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推动电力行业变革
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版近期将连续刊发电力、建筑、汽车等领域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能、再造业务流程、创新经营模式的报道。
覆盖10万公里架空输电线路、28万基输电杆塔以及地形地貌地物等数据，将真实电网在数字空间以数字孪生的方式，一比一三维立体还原和数字化全景呈现……今年年初，国内首个全息数字电网在江苏建成，通过采集输变电设施的物理数据，在网络云端构建了一张数字孪生电网，这也是全球首次对亿千瓦级负荷大电网进行全息数字化呈现。电网装上“千里眼”后，可全面提升智慧运检水平，将故障处理时间再缩短约10%，极大提高电网安全可靠性。
数字技术的引入，将给能源电力行业带来深远变革。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需求，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应用，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到2030年，能源系统各环节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应用体系初步构筑、数据要素潜能充分激活，一批制约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服务绿色发展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近年来，数字技术与传统能源技术深度交叉融合，正在孕育影响深远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新形势下，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将是推动我国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统筹安全、经济和绿色发展要求的重要支撑。
“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为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能够成为破解能源转型中改革问题、发展问题、科技创新问题、企业经营问题的‘最大公约数’。”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欧阳昌裕说。
具体到电力领域，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肖晋宇介绍，全面提升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应用能力，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全面数据分析和快速智能决策，可达到对物理系统进行实时反馈和精准控制的目的，从而构建数字化的新型电力系统。通过智慧升级，可实现“源网荷储”协调，促进多能互补和多元互动，服务电力绿色转型，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兴起，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能源行业进一步结合，成为引领发电行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国际能源署预测，仅增加数字化需求响应就可以在2040年将欧盟光伏和风力发电的弃电率从7%降至1.6%，从而减少3000万吨碳排放。另有国际咨询机构预计，到2025年全球电厂数字化比例将接近19%，帮助发电企业降低运营成本27%左右，从而降低全球发电行业碳排放量4.7%。
国网能源研究院发布的《2022国内外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显示，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在能源中的贡献占比超过七成，主要原因在于电力行业拥有高比例电子设备的先发优势，需要充分利用该优势推动电力大数据、数字技术、数字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发电与电网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远大于上游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采掘行业。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要推动能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数据链深度融合，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实现能源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化、现代化迈进。
提高运维效率
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具备较好的数字化基础条件。随着新一轮能源革命和数字经济加速兴起，我国持续发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加快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并针对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索与尝试。
4月26日，在浙江湖州浔南110千伏金象变电站，10余名变电检修人员准时集结，为即将开始的综合检修做准备。与此同时，变电运维人员在主控室内进行远程倒闸操作，轻轻点击“一键顺控”指令后，相应线路的开关、闸刀即按照预设流程完成设备状态切换。
“实现‘一键顺控’之前，我们需要去现场倒闸操作。遇到步骤多的任务，可能要来回跑十几趟，费劲不说，还会大大增加停电时间。”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周洪明说，将传统倒闸操作繁琐且费时费力的操作步骤固化到计算机程序中进行自动控制，不仅能实现远程操作，人身伤害和设备误操作的风险也更小了，运维操作效率显著提升。
电网作为能源系统的核心环节，其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直接影响整个能源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和绿色低碳水平。近年来，电网公司以数字电网为关键载体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通过对物理电网的厘米级高精度建模，让无人机高精度自动驾驶巡线，大幅提升了输电线路巡线效率；通过数字孪生建模，借助智能巡视和智能控制技术，让庞大、复杂的变电设施实现了可靠的“无人值守、远程操作”。
火电方面，各大电力集团公司均开展了火电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人员定位安全管理、行为与故障视频识别、三维可视化等大量新技术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风电与光伏方面，各大能源企业利用互联网思维整合行业大数据，逐步提高在设计制造、建设开发、运维管理等环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水电方面，已广泛应用监控、保护和监测等自动化系统。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郑厚清表示，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基础设施和已有业务转型升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转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生产经营升级效果持续体现，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据要素治理机制逐步构建，数字新业务新生态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开拓广阔空间
电力系统是最复杂的人工系统，需要借助测量、通信、控制、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实现对电力设备的监测和管控，并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推动信息技术进步。随着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的深入融合，数字智能技术向电力行业更多业务领域扩展。
电动汽车停稳后，充电机器人伸出机械臂对准充电口，自动充电、结算，这种看似科幻的场景正变为现实……不久前，能链智电推出一款自主研发的充电机器人，具备自动寻车、智能充电、自动结算等功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移动充电需求。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无人驾驶充电机器人将成为必要的基础设施，电动车充电的智能化、无人化会带来全新的充电体验，开启巨大的智慧补能市场。
在肖晋宇看来，未来电力数字化技术将发挥强大的信息互联能力，连接电力系统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及各业务链之间的数据贯通，为生产、销售、管理以及社会治理全面赋能。
立足当下，受限于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外部环境、路径依赖失效的内部治理机制等因素，能源电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思想认识、制度保障和传统业务转型等方面还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多数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能源电力企业多为重资产运营，转型的重要基础为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生产、运行、维修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因此主要转型投入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方面，而在数字业务创新领域还处于初期投入建设阶段，经济效益尚未显现。
郑厚清表示，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高投入与低产出、高风险之间的矛盾和挑战，面临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多，部分能源电力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有所减弱。因此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和跨界融合，强化安全能力建设，夯实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专家建议，电力行业要加大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制投入与良性产业生态的构建，加强数据治理、强化数据管控，完善能源数字化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王轶辰）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工智能不断崛起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和认知技术的突破，加之国际互联网、物联网等层面信息交互的日益紧密化，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外部环境。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相关统计，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由2015年的1683.9亿元增加到2697.3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而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也将由2015年的203.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60亿元，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1%。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速度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计算、检索、病虫害测报和天气预报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其效率水平已大大超越人类智慧，给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也为深化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全新途径，在优化升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
首先，人工智能的崛起为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提供了现实可能。所谓政府规模，即基于一定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总和，是由政府的机构、职能、权力和人员等各类有形和无形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既有研究已经表明，政府规模既非越小越好，亦非越大越好，政府规模过小极易诱发“市场失灵”，政府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在强化政府治理能力的进程中，必须建构适度性的政府规模，这也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虽历经多次机构改革，但依然未逃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如何对政府规模做出有效控制依然是摆在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层面的一项重要议题。人工智能的诞生为这一难题的化解提供了新路径。政府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治理范围、数量的界定及相关事务的复杂程度，其间任一层面的实现都要以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把握为基本前提。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化处理海量政府数据提供了可能，通过机器学习和精准算法，人工智能排除了人为因素下的生理局限，可以实现对数据更为科学的分析与整合，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决策方案。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多部门的协同治理因智能终端的嵌入而变得更为简洁，这不仅使得治理主体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达到降低人力成本的治理目标，而且也有助于推进治理过程的扁平化，在打破行政壁垒的过程中，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显然，这些对于促进政府规模的精简和适度化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强化政府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政府效率，简言之，即政府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率。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核心命题，政府效率既是政府发展的基本要义，也是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各级政府的效率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受制于计划体制下传统治理模式带来的惯性影响，新时代政府效率的提升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尤其同民众的诉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了推进“效率变革”的发展要求。政府效率的强化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也渴求政府在治理工具上的突破创新。
人工智能的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嵌入有效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人工智能不仅具有优于常人的精确性，同时也更为便捷和快速，以办公自动化为例，根据德勤报告的数据显示，通过自动化计算机执行的常规任务，在全球低端范围内每年可节省9670万个小时和33亿美元，在高端范围内每年甚至可节省12亿个小时，并因此省下411亿美元。可见人工智能在控制政府规模的同时，也为节省财政支出和提升政府灵敏度提供了有效载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使用也有效强化了政府治理主体的能力。高素质的参与主体是政府效率提升的基本前提，人工智能的嵌入也打破了以往事事亲力亲为的主体运作模式，深度学习、遗传算法等的介入赋予了机器本身一定程度的自主研判和自主决策能力，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传统行政模式下的人浮于事、素质低下等问题得以化解，由此在提升积极性的过程中便为推进政府治理效益的最大化带来积极意义。
最后，人工智能的崛起也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天职，正如丹哈特(ＲobertB．Denhardt)所言:“政府的重心在于服务的直接供给”，在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作为公共行政的核心理念，公共服务同样也是政府治理变革的价值目标。人工智能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拓宽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渠道。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公共服务主要通过建构固定平台的途径加以实现，受人力、物力和工作区间的限制，往往存在服务供给不融洽、不及时的现实问题，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服务过程的开放化和透明化，但传统的窗口服务模式依旧占主导地位。人工智能的嵌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连接点。通过创建综合的决策树算法模型，并将其同公共服务大数据进行结合，人工智能可对服务内容做出基本判断和调整，并确保一些技术性难题在远程终端实现自动解决，由此就能打破公共服务的时空局限，让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接收变得唾手可得。
二是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个性化。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民众诉求信息不断集聚的过程。面对海量的诉求信息，人工方式很难做出准确归类，借助于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等程序，人工智能可便捷地实现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形成个体性的数据档案，这就解决了传统模式下的信息盲区，为改进公共服务流程，构建个性化的公共服务模式提供了必要准备。
(三)人工智能给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带来的挑战
正如霍金(StephenHawking)指出的，人工智能的崛起既是人类文明的推进者，同样也可能构成人类文明的终结者。事实上，对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而言，人工智能同样也是一柄“双刃剑”，其在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和挑战。
其一，人工智能的嵌入对传统的行政伦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中的角色伦理，决定着公共行政本身的性质、目的、责任和义务。政府治理模式无论怎么变，都必须遵守基本的伦理逻辑。人工智能的嵌入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使行政伦理开始面临“踩空”的危机。从行政主体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嵌入极易导致主体责任的缺失。在传统行政模式下，人是行政行为的不二主体，任何行政行为的产生均体现了人的主观意志，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人工智能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的行政行为的替代，使行政方案、行政决策等体现出了机器意志，由此必将削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基，导致行政责任出现主体不明和模糊化的危机，这对于行政权威性的维护是极为不利的。
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嵌入也可能造成更大的行政偏见问题。人工智能的参与，依赖的是其内部的精确算法，表面上看其似乎减少了公共行政中的主观因素，但精确算法作为以计算机代码表达的意见，本质上还是人造的，必然体现原初设计者和开发者的主观意志和选择，并将其主观偏见带入精确算法系统，在缺乏人类伦理引导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极易通过固定的程序将这些偏见甚至歧视扩大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进而加剧行政过程的紧张化。
其二，人工智能的嵌入也可能引发新的政府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府信息安全问题变得日益重要，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的曝光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掀起一场比互联网更为猛烈的变革，必将给政府信息安全问题带来更大的考验。一方面，人工智能给政府机构遭受恶意攻击留下了“可乘之机”。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普及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但其所依赖的学习算法同样有其“笨拙”的一面，在人为干扰下，程序很容易就出现“失算”的尴尬局面。一些黑客极有可能利用程序漏洞绕过内部的防火装置，让智能失去效用，如通过修改数据源使图像和语音识别系统失去甄别能力，进而从事欺诈犯罪活动等，就是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的典型案例。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以来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事件就占到了六成。
另一方面，政府治理主体和公民个体将面临更大的隐私泄露危机。当前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为根基加以运作的，数据已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人工智能时代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无疑加大了信息泄露的危机，尤其是机器本身在深度学习中大量敏感数据的交互使用，不仅使人类隐私暴露在人工智能之下，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对于数据和信息的控制和监管能力，使敏感数据和关键信息游离于人类视野之外，一旦泄露将引发更大的危机。因此，同传统的安全隐患相比，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安全更加兼具瞬间性和破坏性的特色。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壮大，政府如何展开进行信息和数据资源的保护已成当务之急。
二、直面人工智能:我国政府治理进程的客观省察
(一)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政府治理进程的经验积累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我国的人工智能大致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4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壮大，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应用，并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和成就，为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一，电子政务和政府大数据平台的飞速成长，为人工智能的政府应用奠定了现实根基。数据和信息是推动人工智能运转的基本要素，这决定了人工智能要在政府治理层面实现有效嵌入，就必须以政务信息化的实现和政府大数据资源的壮大为根本前提。经过近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我国电子政务以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为重点，以核心业务系统的建设为关键环节，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规模和成果。相关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中央层面各级党政机关政务网络覆盖率已达到100%，省市一级的电子政务网络覆盖率基本达到80%以上，区县的政务网络覆盖率也达到了50%，“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
与此同时，随着政务信息化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各级政府也积累了大量与公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资源，由此也推动了各级政府大数据资源和平台建设的重大突破，其中不仅一些重要的数据库，如国家统计数据库、国家人口数据库、工商系统企业法人数据库等得以基本建成，而且为了更为有效地实现数据公开和便民服务，目前各级政府的大数据平台建设也实现了突飞猛进，尤其是近两年一些地方政府大数据共享平台和政务系统纷纷上线，在强化和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精准性的基础上，为下一步人工智能的嵌入打下了坚实根基。
其二，相关政策和法制建设的不断跟进，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从间接层面看，为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和危机，近年来我国在大数据和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法规不断推出，尤其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2015)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2016)等国家层面相关政策和法规的颁布，为推进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应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信息治理层面的相关法规已高达100多件，其中行政法规20多件，部门性规章40多件，地方性法规则有50多件，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预防和网络犯罪惩治等多个领域。
正是这些间接性法规的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的嵌入应用提供了基本的法治框架。从直接层面看，为抢占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先发优势，近期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直接性政策条例亦不断问世，其中国务院于2017年7月下发了《关于印发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该通知不仅基于全国层面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态势、战略目标等做出了明确，而且对政府治理层面上的部署和任务也做出了规划。在此之下，近期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贵州等省市也纷纷出台本区域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这些政策法规的不断推出，直接构成了当前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法治根基。
其三，在技术和政策环境的双重激励下，政府治理层面的智能应用初露端倪。人工智能的根本价值在于应用。目前，人工智能虽未完全嵌入我国政府的治理实践，但在一些关键项目和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已然开始介入其中，并发挥出了前瞻性的作用。如为了有效应对城市管理难题，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绩效，2016年杭州市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进行合作，利用阿里云技术成立了“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对整个城市交通状况进行全局实时分析，并提供自动调配公共资源以实现交通调配的最优化。数据显示，“城市大脑”智能平台运作以来，杭州市中心的交通效率提高了3%至5%，部分路段的效率甚至提高了11%以上。
为了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7年，安徽省扶贫办也联合当地科技企业启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精准扶贫平台项目，通过该平台不仅可以了解到最需要扶贫的对象，并针对性地做出及时帮扶，同时也可利用平台在省内乃至全国找到最合适的项目，以实现扶贫和被扶贫对象之间的智能匹配。而为了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广州市政府近期则通过公开招标的途径，以搭建全市统一的政府智能机器人云平台，通过将广州市的政府知识库和业务系统进行对接，建成智能政府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全天候、全覆盖的智能政府服务。可见，人工智能在我国政府治理层面的初步试水，有效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升级，为提升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政府治理进程的现实缺憾
人工智能的嵌入推进了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机构的人工智能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尚不如商业机构，尤其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有待进一步跟进，其中还存在一些现实缺憾亟需破解。
其一，从政府主体看，体制性壁垒难以突破，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缺乏支撑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嵌入，实现了对政府治理模式的重新定义。正如法学教授吴汉东所言，智能革命的出现必然会对当下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并客观上要求国家在治理体制上做出发展创新。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智能化水平虽在不断得以提升，但政府治理体制却很大程度上依旧未跳出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其中不仅各部门和各机构间实现条块分割，而且上下级之间关系存在事实上的单向度化，一旦遇到公共突发事件往往是首先逐级向上进行汇报，然后再展开决策部署。
客观而言，这一体制虽在传统环境下为稳定政府架构和社会秩序带来了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其弊端亦不断得以凸显，如机构设置的臃肿化、决策周期的冗长化及不断扩张的行政成本等，进而带来政府回应社会诉求的呆滞与迟缓。显然，这同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初衷是存在逻辑冲突的。人工智能吁求的是适应性强和高度灵活性的体制模式，其发展和应用呼唤的是政府治理过程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与互动互通，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实现最优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恰是传统的科层制模式难以支撑和实现的。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如果治理模式不能实现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彻底转变，则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的应用就无法摆脱边缘化的困境，其智能化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
其二，从数据来源看，信息孤岛劣势较明显，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缺乏联通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以大数据的内在驱动为载体和依托，如前所述，数据和信息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和运用的基本前提，然而正是囿于科层制环境下条块分割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导致人工智能支撑能力不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引发了政府治理系统内部数据传播中的“孤岛效应”，并进一步对人工智能赖以为生的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形成了内在阻滞。
从信息科学的视角看，信息孤岛作为相互之间信息不共享互换、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互相脱节的计算机应用系统，既造成了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而且也是阻碍信息和数据功能最大发挥的重要根源，这显然也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中的大忌。目前，在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进程中，受体制壁垒的约束，各部门在数据库的建构和运作中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划，而且各部门的数据资源与信息系统均由自身监管和操作，相互之间无论是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语义表示、数据库类型乃至硬件管理平台上均存在诸多差异性，尚不能充分做到信息流通和数据共享，严重阻碍了人工智能嵌入过程中的信息联通能力的有效发挥。加之部分地方政府机构数据共享理念和共享动力的缺乏，更加导致政府治理中信息孤岛现象的增多。当下要推进我国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真正做到“触类旁通”，则积极突破数据和体制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是当务之急。
其三，从实践应用看，政企间缺乏有效协作，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缺乏创新能力。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者和创新者，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其科技企业的带动下实现的。全球十大科技公司，美国就独占8席，这是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的命脉所在。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本身并不生产人工智能，其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管理者、服务者和推进者的角色存在的，同时其自身亦是不可忽视的实践应用者。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激励和管理创新，而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政府要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的驾驭能力，则离不开同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由此才能在技术应用上形成源源不断的驱动效应。近年来，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均加大了同本国科技企业的合作力度，以期通过智能技术的运用，为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带来积极意义。相比较而言，我国各级政府在该领域的开拓显然要滞后许多。目前，除了上海、广州、杭州等少数几个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通过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或共建创新孵化基地等途径，实现了政企间的人工智能合作外，国内其他省区市还有待进一步实现跟进，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经济效益至上，缺乏远大眼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政企有效合作的缺乏，制约了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四，从研发主体看，专业性人才过于稀缺，政府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缺乏发展能力。专业性人才的拥有率是人工智能能否有效嵌入政府治理各层面的关键环节。人才数量的多寡，相关领域研发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能力。人工智能的基本特性及其学科属性决定了其专业性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数据挖掘分析、语音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层面的相关知识，同时也要善于在应用层面上对客观状况做出分析，由此其才能结合实践开发出更富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智能机器。谷歌AlphaGo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同其设计师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本人就是天才棋手不无关联。也即，人工智能的专业研发人才必是集专业技术与行业实践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性人才数量为190万，其中美国的相关人才总数超过了85万，占全球第一位，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仅有5万余人，人才供应短缺状况极为严重。而且同国外人工智能领域较为全面的发展态势相比，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主要还是面向企业治理和电子商务等层面展开技术研发，如产品推荐、计算广告和股市走向预测等，直接针对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足。可以说，这一层面专业性研发人才的不足，直接构成了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现实阻滞。
三、善用人工智能: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突破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深化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全新环境，同时也为政府治理模式的突破创新提出了新的诉求。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可谓如虎添翼、发展迅速，并在事实上构成了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面对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态势，我们认为，过度警惕无异于故步自封，与其担忧未来不如乘势把握现在、善加利用。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主体更应树立积极姿态。当前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建构适应时代诉求的“智能政府”可谓恰逢其时。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我们认为，当下应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创新行动理念，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认知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人工智能能否在政府治理层面上发挥最大功效，并为优化公共服务带来积极意义，首先就取决于多元治理主体对其的认知态度。自AlphaGo以大比分击败人类职业棋手以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日趋复杂化，一方面既惊喜和钦佩于人类在智能技术上的突破性壮举，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优于、胜于乃至淘汰人类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包括史蒂芬·霍金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均表达了忧虑之情。笔者认为，从科学技术本身的长远发展看，这种担忧可谓不无道理，但从人与科技关系的当下境况看，这种担忧不应被扩大化。人工智能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多次由弱到强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但其始终都“未摆脱技术的身份”，都未超越“对人脑工作方式的模拟”的逻辑框架，即其本质上都是对人脑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化，是作为“人脑的延伸物”而存在的。
虽然现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但其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工具性色彩依旧没有改变，也即从人与技术的关系看，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属人的。人类离具备自我意识的超强人工智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如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副院长余凯指出的:“担心人工智能的威胁，就好像担心火星上人满为患一样，是不切实际的。”人工智能的当下境况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积极姿态，既把握长远规划又正视现实挑战，唯有树立前瞻性的行动理念，才能确保人类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始终立于主导地位。
对此，各级政府在嵌入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应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应着力推进各级政府机构树立起智能治理的科学理念。各级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根本性主体，也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人工智能能否科学嵌入政府治理实践，并安全有效地发挥出辅助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主体的态度和看法。人工智能的壮大为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提供了契机，“智能治理”(Intelligentgovernance)，就是各级政府机构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和现代信息技术，以提升政府服务绩效为根本点，对各类资源进行智能化整合和配置，以推进公共治理和服务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实践活动。
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以政府主体治理理念的创新为基本前提。当前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增强各级政府机构的智能治理意识，促其积极打破对人工智能的不良偏见，以在不断盘活政府大数据的过程中，实现治理过程由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跃进提升，进而形成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公共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多元参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人工智能既是数据的集合也是技术的升华，其科学应用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尤其是对政府治理中相关数据挖掘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显然，要达到最优境界也需要以多元参与主体良好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为基本要件，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促其在数据意识、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实现综合提升，以良好的主观认知能力配合政府主体做好智能治理的实践工作，从而为推进政府治理过程的智能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做出积极贡献。
（二）创新主导模式，建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配套管理机制
正如诺斯(DouglassC．North)指出的，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变革的现实缺憾迫切需要相关机制的发展创新，这其中首要的就是政府作为主导主体在管理机制上的跟进创新。对此，当前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建构形成专业性的领导机制。领导是组织的核心，人工智能科学嵌入政府治理的关键在于领导，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需要通过完善干部选拔机制，铸就一支兼具智能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新型领导队伍，如借鉴国外经验成立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或设置专门的首席人工智能官(CAIO)等，使其成为智能政府建设的中坚力量，确保政府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始终把握主动。
(2)建构形成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人工智能对数据和信息的依赖性，决定了其科学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必定是政府在数据和信息上实现有效连通和安全共享的过程，对此也应以相关机制的发展完善来提供支撑，如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对各部门的信息流通作出协调，并基于党务和政务公开的相关法规切实推进信息公开，以在打破科层制壁垒的前提下为提升智能治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3)建构形成相应的伦理矫正机制。人工智能对行政伦理的挑战必须给予正视，但决不能就此而因噎废食，人工智能毕竟只是一种治理工具，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取代政府主体而单独活动，因此当其在面对和处理公众诉求时，同样需要作为根本治理主体的人的筛查与补正，这同样需要通过机制建设做出安排，从而推进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行政伦理流程实现“伦理诉求—伦理盲区—伦理矫正”的有效转变。
（三）创新治理模式，建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政府善治机制
推进各级政府实现由管理型向治理型的转变是现代政府理论的核心要义，但治理本身亦非万能，其同样也会面临失灵的危机。显然这一境况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也不会改变。唯有实现政府同社会的合作善治才能有效将其克服，并化解人工智能环境下可能引发的政府信息安全问题。而要建构和形成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政府善治机制，就必须着力做好两个层面的具体工作:
(1)建构和形成针对政府治理的智能化处理系统。这里的智能化系统，就是政府机构实现由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等汇集而成的应用性智能集合，这其中既要基于政务信息网络化的角度，强化对政府治理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的建设力度，以推进政府治理进程中的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的有效整合与动态管理，也要基于政府治理需要有选择性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如语言识别技术(ASＲ)、图像识别技术(IＲT)以及自然语言处理(NLP)等，以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提升对政府治理数据的处理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和知识获取等组成的政府治理专家系统，从而为政府善治的实现提供坚实根基。
(2)创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流程。智能化系统建构的根本取向在于应用，政府善治的实现及其优势的发挥也必须以智能处理流程的创新为保障。如通过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数据的优化处理，将传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改造为智能办公系统，实现对政府监管对象和服务对象的自动感知、智能识别和跟踪，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等，由此在实现智能化的办公、监管、服务和决策的过程中，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实现不断提升。
（四）创新协作模式，建构政企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机制
正如前文所言，科技企业构成了当下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Google、亚马逊、苹果、微软等国际科技巨头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走向。近年来，随着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不断重视，国内相关企业的科技水平也不断提升，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华为等企业也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技术领域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推动民众生产和生活模式的改变，同时也为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现实支撑。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迫切需要形成政企间深度协作机制，以达到借势运力和借智发展的重要目标。
对此，一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形成政府治理的智能技术引入机制。人工智能本身是一个关涉多重技术的有机整体，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其关联性技术必然存在差异。对此政府既要积极通过研发外包的途径，将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交给专业化的科技企业加以完成，促其通过定向研发打造契合政府治理需求的人工智能软硬件，以确保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形成内在的兼容性，同时要着力推进智能技术不断走入政府治理实践，如重点选取环保、医疗和交通等大数据资源较为完善的治理领域进行探索，以在实践应用中推进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智力优势，形成政府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机制。人工智能的嵌入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呼唤政府人才培养上的相应创新。对此同样可通过政企协作的模式加以实现，如聘任企业研发人员担任政府智能治理的技术顾问，或邀请企业研发团队给予技术培训、开展知识讲座等，帮助政府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和水平，由此形成一批既具备过硬政治作风，又熟谙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使其在政府智能治理岗位上发挥出应有的用武之地。
（五）创新评估模式，建构政府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科学评估机制
评估，简言之即评估主体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对评估对象的发展动态、业绩水平等进行论证和考量，以分析和判定是否需要加以完善、创新或废止的过程。作为管理学范畴，这一操作实践最早发轫于工商管理领域，随着公共治理范式的逐步转型，近年来政府治理层面的评估实践也开始出现，如对政府绩效状况的评估，有关法治政府状况的评估等。随着人工智能的壮大及其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不断嵌入，开展对政府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评估已成当务之急。尤其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整体上还处在较“弱”的发展层次上，其无论是在对抗恶意攻击上，还是在认知、感知行为上都还较为“愚钝”，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建构相关评估机制就更显迫切。
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这一机制应重点从两方面展开:
(1)在评估过程的设定上，应基于人工智能嵌入应用的可能性风险为核心，对政府治理层面的数据存储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架构、注意力模型、语言和图像识别系统、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以及机器学习中的目标函数、损失函数等作出全面评估，并以此作为完善技术和改进相关机制的重要参考，以尽可能堵塞人工智能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现实漏洞，确保政府应用过程的安全、畅通与和谐。
(2)在评估主体的设定上，为确保上述评估过程的有效展开，在坚持政府作为人工智能应用主体内部评估的同时，必须适当引入社会层面的参与式评估主体，包括科技主体的技术评估，治理对象的体验状况评估等，以尽可能地提升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推进政府治理层面的人工智能应用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
四、余论
如果将传统的信息科技(IT)时代视为信息爆炸时代，当下已具备相当体量的数据处理技术(DT)时代为知识爆炸时代，则下一站的人工智能(AI)时代就是典型的智能爆炸时代。尤其是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谷歌AlphaGo的大放异彩已使人类认识到AI的强大之处。种种迹象表明，对人工智能的争夺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竞争最重要的场域之一，中国没有任何空间和理由可以犹豫和后退。
对于政府治理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嵌入应用虽给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双重境遇，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或退缩，面对挑战畏首畏尾无异于作茧自缚，唯有直面挑战和化“危”为“机”才是未来的必然之路。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执政要求，显然这一境界的实现，必须以政府治理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为基本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中央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更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科技企业和社会参与主体的协同配合。只有建构和形成兼备科学性和前瞻性的人工智能处理系统，政府治理主体才能更加精确地实现对政务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才能做出前瞻性的决策分析，并最终实现资源整合和服务优化的根本目标，由此新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才能实现持续化提升。
来源：《学科前沿》
作者：胡洪彬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略
题图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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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员工”已悄然登场，将带来怎样一场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各行各业开始探索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场景。比如，百信银行推出首位虚拟数字员工AIYA（艾雅）、江南农商银行推出VTM数字员工，还有多家银行试水元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而去年年底，万科集团数字员工“崔筱盼”获得2021年万科总部最佳新人奖的消息更是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在数字化转型深化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正在加速推动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与重构。数字员工到底是什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与其和谐共处？又该如何积极应对数据要素、数字人嵌入生产后带来的经济理论、管理模式以及人的自我认知变革？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新问题。
数字员工到底是什么？
根据《IDCFutureScape:全球人工智能市场2021预测》报告，“到2024年，45%的重复工作任务将通过使用由AI、机器人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提供支持的‘数字员工’实现自动化或增强。”从概念定义来讲，数字员工是以“AI+RPA+数据+机器人”等多重技术深入融合应用创造的高度拟人化的新型工作人员。
数字员工面向企业数字化转型，它能带来的实际效益已被各方机构看重。德勤事务所通过一份调研报告证明了“数字员工”的实用性——一家收入200亿美元、拥有5万名员工的企业，其中20%的工作若用RPA自动化操作完成，可为企业每年带来超3000万美元的利润。不妨设想一下，在未来工作环境中，数字员工通过模仿人类的工作状态，在PC、移动端自动执行简单、重复、烦琐、规则性强的业务流程，可以把一般员工从初级、重复的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到更有价值和创造力的工作内容中去，在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的同时，更多激发员工创意、创新、创造的价值与潜力，更好服务企业成长。
但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有价值的新鲜事物，人们存在不少担忧。为什么如此？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提到的人类对自己的认知发生过的四次唤醒值得参阅，他提出第四次是机器智能认知唤醒，也就是我们正在迎来的生物与机器联姻的时代。无论是生物还是机器，其实都是进化体。由此，人类将迎来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这种不确定性让人产生了焦虑和恐惧。
那么，数字员工所拥有的人工智能是否会真正威胁到人类？很多影视作品认为，这种具有人工智能的数字人未来将摧毁人类，这主要是人类将数字人塑造为与人类竞争并产生不合理恐惧的结果。这类恐惧当然不失为一种对技术失控发展的警示，但它可能会妨碍人类认知的进步，还会增加出现不良人工智能的可能，这种认知需要改变。现在人们需要做的，是要为良好的人工智能建立基础，将人工智能塑造得更加人性，并稳步推动良好的人工智能向超级人工智能进化。如果做好了，将会是良性、可控的。
未来我们该如何与数字员工共处？
未来，人机耦合将会成为趋势。为了更好地培育和释放这种新型集体潜力，需要积极面对数字员工加入职场的新变化，发挥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红利，加快实现治理方式的新变革。
第一，利用数字员工新技术拓宽工作范围，提高质量效率。未来的岗位设计会将多个传统岗位的工作与职责相结合，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员工拓宽工作范围。同时将人类和机器各自擅长之处相结合，提升工作成效业绩。以浦发银行的数字员工为例，它承担着对客服务、运营提效及内部管理等职责，近年来已形成10多种数字员工岗位，包括智能客服、智能外呼、财富规划师、AI培训、AI营销员、数字质检员、文档审核员、AI大堂经理等角色。这些数字员工岗位大大扩展了银行服务的覆盖面，有效简化了客户挑选理财产品的过程，提高了银行对客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促进人机协同，加速数字化转型。以往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是由人类向计算机发出指令来工作；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成熟，计算机将变得更加智能，可以自主完成部分工作，成为人类重要助手。人类与计算机交互、融合、共创，提升人的潜能，释放更多能力，创造更大价值。比如，科大讯飞的数字员工已经可以在招聘、财务、办公等专业领域协同企业员工高效完成企业业务。如文档翻译，每一万字大致需要人工翻译4小时，而人机协同只需要24分钟，效率可提升9倍。
第三，创建“混合型”人机团队，形成新型集体智能力量。人机搭配组队的“混合型”工作团队将成为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的主流。有调研表明，90%以上的受访中国企业认同，管理一支人与计算机混合的员工队伍并确保二者间的协作对企业高效运营很重要，仅凭单独的力量——人或机器都无法推动企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
数字时代的职场，人不仅要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还要具备和“异类”——虚拟数字员工协作共事的认知和技能，适应和迎接“混合型”人机团队的新型工作方式已成为一种趋势。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者而言，根据业务任务和人机各自优势，积极构建包括数字员工在内的高效人机团队，持续推动人有智能和人工智能一起思考、共同进化，引领人机共生，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并确保技术发展始终受到科技伦理的约束，成为重要任务。我们期盼，人类发明创造的技术，能够朝着帮助人类向更有尊严、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协助人类一起迈向智慧水平的新高度和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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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人工智能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已经充分融入了信息化时代。许多科技高速发展并逐渐加深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随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而企业更是在如何与人工智能结合提升效率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本文将简单提及人工智能以及其对企业管理带来的机遇以及相关影响。关键词：人工智能；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一、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近年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尖端技术之一。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有相当范围的开展，在各行业中带来了重大影响。《哈佛商业评论》也早有撰文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在重新定义管理方面的预想。 关于人工智能可能给各种职业带来的颠覆效应，已经敲响了很多警钟，尤其是那些容易实现自动化的工作岗位。从一线主管到顶尖高管，为了找寻管理者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取得成功的答案，曾有过一项对14个国家或地区的一千余位管理者的调查访问。根据这项调查，许多管理者都会在行政协调和控制等任务上花上过半时间，管理者也希望在这些方面人工智能能帮助他们。他们的想法没错：人工智能的确可以自动处理其中的很多任务。 二、人工智能简介与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956年美国计算机协会组织的达特莫斯学会上。该次学会组织了对人工智能的深刻探讨。人工智能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学者而言就是系统对已有知识库进行问题及约束条件目标等作出学习、转换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人工智能从出现初具雏形到现在的投入实用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发展之迅猛如今已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企业管理也产生了迅猛的冲击。近年来ALPHAGO引领人工智能热潮，拉近了大众与人工智能的距离，而企业家也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来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而在企业的各方面运营中，据德勤调研分析称，企业的财务工作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三、人工智能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财务管理模式的识别 财务管理模式指的是存在于企业整体管理框架内，为企业总体财务目标而设计的财务管理模式，该系统需要对企业繁杂的数据信息进行归类分析。相对人工智能而言，这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功能，而该种功能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却是或不可缺的。就模式识别而论，模糊模式识别和统计模式识别是模式识别的两种重要方法。 模糊模式识别对应于财务管理中，适用于大规模的信息数据处理，可以大幅提升财务管理的效率，但因其选取的标准只是一个大概值，对于精确性上有一些欠佳，故此类模糊财务管理模式仍尚待完善改进。 统计模式是用特征向量来对被研究模式进行描述的，用各种方法划分特征以期达到模式识别的目的。在财务管理中，这样可以提高对数据识别的效率，也能降低误差率，相较于模糊财务管理方式而言，统计财务管理模式要更为普遍。 （二）财务的核算与分析 在传统财务会计的框架下，公司需要手工核算处理每月数量庞大的结算明细并进行核销以核实当月的账款实情，一方面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了由于人工操作失误带来的误差影响。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上可以近乎完美地取代人工操作，差错率低且效率远胜于人工操作。通过人工智能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整理，对数据的多维空间建模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财务的具体状况。 （三）财务管理中的专家系统 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正是在国际象棋方面作出突破性进展的人工智能使用的系统。该系统一定程其能运用专门领域的知识库，有一定自主性地在短时间内对棘手问题得出较专业的解答。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对收集的企业信息数据，如收入、支出、综合营业利润等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对企业未来的经济和发展等方面作出决策，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合理化健全化。 （四）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中的优势 较传统财务所不具备的连续性特征，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中能对信息的产生定位和追踪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获取，避免企业对生产经营状况的错误判断。在大数据影响下，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出企业的经营活动。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中的出现可以较好地解决财务状况的延后性，使信息的收集反馈的速度得到很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有一定的交互。 四、人工智能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的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的成熟日渐成熟使得许多旧有岗位被机器取代，对重复单一性劳动的工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改进，同时也有许多新的机遇相应产生，新岗位的出现也需要员工去适应。但挑战带来的也有机遇，人工智能能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一定程度上能使得员工更高效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企业与员工可以达成更好的合作互赢关系。人工智能与企业管理理念的结合，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发展。 （二）人工智能对人力取代的影响 上海德勤曾发布一份调研报告，旨在调查人工智能对企业管理的冲击。调查显示，约90%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在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方面能提供有效支持；约46%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可替代文件编写工作；约37%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可替代文件审核工作。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数据量和精确程度的改善，也使得信息更加丰富，而人类在信息处理的效率和速度上都是有限的，人工智能可以突破这局限。但相对应的，有些信息是只有人脑才能提炼出来的，比如说员工之间的特定交流，这是人工智能暂时无法突破的局限。 在前文所提的调研报告中，有超过80%的受访者就认为，企业的“战略规划”最难应用人工智能。决策者独有的洞察能力，对员工的了解程度，对当下所面临的情况的历史，经验等都不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单纯的数据对比进行比拟的。最终还是需要决策者权衡之下作出最终的决策。 （三）员工素质的培养 员工是进行企业管理的最终执行者，也肩负着推动企业管理工作前进的重任。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变迁，为了适应企业的管理，企业也应当对管理人员进行即时的培养，相应的专业知识，职业观念和职业信念都是或不可缺的。而作为员工本身，也应当改变思维，需要快速适应科技革命的更新，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定位，在自己掌握的技术方面实现新突破。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等相关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企业也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企业管理中也会更多的应用到人工智能。而员工本身面对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也当及时转型，转向到更高级的专业型人才。而管理人员也应当跟进人工智能应用与设施的相关技术需求，对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的影响进行全面认知，努力迎合时代趋势，在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下要发挥人的特性，将员工特性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才能让企业管理更具效率更具科学性。参考文献[1]陈维.人工智能对会计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商论,2017(34):127-128.[2]陈任峰.新技术革命视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J].中国金融电脑,2017(06):61-63[3]王伟琪.浅谈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趋势[J].电子世界,2017(18):107-108..[4]王亮.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J].中国石化,2017(07):53-54作者简介：丁凯（1997.01-），男，浙江杭州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贸专业；俞基华（1997.02-），男，浙江杭州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