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战争，变化在哪里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军事应用，现代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智能化战争已初现端倪。智能无人系统与机器人有可能主宰未来战场，物联网、智联网与脑联网将成为战争基石，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社会域深度融合，将迎来智能泛在、万物互联、人机共融、全域协同、控网夺智的智能化战争。
改变战争形态，战争谱图趋向泛化
战争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步而不断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的演进趋势，相继历经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热核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等形态的依次转变。当前，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基因、微纳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的加速发展，从科技创新到物质生产再到战争实践的演进链条被全面打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全时、全域对作战中全部力量的各种行动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实时计算、实时推送，使人类能够突破思维的逻辑极限、感官的生理极限和存在的物理极限，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势必从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到认知空间，形成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三大作战维度，战争边界向深地、深海、深空、深网、深脑领域延伸，呈现出极深、极远、极微、极智与无人、无形、无声、无边的特点，战争形态正加速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即由“数字化+网络化”的初级阶段，向“智能化+类人化”的高级阶段加速演进。智能化战争将泛化对抗争夺，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一体化特征更加明显，作战领域极限拓展，平时与战时边界日趋模糊、前沿与后方界限不再分明，智能渗透到未来战争全要素全过程，将重绘战争边界，传统的战场和战线难以再现。
改变战场主角，作战力量发生质变
作战力量是人、武器装备及作战方式构成的力量体系的整体描述，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本质上是先进军事技术与新型作战思想联姻的产物。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武器平台和作战体系不仅能够被动、机械地执行人的指令，而且能够在深度理解和深度预测的基础上，通过机器擅长的算、存、查等进行超级放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自主、能动地执行特定任务。可以说，武器平台和作战体系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地发挥出人的意识作用，甚至可根据特定程序自主地、创造性地完成作战任务，智能技术赋能改变最基础的作战要素，作战力量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人逐渐退出对抗一线，智能化装备将大量、成建制地走上战场，传统意义上“人对人”的战争将变为“机器对人”或“机器对决”的战争。人与武器装备的区别变得模糊，甚至难以区分是人在发挥作用还是机器在发挥作用，人们惊呼“人与武器装备将成为伙伴关系”。智能化武器装备正逐渐成为战场“主角”，在群体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各智能作战单元能够根据不同作战任务需求和战场态势变化，通过泛在网络，随遇接入，自主适应，弹性编组，动态调整，组成人机混合或自主无人作战集群，具备多样化作战能力，实施群体自主协同作战，人在作战中更多地是充当“计划员”“管理员”“指挥员”的角色。一些新型作战力量从分散化、配属化的组织形态向增加比重、融合成军、独立成军方向发展，军事力量体系将发生革命性重塑。
改变作战样式，颠覆传统战斗形式
恩格斯指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智能技术向作战领域的快速渗透，必将颠覆战斗力的表现形式。智能化战争在大数据、超级计算、智能通讯、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推动下，将以“意想不到”的新方式和“无所不能”的新面貌，颠覆人们固有的认知。信息化战争具有信息战、精确战、网络战等典型作战样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战争越来越呈现出自主化、无人化、低成本、灵巧式、高超速等特征，以自主集群消耗战、自主潜伏突袭战、自主跨域机动战、自主认知控制战为基本作战类型的自主并行作战，将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典型作战样式。利用自主集群的“低成本”“大规模”“高分散”“自适应”等特点，实施分散作战、饱和攻击、协同防御，使敌“防不住”“攻不下”。利用自主武器“能休眠”“长待机”“可激活”等特性，在敌开进地域、重要航路、核心设施、关键设备、要害部位、重要系统等提前预置，先期设伏，休眠待机，适时激活，猝然发起突击，令敌难以防范。利用自主装备打击力、机动性、隐蔽性强等特点，实施大范围、长距离跨域机动作战，让敌无处藏身。未来智能化战争中，单独采取自主集群消耗战、自主潜伏突袭战、自主跨域机动战、自主认知控制战中的某一种作战样式并非没有可能，但四种基本样式交叉混合运用、针对作战全要素全系统的自主并行作战将成为常态。因此，智能化战争是人机智能一体的作战，是从武器平台、指控体系、作战终端、战场环境等全方位、全领域进行升级、换代、重塑的战争形态，呈现出人机协同、智能主导、云脑作战、全域对抗的特征。
改变制胜机理，突破传统交战规则
战争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系统，交战规则涉及战争性质、目的、主体、手段、时空条件，以及战争形态、战争行动、战争指导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信息化战争中，制信息权是战争综合制权的核心，制胜的关键在于夺取制信息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战争领域后，战场争夺的焦点逐渐由信息优势向智能优势转移，制胜的关键开始向夺取制智能权转变。尽管战争历来都是“智”的比拼，但智能化战争中，“智”的权重较以往战争更大——人的部分智能“移植”到了武器上，人与武器系统结合越来越紧密，并趋于高度一体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全时、全域、全维对作战力量的各种行动进行动态感知、推理决策、评估预测，作战样式由“体系作战”向“开源作战”演进，跨域非常规、非对称较量成为博弈新常态，战争进入系统自主对抗、察打行动秒杀立决的阶段，以无人化为突出标志的作战样式重新改写交战规则，重塑保障流程。制智权成为作战重心，作战行动在有形和无形战场全域展开，战场全息透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基本目标也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表现为从“基于毁伤”转变为“基于失能”。战争行动中，作战双方将围绕智能化感知、智能化认知、智能化决策、智能化行动等环节，展开激烈对抗，争夺认知速度和质量优势。占据智能优势的一方，将在战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而失去智能优势的一方将极其被动，即使具备传统的能量优势和信息优势，也会因为人机协同失调、自主决策失灵、组织指挥失控、智能装备失能、作战行动失序，导致整体作战效能大幅降低。战争杀伤机理由化学能、动能转变为定向能、生物能，传统的暴力行动将向隐打击、软杀伤、控意识等方式演变，无声杀伤成为主流。凭借己方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在去中心化的战场中切断和迟滞对手的信息与决策回路，瘫敌作战体系，达成物理上摧毁敌人与心理上控制敌人之效。
改变指挥决策，孵化全新指控方式
智能化战争中，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指挥决策全流程，实现人机融合、智能决策，共同应对战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是指挥决策从计算机辅助式变为人机融合的“指挥大脑”模式。信息时代的指挥信息系统是辅助指挥决策人员的重要支撑，已成为作战力量效能的倍增器。其主要功能是信息收集、查询管理、传递处理、辅助决策等，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有很强的辅助性，是一种人脑的外部工具。而未来智能化作战的指挥系统将在现在的指挥信息系统上得到升华，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智能化，是一种综合集成模式的智能系统，将成为人脑的外延，并与人脑融为一体形成一体化的“指挥大脑”。人机协同决策成为智能化战争中主要的指挥决策方式，通过人机协同决策，弥补时空差和机脑差，确保指挥决策优势。二是指挥体制从固定层级模式变为柔性集成模式。未来指挥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各种作战力量将会根据具体任务使命动态联合，其指挥机构集成为虚拟的“指挥大脑”与“智能云”，整个作战过程中，各作战力量将具有高度自主性，自协同高效地完成作战任务，智能化作战指挥体制具有高度弹性的去中心化结构，传统严格层级的指挥体制将会被打破。各作战单元实现动态自适应式指挥控制协同，指挥控制效能将会极大提高。三是加剧了指控对抗的烈度。智能化战争中，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意味着指挥决策优势，指挥决策优势将决定行动优势和战争胜势。因此，围绕智能化指挥决策展开的高强度对抗，必将贯彻战争活动始终，“指控战”成为一种作战样式。（许春雷杨文哲胡剑文）
[责编：丁玉冰]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原标题：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颠覆性技术，正在释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国亦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更好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研究其未来趋势和走向。
人工智能不同于常规计算机技术依据既定程序执行计算或控制等任务，而是具有生物智能的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行动等特征。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赋予机器人类智能”。首先，人工智能是目标导向，而非指代特定技术。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在某方面使机器具备相当于人类的智能，达到此目标即可称之为人工智能，具体技术路线则可能多种多样，多种技术类型和路线均被纳入人工智能范畴。例如，根据图灵测试方法，人类通过文字交流无法分辨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那么该机器就可以被认为拥有人类智能。其次，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及生理构造的模拟。再次，人工智能发展涉及数学与统计学、软件、数据、硬件乃至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需要算法研究、训练数据集、人工智能芯片等横跨整个创新链的多个学科领域同步推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经济的融合要求外部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所涉的外部环境十分广泛，例如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基础设施、社会舆论等。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并与经济深度融合，其所涉外部环境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彼此互动和影响亦将日趋复杂。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将波浪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本轮发展浪潮的高峰。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飞跃。一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数据爆发，二是云计算技术应用带来的计算能力飞跃和计算成本持续下降，三是机器学习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推广。但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和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可能仍将经历波折。人工智能的发展史表明，每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都遭遇了技术瓶颈制约，导致商业化应用难以落地，最终重新陷入低潮。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技术上限和商业化潜力都大大高于以往，部分专用人工智能可能获得长足进步，但许多业内专家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从机理上还不存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化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要起到辅助人类工作而非替代人类的作用，同时，严重依赖数据输入和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人类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继互联网后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遍及整个经济社会，创造出众多新兴业态。国内外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提升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商业研究机构对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预测，主要预测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行业增长率等。多数主要商业研究机构认为，总体上看，世界各国都将受益于人工智能，实现经济大幅增长。未来十年（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助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12%左右。同时，人工智能将催生数个千亿美元甚至万亿美元规模的产业。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和牵引，可能呈现出三种形态和方式。其一，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能够解决需要适应性和敏捷性的复杂任务，即“智能自动化”；其二，人工智能可以对现有劳动力和实物资产进行有力的补充和提升，提升员工能力，提高资本效率；其三，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推动多行业的相关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开辟崭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前所未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工智能使机器开始具备人类大脑的功能，将以全新的方式替代人类劳动，冲击许多从前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小的职业，其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大大超越从前的技术进步。但他们同时指出，技术应用存在社会、法律、经济等多方面障碍，进展较为缓慢，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难以很快实现；劳动者可以转换技术禀赋；新技术的需求还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当前，在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领域，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目前仍处于研究的早期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不过，学界的一些基本共识已经达成：短期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促进作用；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和速度难以预测。因此，我们需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可能导致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保持关注。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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