风险，包括降低使用武力门槛、意外导致不应有的伤害、造成意外的升级螺旋式增长以及产生军备竞赛和扩散。

当然，从联合国角度来达成一项谈判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鉴于越来越多的风险，大国之间应当及早就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开展对话，及早启动相应的军控进程。短期内促成技术强国在谋求战略优势和国际安全体系稳定之间的妥协。

各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战略时，还应当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比如，无论是半自主和全自主的武器系统的设计，应允许指挥官和作战人员在使用武力方面作出适当的人为判断。为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需要严格的设计、对设计的测试和评估、操作验证和测试，解决系统错误和故障的安全工程以及避免人为错误的认知工程。

在决定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应当制定明确的规范和流程，避免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同时，还应当加强对人工智能武器的安全性，避免安全泄露，或者是随意转让相关技术。无论是无意或者有意地扩散都会增加军备竞赛的风险，威胁国际安全体系。

（作者：鲁传颖，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工智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研究

摘要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已经成为大国经济竞争的重要筹码。人工智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系统阐释，人工智能会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诸多风险，包括失业风险、平台垄断风险以及经济网络风险等。世界各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改变对人工智能的定性，只有将该项技术视为一种全球性公益产品，并针对这些风险因素采取有效的政策管控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内容目录：

1人工智能与平台的垄断性影响

2人工智能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影响

3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4人工智能对网络经济战的影响

5结语

0引言

关于人工智能（AI）的普遍定义在国际上经常被视为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统称。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愈发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在术语上缺乏针对性。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紧密分工的今天，人工智能得到迅猛发展的证据不仅从投入的资源数量来衡量，而且需要从其产出的贡献来比对。根据美国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估算，在2017—2030年间，全球大约55%的GDP影响将来自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的错误率从2010年的29%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2%，超过了人类的表现。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快速的进步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同样也适用于机器人、传感器，以及通过数字化建立起来的工业4.0。

在人们对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能力感到吃惊的同时，很多学者也表达了对计算机算法完全替代人类功能的深度担忧。特别是在国家的经济安全层面上，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给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安全风险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预见的是，与传统的工业革命相比，人工智能不仅在推动财富、技术和权力的变革过程体现得更为积极，基于人工智能“头雁效应”带动的多重技术叠加也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多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经济安全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体系和制度本身，而很少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它。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在平台垄断、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网络经济战等层面上的风险阐述，表明未来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应更多地聚焦于技术要素，是因为拥有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和完善的产业技术生态的国家不仅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能具备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技术基础。

1人工智能与平台的垄断性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生产力和劳动力因素变动的趋势展示了理解人工智能对经济安全影响的重要性。疫情隔离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突显出人工智能在提升社会潜在生产力效益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期间，基于AI技术的远程跟踪和检测、无人机配送以及在线办公和教育系统的迅速发展，让这项技术成为经济复苏的“启明星”。事实上，无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历史视角，亦或是技术角度来判断，人工智能在给生产力带来颠覆性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层面的担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多次指出人工智能和更广泛的数字化有可能在创新方面削弱竞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高度的资源集中，在强大的网络效应包裹下愈发呈现出垄断市场的典型特征。事实证明，迄今为止互联网市场倾向于拥有高市场份额的大型数字平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实体企业被迫加入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厮杀，成为平台巨头垄断道路上的牺牲品。要了解数字化新市场的竞争意义，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市场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经济”市场。互联网大幅度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成本，提高了它们快速扩大规模、收集潜在消费者信息以及创造新产品的能力。然而这些差异改变的不是市场结构而只是商业模式。“平台”模式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而蓬勃发展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严重依赖于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来获得发展机会。直接的网络效应是指，使用同一平台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这对于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和领英（LinkedIn）等这类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尤为重要。间接网络效应则是指，在平台的另一端，客户的价值和客户数量都在同步增加。正是由于这些间接的网络效应，企业可以通过从市场的另一方获利来补贴市场的支出成本。例如，社交媒体网站一边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一边通过植入广告对广告公司收费。

因此，这对我们试图确定互联网市场的最佳竞争水平，提出了一大挑战。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价格作为衡量竞争水平的指标，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价格是不够的，因为互联网平台市场两端的价格严重失衡。在搜索和社交网络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往往控制着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持有准垄断地位的公司不但会失去继续提高其产品质量的动力，还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达到生态和规模的双重垄断效应。当数字资产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平台上时，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首先在规模上的数据控制，对于那些想要创建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司来说，大规模的数据集是一个关键的输入，人工智能算法的初始训练和微调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即使是最好的人工智能算法，如果没有大数据集的辅助，也只能存在于理想蓝图当中。大型平台依据自身的规模优势强制平台商家把经营管理软件、数据等放在平台数据库中。服务平台商家的服务商必须使用该数据库以调取消费者数据，这就迫使部署在其他云平台的服务商被迫迁移至平台打造的服务器。如此一来，初创企业的数据来源就被彻底掐死。其次，鉴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商业化将带来更大的生产力增长，生态垄断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旦互联网巨头手持资金、数据、流量、渠道和技术等关键发展资源，逼迫其他互联网企业选择站队，就将极大地破坏互联网竞争环境和产业生态。经济不仅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将损害创业创新的活力，还将影响整个国家治理的进展和实效。

2人工智能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影响

国际上很多技术流派的政治学家都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外交政策方面运用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力。目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改进决策过程的效率方面运用较为广泛，但事实上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已经开始基于人工智能预警系统，修改国家经济政策，包括预判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经济风险、及早制定预防政策，并用以确立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和量子计算等技术共同构成了改变传统经济力量的等量方程式。

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是经济治国的工具的话，从更长远的周期来把握，它也将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试金石。首先，一个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在经济平衡账户的变化上，从而改变了各国经济安全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虽然大力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为政府增创收入贡献不小。但从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考虑，人工智能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结构的土壤中，其发展的进程是非线性的。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技术往往用于创作实际回报率最低的新产品，在其国内投机性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被无节制地引入实体经济部门，那么这些国家通过全球化浪潮所建立的工业资本链和资源流通链将面临解体的风险。也就是说，盲目的技术引进，可能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远大于实际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收益加在一起并复合起来，经济收益最高的国家集团和经济收益最低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净经济影响差距可能会变得更大。

其次，面对不可抗拒的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技术民族主义将加速推动各国从顶层设计上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传统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和雄厚的资金支持，率先启动了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以获得更多经济实力的提升，达到重塑经济实力平衡的目的。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同时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霸主的有力候选者。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会选择把人工智能作为经济武器演化为维持全球性霸权的手段，不仅损害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霸权国家如果把人工智能当作一种战略性治国工具，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而试图争夺和控制人工智能。随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利益的深度挖掘，技术塑造的新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甚至可能颠覆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从全球实力动态核心的变化趋势来判断，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具有维持人工智能优势的经济实力。全球范围内大幅度增长的人工智能投资引发的溢出效应，如中国所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等议程也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可以预见的是，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新兴国家会依托人工智能优势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那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滞后的国家，必然被全球价值链市场所抛弃，从而更广泛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3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面对无法逾越的人工智能技术鸿沟的同时，本国的经济还要承受大量缺乏技能的工人失业的阵痛。纵观历史，人们对自动化，包括机械化、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扼杀就业机会，并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损害的担心从未停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对“技术性失业”进行了详细定义。同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注意到计算机芯片处理能力的显著提高，担心人类将被计算机所取代，就像内燃机的发明淘汰了马一样。历史上虽然出现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但整个社会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存在。

值得警惕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孕育的人工智能和以往任何一项技术都不同。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变革性的经济技术，在增强创新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成效。麦肯锡的研究表明，每千名工人增设一台机器人，就业比率就会下降0.18～0.34个百分点，工资下降0.25～0.5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的规模正在发达国家中扩展，2019年制造业大国德国有约190万台工业机器人活跃在工业4.0场景中，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700万。按照预测的趋势，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浪潮不亚于经济大萧条。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一项研究，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成本已大幅下降。过去，工业机器人的高成本限制了其在汽车行业等少数高薪行业中的使用。但是，近年来机器人的平均成本大幅度降低，导致在亚洲的一些关键行业中，机器人的成本和低工资劳动力的单位成本正在逐渐趋同，机器人现在已成为劳动力的可行替代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增长，证明了它们对劳动力产生的重大影响。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在没有大量员工的情况下实现了广泛的经济规模。美国《大西洋》杂志主编德里克·汤普森（DerekThompson）写道：“Google的市值达3,700亿美元，但只有大约55,000名员工，不到1960年代鼎盛时期大企业员工人数的十分之一”。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马丁·福特（MartinFord）也发出同样强烈的警告。他在《隧道中的灯：自动化、加速技术和未来经济》一书中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可能渗透到经济中，以致工资收入不再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结果将是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他甚至预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机器将能够全面接管所有的工种，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将找不到任何新的工作机会”。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叠加效应下的技术变革步伐不仅难以预估，对所有行业的传导和渗透速度更是超出人们想象。如果真的像《奇点临近》中所描述的那样，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了人类劳动，那么由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从而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就全球市场范围看，如果失业的工人考虑移民到其他国家，进而引发经济体之间的移民潮、甚至是难民潮，接收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也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的经济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可能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4人工智能对网络经济战的影响

就技术本身而言，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网络正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像人工智能这样能够进化的新兴技术，被各国家决策层视为经济治国的灵丹妙药[13]各国政府致力于开发复杂的算法，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本国经济实践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击虚假网络信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虽然到目前为止，对“网络经济武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出台具体的对抗措施。但随着将人工智能用作经济治国工具的频率增加，极有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风险首先存在于人工智能在指挥与控制或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基于人工智能分析目标经济体的海量数据来实施经济破坏任务，或者通过社会操纵来制造有针对性的宣传以引起金融恐慌，正日益成为国家层面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应对其他国家的决策速度的角度，还是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政治考量，未来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势必要得到技术官僚或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如果从战术特征看人工智能在网络经济战中的应用，该项技术让“蜂群战术”成为未来经济战的一个新兴特征。它既可以用来增加反介入和经济政策区域封锁能力，也可以对更强大的经济工具——如经济胁迫或摆脱经济监护——发起进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哈茂德·帕古（MahmoudPargoo）明确指出美国的制裁严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伊朗的国家机器运转却依旧顺畅。背后的原因离不开伊朗人工智能技术部门对本国经济网络的保护。

除了能对经济安全实施保护，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国家从网络上提取恐怖主义相关内容也要容易得多。国家安全部门可以更积极地打击网络上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于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国防部主持的Maven项目中人工智能在反恐行动中展示的出色动态分辨能力，也可以感受卫星系统操控地面人工智能设备，进而指挥地面的无人机枪扫射和炸弹爆炸，暗杀伊朗核计划负责人、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的强烈震撼。与此同时，技术的双面属性决定了当非国家行为者掌握人工智能并利用其获取非法来源，甚至为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时，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的金融稳定就是一项严重威胁。如果基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交易使用端对端的加密，国家监管机构几乎难以发现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一旦此类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将给每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安全的困境。对此，基于经济安全的全球性技术合作具有极高的迫切性。

5结语

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经济竞争被赋予了“双重意义”，在短期内它是一个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议题，而从长期来看它又是一个国际治理的问题。与历史上的其他通用技术相比，人工智能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同样是无法估量的。然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带来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也构成了结构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科学文献不仅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创新和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加关注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未能得到有效处理，不平等现象引发的社会内部冲突可能会加剧，甚至威胁到国际就业市场和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在人工智能打造的新秩序下，基于经济竞争的考量而释放出更大的技术民族主义浪潮，将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的经济政策。

此外，从人工智能改变财富分配方式的后续影响来看，全球顶级财富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共享的现象引发的社会动荡隐患，决定了拥有人工智能霸权的利益集团必然需要通过全球合作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表面上看，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规制似乎能达到权力平衡的效果，但事实上并不能解决技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新的财富分配方式下，国家间对人工智能霸权的竞争已然成为既定现实。庆幸的是，人工智能竞赛尚处于早期阶段，寡头垄断式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各国政府需要共同采取积极主动的监管政策，而不是把全部重心放在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经济治国的工具上。

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和国家治理方式上，欧盟可以说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出的种种举措透露出其致力成为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野心。欧盟所提倡的基于国际合作获得人工智能互惠互利的潜在机遇，不失为避免竞争带来生存危险的好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传统的国际共识中，国家间合作信任受到搭便车和缺乏集体行动等问题困扰。鉴于目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各国只是在寻求其经济利益，而不是全球公共利益。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的结构性挑战在于对人工智能的定性。只有将该项技术视为一种全球公益产品，才能有利于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附加值在所有国家平等地传播，最终保护国际经济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否则人工智能一直都将是悬在各国经济安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引用本文：戢仕铭.人工智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研究[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1(5):10-17.

作者简介

戢仕铭（1993—），男，博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安全问题。

选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1年第5期（为便于排版，已省去原文参考文献）

专家：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带来5大挑战

【讲武堂】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论） 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