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2023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报告

发表时间：2023-07-04 05:43:13

重磅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2023

6月25日，2023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AIExpo2023）在苏州正式揭幕。开幕式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中心与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这是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第五年发布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

图为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中心主任陈希希在大会发布年报

年报分析认为，2022年以来，国内外人工智能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与趋势：

全球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ChatGPT火爆出圈引发人工智能赛道持续升温，全球新一代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机遇：AI自动化提速、关键技术持续涌现，发展方向日益多元化；AI大模型发展迅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应用新范式；存算一体芯片有望破解AI算力瓶颈，全球竞争格局未定；产业界AI技术发展领先于学术界，成为资源集聚和成果产出“主阵地”。同时，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更加紧迫的应用伦理困境、AI公平性和偏见指标2022年达到新高，人工智能引致环境问题加剧，ChatGPT对就业市场开始产生深刻影响等新的挑战也亟待关注。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激烈，美国加劲发力、中国加快赶超。在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下，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技术红利加速释放、研发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综合实力领先，中国保持较快发展势头，英、韩、日、德等你追我赶。各国相继出台重磅战略规划，美国宣布三项人工智能监管与发展计划，旨在遏制风险并促进创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呼之欲出”布局向善发展，日本聚焦AI顶层规划、人才培育等开展新一轮政策设计，韩国将人工智能指定为“十二大国家战略技术”之一。

我国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加速突破，产业发展迈向成熟。近年我国持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关键领域，产业向成熟期过渡，相关企业和资源聚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政策方面，构建形成“1+N”政策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产业方面，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稳步增长、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企业数量约占全球16%；33家人工智能企业跻身2023全球独角兽榜，占全球总量近1/3。算力方面，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实施，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梯次优化的算力供给体系初步构建。

报告指出，苏州自2021年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及应用赋能取得明显成效，综合实力跃居我国第一方阵，2022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达1250亿元，近3年产值规模平均增速达22.7%。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试验区核心区，积极引育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和人才，创新企业拔节生长，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1500家；创新平台加快建设，思必驰入选科技部“语言计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应用场景更加丰富，2022年以来上报科技部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场景需求4项，并获批首批江苏软件名园、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区、江苏省信创先导区，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板块。

年报认为，针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一些瓶颈与挑战，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发展顶层设计，稳步推进监管制度创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持续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引导地方建设各具特色的算力网络生态；久久为功，瞄准关键环节夯实数字经济时代人才培育体系。

来源：新华财经

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2022年10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来源：中国人大网浏览字号：大中小2022年11月14日14:13:0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受国务院委托，现就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栗战书委员长对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韩正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明确要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牵头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扎实做好数字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先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部署，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一）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统筹谋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推动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信息通信网络建设规模全球领先。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光缆线路长度从2012年的1479万公里增加到2021年的5481万公里，增长2.7倍。截至2022年7月，我国已许可的5G中低频段频谱资源共计770MHz，许可的中低频段频率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达196.8万个。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向IPv6演进升级，IPv6活跃用户数达6.97亿。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网络、平台、安全体系以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基本建成。二是信息通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引领”的跨越，6G领域的愿景需求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国际交流合作加快。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2.1%提高到2021年的73%，上网人数达10.32亿人，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43亿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达3.55亿户，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面向中小企业连续4年推进宽带和专线降费，让利超过7000亿元。相比2012年，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40倍，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95%。三是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构建，“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实施。截至2022年6月，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590万标准机架，建成153家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行业内先进绿色中心电能使用效率降至1.1左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建成一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以低成本算力服务支撑中小企业发展需求。

（二）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逐年上升，量子计算原型机、类脑计算芯片、碳基集成电路等基础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自主底层软硬件平台和开源社区，关键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初步形成规模化应用效应。二是产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7.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39.6%。关键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不断发挥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作用，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2021年至2022年6月，近150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完成首发上市，募集资金近3000亿元。持续扩大数字经济产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截至2022年6月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48万亿元。三是数字产业快速成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加快增长，全国软件业务收入从2012年2.5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9.6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6.1%。截至2021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3万亿元，并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云计算市场之一，2012年以来年均增速超过30%。

（三）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深入推进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数字商务、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转型升级。一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不断走深向实，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5.7%、75.1%，比2012年分别提升31.1个和26.3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7月底，“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形成一系列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全国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个，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7900万台套，服务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智能制造工程深入实施，通过智能化改造，1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2%，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升22%，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28%，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9%，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24%。二是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续9年居于世界首位，从2012年的1.3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3.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29.15%。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保持快速增长，由2012年的8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2.3万亿元，年均增长20.3%。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规模全球领先，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2021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60万台套，产品溯源、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施肥等智慧农业新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四）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一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省通办”广泛实践。全国96.68%的办税缴费事项实现“非接触式”办理，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试点稳步推进，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用户数量突破千万级。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从2012年全球第78位提高到目前的第9位，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二是数字惠民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100%，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服务1.64亿缴存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3.63亿人，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6.19亿人，全国已审批设置1700多家互联网医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互联网诊疗、线上健身等线上服务和无接触配送有力保障了居民需求。三是数字城乡建设纵深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数字化监管平台基本建成，数字孪生流域、水网、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智慧交通、应急、广电等建设成效显著。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全国现有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通信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治理数字化助力强村善治，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在线公开率超过70%。乡村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累计建设运营益农信息设施46.7万个，提供各类服务9.8亿人次。“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带动农民增收，2021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221亿元。

（五）网络安全保障和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在全国人大的指导推动下，加快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网络安全机制、手段、能力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升网络风险防范能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一是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健全。相继颁布实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反垄断法》，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初步构建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二是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持续增强。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工作机制，持续加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数据安全保护和网络安全审查等制度，健全国家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完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体系，确保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和个人隐私安全。基本建成国家、省、企业三级联动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三是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建立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提升税收征管、银行保险业监管、通关监管、国资监管、数字经济监测和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网络交易监管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推动“智慧监管”。有序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等工作，探索新型监管机制。

（六）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阐释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G20）罗马峰会上宣布中方将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彰显中国开放姿态。我与各方以此为遵循，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在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一是积极提出“中国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数字经济作为倡议重点领域。发起《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作倡议》等，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截至目前，已与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4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中亚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日益显著。二是推动共享“中国红利”。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会议，搭建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电商平台助力全球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近2万亿元。在非洲20多个国家实施“万村通”项目，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加强人才交流，举办系列研修研讨，实施学历学位项目，积极分享产业创新升级、数字经济等领域实践经验。三是积极提供“中国方案”。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推进G20、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下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促进数字创新、数字技能与素养、数字化转型等务实合作，引导包容性规则制定。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十年来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为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时代迈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为数字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十年来的探索，深化了我们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牢牢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十年来的实践，坚定了我们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信心，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于进取、攻坚克难、奋发作为，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二、当前面临的总体形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深入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全过程，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布局数字经济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力图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

立足国内，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对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网民数量、数据资源、数字化应用场景全球领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将催生更大规模、更加多元的内需市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无限可能。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打压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我们必须把数字技术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在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芯片、基础材料等领域，技术研发和工艺制造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还需深化，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愿”“不敢”“不会”的困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三是数字鸿沟亟待弥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数字化基础不同，发展差异明显，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四是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度体系有待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尚在建设，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的各类实施细则亟待出台，数字经济国际治理参与度需进一步提升。跨部门协同、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还需完善，治理能力仍需持续提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向未来，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牢牢抓住数字技术发展主动权，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要求，统筹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为保障，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显著成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展望2035年，数字经济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一）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问题，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强化原创技术供给，建设新型创新主体，培育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为导向，优化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机制，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

（二）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深入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持续推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积极培育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建设面向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优化IPv6性能和服务能力。加快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系统推进北斗产业化重大工程，推进构建民商统筹、集约高效的卫星遥感系统，加强民用遥感卫星应用，建设高低协同的卫星通信系统，推动卫星互联网加快发展。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加快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加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加快交通、能源、民生、文化、环境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三）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聚焦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断培育壮大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源生态。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高质量建设中国软件名城、名园，提升软件产业集聚度，打造世界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互联网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技术、数据等优势，赋能实体经济，支持平台企业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四）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加快装备数字化发展，组织专项工程，打造标杆企业，发挥数字协同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龙头骨干企业的赋能作用，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推动建设5G全连接工厂，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丰富解决方案供给，加快提升工业大数据价值。组织实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推动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持续推进“数商兴农”，创新发展数字内容，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布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

（五）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持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效能，强化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互联网+社会服务”，推进教育教学、体育健身、医疗健康、文化服务等领域数字化，提高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水平。强化就业、社保、养老、托育、助残等重点民生领域社会服务供需对接，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共享水平。加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加快推动信息无障碍建设，运用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生活、就业、学习等增加便利。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智能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六）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依托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各项政策协调。加快出台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及配套政策，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制度规则，统筹推进全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投资审查流程和办法，细化反垄断执法标准，加强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和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积极开展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与分析，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方法制度，及时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七）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贯彻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法律法规，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等制度要求，强化网络、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网络应急事件预警通报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要求，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推动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提升防诈反诈技防水平，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八）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数字经济领域成果，在联合国贸发会议、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等多边和区域框架下开展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世界贸易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框架下推动电子商务规则构建，开展双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构建良好国际环境。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继续加强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务实推进数字经济交流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走深走实，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高质量开展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合作。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本次会议审议提出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举措，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编辑：刘冬责编：刘静波相关文章

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简版)(附下载)

原标题：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简版)(附下载)

导读：伴随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尚普研究院从全球视角出发，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产业链、核心技术、应用领域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为更好了解人工智能的过去、现状及未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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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收藏】重磅！2023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全景图谱(附产业政策、产业链现状图谱、产业资源空间布局、产业链发展规划)

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百度;阿里巴巴;京东;华为;腾讯等

本文核心数据：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专利申请数量

1、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及价值链分布情况

——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模：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4000亿元

人工智能技术是21以来计算机科学技术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包括机器人系统设计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挖掘技术等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随着我国新基建、新经济的不断推进，AI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4849亿元。在政策支持、市场供给及需求双双增加的情况下，预计未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仍保持快速增长，预计2023年全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5819亿元，2028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4000亿元，2023-202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0%.

2)人工智能产业价值链分布：数据、开发平台、解决方案的利润水平较高

人工智能产业链包括三层：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其中，基础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主要是包括AI芯片等硬件设施及云计算等服务平台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服务和算力支撑;技术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以模拟人的智能相关特征为出发点，构建技术路径;应用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延伸，集成一类或多类人工智能基础应用技术，面向特定应用场景需求而形成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

综合来看，数据、开发平台、解决方案的利润水平较高;其中，解决方案的代表性公司毛利率高达35%-75%;此外，计算机技术和应用环节的毛利率较低。

注：上述毛利率区间以行业代表性上市公司2022年毛利率填列

2、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环境：截至2022年共有39条相关政策公布

东莞是全球制造业重镇，产业链配套完善，3C(即电脑、通信和消费电子)行业、装备产业发达，这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十三五”以来，东莞就颁布实施了多项行动方案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年-2022年，东莞每年均制定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的财政支持政策，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2018年7月出台的《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218-2025)》中，明确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列为东莞市重点发展产业之一。之后，东莞也专门出台了“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截至2022年，东莞市共有39条相关政策公布。

注：2021年及2018年之前未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不纳入统计分析

3、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现状分析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不断完善

在政策指引和市场驱动下，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不断完善，其中在计算机技术、数据、应用技术、算法理论、开发平台、解决方案、产品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均有企业布局：

2)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地图：主要分布在松山湖片区、城区片区和滨海片区

从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性企业分布地图来看，目前东莞人工智能产业计算机技术、数据、应用技术、算法理论、开发平台、解决方案、产品服务都主要分布在松山湖片区、城区片区和滨海片区。水乡新城片区和东部工业园片区也分布着部分主要企业。

3)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载体图谱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自“十三五”以来，东莞市便开始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包括技术研发、财政补贴等各方面。2022年出台的《东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把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产业，支持松山湖高新区成为我市人工智能原始创新高地，高标准推动滨海湾新区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创新区，打造涵盖人工智能硬件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服务的全链条创新中心。根据规划，当前已形成了2大主要的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区：松山湖高新区和滨海湾两个创新双极，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小镇，多点开花。

4、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022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600亿元

近年来，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2018年-2021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年营业收入基本在400亿元以上，2021年突破了500亿元;2022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600亿元，同比增长11.89%。

2)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新增注册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根据企查猫查询数据显示，自从2021年开始人工智能新注册企业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底，东莞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的注册企业超10000家，其中2022年新注册企业数量创历史高峰，达3584家。自2021年开始，人工智能新注册企业数量便呈现爆发式增长，表明近两年东莞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3)2021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达130项，创历年新高

自2014年来，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从2014-2016年专利申请数量只有个位数，到2021达到130项，可谓发展迅猛。但自从2021年专利申请数量达到历史高峰以及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增长后，2022年专利申请数量有所滑落。截至2023年5月，东莞市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共552项。

注：1)截至时间为2023年5月;2)2017年以前专利申请数量过少，因此未统计其同比增速。

5、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及规划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到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亿元

根据2019年11月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出台的《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2030年)》，东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具有独有优势，松山湖高新区已聚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400余家，全市工业机器人研发及生产企业约占全国总数的10%，涌现出固高、李群自动化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到2025年，累计培育50家以上人工智能产品、知名品牌和智能硬件制造行业领军企业，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亿元，关联产业带动效应超过5000亿元。

2)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将从三个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十四五”期间，东莞市将从三个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更多本行业研究分析详见前瞻产业研究院《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招商指南（两链两图两库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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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百度;阿里巴巴;京东;华为;腾讯等

本文核心数据：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专利申请数量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及价值链分布

——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模

——人工智能产业价值链分布

注：上述毛利率区间以行业代表性上市公司2022年毛利率填列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环境

注：2021年及2018年之前未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不纳入统计分析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现状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地图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载体图谱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2022年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600亿元

——新增注册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2021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达130项，创历年新高

注：1)截至时间为2023年5月;2)2017年以前专利申请数量过少，因此未统计其同比增速。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及规划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

——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期间，东莞市将从三个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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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在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重构的同时，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等新趋势新动向。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我国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韧性强劲的优势，创新驱动强链延链，加紧补短锻长，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预警机制，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链；韧性偏好；新科技革命；大国竞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①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趋势。受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范式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受阻中断，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显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产业链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放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也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提升产业体系优势、增强产业链韧性、主导塑造“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

①关于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近期的研究认为这三个概念都是对生产组织方式及其流程的刻画，但各有侧重点，分别表现为价值（增值）维度、流程维度和空间（时空）维度，且三者之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宋华、杨雨东，2022）。本文中全球产业链的概念借鉴了相关研究，强调基于价值创造的产业上下游关系及其空间布局。

国际生产体系调整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提速，世界范围内相对宽松的贸易政策环境为国际分工深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和成本级差的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活动的主流范式，带动了国际贸易向远程化发展，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外延式扩张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反思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危害，相继制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但世界经济因新发展动能缺位而复苏乏力，迟迟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这加剧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导致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为逆全球化潮流推波助澜，致使全球价值链收缩，国际生产布局由分散转向相对集中。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下制造范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共识增强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多边体制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新兴经济体崛起引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性风险事件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诸多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不断强化政府和企业对产业链韧性的偏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意义凸显。

全球产业链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即便遭遇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势恶化，世界经济终究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再平衡。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历经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加快迈向数字化和绿色化，以化石燃料耗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向绿色生态文明跨越发展，这必将影响生产组织方式和企业价值创造的发展方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催生未来产业群，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共同赋能全球产业链重构，将生产端和消费端集成的海量数据要素投入到新农业、新矿业、新制造、新金融、新商业的发展之中，通过自组织、网络化、分布式、平台型再造，全球产业链将被赋予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上下游边界趋于模糊、批量化与定制化共存的新特征。当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来，当德国工业4.0的热度渐退、以通用电气（GE）为代表的行业巨头推动工业互联网遇挫，学术界、企业界和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在实体部门应用及其价值创造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与标准化并不一定兼容，差别化的数字技术和智能解决方案却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利润来源。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行业技术特征和要素结构不同，产业链不同环节上数字资源的积累进度、开发利用路径及其可交易性存在明显差异，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转型很难做到齐头并进，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产业链的结构性失衡。

绿色化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另一条清晰的主线。实际上，全球绿色发展同样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迎来了一轮资金、技术和政策投入的高潮。各国积极寻求更加清洁的能源，抓住机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确保绿色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随着主要工业国相继发布碳中和时间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共识增强，相关领域大国竞合的格局开始显现。产业链绿色化要以能源转型为前提和基础，以全链条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再造为目标，在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制度减排三个层面上共同发力。全球碳中和要求采取多样化的减排路径，运用数字技术对产业链实施绿色化升级有助于精准识别排放责任，促进产业间融合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带动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与地区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进而形成统一的碳市场，会强化产业链的区域化倾向。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将拉大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绿色级差”。为此，作为全球碳中和的先行者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导者的欧盟率先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意在倒逼中国等出口大国的电力、水泥、化肥、钢铁和铝等高碳行业加快脱碳技术改造和产能退出，实行碳关税给本已壁垒林立的全球贸易环境增加了新的机制性障碍。

生产本地化与集中度提高。生产本地化是跨国公司基于投资动机，对要素成本、行业技术特征和分工方式、东道国政策等技术因素和区位条件进行综合考量的策略安排，其中市场寻求型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往往会产生较强的本地化效应。考察近十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变动可以看出，生产本地化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决策，而是具有了多样化的趋势和内涵，进而改变了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回流直接推高了本地生产占比。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动力，对生产本地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类技术的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强化了再工业化对本地生产和采购的倚重。以美国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技术进步与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工业增加值率较长时期内下滑的状态得以反转，至2015年已超过危机前的阶段性高点。再从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加工贸易方式扩大制成品出口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开放的起点，也是后发国家接入国际生产体系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国内配套能力增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日趋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加快进口替代，这些国家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设在当地的生产企业）对中间品进口的依赖度逐步下降。

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的生产本地化促使全球价值链演进的动力机制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在一定程度改变了要素成本在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中的角色，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生产外向化、发散式的变动方向，致使全球生产和贸易趋向集中，表现为中间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集中度（HHI）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分别由1993年的8.13%和9.12%升至2018年的9.64%和11.06%，这意味着国际生产体系中有可能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地域分布，导致主要贸易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发生较为明显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测算，2020年，美国和德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分别由2010年的62.0和108.8降至2020年的52.3和94.0，中国GVC参与度也由2013年高点的38.9回落到2019年的34.1。总体来看，生产本地化是技术和政策环境变化的结果，但由此引致的中间品投入结构变化和零部件跨境贸易减少或使部分行业的产业链面临解构和空心化的风险。

产业链韧性偏好凸显。面对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升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企业的风险偏好明显弱化，生产布局从“效率优先”转为“战略优先”，寻求建立兼具韧性与稳健性产业链的意愿更加迫切。政府应对国际贸易政策收紧和重大风险事件的举措则强化了产业链的韧性偏好。为了对冲全球供应链中断对本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鼓励企业降低对生产环节中间品和最终产品进口的过度依赖，政府扶持和财政补贴减轻了企业调整产业链布局的成本压力。现阶段以及疫情后的一段时间内，产业链布局的成本与效率导向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安全原则和韧性偏好。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美国和欧盟的供应链韧性战略因面临两个“悖论”而难以持续：一是紧急状况下的快速恢复与无效率的剩余能力之间的悖论；二是稳定可靠的供应关系与灵活可变的渠道之间的悖论（王中美，2022）。理论上讲，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集中的产业链布局并不利于分散风险，而且即使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使用完全本地化的产品来增强韧性仍然是不可取的（米鲁多，2020）。产业链韧性能够使企业在遭遇重大风险冲击时具备快速响应和恢复的能力，但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持续时间较长且已形成“疤痕”效应的外部风险而言，拥有多个可替代的生产区位才能在危机中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健性。因此，政府和企业不应因追求产业链韧性而过分强调本地化，否定全球分工协作的意义，而是需要通过提升产业链的多样化和冗余度，最大程度地兼顾安全与效率的目标要求。

区域化趋势增强。除了本地化生产之外，产业链韧性偏好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区域化安排。区域一体化生产组织并不是新鲜事物，但进入数字时代，企业具备更强的将产业链布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区域内部的动机和意愿，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尤为明显，致使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创造的区域集聚效应凸显。受益于区域内部便利化、机制化的贸易条件，区域化不仅有利于巩固产业链韧性，还会因产业内分工深化而扩大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产业链区域化对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制度需求，顺应这一趋势，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区域性机制不断增强，其中不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与日本签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PA）等一批新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覆盖面广、成员多样化程度高的区域自贸协定。从图1可以看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区域一体化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2000年全球累计仅通告了97项区域贸易协定（RTA），2021年全球通告的RTA累计数量达到了577项，比2020年大幅高出67项（见图1）。随着全球价值链裂解为多条区域价值链，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与短链化同步的趋势，进一步拉大了国家之间的分化。这种趋势持续作用的结果会使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机遇减少，传统的后发赶超道路受阻，特别是深陷数字鸿沟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排斥在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之外，加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现行多边体制被碎片化和边缘化。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深层动因与关键影响因素

全球产业链重构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格局嬗变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结果。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因素”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

科技革命的“双刃剑”作用。技术进步及技术的跨境扩散被视为全球化最强劲的动力，尽管全球化遭遇逆流，但这种动力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因此，相关研究和社会舆论大都将逆全球化归因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带来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政治矛盾，忽视了深层次的科技因素及其对要素全球化配置的“双向”影响。近期的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并不是在产业成长的任何阶段都具有推动分工深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正向作用，恰恰相反，在新工业革命初期，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一向由少数先行国家掌握，为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无论从企业策略的微观层面还是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新兴领域都蕴含着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有较强的内向化倾向，成为引发制造业回流和生产本地化的重要因素，进而在特定时期发生所谓的“技术反噬”现象（杨丹辉、渠慎宁，2020）。

图11990～2021年区域贸易协定（RTA）的通告和实施情况

资料来源：http://rtais.wto.org/UI/charts.aspx

通过比较不同类型行业产业链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相比中低技术强度产业，高技术强度产业的产业链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回流发达国家和持续增强的区域化趋势（UNCTAD，2020）。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先进专用设备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助推主要工业国形成强有力的国内循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高达50%的工作是可以被机器人替代的，到2030年将有4亿～8亿人的工作岗位会因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产生变动，其中，工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受自动化的影响越大，技术因素在产业链重构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总体上看，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ICT）、芯片、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竞争激烈，产业链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风险事件频发，且因产业链复杂程度高，一旦出现断点堵点，会在上下游环节之间产生显著的波及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工业革命在少数甚至是单个国家和地区率先爆发，其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的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工业化先行国建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之后的数百年中，仍有很多国家未能开启工业化历程。然而，随着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演进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多源迸发，从而为后发大国崛起并主导产业链重构提供战略机遇。

大国竞争与国际格局变化。中美之间持续升级的大国博弈和不断深化的利益脱钩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美国和欧盟相继发布的供应链安全评估报告及其主要结论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偏好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美欧不仅对关键供应链的定义和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重叠性，而且将应对供应链安全风险、提升韧性的着力点不约而同地落在“对抗或遏制已经形成的供应链节点国家的控制力”，其依据是在半导体、关键矿产、锂电池、医疗物资等关键供应链上，中国已具备广泛的影响力，在全球三大区域生产体系中，中国对于增速更快、潜力更大的亚洲区域供应体系的领导力还在逐步提高。

大国竞争的实质在于此消彼长的国际格局变动。历史地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长期存在，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总体上表现出“东升西降”的演进方向，2001～2019年，亚洲GDP增长了2.7倍，同期欧洲和美洲GDP增长仅为1.2倍和1.1倍。这种变化趋势反映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深层结构上，呈现结构性权力分散、产业链多极化增强的趋势。为维护在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更加机制化、多样化的手段，从引导制造业回流、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限制投资活动和人员交流到利用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再到联手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新型半导体联盟，强推印太战略，针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掌控能力，实施全方位的打压和密集封堵。中美大国竞争引发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将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本土化、短链化、区域化趋势，增加了外部不确定性，为我国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带来了现实挑战。

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重大灾害和风险事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脆弱性和韧性本来就是全球化“硬币”的两面，面对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形势恶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系统性金融危机，通过分工深化和中间品贸易而实现紧密关联的复杂产品产业链显得尤为脆弱，同时也更容易凸显韧性的重要性（WTO，2021）。尽管迄今为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未彻底走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受阻的困局，但总体来看，相较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表现出了较为充分的韧性和弹性。这无疑得益于各国政府及时出台应对措施，而且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相比，主要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多了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这一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也正因如此，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产业链重构的走势在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展现出典型特征的K形分化。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恢复，但供给偏紧推动大宗商品、工业原材料和国际物流价格上涨，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通胀压力加速向下游环节传导，拉大了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生产经营绩效的差距，俄乌冲突爆发致使已出现缓和迹象的通胀形势更加复杂难料，大大增加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变数，严重挫伤了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重大风险事件频发凸显出对产业链重要环节进行备份的战略意义，势必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的本土化、短链化趋势和安全导向。

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贸易政策环境与国际分工方式保持着近乎同向同步的演进趋势。以WTO为标志性成果，国际经济协调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相继取得了一批重大的体制机制性成果，为全球化进程加快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然而，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各国对贸易规则的需求，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中美之间大国竞争进一步暴露出现行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以框架性的组织架构协调大量复杂多变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多边谈判和决策效率低下、议题倡导不力、对成员权益与义务的约束效力不对等、差别化待遇不够细化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面对WTO改革进展迟缓、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困境，为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要求，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试图撇开现行多边体制，以新型高层级FTA挑战WTO的主体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深陷“数字鸿沟”和新一轮开放困境，捍卫全球化理念、维护全球化治理缺少合力，这种渐行渐远的利益分歧增加了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了多边体制碎片化的风险，固化了产业链区域化布局的现实选择。

中国因素的影响。尽管中国工业需要长期面对大而不强的现实，产业链上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卡脖子”问题突出，但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内市场和制造业产能的双重规模优势、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中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深植于产业生态的体系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能力，彰显出强劲的韧性，这种优势和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提升。在向全球价值链（GVC）高附加值环节持续攀升的同时，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了与主要出口大国相似的变动态势。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生产》的测算，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快速扩张转向收缩放缓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可辨，直接表现为全球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间接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从表1可以看出，全球出口大国中，除了美国有小幅上升之外，中国、德国、荷兰和法国的间接出口增速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尤以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中国间接出口增速由2000～2010年的20.0%大幅回落至在2010～2019年4.6%，这不仅反映出国内配套改善带动本地化程度提高，更是中国经济内循环增强的集中表现。

表1全球价值链主要参与国间接出口的变化情况

注：表中百分比为当年增速资料来源：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p.6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和最强引擎，中国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相关的增量贡献不仅提升了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且直接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数据显示，1983年，中国货物出口仅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2%，2020年这一比值升至14.7%，同期美国和日本货物出口占比分别由11.2%、8.0%下降到8.1%、3.6%。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的流失引发了其供应链安全焦虑，为其推行供应链“去中国化”提供了口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对发达国家同样作出了产出贡献，发达国家因中国制造获得的增量产出甚至高过新兴经济体（张同斌等，2017）。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拓展、深化国内分工，促使中国国内价值链及其最终需求成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健的重要因素，日益完善的国内价值链带动了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反观发达国家与中国脱钩的行为，并没有改善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加值贸易的竞争优势（余丽丽、潘安，2021）。从亚太地区看，目前，美国在亚太区域价值链上仍占据主导地位，在亚太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在需求和生产两端均得以显著上升（周彦霞等，2021）。但随着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亚洲供应链体系有可能出现多极演进、激烈竞争的新局面。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链的思路及建议

从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背后的深层动因来看，影响重构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尽相同，既有长期性、内生性、难以逆转的方向，也有阶段性、外生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世界经济“去全球化”、全球供应体系“去中国化”的风险，放大了产业链上“卡脖子”的短板；也为发挥产业体系优势，整合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深度调整和全球产业链加快重塑的大趋势下，中国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短链化的趋势，但不能因此否定全球化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性演进规律，更不能因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而将国内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割裂开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强链延链，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此，一要科学评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和保障能力，精准识别断点堵点，坚持创新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加紧补短锻长，不断突破产业链关键环节上“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互促融合。二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充分调动生产端消费端积累的海量数据优势，加快构建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开放式的数据要素交易机制和数字资产体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据化齐头并进，面向不同行业和产业链不同环节开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全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三要大力培育拥有国际化的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壮大凭借高溢价专用资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深植于高技术领域产业生态体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以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四要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制度减排多措并举，差别化分解双控任务，强化“自上而上”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减排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倒逼作用，鼓励高载能行业攻坚克难，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探索全产业链低碳转型的新路径。进一步凝聚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共识，积极开展能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完善环境规制和绿色标准体系，确立面向碳中和的全球生产贸易新秩序和绿色合作机制。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契机，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成果和经验的全球共享。五要以RECP落地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申请加入DEPA（数字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契机，夯实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制度基础，打造协同高效的“亚洲制造”新体系。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由商品和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由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转向制度设计者和边际贡献者，创造性、高质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和规则体系。六要建立完善产业链风险评估和安全保障体系，切实维护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稀有稀缺金属、人工智能、5G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利益共享机制，加强因外交事件、技术封锁、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供应链风险预警，促使产业链韧性和稳健性双保双升。

参考文献

宋华、杨雨东，2022，《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WTO,2021,"WorldTradeReport2021:EconomicResilienceandTrade",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1_e/00_wtr21_e.pdf.

詹晓宁、贾辉辉、齐凡，2021，《后疫情时代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新趋势和未来方向》，《国际贸易》，第9期。

王中美，2022，《欧美供应链韧性战略的悖论与中国应对》，《太平洋学报》，第1期。

塞巴斯蒂安·米鲁多，2020，《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与稳健性：一些政策启示》，《比较》，第4期。

杨丹辉、渠慎宁，2021，《世界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的的重构》，《经济纵横》，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2，《工业稳增长：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政策导向》，《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UNCTAD,2020,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InternationalProductionBeyondthePandemic,NewYorkandGeneva.

MckinseyGlobalInstitute,2017,"JobsLost,JobsGains:WorkforceTransformationinaTimeofAutomation",December.

庞珣、何晴倩，2021，《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ADB;UIBE;WTO,etc.,2021,"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November,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00_gvc_dev_report_2021_e.pdf.

张同斌、王树贞、鲍曙明，2017，《“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余丽丽、潘安，2021，《价值链互动与反馈视角下中国部门增加值出口攀升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第1期。

周彦霞、张志明、陈嘉铭，2021，《亚太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角色变迁》，《世界经济研究》，第4期。

杨丹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07):32-40.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分析2023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分析2023郭梦2023年6月28日来源：互联网79248繁体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是数字经济的新赛道和国际竞争的新热点。同时，社会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疑虑未消，在踩下油门的同时如何控制好速度与方向，进而构建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成为与会企业家、专家热议的焦点。

构建安全可信的数字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智慧教育有了新模样：机器人通过图像识别就可以批改试卷、识题答题;“AI老师”通过人机交互技术实现24小时在线答疑解惑。不仅教育领域，工业、商业、物流、医疗……对话过程中，业内人士不断分享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分析2023

在产业政策支持下，市场立法逐渐健全，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高速增长，到2025年将突破3000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落地迅速，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和场景。中国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刺激着各行各业的经济，应用市场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更是让传统制造业变得更有市场竞争力。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有很多行业在积极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是最早开始研究和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之一，欧洲的部分国家也有着相当高的研发实力，中国则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人工智能市场之一。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金融、零售、制造业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医疗健康应用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大重点领域，包括疾病预测、医学影像诊断、智能辅助诊疗等。

据中研普华产业院研究报告《2023-2027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分析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从硬件扩展到了软件、服务与平台体系，在工业、农业、医疗领域的行业应用不断深入。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包括算法、芯片、算力、数据及场景等几大环节，各个环节都存在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人工智能是新形势下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具备同各行各业结合的能力，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都在进行不同层次的智能化升级。新人工智能时代将是泛智能时代，覆盖的范围也远远不止传统理解中的互联网和科技行业，将给全社会带来生产力和连接度的飞跃。

伴随着科学基础和实现载体取得新的突破，类脑计算、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一系列的技术萌芽预示着内在动力的成长，人工智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通过发布政策、实施重大项目等方式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将人工智能融入国家整体创新体系，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随着我国新基建、新经济的不断推进，AI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我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逐年扩大。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680亿元，预计2023年全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3200亿元，同比增长33.8%。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着良好的社会环境，如在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消费需求等方面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社会优势。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创造水平稳中有进，国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持续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未来，在5G+物联网的加持下，各行各业都将进入一个智能化阶段。通过数据流和控制流的实时交互，实现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物之间的高效协同，并在人机协作中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旨在从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入手，分析人工智能未来的政策走向和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挖掘人工智能行业的市场潜力，基于重点细分市场领域的深度研究，提供对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市场竞争、产业盈利水平等多个角度市场变化的生动描绘，清晰发展方向。

欲了解更多关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市场数据及未来行业投资前景，可以点击查看中研普华产业院研究报告《2023-2027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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