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颠覆性影响
原标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颠覆性影响正在展开的这一次技术革命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将引发经济、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变革，其影响非比寻常，我们几乎无法预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描述并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企业、政府、国家、社会及个人的潜在影响。
在所有这些领域，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可能来源于赋权，即政府如何与公民互动；企业如何与雇员、股东和客户互动；超级大国如何与小国互动。因此，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被赋权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系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强协作，方能取得成功。
经济：爆发式增长和就业困境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且涉及众多领域，所以我们很难对某个影响进行孤立的分析。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GDP、投资、消费、就业、贸易、通货膨胀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此，我想重点阐述两个最关键的方面：增长和就业。
增长还是衰退？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也莫衷一是。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革命的关键性贡献已经完成，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反方阵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则称，技术和创新正处于拐点，将很快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上升，加速经济增长。
虽然两方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仍然保持务实的乐观主义态度。我清楚技术对通货紧缩的潜在影响（即便被定义为“良性通缩”），及其分配效应是如何轻视劳动力而偏向资本以及挤压工资（由此挤压消费）的。我也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助于很多人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多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行为更具可持续性、更加负责。
被改写的劳动力市场
尽管技术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应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少在近期要缓解技术对就业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对就业是有破坏效应的，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和自动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从而导致工人失业，或者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
关于新兴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人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乐观观点，他们认为工人被技术取代后就会找到新的工作，而且技术也会激发新一轮的繁荣；另一派则认为技术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加剧。历史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会介于两者之间。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让结果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帮助处于转型期的那些人？
应用经济就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案例，这个经济模式开始于2008年，当时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决定让外部开发者为iPhone手机开发应用。截至2015年年中，全球应用经济产生的收入规模预计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高于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影行业的收入规模。
新型弹性工作革命
15年前，丹尼尔・平克（DanielPink）在《自由工作者的国度》（FreeAgentNation）一书中描述了未来的工作更像是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一系列交易，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关系。
今天，共享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也改变了这种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雇主利用“人力云”（humancloud）来完成工作：他们把专业工作细分为多个精确的任务和彼此独立的项目，然后上传到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组成的虚拟云上。这是新型共享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提供劳务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从事特定工作的独立个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阿伦・桑德拉拉詹（ArunSundararajan）教授说：“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取收入――你既可以是优步司机，又可以是instacart的采购员，airbnb的房东，也可以在Taskrabbit上做临时工。”
对于在人力云平台工作的那些人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自由（是否工作的自由），同时因为他们属于全球虚拟网络的一部分，所以也具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有些个体工作者认为这样的工作模式压力小、自由度大、工作满意度高，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状态。
企业：不改变就灭亡
增长模式、就业市场和未来工作的变化会对所有组织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那些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正在对企业的领导、组织和资源配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集中体现为标准普尔500指数覆盖的企业平均寿命越来越短――从60年下降到18年。另外一个变化是新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地位、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facebook花了6年时间使其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美元，而Google只花了5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新兴技术几乎都是由数字技术催生和驱动的，在它们的影响下，企业变革的速度在加快，范围在拓展。
我经常和一些全球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高管对话，上述现象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对话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时代信息的泛滥，以及颠覆和创新速度的加快都是很难理解或预料的，它们不断地让我们感到惊讶。在这个环境下，企业领袖能否持续不断地学习、调整并质疑自己对于成功的认知和运营模式，将决定他们能否在下一代企业领袖中脱颖而出。
因此，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冲击，企业领袖的当务之急便是审视自身和自己的组织：是否有迹象表明组织和领导层具有学习和变革的能力？企业开发原型产品、做投资决策的速度是否一直够快？企业文化是否包容创新和失败？我所看到的一切均表明，变革速度只会加快，程度只会更深。所以，领袖们必须诚实而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组织，分析它是否具有快速灵活的运营能力。
颠覆的来源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同。
在供给侧，许多行业都在引入新技术，以此采用全新方式满足现有需求，极大地颠覆了当前的价值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能源行业，新型存储和电网技术将加快行业的去中心化；3D打印技术的普及也会让分布式制造和零部件保养变得更加便捷和便宜；实时信息和资讯将针对客户和资产绩效提供独特见解，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他技术趋势。
那些灵活的创新型竞争对手也为颠覆提供了源动力，他们利用研发、推广、销售和分销领域的全球性数字平台，以更好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价值，从而超越现有的成熟企业。
需求侧的变化也在颠覆着企业：由于透明度增加、消费者参与以及新型消费行为模式的出现（这一切日益取决于对移动网络和数据的应用），企业被迫改变其设计、推广和交付现有的以及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
放眼国家和全球
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颠覆性变革正使公共机构和组织重新调整运行方式，特别是迫使区域、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自我调整，找到与公众及私营部门合作的新方式。这也影响着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政府生存之道：积极拥抱变革
在评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政府的影响方面，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治理水平至关重要。更深入、更创新地应用网络技术能够改善公共管理结构，提高现代化水平，提升整体效果。加强电子政务的推广应用，可以提高透明度、责任制，以及政府和公民的互动程度。同时，政府必须进行自我调整，适应这样的现实，即权力正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从现有的体制向松散的网络转移；新技术以及在新技术推动下产生的社会分组和互动允许任何人发挥数年前不可想象的影响力。
摩伊希斯・奈姆（MoisésNaím）说：“在21世纪，权力更容易获得，却更难行使，也更容易失去。”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国际、省际、当地甚至个人等其他权力中心的牵制。这种“微观权力”足以对政府等“宏观权力”形成制约。
平行的架构使公众传播理念、招募追随者、协调行动对抗政府成为可能。当前，伴随着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加剧、权力下放和再分配，政府现有的形态将不得不发生改变，其以执行政策为核心的职能将逐步弱化。政府将被看作公共服务中心，其能否以最有效、最个性化的方式提供更广泛服务的能力要接受公众的评估。
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变革极为迅猛，这让监管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各类突发事件让政治、立法和监管机构应接不暇，使它们既难以应付飞速发展的技术变革，也不能参透随之而来的影响及含义。在当今世界，核心公共职能、社会交流和个人信息都汇集在数字化平台上。政府需要通过与商界和公民社会开展合作，共同制定规则，不断检验修订，平衡各方利益。这样才能维持正义，保证竞争和公平，保护知识产权、安全和可靠性。
空前的国际安全问题
当今世界的极大危险是世界高度互联且不平等不断加剧，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隔离和社会动荡，从而滋生极端暴力行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安全威胁的特征，同时也影响着权力的交替。权力不仅在地域之间出现变更，也在从国家主体向非国家主体转移。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地区，面对具有武装力量的非国家主体的崛起，为应对重大的国际安全挑战而建立共同的合作平台是一个极其关键又严峻的挑战。
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人们在各种不同背景下相互交流思想、价值观、兴趣和社会准则，才实现了诸如科学进步、商业发展和创新普及等社会进步。因此，很难理解新技术体系对社会的全面影响――社会的构成元素彼此交织，而它们又共同催生了很多创新。
大多数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如何在吸收和适应现代新事物的同时，又不摒弃我们传统价值体系的精华内容。第四次工业革命考验着我们诸多的基本认知，会恶化以下两类群体间本就已紧张的关系：一类是维护自我基本价值观的虔诚宗教群体；另一类则是具有更世俗化的世界观和信仰的群体。全球合作与稳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就源于极端组织，他们会采取源自意识形态的极端暴力行为抵制进步。
不平等问题与中产阶层
当前，世界确实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还在加剧，即便是那些所有收入群体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且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国家也不例外。
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不仅是令人担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挑战。有数据证明，不平等的社会暴力现象更多，在押犯人更多，精神疾病患者和肥胖人口也更多，人的寿命更短，信任程度更低。
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人们有更高的期望值，如果人们感到取得成功或实现人生意义希望渺茫的话，重大的社会风险便会随之而来。
社群影响
新型数字媒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构建社会及社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推动力。数字媒体以全新的方式将人们以“一对一”及“一对多”的形式联系起来，让用户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维系友谊，创建兴趣小组，让志同道合的人们突破社会和现实障碍建立联系。数字媒体的实用性、低成本和地理中立的特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意识领域之间更密切的互动。
但不幸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向公民赋权的同时，也在损害公民的利益。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阐述了“公民被赋权和剥夺权利”现象，即随着政府、企业和利益群体采用新兴技术，公民和社群被赋权的同时也在被剥夺权利。
无孔不入的技术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也在改变我们自身。它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我们的身份认同及其相关方面，如隐私保护意识、所有权观念、消费方式、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分配以及如何发展职业生涯、学习技能。
身份认同、道德与伦理问题
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爆炸式创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所在。它们以曾经只在科幻小说中存在的方式不断扩展人类寿命、健康、认知和能力的界限。随着这些领域不断获得新知识和新发现，人们所关注并致力于持续进行的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变得至关重要。作为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从个体与集体的不同角度来思考应该怎样应对寿命延长、定制婴儿、记忆提取等诸多问题。
某些特定种类的技术，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对人类的影响是很容易了解的，且已被专家、学者们广泛讨论过，但要了解它们在其他方面造成的影响则要难得多。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亲眼目睹定制婴儿，以及对人类进行的其他全面改良，从消灭遗传病到增强人类认知能力。而这些技术都将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伦理与精神问题。
信息世界正侵蚀我们的大脑
世界越朝着数字化及高科技方向发展，人类越需要由亲密关系及社交联系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加深我们个人及群体与科技的联系，它对我们的社交技能及同理心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影响已经出现。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在2010年进行的研究发现，当今大学生的同理心与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生相比下降了40%，其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
我们与自己的移动设备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总是与之形影不离，而这有可能让我们丧失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腾出时间进行静心反思，并开展一次无须技术支持，也不用社交网络作为媒介的真实对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使用手机，而应当将手机用于更好的用途。
技术与文化领域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我们在电子世界中沉浸得越久，我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弱，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我们的注意力了。“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干扰系统，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机器。持续的干扰能分散我们的思维，减弱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变得紧张和焦虑。我们所陷入的思绪越复杂，干扰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早在1971年就警告说：“丰富的信息将导致注意力的缺乏。”如今的情况更加糟糕，对于决策者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被过多信息所困扰，无法招架持续不断的压力，导致过度劳累。常常有领导者们对我抱怨，他们再也没有时间静心反思，更不必说一口气读完一篇短文这样的“奢华享受”了。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仿佛都处于越来越疲惫的状态当中。
权衡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
互联网时代给个人带来的一大挑战，以及人与人之间总体来说愈加密切的相互联系，均涉及隐私问题。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说：“人们越来越倾向在日常使用的设备上牺牲隐私以换取便利”。我们都能看出互联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大规模、广范围、无差别、高强度监视的帮凶。
隐私为何如此重要？每个人都本能地明白隐私对于我们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那些号称“并不特别看重隐私，也没什么秘密需要隐藏”的人，也总有各种各样的言行举止不想被他人所知。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察觉受到监视时，他们的行为会变得更加墨守成规。
我完全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对数据管理的失控定会导致就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越发激烈，诸如隐私问题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影响这一问题。这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只不过才刚开始感受到其在心理、道德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从个人角度来看，我预测下面这个关于隐私的问题将会出现：当个人生活完全透明化，且无论小过还是大错都能被他人所知时，谁还能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呢？
第四次工业革命使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且占据支配地位，然而我们才刚开始意识到科技的突变会如何影响内在自我。最终，确保科技服务于我们而不是奴役我们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编：朱传戈、杨迪)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争之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创中国（ID：kczgwx），作者：周孝（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类社会迄今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而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技术革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量经济社会活动“被迫”向线上转移，线上数字经济迎来发展机遇。我们知道，数字经济作为打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钥匙，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加快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渗透，这将如何影响第四次产业革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下，我国产业体系将遭遇哪些冲击与挑战？
一、疫情冲击下我国数字经济逆流而上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加速腾飞重塑增长》显示，2018年，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3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高达40.3%。其中，有38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
同样地，进入21世纪，我国数字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如下图所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2005年的26161亿元人民币扩大至2019年的358402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从14.2%提高至36.2%。
同时，该时期内数字经济规模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6%，大幅高于GDP的12.6%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1.1%、14.8%。毫无疑问，数字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2005-2019年）疫情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对数字经济而言却是机遇显著大于危机。受疫情防控影响，人们生活进一步向线上转移。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较2019年6月新增网民4910万，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4.6%；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约为30.8小时，较2019年6月增加2.1小时。
除网络购物、网约车、网上订餐、在线旅游等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外，在线教育、线上会议、网络培训等业态迅速崛起。例如，截至2020年3月，在线教育用户高达4.23亿，占网民整体的比重达到46.8%。
各行各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020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的同比增幅仍高达14.5%，与第二产业（-1.9%）、第三产业（-1.6%）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广东、浙江、江苏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较高的省市，其地区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都有明显的反弹。例如，2020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达到11.7%。
二、数字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所谓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
如下图所示，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
前者主要是指信息通信产业（ICT），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
后者是指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产业数字化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数字经济的绝对主体。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到28.8万亿元人民币，占数字经济比重高达80.2%。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三、数字经济主要构成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总体突破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且集中表现为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其中，人工智能是核心所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更是将其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
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二是新兴技术在国民经济行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广泛应用。
前者直接催生了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而后者则推动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两者分别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换句话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设施设备、产品、内容等全面支撑，而数字经济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成果，是现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战场。
四、数字经济发展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将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作为政策发力点。
我国从加快新基建、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技术创新、促进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着手布局，未来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覆盖范围必将进一步拓展。就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是强有力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庞大的市场需求，激励更多市场主体投资和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对技术创新、设施设备更新、产品和服务升级的实际需求。
为了支持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我国加快布局新基建，且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未来将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基础性领域，形成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
二是数字经济规模化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应用场景。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成熟，都离不开应用场景的支持。
我国服务业领域数字经济领先发展，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在规模化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我国数字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5G、信息处理、无人机等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位置。
正是依托于庞大用户市场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才能掀起全球短视频热潮，业务覆盖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的活跃用户数就超过1亿人。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创造了适宜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色，是组合式、融合式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创新和融合创新提供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平台，并且使得新兴技术的转移和产业化商品化更加迅速，大幅缩短了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
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这使得人脸识别、用户画像、算法等新兴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迭代，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燃料”。
总之，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数字经济将推动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也是全球经济与科技的“兵家必争之地”。谁能抢占数字经济的高地，谁就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先拔头筹、赢得未来。
五、数字经济加快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数字经济具有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等典型特征，这将对经济和产业带来多重影响：
一是大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削弱基于成本的比较优势；
二是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的开放性和全球性；
三是提升平台和数据的价值，并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
相应地，数字经济发展将加快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调整进程，具体表现为两种并存且互相制约的产业组织发展趋势：
一是高度分散化。比较优势特别是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是决定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的关键因素。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将彻底变化。
例如，通过减少劳动力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使用大幅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分工转变，由此形成多层次、网络化、分散化的产业分工格局。
二是高度集中化。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数据要素的积累，这使得数字平台或平台企业成为决定市场竞争的关键。数字经济显现出“赢者通吃”的特征，甚至是“得平台者得天下”。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高度集中于拥有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阿里巴巴等七个超级平台的美国和中国。
中美两国占据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其中七大超级平台占据总市值的三分之二）。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全面提升，基于平台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极化趋势可能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将通过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产业体系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样突出。
一方面，疫情冲击之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更加全面、深入地推进。例如，在各级政府加快推进新基建的推动下，以信息通信、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活性服务业等为主的产业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产业体系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加快丧失，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中低端产业将面临巨大冲击。虽然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但我国三次产业的数字化率（即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只有6.5%、17.2%、32.6%，显著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见下图所示）。
2018年，德国、英国、美国的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分别为54.0%、54.0%、52.8%，而我国的相应比重低于30%。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消散、国际市场需求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我国各个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外部冲击。
2017年G20国家数字经济行业渗透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8年）》。事实上，我国与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各有千秋：
我国在数字经济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处于领先位置，而美国在互联网处理器等硬件、硬科技、硬实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这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对外依赖性，也意味着存在非常突出的外部风险。
如果不能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机遇并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将遭受严重制约。
六、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21世纪以来，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加快布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围绕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依托于快速壮大的国内市场，我国已经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同样也异常突出。当前，我国必须奋发勇为，方可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领军者。
政府层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引导社会各界有序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以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为抓手，加快促进各行各业提升数字化水平；
三是以数字平台和工业互联网为依托，加大对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
四是建立和完善适应于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积极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企业层面一是积极引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升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水平；
二是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协作创新，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打造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三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协作，有效提升对数字经济时代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抵御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创中国（ID：kczgwx），作者：周孝（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