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淑品：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审视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避免繁重体力劳动、增进社会福利、提高生活水平，但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一部分人过于依赖人工智能、好逸恶劳、疏于劳动等负面效应，当前出现的“无人工厂”“无人超市”也导致一部分人对就业的担忧。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人工智能发展下劳动价值论以及劳动与幸福的关系，是新时代倡导劳动创造精神、积极奋斗的有益保障。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改变了吗?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们也积极研发新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被日益运用到各个生产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由最初的加速度，发展到乘积速度、n次方速度。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研发、创新、管理等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出现了研发劳动、管理劳动等新的劳动形态，而人工智能技术无疑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起了引领作用。201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人工智能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他们认为一些非劳动性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机器等也可以参与价值创造，“要素价值论”又重新粉墨登场，这实际上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标榜的“效用”价值理论。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面对这一挑战，当前我们应解决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劳动价值论来自实践的有关理论问题：一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二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如何创造幸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则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否定。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人类劳动会不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实际上关涉两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一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人的本质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大家现在已经普遍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了人的社会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也说明了人不能离开劳动而存在。二是“什么是人工智能”。对于这个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只不过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一部分。虽然部分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替代部分体力劳动或者简单劳动，如各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洗碗机器人，但它们依然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学术界把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这一论述后来概括为生产力的“三要素”，这是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硬件构成)，即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所共有的基本要素。除此以外，还有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被称为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软件构成)，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软件构成。可以说，人工智能相对于传统常规劳动，其劳动系统更为复杂，需要多方的协作，因而，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性影响，而且还表现在它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和系统功能的发挥上，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诸要素只有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在最佳的结构状态下，才能发挥出最佳的系统功能。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都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大地优化了生产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因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对人类的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而是对人类劳动的超越和解放。“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工智能作为渗透性的科学技术因素渗透到劳动资料，会引起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产生愈来愈高级的、影响生产状况的智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展开过程，是人的劳动延展形式，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论。
人工智能是能渗透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并引起这些生产力基本要素发生深刻智能化增强的科学技术要素。就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劳动资料产生根本性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就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具体劳动过程中被进行深度加工的劳动对象在品质方面部分得以智能化增强，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等产品的形成，就需要被组装的智能化元器件；就劳动者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也就是劳动者，在原初的人类智能基础上，借助于客体主体化了的人工智能因素而获得能增强自身劳动技能的智能工具和智能化思维。虽然人工智能设备试图去模拟人脑智慧的功能，给生产资料注入智慧元素，但归根结底是人类智能的开发结果，还是劳动工具的物质要素，与真正的人脑还有一定的距离，它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能力。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身上都蕴含着人工智能所无法匹敌的人类智能，并且劳动者懂得在生产劳动中把他的种属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由此可见，即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最普通的直接劳动者个体也有难以穷尽的人类智慧。不能因为人工智能背景下一部分劳动者得到了智能化增强，就低估另一部分人的聪明和智慧。
其次，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是这些要素可以物化到劳动者身上创造价值。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工劳动而单独存在。表面上看，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出现了许多工人机器人，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生产价值，看似人类不需要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实则不然，人工智能并不创造价值，在无人工厂、机器人的背后，还是人类工程师进行编程，调试AI模型，进行劳动。人工智能只不过是渗透到具体生产过程并与生产力基本要素相结合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因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会使劳动阶级成为多余阶级，也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被人类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完成某些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抑或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因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生产力基本要素将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实现智能化增强，减小了劳动强度，却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必将成为具有新奠基性地位的技术基础，这是人工智能崛起下当代生产力发生新变化的首要表现。尽管人工智能的作用很大，但目前还只是端倪初现，只是引起部分生产部门的变革，但因其作为新生事物具备新的物质结构和功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终究具有合乎社会生产力前进上升运动与发展方向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以便用机器来生产机器”，那么21世纪的经济发展则必须掌握与智能化时代相适应的智能化生产资料。
综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所进行的机械、呆板、繁重、重复、枯燥的劳动实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创造能力，这个过程充分调动了人类劳动能力。人类劳动的意志和动机被智能工具系统承载，并通过智能工具系统进行延展。人工智能表面上好像是“脱离”人的“独立”的劳动主体，但实质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代替具有独立性、目的性和意志性的自然人的，因为人工智能的活动是通过人预先的程序设计来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控制的，所以人工智能下的“劳动”并没有改变人类劳动的本质，只不过是人类劳动力的进一步延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佩戴扩音器提高我们的声音，通过挖掘机代替铁锹来提高挖掘能力，这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系统拓展至人的身体之外的过程，是人的复杂劳动成果的集中应用和体现。在商品经济中，人工智能本质仍然是人类的活动对象化、劳动的外化，是工人制造的一种新的劳动产品。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所谓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价值论的超越与发展，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人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观点是没有变的，人工智能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只是人的本质的进一步延展。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在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幸福上的不同结果
(一)人工智能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崩溃，反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为资本家信奉资本逻辑，把追逐资本、追逐利润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因而把劳动的消极折磨和奴役性发挥到极致，造成了劳动与幸福的分离。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中也有相关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这是因为，“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这种现象就是劳动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异化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越发展，工人的感受越明显。“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积极地确证人的类本质，另一方面它又消极地具有折磨性和奴役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在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得以进步的。”
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抵制与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于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的事实，揭示了劳动的剥削性和奴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因为劳动者是在资本家的强迫下劳动，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劳动，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本家赚取的利润越大，工人获得的工资反而越低，不但疏离幸福、陷入贫困，而且生活痛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否定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辩护，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借口。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克服消极劳动、奴役劳动，这样就能解救资本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只是生产资料的发展，与历史上蒸汽机、内燃机的发展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人工智能实质上是资本逻辑蔓延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智能技术越发展，平均利润率越减少。这样工人的劳动岗位减少，但这并不会使得奴役劳动消失，只是让直接的显性的剥削减少——甚至使得被奴役的劳动也成为一种奢求——也许在现代社会失去劳动机会的人可以依靠救济维生，但失去劳动的人本身就是异化的人，是不完整的人。劳动的消极与否、被奴役与否，并不是由劳动的辛苦程度决定，而是由劳动成果是否为资本家窃取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不过人工智能的人已失去发展自身的机会，将彻底沦为维持物种延续的生育工具。发达的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会加速贫富分化，使更多剥削者沦为被剥削者，使曾经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被剥削者更沦为彻底的工具、彻底的物，再不能为自己争得一丝有尊严的生活。例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这说明，黑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存在不同的命运。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把人当作人，而是当作物，那么，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会大肆使用，这样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利用人工智能来大力生产他们的产品，工人可能被机器淘汰或者边缘化。因为工人受体能的限制，不能无休止地劳动。一面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疯狂地生产，一面是工人被淘汰出局。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工人工资减少，无法消费，从而造成百分之百的消费枯竭，另一边是百分之百的生产过剩。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奴役劳动，但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工人却被智能化生产排挤出生产过程，大多数小资本家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减少，而真正的资本家最终会因为率先使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大企业兼并小企业，最终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促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会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因为资本家奉行资本逻辑，必然会为了利润千方百计地使用新技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他们的本性，因而他们必然又会拼命使用人工智能，这就是卢森堡说的资本无法逃脱的一个怪圈。因而，人工智能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能解救过度劳动却不等同于解救资本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
首先，从人工智能本身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最大限度地激发科学技术潜能，也是科学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科学从一开始就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对科学的发现我们不能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就是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因而，对于代表着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乐观的。但是，到底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如何使人工智能与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保障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这些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发明者的人，既是科技成果的享用者的主体，同时又是科技负面效应的受害者的客体。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对大多数人的本性的摧残和对人的自由的损害、剥夺为前提，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应以解放劳动、实现劳动幸福为目的，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现实中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完全相一致。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这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给人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从而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因不恰当的应用而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极大的灾难。但这只是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或被误用所致，并非人工智能本身之过。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尽管不时有人诅咒科学是恶魔的化身和进步的敌人，但科学毕竟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价值的首肯。人工智能既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实践的结果，也是人进一步实践所依靠的对象，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应当也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效应面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使人工智能这个实践客体能被我们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造成祸害”。人工智能技术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实现人的基本价值，应当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慎重对待人工智能技术，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善的功能，为人类造福；另一方面需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服从于人类精神的指挥，而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引领和驱动作用，也有约束和规制作用，促使人们高度警醒，预见其应用中的风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从而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合理的轨道上前进，使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实现有机统一，更好地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超前布局，充分依靠其技术进步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其次，从社会主义制度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保障了劳动者主体地位以及劳动中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关系，为劳动者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被物化、货币被物化、资本被物化，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代替，从而人的价值被遮蔽是根本不同的。以社会劳动取代雇佣劳动，还原劳动创造价值和尊重劳动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劳动关系。现阶段虽然我国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雇佣劳动必将在我国存在较长一段时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被彻底消除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种条件下的大部分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剥削性质的劳动，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劳动，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劳动时奉行的是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追求的利益至上、奉行的资本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目前由于私有制经济成分还占用一定的比例，雇佣劳动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一些私营企业主还缺乏对劳动者的尊重，致使劳动尚未完全摆脱异化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现象。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部分劳动是为了人民追求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种社会治理体系必须以人民福祉为上，必须保障人民幸福，否则这个治理体系就不是合理的。而这样的理论阐释是以假设每个人都有天然的劳动幸福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要保障每个人的福祉，但每个人必须力所能及地参与劳动创造。”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如何创造幸福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出现进一步改进了劳动工具，劳动解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出现了“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的汽车”等。这使人类已经开始尽量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带来的折磨和奴役性的消极作用，逐步感受到一些生活中的快捷与便利，劳动也由谋生劳动走向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劳动和幸福紧密融合，真正地实现劳动幸福。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在某些生产环节必然会出现“机器排挤人”的趋势。罗莎·卢森堡曾经指出，技术的进步成了极大劳动强度的鞭子，无情地鞭打着无产者的肌肉、大脑和鲜血，以飞快的速度驱赶着他走向坟墓。人类的劳动功能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被彻底取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感觉自己依赖机器，赶不上机器，很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因此科学技术悲观论者把人工智能的出现看作洪水猛兽，一次次惊呼“狼来了”。从人类历史来看，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革新，一定会存在一部分人因劳动或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而失业，不得不丢掉饭碗或者面临转型的困境。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机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虽然这种机器代替人力、排挤工人的转型过程比较痛苦，但是如果人类能够适应技术进步进行转型，将解决、克服有关繁重的、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转向相对轻松的、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反之，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则有可能会失去工作。因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我们要以主动的姿态更快适应技术进步。短期内，因为不能适应技术进步被淘汰的现象可能真的会存在，比如教师担心如果自己的课教学效果不好，就可能被高质量的名家网课所取代；出租车司机担心自己某一天会被“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所代替。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狼来了”的冲击完全合情合理，这也是每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从短期来看，我们一时间难以适应这些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类从以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彻底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双腿，打破了“劳动=劳累”的传统观念，使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动控制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劳动摆脱体型限制，体型弱小者只要掌握核心技能，也能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工具、动力和智力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将为人类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巨大财富提供可能。况且，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工智能合理、规范地使用。因此，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对人类的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给人类带来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是对人类劳动的超越和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是克服异化、真正符合人本质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最高形态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幸福劳动的状态，“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不被劳动束缚的人类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过去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可以充分享受不受劳动束缚之后的闲暇，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马克思指出，幸福是人们在劳动创造中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与理想时而产生的满足状态和愉悦体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人们不再需要从事繁重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尽情地从事自己过去想做而没机会做的事情，但是，幸福不是个人单纯意志的体现，幸福是自主性的劳动创造，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的自我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够有效实现对幸福的基本诉求。正如习近平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幸福观实际上就是劳动幸福观，因而，奋斗幸福观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它使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幸福观在新时代的发展。幸福是人类一直的共同追求，奋斗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奋斗的目标，奋斗与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互促关系，奋斗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或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幸福。进入新时代，大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对更高水平的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仍然存在，未来有必要继续激励人民群众的奋斗意识，为民族和国家长期发展注入充足动力，为集体的长久幸福做好基础保障。人们只有在奋斗中才能真正实现获得幸福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每一种幸福都是经过艰苦的劳动、付出辛勤汗水而得到的，努力奋斗是获得幸福的秘密所在，人民群众需要自主加入奋斗的行列中，真正通过奋斗来创造价值，推动社会整体价值创造水平的提升，以此为新时代国家和人民发展注入长久动力，使人民群众更快地创造并享受幸福，人类可以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也需要实现脑力劳动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让人类全面解放的长期梦想有可能得到实现。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确证了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幸福。正如习近平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今部分年轻人中出现过于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方便、快捷的感受，而忽视劳动、厌恶劳动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特别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因此，应让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一代更好地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所带来的幸福。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劳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将劳动看作是光荣的事业，热爱劳动，对劳动具有自觉的积极的态度”。《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而劳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劳动教育的本质目标。马克思一再强调劳动光荣，劳动幸福。1957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以资本神圣作为价值目标，却对劳动和劳动人民表示出极大地厌恶和藐视，他们蔑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这就造成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剥削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还编造出种种谎话，说明是他们养活了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倡导平等劳动，基本上消除了劳动异化现象，树立了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理念。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劳动中不但体会到劳动幸福，而且通过劳动获得了尊严和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也是尊重劳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习近平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为此，应营造全社会都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氛围，并促使人工智能与劳动获得相得益彰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负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呼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是助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也会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引发重大的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强调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与谈人
彭家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虞昊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邓玉龙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持人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的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相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请具体谈谈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彭家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蓬勃兴起，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迈入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重大历史机遇需要我们把握。就技术治理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正在助推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革，将传统技术治理提升至智能化新阶段，呈现出“智能治理的综合”趋势。智能治理将全面提升社会公共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治理融合化，即促进各种智能技术与其他治理技术相互融合，大幅度提升智能社会的治理水平；二是治理数据化，即以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映射出来的“数字世界”进行社会计算，实现治理目标；三是治理精准化，即发挥智能技术强大的感知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将传统的粗放治理转变为精准治理；四是治理算法化，即不断完善智能决策系统，尝试将程序化的算法决策扩展到更多的决策活动中，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虞昊：人工智能有助于反思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分析式AI向着生成式AI不断演变，尤其是生成式AI初步展现出判别问题、分析情感、展开对话、创作内容等越来越具有人类特征的功能，原本属于人类的领域正被人工智能以另一套由“0”与“1”构成的计算机语言逐步侵蚀。这既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势必会在更加平等的开放性框架中增强人类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
邓玉龙：总体来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例如，生成式AI不但能完成传统AI的分析、判断工作，还能进一步学习并完成分析式AI无法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高效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刺激劳动形态的转化。人工智能高效承担大量的基础机械性劳动，人类劳动则向高阶的创造性劳动转化，由此引发社会层面的劳动结构转型、升级，并且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整合、协调能力也实现升级。二是促进劳动场域的重构。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扩展，人工智能将劳动从固定场域中解放出来，人类劳动的灵活性增加。相比于创造性劳动，机械性劳动更加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在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替代更低边际成本的基础性劳动之后，人类劳动空间和时间的自由性实现跃迁。三是对主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主体适应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要求人类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需要更契合科技发展的水平，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
主持人：人工智能的一系列产物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大家对其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的警惕。一些人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对人工智能的推进有些焦虑。如何看待这种警惕和焦虑？
虞昊：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无法返回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世界，人工智能已然深度介入人类社会，试图遏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螳臂当车。同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能放任不管，无视甚至于压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掩耳盗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焦虑，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探求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中寻求危中之机。
邓玉龙：我们应正确看待这种焦虑。要看到，焦虑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体现人类的忧患意识，催生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预见性思考，提醒我们注意焦虑背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正确对待焦虑有助于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辩证分析焦虑中先见性的思考，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化解风险问题。同时，仅有焦虑和恐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积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劳动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确实会取代部分人类劳动，推动劳动结构转型升级，让劳动向着碎片化、个体化方向发展，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机器换人”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完全替代，而是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将技术的发展内化为自身能力，在更具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彭家锋：任何技术的发明使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在其应用过程中，同样引发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法律责任等风险问题。因此，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并由此对人工智能的推进产生焦虑，具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某些相关风险可以提前得到规避，并不必然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也仍可不断寻求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以个人隐私滥用风险为例，在治理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但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的规范和监管体系来保护个人隐私，降低滥用风险。
2.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伦理赛道”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时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请谈谈“人工智能原则”应包含哪些内容？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彭家锋：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五项科技伦理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原则的伦理要求，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根本目标是让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带来良好社会或社会公益的善。科技向善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现实价值：一是塑造公众信任。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由相关风险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公众的利益与价值是否得到足够重视。后者正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二是引领技术创新。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将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三是促进全球合作。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在达成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能够建立互信，实现更加充分深入的国际合作。
虞昊：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原则也应包含非对抗与非失控的理念。非对抗意味着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存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必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非失控意味着不应放弃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应以智能的方式去规范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下，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中就变得极为重要。此处的“善”在国家治理层面即指向“善治”，而当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善治”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拥有了更贴近现实的内涵。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基于善意与友谊共同思考人类作为整体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通往全球性的“善治”。
邓玉龙：2019年欧盟发布《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1年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与欧盟发布的伦理准则相比，《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旨在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以为，人工智能原则还应体现共享和有序发展的要求。共享，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科技发展应该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群体，由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推动全球科技水平的共同增长。有序发展，旨在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扩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感，推动科技有序发展能够促进人机和谐融合，有效预防潜在无序扩张的风险。
主持人：从规范层面来说，伦理反思对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家锋：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将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比如，美国陆续出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6）和《关于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19）；欧盟先后发布《欧洲人工智能战略》（2018）和《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中国也较早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客观局面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下，如果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赶超的竞争逻辑。因此，亟须规范人工智能的科技竞争，而倡导伦理反思或许就是一条可行之路。伦理反思的意义至少在于：一是设定伦理底线。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只有守住伦理底线，才有可能避免颠覆性风险的发生。二是实现敏捷治理。伦理反思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贯穿于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为了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和科技向善的初衷，需要保持应有的道德敏感性，以灵活、及时、有效的手段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伦理挑战，确保其在科技向善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良性发展。
邓玉龙：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科技竞争不应该仅包括技术竞争的单一维度，更不应该通过技术优势遏制他国的科技发展，而应该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条件下的综合性竞争，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其中就应该包括社会治理竞争，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平，因而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反思构成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伦理反思对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信任性、可解释与透明度、安全性不仅是伦理要求，也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科技竞争需要抢占的技术制高点。科技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的发展内嵌于科技发展要求，伦理反思有助于防止工具主义的泛滥。其次，伦理反思为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供价值引导。伦理反思注重保障人的权利，科技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衡量因素，我们还应该关注其中多样性的因素，尤其注重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防止数据鸿沟等不良影响。伦理反思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综合性健康发展。
3.人工智能安全与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科学探究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自身的重要认知方式，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如何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彭家锋：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促进了科学研究新范式——数据科学的诞生，进而对人们的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数据科学被认为是继实验、理论和模拟之后的新的科研范式。相较于传统科学，数据科学融合了统计和计算思维，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海量数据、强大算法和算力，能够直接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提取相关性或者预测性知识，进而产生一种基于相关性的科学思维模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因果关系，因为可解释性对于从数据科学技术确定的相关性中提取因果解释至关重要，而相关技术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数据科学更可能成为一种预测科学，但是预测并不是科学追求的唯一目标。通过揭示世界的潜在因果结构来解释和干预现象，也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目标。因此，尽管数据科学能够通过分析大量数据生成相关性知识，却不能直接产生因果解释。对此，传统科学的可检验性假设方法和因果规律探求仍有其重要价值。数据科学并非取代传统科学，相反，两者将相互补充，共同成为人类探索世界的有效工具。
虞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教育资源、生活娱乐、工作讯息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势必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与人工智能进行交互来获取外界信息。因此，当人工智能深度地构成人们认知世界的滤镜时，若不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重复性、同质性倾向的认知框架保持警醒，人工智能可能扭曲人们的认知方式直至影响人的主体创造性。
邓玉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新技术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机器与人类的深度融合，机器不再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工具被人类使用，而是在与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影响人类的认知方式。一方面，信息产业革命丰富了人类认知的联结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分析逻辑从因果关系扩展为相关关系，对相关关系的重视使人工智能可以从大数据而非小数据维度获取信息，为人类认知提供新的视角。按照传统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因果关系要求关于世界的认知是确定性的，而这在数字时代的复杂性社会中很难实现。人工智能对相关关系的认知填补了这一缺失，允许我们在无法掌握确定信息但在掌握大量数据的条件下对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输出结果和生成内容盲目信赖，将结果和内容与经验事实之间进行绝对等同的连接，误认为是事实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人文主义抽象反思的能力，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始终坚持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
主持人：如何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
彭家锋：当人们逐渐将更多创造性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不免让人担忧人工智能是否将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创造性。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是基于一种人机敌对论的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挤压了人的主体创造性空间，是替代逻辑的延续。但从人机协作的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看作人的得力帮手，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赋予人类更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在进行文字写作、多媒体脚本、程序代码、文稿翻译等工作时，可先由人工智能高水平地完成草稿工作，然后再由人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调整和发挥。此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将成为进一步创作的原材料，人类将以更高的效率投入创造性活动之中。当然，要实现以上效果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还应在制度安排、教育方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虞昊：面对信息高度集成共享的人工智能，人有可能转变为算法的动物。试想下述场景：当依据人工智能展开行动变得足够便捷有效时，行动者便会倾向于采信人工智能，此时，看似是人类行动者基于自然语言在进行互动，实则是算法逻辑基于计算机语言在进行数字化运转。于是，人的主体创造性被侵蚀，人可能沦为算法动物。对此类情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
邓玉龙：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AIGC）具有高度集成共享的特性，能够高效地对人类知识进行数据挖掘、信息生成。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我们需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扩大AIGC数据库，当下AIGC主要是依赖于大语言模型，以大量的网络文本作为训练数据库生成的，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可以不局限于网络文本，而是进一步扩展数据库的训练文本，从而提高其丰富度。其次，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为AIGC提供价值训练，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的价值立场、伦理法则等与AIGC的训练数据库相融合，从而建构可信赖、可持续的信息高度集成共享机制。最后，需要将人创造性生成的内容与AIGC共同作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获得不能仅仅局限于AIGC，而是需要人发挥其主体创造性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反思和拓展，将人类无法被数据化的、经验性的知识与AIGC数据化的知识融合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
（本版编辑张颖天整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迎来大爆发，人类真的要失业了吗
去年夏天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接连问世，人们惊艳于它们的智能程度，但也对其未来发展产生担忧。这样的系统可以按需求生产内容，不仅威胁到人们的工作，还可能造成错误信息的激增。
StableDiffusion根据提示自动生成的画作，真假难辨。图源：https://stablediffusionweb.com/
就在10多年前，三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取得了一项突破，永远地改变了这个领域。
“AlexNet”系统通过从网上采集的120万张图像进行训练，识别出了从集装箱船到豹子等不同物体，其准确性远远高于以往的计算机。
这一壮举帮助开发人员阿莱克斯·克里泽夫斯基(AlexKrizhevsky)、伊利娅·苏茨克维(IlyaSutskever)和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赢得了名为ImageNet的年度神秘竞赛。它还展示了机器学习的潜力，并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将人工智能带入主流的竞赛。
从那时起，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时代基本上在幕后形成。机器学习是一项涉及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的基础技术，已普遍应用于识别信用卡欺诈、提高在线内容和广告相关性等领域。如果说从那时起机器人就开始抢走人们的工作，那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的。
现在不是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另一项突破刚刚撼动了科技界。这一次，机器在众目睽睽之下运行，它们可能终于准备好取代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了。
一个11月底发布的查询和文本生成系统ChatGPT，以一种科幻小说领域之外很少见到的方式闯入了公众的视线。它由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研究公司OpenAI创建，是新一波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这种系统可以根据要求生成内容。
如果你在ChatGPT中键入一个查询，它将以一段简短的段落作为响应，列出答案和一些上下文内容。例如，你问它谁赢得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它会列出结果，并告诉你乔·拜登何时就职。
ChatGPT界面。
ChatGPT使用简单，能够在瞬间得出看起来像人类生成的结果，有望将人工智能推入日常生活。微软向OpenAI(由AlexNet创始人苏茨克维联合创立)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消息，几乎证实了这项技术将在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发挥核心作用。
ChatGPT是一系列日益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公众展示的最新例子。另一个OpenAI系统，自动书写系统GPT-3，在2020年年中发布时震惊了科技界。其他公司的所谓大型语言模型紧随其后，去年扩展到图像生成系统，如OpenAI的Dall-E2、来自StabilityAI的开源StableDiffusion和Midjourney。
这些突破引发了人们争相寻找这项技术的新应用。数据平台ScaleAI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王(AlexandrWang)将其称为“应用案例的寒武纪大爆发”，将其比作现代动物生命开始繁荣的史前时刻。
如果计算机可以编写和创建图像，那么在正确的数据训练下，还有什么是它们无法生成的吗?谷歌已经展示了两个实验系统，可以根据简单的线索生成视频，还有一个可以回答数学问题。StabilityAI等公司已将这项技术应用于音乐。
这项技术还可以用于向软件开发人员建议新的代码行，甚至整个程序。制药公司梦想着用它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合成新药。生物技术公司Absci本月表示，已经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抗体，可以将一种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所需的大约四年时间缩短两年多。
但随着科技行业竞相将这项新技术强加给全球受众，人们需要考虑潜在的深远社会影响。
例如，让ChatGPT以12岁孩子的风格写一篇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文章，你就能让一个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手到擒来。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有可能被故意用来产生大量错误信息，还可能会自动取代大量工作，远远超出最容易躺枪的创造性工作。
微软人工智能平台主管埃里克•博伊德(EricBoyd)表示：“这些模型将改变人与电脑互动的方式。它们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你的意图，并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行为”。因此，他补充说，这将成为一项基础技术，“涉及几乎所有现有的东西”。
可靠性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倡导者表示，这些系统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微软称，公司旗下GitHub部门的软件开发人员，已经使用一个代码生成系统生成了40%的代码。
谷歌研究科技对社会影响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马尼卡(JamesManyika)表示，对于任何需要在工作中提出新想法的人来说，这类系统的输出可以“解锁思维”。它们内置在日常软件工具中，可以提出想法、检查工作，甚至生成大量内容。
然而，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易于使用，并有可能颠覆很大一部分科技领域，但对构建这项技术并试图在实践中应用的公司，以及许多可能在不久之后在工作或个人生活中遇到这项技术的人，都构成了深刻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可靠性问题。计算机可能会给出听起来可信的答案，但人们不可能完全相信它们说的任何话。其通过研究大量数据，根据概率假设做出最佳猜测，却不能真正明白它产生的结果。
圣菲研究所教授梅兰妮·米切尔(MelanieMitchell)表示:“它们对一次谈话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无法了解你，也不知道词语在现实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它们只是针对线索，产生大量听起来有说服力的答案，是聪明但无脑的模仿者，无法保证它们的输出不只是数字幻觉。
已经有事实展示，这项技术如何产生看起来有模有样但实际不可信的结果。
例如，去年年底，Facebook母公司Meta展示了一个名为Galactica的生成系统，它是根据学术论文进行训练的。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系统会根据要求发布乍一看可信但实际上是虚假的研究，导致Facebook在几天后撤回了系统。
ChatGPT的创建者也承认其有缺点。OpenAI表示，系统有时会给出“无意义”的答案，因为在训练人工智能时，“目前没有真相来源”。OpenAI补充说，使用人类直接训练它，而不是让它自己学习（这一种被称为“监督学习的方法”，可以由训练资料中学到或创建一个模式，并依此模式推测新的实例）并不奏效，因为系统通常比人类这个老师更善于找到“理想答案”。
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是在生成系统的结果发布之前提交合理性检查检查。马尼卡说，谷歌的实验性LaMDA系统于2021年宣布，对每个线索提出了大约20种不同的响应，然后评估每种响应的“安全性、毒性和合理性”。“我们打电话去检验，看看这是真的吗?”
然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珀西·梁(PercyLiang)表示，任何依赖人类来验证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系统都存在问题。他说，这可能会教会人工智能如何“生成具有欺骗性但看上去可信的东西，实际上可以愚弄人类”。“事实是，真相难以捕捉，而人类并不擅长于此，这可能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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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项技术的支持者说，有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使用它，而不必试图回答这些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Allen)创立的人工智能研究所A12的顾问兼董事会成员奥伦•埃齐奥尼(OrenEtzioni)表示，就像互联网搜索引擎既能提供有用的结果，也能提供错误的信息一样，人们将设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系统。
他说：“我认为消费者只会学会使用这些工具来造福自己。我只是希望这不会让孩子们在学校作弊。”
但让人类去猜测机器生成的结果是否准确，可能并不总是正确的答案。研究人工智能应用的科技行业组织“人工智能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官丽贝卡•芬利(RebeccaFinlay)表示，在专业环境中使用机器学习系统已经表明，人们“过度相信人工智能系统和模型得出的预测”。
她补充说，问题在于，“当我们与这些模型互动时，人们会将结果对于人类有何意义的不同方面灌输给它们”，这意味着他们忘记了系统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说的话。
这些信任和可靠性问题，为不良行为者滥用人工智能提供了可能。对于任何故意试图误导的人来说，这些机器可能成为虚假信息工厂，能够生产大量内容，淹没社交媒体和其他渠道。在正确的例子训练下，它们可能还会模仿特定人物的写作风格或说话声音。
埃齐奥尼说：“制造虚假内容将非常容易、廉价和普遍。”
StabilityAI负责人伊马德•穆斯塔克(EmadMostaque)表示，这是人工智能普遍存在的一个固有问题。他说：“这是一种人们可以道德或不道德地、合法或非法地、符合伦理地或不符合地使用的工具。坏人已经拥有了先进的人工智能。”
他声称，唯一的防御措施就是尽可能大规模地推广这项技术，并向所有人开放。
这在人工智能专家中是一个有争议的解决方案，他们中的许多人主张限制对底层技术的使用。微软的博伊德表示，其“与我们的客户合作，了解他们的用例，以确保人工智能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用途。”
他补充说，微软还会努力防止人们“试图欺骗模型，做一些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事情”。微软为其客户提供工具，扫描人工智能系统的输出，以查找他们想要阻止的冒犯性内容或特定术语。
微软此前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失控：聊天机器人Tay在发表种族主义和其他煽动性言论后，不得不在2016年被匆忙召回。
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本身可能有助于控制新人工智能系统的滥用。例如，马尼卡表示，谷歌已经开发了一种语言系统，可以以99%的准确率检测出语音是否为合成。他补充说，谷歌的任何研究模型都不会生成真人的图像，从而限制了所谓深度造假的可能性。
人类的工作面临威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就业影响的又一轮争论，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机器会取代工人吗?或者，通过接管重复性工作，它们会提高现有工人的生产力，并增加他们的成就感吗?
最明显的是，涉及大量设计或写作元素的工作面临风险。当StableDiffusion在去年夏末问世时，它对即时图像与提示相匹配的承诺，让商业艺术和设计界不寒而栗。
一些科技公司已经在尝试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广告，其中就包括ScaleAI，其已经在广告图像方面训练了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王说，借助这个工具，小零售商和品牌可以得到专业的包装图像，而此前为产品拍摄此类图像价格高昂，他们无法负担。
Dall-E2解释生成原理的视频截图
这可能会威胁到内容创造者的生计。穆斯塔克说：“它彻底改变了整个媒体行业。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内容提供商之前都以为他们需要一个元宇宙策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媒体生成策略。”
据一些面临失业的人说，这不仅仅事关生计。当歌手兼词曲作者尼克·凯夫看到ChatGPT写的听起来像他自己作品的歌曲时，他惊呆了。他在网上写道：“歌曲产生于痛苦，我的意思是，它们是基于人类复杂的、内在的创作斗争过程，而据我所知，算法是没有感觉的。数据没有感知。”
对科技持乐观态度的人相信，科技会放大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创造力。斯坦福大学的梁说，有了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设计师可以变得“更有野心”。“你可以创建完整的视频或全新的系列，而不仅仅是创建单个图像。”
版权制度最终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应用这项技术的一些公司声称，出于“合理使用”，它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可用数据来训练自己的系统。“合理使用”是美国的一项法律例外，允许有限度地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其他人不同意这个说法。盖帝图像和三名艺术家上周在美国和英国对StabilityAI和其他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这些人工智能公司肆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图像来训练其系统，这是这一领域首个法律诉讼。
一名代表两家人工智能公司的律师表示，这个领域的所有人都已准备好应对诉讼，这是为这个行业制定基本规则不可避免的一步。对科技行业而言，围绕数据在训练人工智能方面作用的争论，可能会变得与智能手机时代初期的专利战一样重要。
最终，为人工智能新时代设定条款的将是法院，甚至是立法者，如果他们认为这项技术打破了现有版权法所基于的旧假设的话。
在那之前，随着计算机竞相吸收世界上更多的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自由狩猎的季节。
原标题：《生成式人工智能迎来大爆发，人类真的要纷纷失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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