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总之，有关人工智能对教学方式影响的研究相对丰富，不少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教学颇有见地，但对于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摸索依旧“在路上”。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和教学方式革新的逻辑与内涵有待明确。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具体内涵、因果关系有待明晰。
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可以针对学生做精准判断与个性化诊断，并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的个性化辅导，确实驱动了精准教育发展。精准教育服务有望实现日常教育与终身教育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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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的更迭——泛在学习的推进
目前讨论人工智能在金融、交通、医疗等领域的应用较多，但在教育领域则相对较少。关于人工智能与教育关系的讨论较为深入的一次也许是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人工智能对于教学环境的改变可在互联网对教学环境的改变上有所洞悉。
在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的《人工智能的时代，依然会有诗和远方》一文中，他认为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类感知和思维的整体性与统整性，以及人的情感性与社会性。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使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可以学习任何的内容，即泛在教育。
泛在学习强调智能化环境的创设，目标是创设让学生随时随地利用任何终端进行学习的环境，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学生在时间、空间上的自由度将是传统教育所不能及的。
目前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和泛在学习的理论相对较少，袁振国教授的研究在国内处于相对领先位置，但依旧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泛在学习的有关观点虽具一定的合理性和前瞻性，但因为太过“年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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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之变：新师徒制，以学生为中心
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教育模式依旧有其影响。在新课程改革热潮下，中国的教育模式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大数据时代，发达的网络催生了“互联网下的新师徒制”——以互联网为媒介，由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以长期言传身教的方式，带领较大规模的徒弟们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与实践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它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实现了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为徒弟们匹配相应的教师，从而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甚至以机器教师的身份在线为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或通过人机交互技术协助教师为学生在线答疑。此类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突破了传统课堂对学生的束缚，更是顺应了我国教育改革的趋势和方向。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需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教育模式，不断提升自我信息素养以顺应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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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之变：精准教育，重视个性化学习
人工智能是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来工作的，而其也能相应地推动学生对知识的深度学习。可以说，个性化学习的目标是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而人工智能技术则能基于学生的个性化信息数据进行情绪识别、情感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与分析，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智能支持，从而实现精准教学。常见的模式有个性分析、智能推送和精准反馈服务。未来，每个学生会像拥有智能手机一样，人手一个陪伴自己成长且能学会解决复杂而抽象问题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教师的助手，而学生则可以通过机器人辅助从而拥有“私人”教师团队。
时代在进步，21世纪的小学生与“智能”走得太近，如果教师能够全面突破传统，瞄准精准化、个性化、弹性化、融合化的变革趋向，强化“共享共创”“个性定制”“体验参与”意识，更加有利于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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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态之变：泛在学习，随时随地学习
传统的学习资源分散无序、共享性差、聚合性差，而在泛在学习时代，资源深度聚合让学习变得“泛在”与即时。相比火热的在线教育，“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融合之路要审慎、复杂得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应用，泛在学习将会真正实现。人工智能改变了教学的形态，也促使教育打破传统思想边际，加快教育教学转型，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形态之变。
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智能教育将让更多的人享受一样的资源，得到一样的受教育权利，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在人生起跑线上不因资源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而从这一视角上来看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的改变将是革命性的。
此外，人工智能为学生构建的群体智能学习环境将能有效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让学生适应未来的学习工作模式，甚至创造新的模式。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与具体的教学情境联系的动态的知识建构过程，如何提前适应泛在教学形态并在此情境下提升自我教学能力及教学效果，是每位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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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求创新，课堂教学应突破
人工智能催生了泛在学习，也将扩充教学资源。不仅教师能够接触深度聚合的教学资源，学生亦能唾手可得海量的学习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就显得很有必要。单纯依靠书本上的“死知识”显然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书本上原原本本的内容，学生依托人工智能便可学习。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人性为王”的教育，教师应加强教育对德、仁、情等人性特有的东西的关注。在课堂教学中更多地关注对学生创造力、社交能力等人工智能难以代替因素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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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传统题海战术，探索教学新方式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被许多人狭隘地理解为“刷题”，其实教育并非仅灌输知识与传授技能。知识主要依靠人的记忆力和逻辑判断力进行消化。可以说，任何一个机器人都可以记忆五万个数字，所以机器在这一点上是很容易取代传统的注重知识灌输的教育的。如果一位教师最大的兴趣就是做重复的工作，那么在效率优先的人工智能时代，他是肯定会被替代的。传统行为主义下对学生反复操练的教学方式显然在人工智能时代是立足不了的。
真正的教育过程，从来就不是师生之间单向的机械操作。教学主体不是冷冰冰的“程序载体”，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情感交流绝对不是没有温度的人工智能能够做到的。教师应有意识地转变传统的题海战，寻求教学新方式，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教师要在泛在学习大趋势下巧妙利用好教学情境，变灌输为感化，增强自身的能动性，提高效率并降低事件重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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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反馈应重视，依托数据精滴灌
人工智能将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推进教师精准教学的开展。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对于学生学习的认识被画上新的问号，多元学习环境下作业和考试已很难反映学生的学习全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数据分析技术将为教师开通对学生学习情况诊断、反馈的绿色通道。
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与矫正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的反馈要及时、准确，而这些恰恰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利用它而不是被其取代，是每位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也正在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模式、教学方式、教学形态等被重新解读，担负着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改革使命的教师也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重新定位角色，发展专业素养，从讲授者转向指导者，适应新师徒制、个性化学习、泛在学习等发展要求，思考教育的本质和内涵，重视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在实践和反思中不断提高教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拥有仁爱之心、恻隐之心，逐渐达到专业发展的目的。
（作者董瑶瑶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生；李志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郑洁：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意识形态工作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个高度，对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作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当前，大数据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在掌握大数据的基本特征，积极利用数据预见未来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
一、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人类正从重视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互联网时代”，逐步进入强调信息的搜集、挖掘和分析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借助计算机等存储设备对数据进行存储、挖掘、分析、预测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数据规模大、数据种类多、数据速度快、数据密度低等特性。目前，大数据正以一种日益扩大的趋势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今社会无论个人、企业还是社会、国家都需要仔细考量、认真对待、严肃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也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传播速度快，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自身的解释力决定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说服力与有效性，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传递给广大受众，它可能会因此弱化自身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从而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达到某种高度。因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提高理论传播的速度，强化舆论宣传的成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已经成为影响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大数据传播速度之快已经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社会部门开始重视数据的分析，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经历从数据分析到数据利用再到组织决策的数据浪潮。在大数据快速传播的基础上，舆论宣传变得更加有效，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二）覆盖范围广，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政党持续执政的思想保证，要使党的建设事业保持生机和活力，需要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首先需要更深层次地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力。无疑，较广的舆论覆盖范围将会拉近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距离，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快速的数据处理使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大数据具有的大容量、多样性和快速度等特性，使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能够驾驭更多的领域、捕捉更多的信息。就目前来看，正是基于大数据能够大范围地进行数据采集，数据的来源和种类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广泛。而大数据的大范围覆盖，使得无论是业务数据、调查数据，还是环境数据，抑或是个人体验数据等这些人们生活的任意细节，都会被大数据所记载，并通过数据传输、数据接收和数据利用，能够更好地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再通过数据对比、数据总结和数据归纳，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和接受。
（三）实现路径多，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借助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传播路径是否多样将会直接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只有与时代特点、外部环境及对象特征相契合，才能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更好。大数据的规模源于不同类型信息的融合，因此，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多元性等特征，拓展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扩大意识形态的宣传范围，将会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当前，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并综合运用微博、微信、论坛、飞信等媒介工具的有机融合来全方位、多维度地实现国家意志的统一。在传播路径上，既可以采取理论宣传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创作网络文艺作品的形式，同时以差异化、个性化、时代化的传播方式更富针对性与生动性地进行理论传递，从而使正确的理论在广度、深度、速度等方面深入受众群体，最终实现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宣扬我国的社会制度、更好地巩固我国的经济基础、更好地发扬我国的民族精神的作用，最终更好地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四）数据密度低，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力
大数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数据密度低。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用大数据搜集技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信息转化为知识，以此实现科学决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大数据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在大规模数据的搜集和反馈过程中，一切皆可实现量化，数据的广泛覆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力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需要根据最新且最全的数据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进行实时更新与完善。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力的任务需要广而密的数据做信息支撑。大数据时代，社会利益状况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一变化势必会以一种信息传递或数据传输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得到反应，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利益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会愈发明显、愈发复杂。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可以凭借大数据所带来的大容量信息，保障传播手段与传播路径的创新与丰富，从而更好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吸引力。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随着网络空间领域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日益复杂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时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当前，大数据在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以一种极其“冷酷”的方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结合大数据的具体特征，在与意识形态相“吸引”又相“排斥”的情况下，其带来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据规模大，容易销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
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离不开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和传递，但是，大规模的数据又能为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增添更多的话语，一定程度上销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数据的大范围和大规模覆盖，体现在人们生活中日益活跃的思想意识，生活中的日常话语也变得更为自由，那些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和提高人们人格魅力的政治语言却少有提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多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出现，价值观念开始向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倾斜。显然，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并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观念。他们不太乐意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开始倾向于那些自己认为理想的价值观念，理想意识逐渐淡化，甚至鼓吹“多元化”“私有化”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身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但其对那些“价值多元”的群体不再具有明显的控制力。所以，如何在大数据时代的大规模数据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极端重要的任务。
（二）信息流动快，容易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体地位。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传播可以在瞬间抵达，信息传播也可以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快速抵达。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正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侵蚀、削弱着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而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张扬等逐渐被部分年轻人所认可，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出现多样化、潮流化。数据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在经济、文化、技术保持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如何维护、完善、保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如何在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更多地发出社会主义的声音，如何在信息高速流通的大数据时代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掌控力，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技术更新快，容易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
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海量的信息量，技术的更新换代也挑战着现有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构架。首先，理论内容有待更新。一些研究成果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理论仍是早先时期的理论思想，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最新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不够。具体到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专著，一方面，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内容存在“大”与“空”的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话题和重点难点问题关注不够，一些著作对西方思想的入侵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宣传方式有待提高。大数据时代，人们正在普遍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倘若仍旧采用枯燥的说教方式、言传方式宣传理论，不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脱离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路径，还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厌倦与疲惫。最后，创新意识有待增强。技术的更新换代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推广和宣传理论，但是，就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理论宣传队伍缺乏创新的问题。如何在技术快速更新的大数据时代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构架的完善和优化，就成为稳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思想多元化，易于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
在数据的“大覆盖”“大融合”“大智慧”“大应用”背景下，部分人思维活跃，思想敏锐。很多人期待在这个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会涌现一批实力雄厚的新兴产业，然后抢占先机，积极参与其中，以收获一份宝贵的财富。在这种需要对数据进行挖掘并充分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竞争背后，部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及怎样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早已模糊不知。部分人不仅不了解、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会产生埋怨、抵触和排斥的情绪，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号召力在这些人群中逐渐减弱，甚至丧失原有的价值之所在。同时，当前并非在我国的所有地区都充分利用了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一些技术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尚未感受到和体会到运用数据分析、数据归纳和数据预测带来的各种便利，这便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这种种思想交汇在一起，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有的价值结构，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等方面有所欠缺或动摇。简而言之，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发展，既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方法手段，也会因为大规模数据信息的融合触动人们心中敏锐的思想或敏感的神经，从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
三、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当前，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要求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建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通过对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具体分析，可以充分了解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境遇，这为探讨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策略提供了前提。充分把握大数据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影响，能更全面、更具体地提出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策略。
（一）丰富内容，加强大数据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大数据，可谓“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能”。基于大数据时代存在的多种潜在风险因素，维护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内容的角度来加强大数据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需求，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需要增强网络阵地意识、创新传播体制手段、创建信息管理机制，以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
1.增强网络阵地意识，创建意识形态网络传播阵地。“在大数据时代，无论公民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时刻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针对西方国家利用先进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上对我国意识形态发动的攻击，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积极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攻击的方式倾向，主动创建我国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阵地，才能逐渐壮大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相抗衡的力量。事实证明，互联网上的主流声音特别是主流媒体论坛或微博大V的政论可以深刻影响和主导大众舆论。因此，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意识，丰富互联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容和信息资源，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大势所趋。创建意识形态网络传播阵地，重点是建立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网站，提高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攻防能力。
2.创新传播体制和手段，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当前，部分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持续快速稳健发展的形势时，开始发动对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挑战，由原来的“硬实力”渗透变为如今的“软实力”渗透，通过不同的方式渠道向我国渗透其意识形态。因此，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创新意识形态传播体制和手段，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价值取向、理论内容和思维模式等方面传播的实效性，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创新传播体制和手段，应该站在意识形态传播成效的角度进行创新和改善，一是以人为本，牢牢抓住群众的思想观；二是突出方向，树立意识形态斗争旗帜；三是狠抓教育，从教育基础树立正确的价值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教育的底线绝不能动摇，我们必须狠抓教育，从教育基础上牢牢树立正确的价值意识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3.创建信息管理机制，保障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包括互联网站、网络应用、社交媒介在内的各种信息媒介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影响，正确把握网络传媒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创建、优化信息管理机制，加强网络媒体的管理和监督，增强网络技术保障力量，切实保障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性。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趋势警示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网络媒体运营，加强网络信息管理机制的创建和优化，保障党的思想政治意识在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创建信息管理机制，一是需要加强互联网信息的控制权，二是需要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三是需要设立媒体“信息网关”。开展互联网舆论斗争，必须做到对信息渗透的“过滤、屏蔽和监控”，真正实现“信息网关”的一对一安检作用，推动信息管理机制的创建与应用。
（二）整合力量，提升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大数据时代，可以充分利用数据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和特性来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大数据存在大挑战，切实提升大数据时代我国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就成为维护和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一条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1.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作用。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具有重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新问题新情况也在时代的推动下不断涌现，这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执法水平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也对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数据时代，我们应当紧随时代发展节奏，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政府执法部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作用，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安全、顺利和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调整治理思维和观念，打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门，努力维护社会信息安全，一是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加大监督监管力度；二是监督引导相结合，实现新旧媒体同步导向；三是看热点抓重点，提高监督监管的有效力。
2.更新技术手段，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保护能力。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以帮助人们“凭数据说话、凭数据办事”，但是，过分依赖数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因为数据的质量往往决定了数据的可靠性。大数据提供的是一个舆论多元化、信息多源化的数据资源，若是其中融入了一些不真实的、反动的不良信息，就会容易造成错误的、歪曲的舆论导向，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因此，为了防止恶意攻击我国意识形态的不实言论混入主流传播媒体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据自身存在的缺陷。更新技术手段，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保护能力，就成为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就应当从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一是要树立以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思想意识；二是要更换最新的技术手段抵御一切有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三是要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主动创建具有保护、抵御、回击功能的智能体系。
3.提高职业素养，强化媒体从业人员的信息辨别能力。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从社会力量上来讲，信息安全需要政府部门对传播媒体的有效监管，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先进技术保护，同时还需要媒体从业人员传播信息时的信息辨别能力。鉴于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的诸多影响，我们务必重视媒体从业人员在信息传播时的信息辨别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媒体从业人员信息辨别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其自身的职业素养、知识素养和认知能力。强化媒体从业人员的信息辨别能力，重点体现在三个预防，一是预防传播媒体中由西方意识形态包装的“普世价值”所蒙蔽；二是预防在传播媒体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充当“老好人”；三是预防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
（三）优化环境，强化大数据时代的道德体系建设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发展阶段，完备的道德体系都是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和谐及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以“规模大”“速度快”为显著特征的大数据时代，需要特别注重环境的优化，进一步强化道德体系建设。强化大数据时代的道德体系建设，要善于把握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的区别和联系，还要注重软环境的开拓和建设，从而进一步达到强化社会道德规范、增强社会道德意识和完善社会道德机制的目的。
1.把握现实环境，强化社会道德规范。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是一种基于信仰下的社会行为。强化社会道德规范与大数据时代下防范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紧密相关的。强化社会道德规范，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有助于与我国传统文化相承接，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此，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充分把握时代优势，努力优化环境，从现实环境、虚拟环境和软环境等方面强化大数据时代下的道德体系建设，进一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从现实环境角度来讲，可以具体从以下几点强化社会道德规范，一是加强道德教育；二是依靠法律体系；三是利用媒体监督；四是采取奖励机制。对于公德楷模要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提高民众的公德心，最终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搭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2.利用虚拟环境，增强社会道德意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具有虚拟性质的实践活动的新空间、新环境。“人类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拥有了两个生存平台：一个是现实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数字平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平台，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从而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充分利用大数据来预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充分利用虚拟环境不可替代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保持社会道德意识，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具体来讲，利用虚拟环境提高社会道德意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利用虚拟环境重构人们的思想观念；二是利用虚拟环境拓展人们的学习途径；三是利用虚拟环境扩大人们的社交范围。利用虚拟环境，如同扩大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范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
3.开拓软环境，完善社会道德机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社会道德机制的建设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开拓以文化为主的软环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道德机制及进一步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保障大数据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必须重视文化软环境的开拓与利用。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全面开放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理念和思想意识也在不断接受时代信息的洗礼和调整。但尖锐的数据信息统计会使我们发现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等级观念严重或缺乏平等意识观念的社会文化问题，文化软环境并没有在我们的理想期待中得到正确利用。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清除错误的等级观念；二是全面树立以“人人平等”及集体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理念；三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化。
（四）拓展渠道，把握大数据时代的舆论导向对策
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力在大数据时代表现得尤为鲜明，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地位。因此，为切实维护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我们需要树立创新思维，积极拓展渠道，从而把握好大数据时代的舆论导向对策。
1.丰富社会渠道，建设舆论宣传阵地。随着数据公开的内容越来越多、范围面越来越广，大数据时代的舆论导向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扩大舆论导向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必须结合大数据背景下的时代发展特征，要坚持渠道多元化与信息多元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通过丰富社会渠道，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舆论宣传阵地。根据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建设舆论宣传阵地可以从以下两个渠道丰富拓展，一是现实渠道：城市和农村；二是虚拟渠道：互联网平台。舆论宣传阵地的建设，必须充分把握现实渠道与虚拟渠道的优势和特色，通过现实渠道与虚拟渠道相结合，开展一系列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正确导向民众意识的具体的途径方式。
2.结合传统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以一种爆发性的增长模式出现在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但是，作为具有巨大社会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在社会舆论导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舆论导向最大程度的发挥，离不开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我们必须充分结合传统媒体，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首先应在结合传统媒体使用的基础上加强对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和监督，充分发挥传统传播媒介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是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必须坚持正确原则；二是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必须切实提高信息辨别判断能力；三是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必须坚持创新思维理念。
3.利用新媒体，扩大舆论导向的作用力。大数据时代在本质上是一个提倡技术理性的时代，把一切社会现象归为了一串串的数字。面对西方国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渗透，倘若只是一味地沿用传统媒体而不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那么我们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就会降低，就会使意识形态的抵御和反抗工作收效甚微。因此，为了避免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代脱节，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扩大舆论导向的社会作用力，我们必须在使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充分扩大新媒体的使用范围，强化新媒体的使用效力。利用新媒体扩大舆论导向的作用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推广具有意识形态教育作用的影视作品，实现对民众潜移默化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二是积极发挥新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作用；三是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科学技术投入。通过加大对新媒体的科学技术投入，使之成为我国对内扩大社会舆论导向、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威信力、提升我国良好国际面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总之，大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和研究工具，它蕴含着一种思维方法和体现着一种治理能力。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战略任务。当前，要树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重视大数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等方面的技术优势；要科学把握大数据的预见性功能，积极实施大数据建设工程，开发大数据技术；要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网络空间的“战略平衡”，保障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安全地位。
（原载《教学与研究》，作者系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本遵循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打赢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重大斗争，根本扭转了过去网上乱象丛生、阵地沦陷、被动挨打的状况，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在这一历史进军中，习近平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意义、根本原则和方法路径，为新形势下打赢网上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第四专题对此作了充分反映。
一、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入手。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在网上变换手法，贬低、歪曲党的历史和伟大实践，攻击、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习近平同志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过不了互联网，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站在确保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
二、加强网络阵地治理，构建良好网上秩序。
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在网络阵地，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打赢网上斗争，首先要守好网络这个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习近平同志强调，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坚持系统观念，方方面面齐动手，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治理合力。党委要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把住网络意识形态正确方向导向，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严防网上意识形态渗透。政府要发挥管理职能，制定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制定产业政策、明确技术标准、建立相应制度，做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自觉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把关、监督检查机制，不制作、不发布、不传播非法有害信息”。社会要发挥监督作用，畅通社会监督表达渠道，充分调动公众监督的积极性。网民要加强自律，“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增强辨别是非、抵御网络谣言的能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习近平同志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要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习近平同志强调，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要加强网络信息管控，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对于一种新技术带来的问题，首先必须从技术本身加以审视、寻求答案，互联网同样如此。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涌现和信息数据资源的海量增长，给网络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充分利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等信息技术革命性成果，改进创新网络治理方式，切实提升网络治理效能。要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平台，加强网上舆情信息的识别、采集、分析，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与此同时，也要注意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三、运用正确战略战术，提高网上斗争水平。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正能量和负能量之间的激烈较量。面对严峻斗争形势和艰巨斗争任务，要取得斗争胜利，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涉及大是大非问题、涉及政治原则问题，要敢于担当、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哪些方面需要重兵把守、严防死守，必须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点都不能含糊。
对不同地带，采取不同斗争策略。习近平同志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灰色、黑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主阵地，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黑色地带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
注意区别不同问题，灵活精准施策。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错误思潮及时批判，谣言及时澄清，对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既不能把网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问题，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警觉性，反应迟钝、应付消极；也不能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之。对网上舆论热点，要深入研判，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鉴别力，线上线下要密切联动，不能云里来、雾里去，决不能任由一些人造谣生事、煽风点火、浑水摸鱼。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斗争统一战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同志指出，做网上工作，不能见网不见人，必须下大气力做好人的工作，把广大网民凝聚到党的周围。要建设好青少年聚集的网络平台，创作更多青少年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团结带动更多青少年与党同心、与党同行。要把“键对键”线上互动和“面对面”线下服务结合起来，最广泛地为党凝聚妇女力量。要把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论文范文(5篇)
人工智能论文全文(5篇)时间：2023-04-1322:16:52
第1篇：人工智能论文范文
第一，植物的规格要确定好，要结合植物所适应的地质条件来对各种规格的植物进行协调搭配。一般来说，中型及其以上规格的乔木作为园林的架构之一，会对整个园林所呈现出来的景观效果起着重要作用，应当先进行安放，然后才是小型规格的植物的安放，保证在园林景观的细节处做好处理；第二，要合理组合植物的品种类型，落叶植物和针叶常绿植物之间在园林中所占的比例应当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对于植物如花卉、叶丛的颜色要协调好，一般以夏东两季的植物色彩为主色调，其他色调为辅，以保证视觉上能起到互相补充的效果。
2园林设计中人工智能应用现状
2.1系统操作方面
由于园林设计既涉及艺术方法也涉及到技术手段，因此，对操作人员的综合能力要求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操作人员应当对建筑理论、园林绿植知识和计算机基础三方面综合掌握，而事实上，很多参与园林设计的人员并没有很强的工程操作能力，要求太高，难以实现。
2.2园林可重复使用性方面
目前来说，园林的重复使用性还是太低，因为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都不相同，所以，针对一个地方所制作的园林设计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如苏州园林的设计不能直接用在辽宁的园林设计，原因在于北方相对南方来说，园林供水相对困难，山石种类不同，绿植花卉种类也不如南方园林的丰富，而且南北审美观不同，北方园林设计多采用浑厚石材，绿植多为松、柏、杨、柳、榆、槐，加上三季更迭的花灌木，呈现刚健雄浑的特点，而南方则因为花木种类丰富，布局特别，注重山石与水的搭配，独具精致淡雅的特点，由此可见，园林的可重复使用性不高。
2.3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
计算机辅助设计即常说的CAD。目前来说，CAD并不能完全对口符合园林设计的需求，因为CAD只能呈现出单一的图形画面，既不利于设计者进行设计，也不利于客户对设计者的设计的理解，导致客户与设计者之间难免信息不对称，造成一定的信息偏差，影响之后园林设计出来的成果。
3加强人工智能在园林设计中应用的办法
3.1园林子系统的设计
作为整个园林系统的组成部分，园林子系统的设定概要应通过计算机实施建模，来对项目实施进行基本设定，在获得项目系统的自动生成规则之后，在对所收集到的园林基本数进行存档，来作为全局的运行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算机的运行结果。一般来说，存档信息有园林的设计规模、投资情况、发展需求以及相关的环境因素等，存档后，可能会对建筑的规模大小、选址、风格特点以及植物的搭配等造成影响。
3.2地形子系统的设计
地形子系统的设计应当是通过计算机对采集到的地质数据进行推理而后才进行的。一般来说，会采用规则引擎最为计算机的推理机，是基于专家系统的模式下进行推理的，工作原理是由机器来仿造人类在对事件进行考虑的思维和方法，通过进行试探性的方法来进行推理，并不断地对推理所得出来的结果进行解释和验证。对地质情况进行实时实地勘查是保证园林设计图纸正常输出的要求，这是不能单纯地依靠计算机来实现的，因为地质勘查涉及到很多复杂地形的勘查，只能依靠人工的方式。地质勘查可以分为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前期阶段主要是设定园林工程的初稿，因此，只要对地质情况进行系统的粗略勘察即可。后期阶段主要是完成图纸设计要求，因此，对数据准确性要求更高，并勘查人员对此进行较为细致的处理。这以后才是通过对计算机智能系统软件的使用来将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处理，完成相关数据的细化以及修正，然后通过系统推理得到一个初步的园林模型。
3.3主干道路子系统的设计
对地形子系统进行地形数据的输出即可得到主干道路设计，因为我们首先完成了地形的设计，因此，在接下来对道路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其他的建筑和设施的干扰，这之后的设计才能按部就班地开展。推理的总体规则为：首先，由园林的建设规模、投资情况等来对道路的类型和所需费用等进行计算，得到相关数据；然后，结合之前的输出地形图来生成推荐道路图，并检查道路的密度是否符合园林的设计规范，接着根据道路建设定额表来对工程造价进行计算，看是否符合预期投资情况；最后，对道路图进行人工的调整，并反复验算。
3.4图纸和图表输出子系统的设计
第2篇：人工智能论文范文
“人工智能”一词最早是在1956年Dartmouth学会上提出的。从那以后,研究者们发展了众多理论和原理,人工智能的概念也随之扩展。人工智能其英文全称为ArtificialIntelligence，缩写为人所共知的AI，它主要是对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等进行研究讨论。对于人工智能的定义义众说不一，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即怎样对知识进行表示以及怎样获取知识并对知识进行使用的科学；另一种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是如何实现让计算机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够做的智能工作。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人工智能的定义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人工”和“智能”。对于“人工”，争议性也不大。有时我们会要考虑什么是人力所能及制造的，或者人自身的智能程度有没有高到可以创造人工智能的地步，等等。但总的来说，“人工系统”就是通常意义下的人工系统。诞生对于“智能”，则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为这涉及到了诸如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包括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_mind）等等问题。人类唯一能够了解的智能就是人类本身的智能。但是我们对我们自身智能的理解都非常有限，对构成人的智能的必要元素也了解有限，所以就很难定义什么是“人工”制造的“智能”了。人工智能的实现方式有2种方法。一种是采用传统的编程技术，使系统呈现智能的效果，而不考虑所用方法是否与人或动物机体所用的方法相同。这种方法叫工程学方法（Engineeringapproach），它已在一些领域内作出了成果，如文字识别、电脑下棋等。另一种是模拟法（Modelingapproach），它不仅要看效果，还要求实现方法也和人类或生物机体所用的方法相同或相类似。
2人工智能的发展
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一共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冷落，这个时间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这个阶段是人工智能的起始阶段，人工智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并相继涌现出一批科技成果，例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LISP表处理语言等。由于人工智能处于起始阶段，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缺陷，在加上对自然语言的翻译失败等诸多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度陷入了低谷。同时在这一个阶段的人工智能研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问题求解的方法过度重视，却忽视知识重要性。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专家系统的出现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再一次推向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专家系统有DENDAL化学质谱分析系统、MTCIN疾病诊断和治疗系统、Hearsay-11语言理解系统等。这些专家系统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实际运用的阶段。同时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于1969年成立。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个阶段伴随着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日本为了能够使推理的速度达到数值运算的速度那么快，于1982年开始了“第五代计算机研制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最终结果是以失败结束，但是它却带来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又一轮热潮。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的80年代末。1987年是神经网络这一新兴科学但是的年份。1987年，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神经网络国际会议，并向世人宣告了这一新兴科学的诞生。此后，世界各国在神经网络上的投资也开始逐渐的增加。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网络技术的出现于发展，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从曾经的单个智能主体研究开始转向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不仅仅只对基于同一目标的分布式问题求解进行研究，同时还对多个智能主体的多目标问题求解进行研究，让人工智能有更多的实际用途。
3对人工智能的思考
3.1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
从哲学上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质的飞跃。在最初，人工智能只具有简单的模拟功能，但是发展到现在已经具备了思考的能力（逻辑推理分析），这已经表明人工智能在不断量变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变。有人认为有人会说人工智能不会超过人类的智能，理由是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是现实中很多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在某一些方面超过了人类本身的能力，例如起重机的力气超过人类很多；汽车速度也远超过人类的速度。人类之所以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其目的就是希望自身的能力能通过这些工具进行延伸和突破。人类研究人工智能就是希望人工智能帮助人类实现人类某些无法实现的东西。还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一定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也因此人的智能优于人工智能。但是殊不知人类与机器相比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弱点，例如人类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比机器更加的严格，人类思维会受到人的情绪所影响，而机器只是受到程序的影响，它们没有情绪的起伏。就目前的人工智能而言，它们在某一些领域比人类更强。但是目前我们必须正视人工智能的一些还没有办法改变的缺陷，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的知识获取大部门都是人为的进行灌输，而无法像人类自身那样进行主动的学习。同时人工智能只能够利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却还不能够创造性的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3.2对机器人三大定律的困惑
美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过比较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或任人受到伤害而无所作为；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命令与第一定律相抵触时例外；第三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与第一、第二定律相抵触。虽然这只是科幻作家所提出的一家之言，但是也代表了人类对与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种期望与担心。人们害怕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会伤害人类自己。但是阿西莫夫所提出三大定律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忽视了人工智能本身。或许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世间所有的事物都应该围绕人类自身来定义、发展。就好像人类自以为掌控了能够改变大自然的力量，最终却被大自然反噬一样。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不单单需要逻辑思维与模仿，同时还应该将情感赋予人工智能。因为随着科学家对人类大脑和精神系统的研究的深入，已经愈来愈肯定情感是智能的一部分。如果人工智能具有了情感之后，人类的自我中心又是否会伤害到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
3.3对人工智能未来的思考
人工智能有着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虽然经过了很多年，但是这也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继续研究下去在很多方面都会有重大的突破。自动推理是人工智能最经典的一个研究分支，它的基本理论是人工智能其它分支的共同基础。一直以来人工智能最热门的研究内容里面就有自动推理，同时在该知识系统中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可行性推理的研究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内容，很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机器学习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果。但是许多新的学习方法相继问世，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应用，这充分的说明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经过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艰苦努力之后，在该领域中已取得了大量令人瞩目的理论与实际应用成果，许多产品已经进人了众多领域。智能信息检索技术在Internet技术的影响下，近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而且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独立研究分支。
第3篇：人工智能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伦理；道德困境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现状分析
诞生于1960年的计算机辅助新闻是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领域最早的应用。2000年左右，计算机辅助新闻开始进入数据驱动新闻阶段。2006年，汤普森公司开始将新闻机器人运用于财经数据分析，并生产出新闻，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新闻真正产生。当前，人工智能主要依靠自然语言处理、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三种技术。在新闻报道中，人工智能的运用大致可分为自动化生产、人机交互和智能推荐三种类型。
（一）数据挖掘和机器写作推动新闻的自动化生产数据挖掘和机器写作是一种打破了新闻人工作常规模式的特殊的新闻生产方式，依赖于庞大的数据资源，运用技术的手段化繁为简，省去了传统新闻出稿的步骤。因此，数据的积累和清晰的数据支撑是推动新闻自动化生产的关键。这种将采访、写作、编辑、校对、分发、反馈等新闻生产环节融合在一起的方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大大简化了新闻生产的过程，进一步优化了新闻生产的流程。这意味着，在一些专业报道中，机器人挖掘的数据会比记者发现、找到的数据更为精确可信，人和机器展现出平等合作、相互理解、辅助的关系，在不同方面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可以让记者从单调重复的工作中逃离，从而更加专注于挖掘数字背后的意义，去做更有创造力的事。
（二）智能音箱和聊天机器改变人机交互的传统模式2017年7月，国务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到未来我国几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蓝图，着重强调发展人机智能共生的行为增强与脑机协同及人机群组协同等关键理论和技术，并指出未来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的生产和服务方式。智能语音服务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硬件，一部分是智能语音助手。硬件为语音助手提供运行环境，从物理上接受声音指令，并进行反馈。因此，智能语音可以通过声音方便地与终端交流，不需要控制手机或者终端界面就能参与数字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场景理论认为，媒介、场景和行为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与互动关系。“场景”作为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的又一核心要素，在定制化需求体验和实现用户价值匹配方面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能语音扩张了我们进行媒介消费的空间。
（三）基于兴趣的智能推荐助推新闻传播的个性化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智能推荐是指通过技术手段介入信息内容和信息受众之间，更改内容的传播方式和路径，从而更好地利用用户行为大数据，在“千人千面”的背景下实现用户不同偏好的内容推荐，达到分析并改变信息受众阅读偏好的效果。2019年，尼曼实验室在预测新闻业趋势时选出的一个关键词是“Newsfatigue”（新闻疲劳症）。因此，基于用户兴趣的算法可以督促记者更加全面地考虑用户需求，增加新闻内容曝光量，唤起用户的更多互动，从而更加有目的地进行个性化的推荐，将信息精准地投向用户，节省时间，优化用户在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新闻阅读体验。
二、新闻生产伦理在人工智能视域下面临的困境
新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除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外，还应包括新闻媒体的社会道德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和谐还是科技发展的角度，传统媒体一直遵循的生产伦理价值，如真实性、客观性、把关控制等，都在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下不断地受到挑战。
（一）新闻工作者面临的职业道德挑战1.人在技术裹挟下影响对新闻客观性的认识黄旦教授认为“客观性是指意识到新闻报道中的主观”，从而要求事实和价值分开的一种专业信念和道德准则。2019年两会期间，国内多家媒体都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轻松、生活化的vlog报道形式。在传统新闻人看来，这种在生产过程中模糊新闻和娱乐、事实和意见的边界，无异于“国家和教堂间的界限”。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算法成了大众传播中的“把关人”，控制着人类信息分发的权力，驱动着媒介生态环境的重构。这种信息生产、筛选与分发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信息“加工”行为。技术本身无好坏，但技术如何使用，算法按什么逻辑编写，界面如何设计等，都受到政治经济和人类心理的影响。2.科技的发展加剧新闻反转，影响新闻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近年来，“反转新闻”大量进入公众视野。闾丘露薇认为：“所谓的反转，只不过是公共舆论基于错误或者并不足够的信息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之后被更多的事实所证明是错误的而已。”“反转新闻”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传统媒体面临着互联网科技的冲击而陷入经济运营的困境，调查型记者的数量急剧锐减，越来越少的媒体机构有充足的时间、资源投入深入的调查。同时，在智能化算法的分发下，具有视觉冲击力、语言夸张的报道得到更多的推荐，使得真相或有用的信息隐藏在众多的声音中，用户更加难以把握事件的真实性。因此，信息不再是人们发现真相的帮手，而变成了认识世界的障碍，当用户无法获得优质的信息时，再多的信息也失去了意义。3.人工智能视域下新闻生产权力主体的转移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曾说，人的“主体性”指的是“与客体相对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包括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变客体的能力”。但人工智能介入新闻生产与报道后会对部分职业新闻工作者带来冲击，担心一旦新闻生产的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机器，人类为了追求幸福快乐会放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秉承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那么新闻生产者所谓的思想，即其引以为豪的创造天性也就逐渐逝去了，成了麻木的人、过时的人。但就目前来看，机器新闻取代的只是程序化、格式化的新闻报道，而这正是人的主体性得到释放的一种方式和渠道。然而需要承认的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止，只会被更巧妙地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生产者调和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新闻媒体面临的社会道德挑战1.个性化的推荐导致信息茧房和政治极化现象2006年，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指的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兴趣、价值观、身份、经历形成不同的部落，通过增强部落内部联系获得归属感。但由于每个人只接触属于自己的个人议程设置，就会出现和圈内人交流加剧意见极化的现象，而对外交流则很难进行沟通，从而使社会意见整合变得更加困难，公共生活更加难以协调，整个舆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难以得到有效的传递。如果说，过去我们评价一个新闻事件的影响力，看中的是它是否推动了制度变革，那么现在的评价标准或许就变成造就了几篇“10万+”。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机器人，运用算法，通过点赞、分享和搜索信息，将未经过筛选的假新闻传播力进行数量级扩大，导致受众缺乏社会责任感，难以认知自己所处的大环境，封闭于自我的想象中，使得极化现象在种族、宗教分裂原本就十分剧烈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对那些基础机构薄弱的国家来说，虚拟世界的愤怒激发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暴力。而在经济结构稳定的国家，新闻生产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也使得假新闻泛滥，选民的自由意志被操纵，政治站位被重新定义。这一切都是技术缺陷在流量驱动商业模式下所带来的结果。2.社会资本的推动加剧了算法歧视和社会偏见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种技术如何被使用、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固然和技术本身的特性有关，但也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萨菲娅•诺布尔提到，Google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及其排序主要受到PageRank算法的影响，它会根据一个页面的超链接被其他页面引用的数量来决定搜索结果的排序。其背后的逻辑可以称为“引用多的即是好的或重要的”，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利益交换，遵循和延续了社会上的主流看法，但如果主流看法本身是带有偏见的，那么算法将延续这种偏见。这说明了算法并不是中立客观的，歧视就在眼前，但是披着中立的外衣，对社会上的边缘群体产生系统性的压迫。算法既可能复制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偏见，也可能受到商业资本的影响，将信息和知识商品化，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3.人工智能扩大对数据的使用和隐私的侵犯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各国对隐私权保护的重心再一次发生了转移，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政府和商业组织搜集了太多受众自己都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数据与算法中，无时无刻不在被“记录”和“监控”着。就像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受众就是其中的一个个“囚犯”，而作为“狱卒”的媒体集团投其所好地向受众推送新闻，受众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服务的同时，也会对自我控制权的丧失、个人信息的使用以及隐私的侵犯感到深深的忧虑。2019年1月，腾讯对各年龄层用户特征进行画像分析的大数据报告被网友质疑：微信“监控”了聊天数据。这不是社交媒体第一次遇到类似的质疑。即使腾讯声称所有数据均已进行匿名及脱敏处理，不涉及具体用户的隐私内容，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公众的疑虑。当忧虑隐私近乎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如何被技术力量裹挟着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又是在何时，我们开始认为体验了就要记录，记录了就要上传，上传了就要分享的这种行为模式再正常不过？
三、新闻生产伦理在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发展策略
（一）从个人层面规范新闻生产伦理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使新闻制作的门槛和成本降低，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被打破，我们已来到一个人人均可发声的“去中心化”时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传播者，我们不仅要提高自我的媒介工具使用素养，还应不断加强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信息的鉴别能力，从源头上降低新闻受失真、虚假信息误导的可能性。同时，在传受角色功能定位不断消弭的今天，提高传播者的媒介素养，使其拥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给冰冷的算法和数据注入“温度”和人文关怀，不仅可以抵御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净化舆论生态环境的需要。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时代的传媒业才能走得更远。此外，在智能信息时代，科学家、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参与社会重大决策和治理，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社会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他们在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的结构代码决定什么被看见，什么被隐藏，直接影响着新闻生产伦理。利用技术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关键是被谁使用，如何使用。那么，要研究媒体技术在新闻生产伦理中的应用就不能忽视对开发应用这一技术的科技工作者的伦理道德规范。
（二）从组织层面规范新闻生产伦理与其他完全市场化的商品不同，媒体机构的公信力一方面承担着自身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关乎着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新时代的媒体机构具有大众性和多元性等特征，覆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大多是靠广告获取收入，部分是通过付费订阅，且不同媒体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受众情愿买单的背后是对媒介机构的信任，一旦媒介机构肆无忌惮地利用受众的信任去欺骗受众，不遵守基本的媒介伦理，终会遭到受众的抛弃。因此，媒体机构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不断强化媒体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本质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当企业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外部性”就会被内化。一个假新闻和低俗信息泛滥、全民娱乐至上、戾气十足的社会，不会为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所以要追究新闻平台的主体责任。平台在享受着杠杆规模效应的同时，更应该用高于法律和行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导致的部分问题，平台也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目前，“区块链+媒体”肩负着媒体人的夙愿，虽然这种模式对现有媒体生态的改变十分有限。但从“效率”转向“价值”，单一的技术思维转向立体的社会思维、公共思维来看，这是平台型产品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以后互联网产业的重要动向。
（三）从社会层面规范新闻生产伦理在技术迭展的情况下，与新出现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制定，在缺乏有价值的参照系下，很多方面的实施往往落后于新技术、新实践的发展。因此，我国于2017年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在搜集用户信息、个人信息方面做出了规定，并对不当运用用户信息的行为给出了明确的处罚条例。人工智能媒体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本着维护和发展的原则来实现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慎重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给社会带来的贡献，客观地看待它的价值和潜在的风险，尽快完善法律法规，适应新的媒体环境，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无所不能的情况下，更要强调其价值理性，规范其行为，慎用公众数据，保护公众隐私，营造一个良好的新闻生态环境。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与新闻传媒业的融合越来越成为行业人讨论的焦点。人工智能技术在改变着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的同时，也要求着原有的新闻生产伦理做出调整，以适应科技的发展。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导致的在新闻生产领域产生的伦理问题，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科学发展与我们对自身及他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伦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因此，探究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伦理领域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不仅能够拓展新闻生产伦理与技术的研究视野，更有助于指导人工智能在未来不断变革的新闻实践。
参考文献：
1.张志强.新闻算法推送对“信息茧房”的构建探究[J］.新媒体研究,2018(14):24-25.
2.赵瑜.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行动与治理[J].学术前沿,2018(24):6-15.
3.许向东.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与法规的思考[J].学术前沿,2018(12):60-66.
第4篇：人工智能论文范文
陈宝鑫等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制定中医证候观察表，通过采集中医四诊信息，研究血管源性认知功能障碍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中医证候特点，总结出血管源性MCI合并代谢综合征组痰、瘀最为多见，非代谢综合征组以阴虚、血虚最为多见。血管源性MCI的证候要素主要为阴虚、阳虚、痰湿、火热、血瘀、气虚、血虚等7个证候要素。张允岭等采用因子分析寻找血管源性认知障碍的常见证候要素，统计其证候要素分布特点，最终得出6种证候要素，按比例大小依次为气虚、血瘀、痰、阴虚、阳虚、火。余忠海等在对历代医家以及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MCI中医证型可以归纳为肾虚证、血瘀证、痰浊证、气血亏虚证、热毒内盛证、腑滞浊留证、阴虚阳亢证、气郁证。赵明星等以中医证素辨证理论为指导，设心、肝、脾、肺、肾五脏为病位要素，以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亏、痰、瘀等为病性要素，初步发现肾精亏虚证、心气虚证、痰浊证、血瘀证是MCI常见证型。以上对于MCI的中医证候的研究，都是基于小样本，被研究对象大都在65岁以上，而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年龄在65岁以下非老年人记忆力也有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也不乏有非正常的记忆减退，即MCI患者，因此，对65岁以下MCI患者的研究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临床治疗研究
1.药物治疗
田军彪等根据MCI浊凝清窍，瘀损脑络的病机确立了化浊解毒活血通络法，方中石菖蒲辟秽化浊，黄连味苦性寒，苦能去浊，寒可清毒，郁金活血兼有清心开窍之功，三药合而为君。川芎为血中气药，地龙性善走窜，两药可通达脑络气血之瘀滞，丹参、赤芍凉血活血，当归养血活血，诸药共担臣药之职。茯苓健脾渗湿，使痰浊无以生成。泽泻渗湿泄热，使浊毒之邪从下而出，为方中之佐。川芎上行头目兼有引经之用，为方中之使。共奏化浊解毒、活血通络之功。区树阳等治疗MCI则以健脾益气、活血化瘀、通窍益脑为原则。选用半夏燥湿化痰，天麻、僵蚕熄风化痰，白术燥湿分健脾，黄芪、党参健脾益气，丹参、赤芍、桃仁、红花活血化瘀通经络；配合川芎理气通滞、黄精、益智仁补肝肾益智。从化痰通窍汤组成看，经现代药理学研究，方中党参、黄芪、益智仁、白术、黄精，能提高老年人体质和免疫功能，同时丹参、红花、川芎、赤芍、桃仁、半夏可降低老年人的血液黏稠度，对MCI患者的微循环有显著改善作用，对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疗效。
2.非药物治疗
针灸等非药物治疗在MCI治疗康复中起着重要作用，针灸是中医又一特色，但是目前研究较少。陈仿英等通过观察64名老年MCI患者，在药物治疗同时给予耳穴压豆（耳穴心、肾、额、皮质下、神门），结果表明耳穴压豆辅助治疗MCI简便易行、无创、无明显不良反应，易被老年人接受。推拿具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功效，孙莉等通过推拿百会、风池（双）、翳风（双）、四白（双）、印堂对MCI进行干预，通过调和气血、醒脑开窍，改善脑动脉的血液供应和局部血液循环，从而改善下降的认知状况或延缓MCI进程。潘锋丰认为可以针对加重认知功能障碍的因素进行治疗，如睡眠障碍的评估和治疗在改善患者记忆和认知功能过程中是重要的因素；孤独也被看做是加重认知损害的因素，对于那些社交网络缺乏或相对局限的人群，其痴呆风险增加，而随着社会联系的增加，痴呆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因此认为，使MCI患者身心放松，保持积极畅快的心情对MCI防治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但尚需大样本研究以证实。
三、MCI的预防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压力不断增加，各类疾病患病率明显上升，而65岁以下非老年人患MCI的概率也在不断增大，但医务人员对这类人群的关注度普遍较低，这应引起研究人员重视。在舒缓精神压力的同时，更应该注意MCI的预防。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药物可以预防MCI发生，但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看，65岁以下非老年人的中医证候类型大多以痰浊、瘀血为主，早期进行干预可能会减少MCI发生，同时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积极干预危险因素，对减少MCI发生肯定会产生积极作用。
四、问题与展望
第5篇：人工智能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期刊；人工智能；数字化；同行评议
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学术期刊要加快融合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引导学术期刊适应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推动融合发展平台建设。人工智能正推动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转型，科技期刊是率先有效引入人工智能的领域，人工智能与科技期刊出版的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应用来帮助作者和出版人员，如对海量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协助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出版发行；检出学术不端、鉴别数据造假等。人工智能可提高期刊出版和学术交流的效率，保证客观公正性和质量控制，减少人为偏倚和编辑职业倦怠，未来甚至可以指导特定领域如何开展新的研究。科技期刊出版平台未来将不仅限于提供学术论文数据库服务，还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人工智能在科技期刊出版中的应用前景值得思考和探索。
一、人工智能在审稿中的应用
Dimensions数据显示，2019年有超过420万篇，与十年前相比翻了一番。辛巴信息（SimbaInformation）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250万篇学术在28000余种英文科技期刊上，科技期刊同行评议的论文数量是这个数量的两倍以上。数量的增加意味着高质量同行评议审稿的需求增加，也带来了严格保持审稿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挑战。数量如此庞大的学术论文交到数量相对较少的固定的学者间进行同行评议，势必造成审稿效率的低下和学术论文的延迟发表。同行评议过程还存在个人偏见，审稿人可能是稿件作者的竞争者或反对者，抑或是朋友、未来的合作者或资助者等，这些可能会影响审稿意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实际的期刊出版工作中，也缺乏对审稿人审稿质量，以及拖延审稿或无效审稿等不当行为的约束和监督。这种情况亟须人工智能等可用于决策支持的技术来保证海量论文得到严格、一贯且高效的审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大优化审稿流程、提高审稿效率、缩短审稿周期。人工智能可以从网络出版平台的专家数据库中快速匹配符合选题方向的审稿专家，帮助提高审稿的效率和成功率。人工智能可以在数据库中根据研究方向、审稿记录、审稿效率和其他预设条件等，自动筛选最合适的审稿专家，分析排序后生成审稿人列表；并根据审稿人信息自动完成审稿邀请邮件的发送，还可以实时监控审稿状态和审稿人反馈；一旦出现审稿超时，自动向列表中下一位审稿人发出审稿邀请；收到审稿人的审稿意见后，实时通过邮件、APP、短信等及时反馈给期刊编辑进行相应处理。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正文内容等对来稿进行初审，对图文进行快速识别，对论文的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科学性、创新性和规范性等做出判断，为编辑初审提供详尽精准的参考。人工智能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初步判断，对其中的文字和插图等进行深度识别。人工智能可以整句或整段地阅读释义，能识别出传统软件识别不出的同义表达，如此可减少学术不端，保证期刊的学术价值和品质。人工智能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掠夺性期刊和掠夺性出版的泛滥。人工智能通过帮助编辑寻找新的审稿人并进行自动审稿等，大大提高学术和科技出版机构编辑出版高质量学术论文的能力，增加学术和科技期刊的论文接纳能力，也就减少了掠夺性期刊侵占学术资源的机会。人工智能还能对已发表的论文进行自动浏览回顾，基于掠夺性期刊的一些特征和标准，帮助筛选出那些不坚持标准的掠夺性期刊和出版商。Elsevier用人工智能软件EVISE取代了其过时的编辑系统，支持其编辑流程，提高了学术论文处理效率。EVISE可将来稿链接学术不端检测软件，从数据库中筛选推荐合适的审稿专家，链接其他项目资源对稿件内容、科学性和审稿人利益冲突等进行检测，自动生成与个人或机构的往来邮件等。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Frontiers推出人工智能软件AIRA，对Frontiers的10万名编辑、审稿人和作者开放，能帮助他们自动评估学术论文的质量。AIRA可以阅读每篇论文，并在几秒钟内给出20条建议，包括对文字质量、图表的完整性、学术不端检测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等。AIRA经过了Frontiers的审稿经验培训和测试，已完全融入Frontiers的内部工作流程，自动筛选和识别潜在的审稿人，加快审稿进程的同时，保证质量控制和客观公正，缩短了发表时滞，提高了出版效率。AIRA通过给出建议及半自动化检查的方式提供决策支持，仍然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做出最终决策，这种用户反馈被AIRA捕捉并进行学习和自我完善，这种人机协作有助于保证高准确性和高效率。
二、人工智能在策划选题中的应用
传统的策划选题依靠编委和编辑的经验、知识积累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判断和预见，这种方式受人为因素限制，容易忽略有价值的选题且费时费力。未来，我们可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对已发表的海量文献、资源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进行相应的操作。人工智能可以从网络出版平台的专家数据库中快速匹配符合选题方向的作者，帮助提高组稿的效率和成功率。数据思维就是利用数据来深度挖掘和了解需求，了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解决问题。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可以辅助选题策划选题、收集专家学者信息和研究方向，通过读者阅读信息和反馈来分析其关注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文献检索和信息传递服务等。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学习，通过云计算技术，敏锐捕捉专业领域的新热点、新技术、新理论等；基于读者的阅读习惯、倾向及频率等进行量化分析，获取读者的需求信息；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组织申报和资助情况、科技奖获奖情况、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热点等进行整合分析，对文献数据库等潜在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快速推测出哪些内容具有独创性、前瞻性和话题性，生成选题策划资源库，帮助期刊编辑更精准高效的策划选题。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搜索工具Iris.AI，可以帮助学者从海量文献中筛选研究论文或专利等，提取关键的数据和要查找的信息。学术搜索平台SemanticScholar也是基于人工智能自主学习的学术搜索引擎，可快速筛选相关有用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内容，展示相关主题历年文章发表情况及相关推荐内容等，可辅助期刊策划选题。
三、人工智能在编校加工中的应用
传统期刊出版工作中，编辑需要在细致琐碎的编校加工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编辑主观因素影响编校质量和效率，编辑易产生职业倦怠，传统编校模式难以应对现代出版工作快节奏和大体量的挑战。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对稿件进行编校加工，帮助提高科技期刊的编校效率和规范编校质量。人工智能不仅能对错别字、语法等进行更正处理，还能对专业词汇的表达、参考文献的格式、引用是否合适等进行识别，还能检查出是否遗漏重要的研究部分、统计学分析方法是否有问题、是否为了达到想要的结果而改动过数据，还能理解图像和说明文字的逻辑关系，自动为插图补充描述性文字、为文字配上插图、为文本格式的文字生成曲线图等，还能完成后续的排版和校对。将机械、重复、枯燥的编辑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完成，这将大大减轻编辑的工作负担，并大大缩短稿件的处理周期。IBM公司的智能机器人“沃森”曾为名为TheDrum的市场营销公司独立编辑出版了一整期杂志，这期杂志大部分内容的编辑、加工、排版和校对等都由人工智能独自完成。科技期刊内容的编校涉及对稿件内容的理解，但人工智能依然能很好地完成内容和格式的编校加工和规范化处理。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编辑高效处理信息、调取和整合分析数据资源，优化期刊出版流程和期刊编辑的工作内容。编辑有望从原来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到对专业性和方向性的把控上。
四、人工智能在推广发行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完成学术成果的推广和传播。人工智能程序可实时将科技期刊论文向所有大型学术论文数据库上传发送，并能根据读者研究领域、浏览阅读习惯、科研和社交平台动态等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分析。基于读者的信息需求，实现向相关领域读者的精准信息推送，大大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人工智能平台还可通过对读者的需求信息进行分析，获取相关领域关注点，反馈给期刊审稿系统，增加对相关学术内容的收录建议。国家新闻出版署武汉重点实验室打造的开放科学计划（OSID计划），体现了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多元化精准推送的重要性，打破传统出版模式编辑到读者的单向内容服务模式，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了多维度交流空间，丰富了学术论文的传播交流方式，扩大了学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TrendMD公司的内容推荐引擎，可以将科技期刊的稿件推荐到上千个科研网站。期刊网站安装TrendMD插件后，经过筛选的内容链接便会自动出现在网页的指定位置，通过数据挖掘算法对稿件进行自动推荐，将相关内容推荐给感兴趣的潜在读者，实现科技期刊学术资源的精准传播和高效共享。通过精准推送，科技期刊的论文曝光率和点击率都会增加，一方面为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参考，另一方面实现了科技期刊传播推广的效率和精准度。
五、人工智能在论文写作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也被尝试用于论文写作，人工智能软件不仅可以实现识别和记录功能，还能学习掌握不同专业的写作方式和技巧，能高效地协助作者完成论文写作，甚至还能进行内容创新。例如，ManuscriptWriter软件可以从SciNote的ELN和开放获取杂志的相关文献提取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作者生成一个论文初稿，供作者进一步编辑利用。Trinka是首款专为学术、科技和商业写作设计的人工智能软件，能纠正上万种复杂书写错误，且能纠正其他工具不能检出的复杂语言错误，尤其是学术和科技写作中的专业术语及专用表述等，对论文给出详细建议。但人工智能软件撰写的假论文事件一度引起人们对科技期刊同行评议制度的质疑，SCIgen软件生成的假论文骗过了斯普林格等知名出版机构和期刊。可能在收集相关资料用于背景的撰写方面，人工智能有一定的优势，但撰写后面的讨论部分，就需要研究者的智慧了。讨论部分是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部分，最能体现研究者个性风格、行文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部分，每位学者都会将自己的专长和学识等融入讨论部分，这不是人工智能可以轻易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