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社会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谈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新时代指明了方向。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9月17日在上海开幕，习总书记致信祝贺并强调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务实推进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有效规避人工智能“鸿沟”，着力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引言
1956年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其发展目标是赋予机器类人的感知、学习、思考、决策和行动等能力。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之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制定了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我国也于2017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重大战略意义已形成广泛共识。
跟其他高科技一样，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认识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也有“天使派”和“魔鬼派”之分。“天使派”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将产生变革性影响，在制造、交通、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可以造福人类；“魔鬼派”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重大威胁，比核武器还危险，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2018年2月，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OpenAI公司等14家机构共同发布题为《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防和缓解》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数字安全、物理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潜在威胁，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来减少风险。
总体上看，已过花甲之年的人工智能当前的发展具有“四新”特征：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智能+”模式的普适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战略布局的新高地、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一系列的新挑战。因此人工智能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课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虽然人工智能未来的创新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大家普遍认可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将带来新的社会文明，将推动产业变革，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
为了客观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内涵和创新发展，本报告在简要介绍人工智能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试图揭示人工智能的真实面貌。很显然，在当下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如何选择中国路径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因此，本报告最后就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也进行了阐述。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1956年夏，麦卡锡（JohnMcCarthy）、明斯基（MarvinMinsky）、罗切斯特（NathanielRochester）和香农（ClaudeShannon）等科学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探寻智能本质，发展类人智能机器。人工智能充满未知的探索道路曲折起伏，如何描述1956年以来60余年的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将人工智能60余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6个阶段：
一是起步发展期：1956年-20世纪60年代初。人工智能概念在1956年首次被提出后，相继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LISP表处理语言等，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是反思发展期：60年代-70年代初。人工智能发展初期的突破性进展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望，人们开始尝试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研发目标。然而，接二连三的失败和预期目标的落空（例如无法用机器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还是连续函数、机器翻译闹出笑话等），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入了低谷。
三是应用发展期：70年代初-80年代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模拟人类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实现了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从一般推理策略探讨转向运用专门知识的重大突破。专家系统在医疗、化学、地质等领域取得成功，推动人工智能走入了应用发展的新高潮。
四是低迷发展期：80年代中-90年代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不断扩大，专家系统存在的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缺乏分布式功能、难以与现有数据库兼容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五是稳步发展期：90年代中-2010年。由于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与数据的汇聚不断加速，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加速了人工智能的创新研究，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1997年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六是蓬勃发展期：2011年-至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GraphicsProcessingUnit，简称GPU）等计算平台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大幅跨越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从“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瓶颈，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通过总结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尊重学科发展规律是推动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顺其者昌，违其者衰。人工智能学科发展需要基础理论、数据资源、计算平台、应用场景的协同驱动，当条件不具备时很难实现重大突破。
（二）基础研究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教授坚持研究深度神经网络30年，奠定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谷歌的DeepMind团队长期深入研究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等基础问题，取得了阿尔法狗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三）应用需求是科技创新的不竭之源。引领学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科学和需求的双轮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驱动力除了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矛盾外，贴近应用、解决用户需求是创新的最大源泉与动力。比如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实现了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突破，近些年来安防监控、身份识别、无人驾驶、互联网和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实际应用需求带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
（四）学科交叉是创新突破的“捷径”。人工智能研究涉及信息科学、脑科学、心理科学等，上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结果。特别是脑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成功结合，带来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几十年的持久发展。智能本源、意识本质等一些基本科学问题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对人工智能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五）宽容失败应是支持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创新目标的实现都不会一蹴而就。人工智能60余载的发展生动地诠释了一门学科创新发展起伏曲折的历程。可以说没有过去发展历程中的“寒冬”就没有今天人工智能发展新的春天。
（六）实事求是设定发展目标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达到全方位类人水平的机器智能是人工智能学科宏伟的终极目标，但是需要根据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设定合理的阶段性研究目标，否则会有挫败感从而影响学科发展，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几次低谷皆因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所致。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影响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理论、技术和应用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已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驱动力，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日益得到各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技术维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突破集中在专用智能，但是通用智能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产业维度来看，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技术和商业生态已见雏形；从社会维度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社会影响日益凸显。
（一）专用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从可应用性看，人工智能大体可分为专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面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即专用人工智能）由于任务单一、需求明确、应用边界清晰、领域知识丰富、建模相对简单，因此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单点突破，在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近期进展主要集中在专用智能领域，统计学习是专用人工智能走向实用的理论基础。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对抗学习等统计机器学习理论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人机博弈等方面取得成功应用。例如，阿尔法狗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冠军，人工智能程序在大规模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中达到了超越人类的水平，语音识别系统5.1%的错误率比肩专业速记员，人工智能系统诊断皮肤癌达到专业医生水平，等等。
（二）通用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人的大脑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可处理视觉、听觉、判断、推理、学习、思考、规划、设计等各类问题，可谓“一脑万用”。真正意义上完备的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虽然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在内的专用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通用智能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简称DARPA）把人工智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规则智能、统计智能和自主智能，认为当前国际主流人工智能水平仍然处于第二阶段，核心技术依赖于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对抗学习等统计机器学习，AI系统在信息感知（Perceiving）、机器学习（Learning）等智能水平维度进步显著，但是在概念抽象（Abstracting）和推理决策（Reasoning）等方面能力还很薄弱。总体上看，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谓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计算不会“算计”、有专才无通才。因此，人工智能依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依然还有很多“不能”，与人类智慧还相差甚远。
（三）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比如，在其2017年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明确提出发展战略从“MobileFirst”（移动优先）转向“AIFirst”（AI优先）；微软2017财年年报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发展愿景。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创新创业的前沿，麦肯锡报告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投入超300亿美元并处于高速增长，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新成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1100家，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投资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1%。
（四）创新生态布局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地。信息技术（IT）和产业的发展史就是新老IT巨头抢滩布局IT创新生态的更替史。例如，传统信息产业IT（InformationTechnology）代表企业有微软、英特尔、IBM、甲骨文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IT（InternetTechnology）代表企业有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目前智能科技IT（IntelligentTechnology）的产业格局还没有形成垄断，因此全球科技产业巨头都在积极推动AI技术生态的研发布局，全力抢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制高点。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包括纵向的数据平台、开源算法、计算芯片、基础软件、图形处理GPU服务器等技术生态系统和横向的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零售、智能家居等商业和应用生态系统。在技术生态方面，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图形处理器（GraphicsProcessingUnit，简称GPU）/张量处理器（TensorProcessingUnit，简称TPU）/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alnetworkProcessingUnit，NPU）计算、运行/编译/管理等基础软件已有大量开源资源，例如谷歌的TensorFlow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脸书的PyTorch深度学习框架、微软的DMTK分布式学习工具包、IBM的SystemML开源机器学习系统等；此外谷歌、IBM、英伟达、英特尔、苹果、华为、中国科学院等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芯片。在人工智能商业和应用生态布局方面，“智能+X”成为创新范式，例如“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安防”等，人工智能技术向创新性的消费场景和不同行业快速渗透融合并重塑整个社会发展，这是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技术革命关键驱动力的最主要表现方式。人工智能商业生态竞争进入白热化，例如智能驾驶汽车领域的参与者既有通用、福特、奔驰、丰田等传统龙头车企，又有互联网造车者如谷歌、特斯拉、优步、苹果、百度等新贵。
（五）人工智能上升为世界主要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引擎，必将深刻影响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和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积极谋划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超智能社会”、还是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国家战略，人工智能都是其中的核心关键技术。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开启了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六）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是多元的，既有拉动经济、服务民生、造福社会的正面效应，又可能出现安全失控、法律失准、道德失范、伦理失常、隐私失密等社会问题，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热点进行投机炒作从而存在泡沫风险。首先，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驱动“无人经济”快速发展，在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积极正面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引发的法律、伦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对当下的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例如，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一项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身份定位为“电子人（electronicpersons）”的动议，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这些显然冲击了传统的民事主体制度。那么，是否应该赋予人工智能系统法律主体资格？另外在人工智能新时代，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歧视和偏见、无人驾驶系统的交通法规、脑机接口和人机共生的科技伦理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从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社会管理等多个角度提供解决方案。
由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密切关联且应用前景广阔、专业性很强，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也带来了不少炒作。例如，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人工智能就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是零和博弈，人工智能已经达到5岁小孩的水平，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即将全面超越人类水平，30年内机器人将统治世界，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会给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有不少人对人工智能预期过高，以为通用智能很快就能实现，只要给机器人发指令就可以干任何事。另外，有意炒作并通过包装人工智能概念来谋取不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有义务向社会大众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引导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科学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人工智能。
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人工智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突破了算法、算力和算料（数据）等“三算”方面的制约因素，拓展了互联网、物联网等广阔应用场景，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技术维度看，当前人工智能处于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但是距离“很好用”还有数据、能耗、泛化、可解释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瓶颈，创新发展空间巨大，从专用到通用智能，从机器智能到人机智能融合，从“人工+智能”到自主智能，后深度学习的新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从产业和社会发展维度看，人工智能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带动人类社会迈向新的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形成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可靠发展的理性机制。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春天刚刚开始，创新空间巨大，应用前景广阔。
（一）从专用智能到通用智能。如何实现从狭义或专用人工智能（也称弱人工智能，具备单一领域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也称强人工智能，具备多领域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既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研究与应用领域的挑战问题。2016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提出在美国的人工智能中长期发展策略中要着重研究通用人工智能。DeepMind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提出朝着“创造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一目标前进。微软在2017年7月成立了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100多位感知、学习、推理、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二）从人工智能到人机混合智能。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借鉴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从智能产生机理和本质出发的新型智能计算模型与方法，实现具有脑神经信息处理机制和类人智能行为与智能水平的智能系统。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启动的脑计划中，类脑智能已成为核心目标之一。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发布并启动了类脑智能研究计划。人机混合智能旨在将人的作用或认知模型引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智能的自然延伸和拓展，通过人机协同更加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人机混合智能得到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美国脑计划、脸书（脑机语音文本界面）、特斯拉汽车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人脑芯片嵌入和脑机接口）等的高度关注。
（三）从“人工+智能”到自主智能系统。当前人工智能的研究集中在深度学习，但是深度学习的局限是需要大量人工干预：人工设计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人工设定应用场景、人工采集和标注大量训练数据（非常费时费力）、用户需要人工适配智能系统等。因此已有科研人员开始关注减少人工干预的自主智能方法，提高机器智能对环境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阿法元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学习实现围棋、国际象棋、日本将棋的“通用棋类AI”。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化设计方面，2017年谷歌提出的自动化学习系统（AutoML）试图通过自动创建机器学习系统降低AI人员成本。
（四）人工智能将加速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人工智能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前沿学科和高度交叉的复合型学科，研究范畴广泛而又异常复杂，其发展需要与计算机科学、数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随着超分辨率光学成像、光遗传学调控、透明脑、体细胞克隆等技术的突破，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时代，能够大规模、更精细解析智力的神经环路基础和机制，人工智能将进入生物启发的智能阶段，依赖于生物学、脑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现，将机理变为可计算的模型，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促进脑科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甚至化学、物理、材料等传统科学的发展。例如，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的“智能探究计划”（MITIntelligenceQuest）就联合了五大学院进行协同攻关。
（五）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政府和产业界投入的日益增长，人工智能应用的云端化将不断加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未来十年将进入高速增长期。例如，2016年9月，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现有基础上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40%；美、日、英、德、法等12个发达国家（现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到2035年，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可以翻一番。2018年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新增经济规模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六）人工智能将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人工智能+X”的创新模式将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日趋成熟，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2017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在《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白皮书中指出未来五年人工智能提升各行业运转效率，其中教育业提升82%，零售业71%，制造业64%，金融业58%。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人工智能有重大需求，在消费场景和行业应用的需求牵引下，需要打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瓶颈、交互瓶颈和决策瓶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融合提升，建设若干标杆性的应用场景创新，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七）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未来谁率先掌握人工智能，谁就能称霸世界”。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计划2018-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40亿美元；法国总统在2018年5月宣布《法国人工智能战略》，目的是迎接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时代，使法国成为人工智能强国；2018年6月，日本《未来投资战略》重点推动物联网建设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世界军事强国已逐步形成以加速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为核心的竞争态势，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即提出谋求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保持军事优势，确保美国打赢未来战争；俄罗斯2017年提出军工拥抱“智能化”，让导弹和无人机这样的“传统”兵器威力倍增。
（八）人工智能的社会学将提上议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高科技也都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和应用的不断普及，其社会影响日益明显。人工智能应用得当、把握有度、管理规范，就能有效控制负面风险。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造福于民，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制定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规避可能风险，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2017年9月，联合国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决定在海牙成立第一个联合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年4月，欧洲25个国家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从国家战略合作层面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确保欧洲人工智能研发的竞争力，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伦理及法律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五、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与思考
我国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中国信通院联合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于2018年9月发布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报告统计，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位列全球第二（1040家），仅次于美国（2039家）。在人工智能总体水平和应用方面，我国也处于国际前列，发展潜力巨大，有望率先突破成为全球领跑者。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存在过热和泡沫化风险，特别在基础研究、技术体系、应用生态、创新人才、法律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总体而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可以用“高度重视，态势喜人，差距不小，前景看好”来概括。
一是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谈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新时代指明方向。2016年7月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应抓住机遇，在这一高技术领域抢占先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在2017年和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都提到了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描绘了面向2030年的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旨在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主动，人工智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重大战略。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等国家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鼓励政策。
二是态势喜人。根据2017年爱思唯尔（Elsevier）文献数据库SCOPUS统计结果，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从2012年开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新增专利数量已经开始超越美国。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我国已成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规模最大国家，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处于国际前列。近两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人工智能学院。2015年开始的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已连续成功召开四届、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科研与学术活动层出不穷。
三是差距不小。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原创成果、顶尖人才、技术生态、基础平台、标准规范等方面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英国牛津大学201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能力大致为美国的一半水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尚处于“跟跑”地位，大部分创新偏重于技术应用，存在“头重脚轻”的不均衡现象。在Top700全球AI人才中，中国虽然名列第二，但入选人数远远低于占一半数量的美国。据领英《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统计，截至2017年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超过190万，其中美国超过85万，我国仅超过5万人，排名全球第7位。2018年市场研究顾问公司CompassIntelligence对全球100多家AI计算芯片企业进行了排名，我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前十。另外，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我国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的积极性和力度不够，国内标准制定和实施也较为滞后。我国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的进程需要加快，对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还缺少深度分析。
四是前景看好。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市场规模、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人力资源、智能手机普及、资金投入、国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看好。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于2017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我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征程中，“智能红利”将有望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
人类社会已开始迈入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引领社会发展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经历六十余年积累后，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伴随着人工智能自身的创新发展和向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这个红利期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现在是我国加强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引领智能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如何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选择好中国路径、抢抓中国机遇、展现中国智慧需要深入思考。
（一）树立理性务实的发展理念。围棋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后，社会大众误以为人工智能已经无所不能，一些地方政府、社会企业、风险资金因此不切实际一窝蜂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则有意炒作并通过包装人工智能概念来谋取不当利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跟风行为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处于高位，有高潮必有低谷，这是客观规律。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发布的技术发展曲线，当前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热门技术与领域正处于期望膨胀期，但是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实现机器在任意现实环境的自主智能和通用智能仍然需要中长期理论和技术积累，并且人工智能对工业、交通、医疗等传统领域的渗透和融合是个长期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发展人工智能不能以短期牟利为目的，要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重塑传统产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理性分析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理性设定人工智能发展目标，理性选择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并务实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基础扎实的原创研究。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行业革新、产业化推进的基石。在此发展的临界点，要想取得最终的话语权，必须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根据2017年爱思唯尔文献数据库SCOPUS统计结果，尽管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但加权引文影响力则只排名34位。为了客观评价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的整体实力，我们搜索了SCI期刊、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Conferenceo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简称NIPS）等主流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关于通用智能、深度学习、类脑智能、脑智融合、人机博弈等关键词的论文统计情况，可以清楚看到在人工智能前沿方向中国与美国相比基础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在高质量论文数量方面（按中科院划定的SCI一区论文标准统计），美国是中国的5.34倍（1325:248）；在人才储备方面（SCI论文通讯作者），美国是中国的2.12倍（4804:2267）。
我国应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建设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重点发展原创性、基础性、前瞻性、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科学。应该鼓励科研人员瞄准人工智能学科前沿方向开展引领性原创科学研究，通过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原创理论体系，为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生态提供领先跨越的理论支撑。
（三）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美国谷歌、IBM、微软、脸书等企业在AI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算法、云服务、无人驾驶等方面积极构建创新生态、抢占创新高地，已经在国际人工智能产业格局中占据先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创新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美国对中兴通讯发禁令一事充分说明自主可控“核高基”技术的重要性，我国应该吸取在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方面依赖进口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着力防范人工智能时代“空心化”风险，系统布局并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核高基”：“新”指新型开放创新生态，如军民融合、产学研融合等；“核”指核心关键技术与器件，如先进机器学习技术、鲁棒模式识别技术、低功耗智能计算芯片等；“高”指高端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如机器学习软硬件平台、大型数据平台等；“基”指具有重大原创意义和技术带动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如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
另外，我们需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建设、产品性能与系统安全的测试。特别是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应当掌握话语权，并通过标准实施加速人工智能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
（四）建立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人工智能有重大需求，但是单一的创新主体很难实现政策、市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全面突破。目前我国学术界、产业界、行业部门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不够，缺少对行业资源的有效整合。相比而言，美国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全场景、全生态协同互动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体系，军民融合和产学研结合都做得很好。我国应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建立“军、政、产、学、研、用”一体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体系。例如，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举全国优势力量设立军事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平台，提供“人工智能+X”行业融合、打破行业壁垒和行政障碍的激励政策；科技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生态建设，突破人工智能的重大技术瓶颈；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人才培养和原始创新，着力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与技术平台，共同建设若干标杆性的应用创新场景，推动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医疗、金融、文化、农业、交通、能源、物流、制造、安全、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五）加快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发展人工智能关键在人才，中高端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做大做强的主要瓶颈。另外，我国社会大众的人工智能科技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浪潮。在加强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培养引进的同时，要面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多层次培养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逐步开展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课程。目前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受到各地学校的欢迎，但是缺少通俗易懂的高质量人工智能科普教材、寓教于乐的实验设备和器材、开放共享的教学互动资源平台。国家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增加投入，组织优势力量，加强高水平人工智能教育内容和资源平台建设，加快人工智能专业的教学师资培训，从教材、教具、教师等多个环节全面保障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的开展。
（六）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将重塑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掌控了产业链上游资源，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和产业壁垒有可能将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美国、日本、德国等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弥补他们的人力成本劣势，希望制造业从新兴国家回流发达国家。目前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阵容中唯一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跑者，应采取不同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垄断主义、技术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路线，尽快布局构建开放共享、质优价廉、普惠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平台，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向亚洲、非洲、南美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输出高水平、低成本的“中国智造”成果、提供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方案，为让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红利”普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七）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要想实实在在收获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首先应保证其安全、可控、可靠发展。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问题。美国白宫多次组织这方面的研讨会、咨询会；特斯拉等产业巨头牵头成立OpenAI等机构，旨在以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方式促进和发展友好的人工智能；科研人员自发签署23条“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意图在规范人工智能科研及应用等方面抢占先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及风险管控方面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局面与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形势不相适应，并可能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下一步创新发展的一大掣肘。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研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构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法规环境。
（八）加强和鼓励人工智能社会学研究。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将是深远的、全方位的。我们当未雨绸缪，从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就业结构、伦理道德、隐私保护等多个维度系统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应大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普工作，打造科技与伦理的高效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消除社会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与恐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营造理性务实、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
六、结束语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进入了创新突破的战略机遇期和产业应用的红利收获期，必将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以及国际格局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看到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人工智能不是万能，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我们应当采取理性务实的发展路径，扎实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生态、人才培养、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工作，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速跑赢智能时代，着力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强国！
（主讲人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贾淑品：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审视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避免繁重体力劳动、增进社会福利、提高生活水平，但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一部分人过于依赖人工智能、好逸恶劳、疏于劳动等负面效应，当前出现的“无人工厂”“无人超市”也导致一部分人对就业的担忧。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人工智能发展下劳动价值论以及劳动与幸福的关系，是新时代倡导劳动创造精神、积极奋斗的有益保障。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改变了吗?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们也积极研发新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被日益运用到各个生产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由最初的加速度，发展到乘积速度、n次方速度。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研发、创新、管理等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出现了研发劳动、管理劳动等新的劳动形态，而人工智能技术无疑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起了引领作用。201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人工智能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他们认为一些非劳动性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机器等也可以参与价值创造，“要素价值论”又重新粉墨登场，这实际上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标榜的“效用”价值理论。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面对这一挑战，当前我们应解决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劳动价值论来自实践的有关理论问题：一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二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如何创造幸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则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否定。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人类劳动会不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实际上关涉两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一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人的本质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大家现在已经普遍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了人的社会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也说明了人不能离开劳动而存在。二是“什么是人工智能”。对于这个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只不过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一部分。虽然部分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替代部分体力劳动或者简单劳动，如各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洗碗机器人，但它们依然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学术界把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这一论述后来概括为生产力的“三要素”，这是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硬件构成)，即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所共有的基本要素。除此以外，还有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被称为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软件构成)，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软件构成。可以说，人工智能相对于传统常规劳动，其劳动系统更为复杂，需要多方的协作，因而，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性影响，而且还表现在它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和系统功能的发挥上，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诸要素只有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在最佳的结构状态下，才能发挥出最佳的系统功能。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都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大地优化了生产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因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对人类的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而是对人类劳动的超越和解放。“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工智能作为渗透性的科学技术因素渗透到劳动资料，会引起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产生愈来愈高级的、影响生产状况的智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展开过程，是人的劳动延展形式，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论。
人工智能是能渗透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并引起这些生产力基本要素发生深刻智能化增强的科学技术要素。就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劳动资料产生根本性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就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具体劳动过程中被进行深度加工的劳动对象在品质方面部分得以智能化增强，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等产品的形成，就需要被组装的智能化元器件；就劳动者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也就是劳动者，在原初的人类智能基础上，借助于客体主体化了的人工智能因素而获得能增强自身劳动技能的智能工具和智能化思维。虽然人工智能设备试图去模拟人脑智慧的功能，给生产资料注入智慧元素，但归根结底是人类智能的开发结果，还是劳动工具的物质要素，与真正的人脑还有一定的距离，它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能力。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身上都蕴含着人工智能所无法匹敌的人类智能，并且劳动者懂得在生产劳动中把他的种属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由此可见，即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最普通的直接劳动者个体也有难以穷尽的人类智慧。不能因为人工智能背景下一部分劳动者得到了智能化增强，就低估另一部分人的聪明和智慧。
其次，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是这些要素可以物化到劳动者身上创造价值。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工劳动而单独存在。表面上看，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出现了许多工人机器人，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生产价值，看似人类不需要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实则不然，人工智能并不创造价值，在无人工厂、机器人的背后，还是人类工程师进行编程，调试AI模型，进行劳动。人工智能只不过是渗透到具体生产过程并与生产力基本要素相结合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因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会使劳动阶级成为多余阶级，也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被人类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完成某些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抑或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因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生产力基本要素将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实现智能化增强，减小了劳动强度，却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必将成为具有新奠基性地位的技术基础，这是人工智能崛起下当代生产力发生新变化的首要表现。尽管人工智能的作用很大，但目前还只是端倪初现，只是引起部分生产部门的变革，但因其作为新生事物具备新的物质结构和功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终究具有合乎社会生产力前进上升运动与发展方向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以便用机器来生产机器”，那么21世纪的经济发展则必须掌握与智能化时代相适应的智能化生产资料。
综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所进行的机械、呆板、繁重、重复、枯燥的劳动实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创造能力，这个过程充分调动了人类劳动能力。人类劳动的意志和动机被智能工具系统承载，并通过智能工具系统进行延展。人工智能表面上好像是“脱离”人的“独立”的劳动主体，但实质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代替具有独立性、目的性和意志性的自然人的，因为人工智能的活动是通过人预先的程序设计来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控制的，所以人工智能下的“劳动”并没有改变人类劳动的本质，只不过是人类劳动力的进一步延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佩戴扩音器提高我们的声音，通过挖掘机代替铁锹来提高挖掘能力，这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系统拓展至人的身体之外的过程，是人的复杂劳动成果的集中应用和体现。在商品经济中，人工智能本质仍然是人类的活动对象化、劳动的外化，是工人制造的一种新的劳动产品。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所谓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价值论的超越与发展，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人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观点是没有变的，人工智能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只是人的本质的进一步延展。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在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幸福上的不同结果
(一)人工智能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崩溃，反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为资本家信奉资本逻辑，把追逐资本、追逐利润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因而把劳动的消极折磨和奴役性发挥到极致，造成了劳动与幸福的分离。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中也有相关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这是因为，“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这种现象就是劳动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异化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越发展，工人的感受越明显。“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积极地确证人的类本质，另一方面它又消极地具有折磨性和奴役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在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得以进步的。”
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抵制与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于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的事实，揭示了劳动的剥削性和奴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因为劳动者是在资本家的强迫下劳动，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劳动，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本家赚取的利润越大，工人获得的工资反而越低，不但疏离幸福、陷入贫困，而且生活痛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否定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辩护，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借口。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克服消极劳动、奴役劳动，这样就能解救资本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只是生产资料的发展，与历史上蒸汽机、内燃机的发展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人工智能实质上是资本逻辑蔓延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智能技术越发展，平均利润率越减少。这样工人的劳动岗位减少，但这并不会使得奴役劳动消失，只是让直接的显性的剥削减少——甚至使得被奴役的劳动也成为一种奢求——也许在现代社会失去劳动机会的人可以依靠救济维生，但失去劳动的人本身就是异化的人，是不完整的人。劳动的消极与否、被奴役与否，并不是由劳动的辛苦程度决定，而是由劳动成果是否为资本家窃取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不过人工智能的人已失去发展自身的机会，将彻底沦为维持物种延续的生育工具。发达的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会加速贫富分化，使更多剥削者沦为被剥削者，使曾经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被剥削者更沦为彻底的工具、彻底的物，再不能为自己争得一丝有尊严的生活。例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这说明，黑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存在不同的命运。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把人当作人，而是当作物，那么，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会大肆使用，这样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利用人工智能来大力生产他们的产品，工人可能被机器淘汰或者边缘化。因为工人受体能的限制，不能无休止地劳动。一面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疯狂地生产，一面是工人被淘汰出局。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工人工资减少，无法消费，从而造成百分之百的消费枯竭，另一边是百分之百的生产过剩。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奴役劳动，但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工人却被智能化生产排挤出生产过程，大多数小资本家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减少，而真正的资本家最终会因为率先使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大企业兼并小企业，最终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促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会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因为资本家奉行资本逻辑，必然会为了利润千方百计地使用新技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他们的本性，因而他们必然又会拼命使用人工智能，这就是卢森堡说的资本无法逃脱的一个怪圈。因而，人工智能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能解救过度劳动却不等同于解救资本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
首先，从人工智能本身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最大限度地激发科学技术潜能，也是科学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科学从一开始就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对科学的发现我们不能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就是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因而，对于代表着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乐观的。但是，到底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如何使人工智能与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保障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这些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发明者的人，既是科技成果的享用者的主体，同时又是科技负面效应的受害者的客体。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对大多数人的本性的摧残和对人的自由的损害、剥夺为前提，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应以解放劳动、实现劳动幸福为目的，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现实中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完全相一致。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这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给人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从而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因不恰当的应用而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极大的灾难。但这只是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或被误用所致，并非人工智能本身之过。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尽管不时有人诅咒科学是恶魔的化身和进步的敌人，但科学毕竟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价值的首肯。人工智能既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实践的结果，也是人进一步实践所依靠的对象，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应当也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效应面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使人工智能这个实践客体能被我们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造成祸害”。人工智能技术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实现人的基本价值，应当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慎重对待人工智能技术，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善的功能，为人类造福；另一方面需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服从于人类精神的指挥，而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引领和驱动作用，也有约束和规制作用，促使人们高度警醒，预见其应用中的风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从而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合理的轨道上前进，使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实现有机统一，更好地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超前布局，充分依靠其技术进步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其次，从社会主义制度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保障了劳动者主体地位以及劳动中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关系，为劳动者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被物化、货币被物化、资本被物化，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代替，从而人的价值被遮蔽是根本不同的。以社会劳动取代雇佣劳动，还原劳动创造价值和尊重劳动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劳动关系。现阶段虽然我国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雇佣劳动必将在我国存在较长一段时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被彻底消除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种条件下的大部分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剥削性质的劳动，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劳动，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劳动时奉行的是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追求的利益至上、奉行的资本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目前由于私有制经济成分还占用一定的比例，雇佣劳动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一些私营企业主还缺乏对劳动者的尊重，致使劳动尚未完全摆脱异化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现象。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部分劳动是为了人民追求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种社会治理体系必须以人民福祉为上，必须保障人民幸福，否则这个治理体系就不是合理的。而这样的理论阐释是以假设每个人都有天然的劳动幸福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要保障每个人的福祉，但每个人必须力所能及地参与劳动创造。”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如何创造幸福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出现进一步改进了劳动工具，劳动解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出现了“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的汽车”等。这使人类已经开始尽量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带来的折磨和奴役性的消极作用，逐步感受到一些生活中的快捷与便利，劳动也由谋生劳动走向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劳动和幸福紧密融合，真正地实现劳动幸福。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在某些生产环节必然会出现“机器排挤人”的趋势。罗莎·卢森堡曾经指出，技术的进步成了极大劳动强度的鞭子，无情地鞭打着无产者的肌肉、大脑和鲜血，以飞快的速度驱赶着他走向坟墓。人类的劳动功能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被彻底取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感觉自己依赖机器，赶不上机器，很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因此科学技术悲观论者把人工智能的出现看作洪水猛兽，一次次惊呼“狼来了”。从人类历史来看，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革新，一定会存在一部分人因劳动或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而失业，不得不丢掉饭碗或者面临转型的困境。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机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虽然这种机器代替人力、排挤工人的转型过程比较痛苦，但是如果人类能够适应技术进步进行转型，将解决、克服有关繁重的、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转向相对轻松的、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反之，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则有可能会失去工作。因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我们要以主动的姿态更快适应技术进步。短期内，因为不能适应技术进步被淘汰的现象可能真的会存在，比如教师担心如果自己的课教学效果不好，就可能被高质量的名家网课所取代；出租车司机担心自己某一天会被“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所代替。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狼来了”的冲击完全合情合理，这也是每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从短期来看，我们一时间难以适应这些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类从以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彻底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双腿，打破了“劳动=劳累”的传统观念，使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动控制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劳动摆脱体型限制，体型弱小者只要掌握核心技能，也能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工具、动力和智力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将为人类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巨大财富提供可能。况且，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工智能合理、规范地使用。因此，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对人类的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给人类带来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是对人类劳动的超越和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是克服异化、真正符合人本质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最高形态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幸福劳动的状态，“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不被劳动束缚的人类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过去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可以充分享受不受劳动束缚之后的闲暇，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马克思指出，幸福是人们在劳动创造中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与理想时而产生的满足状态和愉悦体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人们不再需要从事繁重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尽情地从事自己过去想做而没机会做的事情，但是，幸福不是个人单纯意志的体现，幸福是自主性的劳动创造，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的自我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够有效实现对幸福的基本诉求。正如习近平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幸福观实际上就是劳动幸福观，因而，奋斗幸福观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它使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幸福观在新时代的发展。幸福是人类一直的共同追求，奋斗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奋斗的目标，奋斗与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互促关系，奋斗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或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幸福。进入新时代，大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对更高水平的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仍然存在，未来有必要继续激励人民群众的奋斗意识，为民族和国家长期发展注入充足动力，为集体的长久幸福做好基础保障。人们只有在奋斗中才能真正实现获得幸福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每一种幸福都是经过艰苦的劳动、付出辛勤汗水而得到的，努力奋斗是获得幸福的秘密所在，人民群众需要自主加入奋斗的行列中，真正通过奋斗来创造价值，推动社会整体价值创造水平的提升，以此为新时代国家和人民发展注入长久动力，使人民群众更快地创造并享受幸福，人类可以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也需要实现脑力劳动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让人类全面解放的长期梦想有可能得到实现。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确证了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幸福。正如习近平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今部分年轻人中出现过于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方便、快捷的感受，而忽视劳动、厌恶劳动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特别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因此，应让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一代更好地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所带来的幸福。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劳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将劳动看作是光荣的事业，热爱劳动，对劳动具有自觉的积极的态度”。《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而劳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劳动教育的本质目标。马克思一再强调劳动光荣，劳动幸福。1957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以资本神圣作为价值目标，却对劳动和劳动人民表示出极大地厌恶和藐视，他们蔑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这就造成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剥削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还编造出种种谎话，说明是他们养活了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倡导平等劳动，基本上消除了劳动异化现象，树立了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理念。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劳动中不但体会到劳动幸福，而且通过劳动获得了尊严和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也是尊重劳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习近平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为此，应营造全社会都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氛围，并促使人工智能与劳动获得相得益彰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负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