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论）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拓展正在按下“快进键”。今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愈发广泛。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比如对个人隐私权、知情权、选择权的侵犯，以及窃取、篡改、泄露等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等等。为此，迫切需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等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与伦理体系。
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人工智能的安全秩序包含算法安全、数据安全、伦理安全、国家安全等维度。2019年以来，中国先后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文件，明确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今年9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促进公平、公正、和谐、安全，避免偏见、歧视、隐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了伦理指引。
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监管者要提高站位，加强宏观战略研究与风险防范；人工智能研发者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人工智能的技术提供者要明确告知义务，加强应急保障；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者，应当保证这一技术不被误用、滥用或恶用。要对各类伦理道德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技向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也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在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积极倡导者，也是率先践行者。2020年9月，中国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明确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齐心协力促进数据安全；今年5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主持召开“新兴科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阿里亚模式会议，推动安理会首次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问题，为国际社会探讨新兴科技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
数字化浪潮扑面而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主动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法律规范，才能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2021年12月30日05版）(责编：袁勃、赵欣悦)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工智能给军事安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0分享至安全通常是指主体既没有外在威胁也没有内在疾患的客观状态。引言安全通常是指主体既没有外在威胁也没有内在疾患的客观状态。当安全的主体是国家时就构成了国家安全，其内涵可界定为：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即“国家既无外部威胁又无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不受外部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这一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随着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应用，在围棋、智力问答、“星际争霸”游戏等过去被认为人类专属的智慧领域一路攻城略地，对经济、政治、教育、医疗、军事等带来了深刻影响，同时引发了人工智能如何变革国家安全的热烈讨论。例如，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Bostrom）担忧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生存威胁”（existentialthreat）。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Musk）大胆预言，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军备竞赛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Putin）则在公开场合声明，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国家将主宰世界。历史上，军事领域向来是对科学技术最为敏感、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项新兴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在军事安全领域既带来了诸多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本文拟从机遇和挑战两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人工智能对于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建议。人工智能为强化军事安全带来的机遇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走向军事应用领域，推动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加速转变，给军事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概括来看，人工智能为维护军事安全带来的机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1降低军事人员执行作战任务的危险性机器人的非生命性、有效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它能够替代人类从事许多危险工作而无悖于人类伦理道德。早在上个世纪中期机器人诞生之初，阿西莫夫就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从本质上诠释了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性。处处充满危险的战场正是机器人大展身手的“舞台”，机器人逐步“参军”走上作战一线势所必然。本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军用智能机器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排爆机器人、搬运机器狗等智能机器人不断问世，在侦查监视、后勤保障、排雷排爆等军事任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降低军人战场危险性和提升作战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军研制的“大狗机器人”能够有效辅助战士搬运物资、进行伴随保障。俄军正在大力研制可以驾驶汽车的类人机器人，拟组建能够与人类并肩作战的机器人部队。我国目前也已经研制了多种可供战场使用的机器人，比如排爆机器人“灵蜥”、四足步行机器人“大狗”等。随着智能机器人自主性的逐步提升，它们将在越来越多的任务场景中辅助和替代人类，降低军人在执行作战任务中的风险。1.2提升军事情报分析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迎来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目前地球上两年所产生的数据比之前积累的所有数据都要多。瀚如烟海的数据给情报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仅凭增加人力不仅耗费大量钱财，问题也得不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伴随大数据技术和并行计算的发展，人工智能在情报领域日益展现出非凡能力。目前，美军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工智能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成立了“算法战跨职能小组”。该小组的首要职能就是利用机器视觉、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报领域开展目标识别和数据分析，提取有效情报，将海量的数据转换为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为打击ISIS等恐怖组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机器算法的快速、准确、无疲劳等特点使其在大数据分析领域大展身手，展现出远超人类的能力。因此，美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沙纳汉中将就直言不讳地表示，算法就是“世界上最优秀、训练最有素的数据分析师”。1.3提升军事网络攻防能力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维空间”，是国家利益拓展的新边疆、战略博弈的新领域、军事斗争的新战场。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攻防是军事安全领域中的重要一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漏洞挖掘可以显著提升军事系统的网络防御能力。目前，网络防御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网络技术人才短缺；二是当前的网络防御系统面对未知漏洞表现不佳。人工智能的新发展为提升网络防御水平提供了新途径，主要体现在网络系统漏洞自动化检测和自主监视系统等方面。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技术有望使得网络防御系统不仅能从以往的漏洞中学习，而且能在监视数据中不断提升对未知威胁的应对能力。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从大量网络数据中筛选出可疑信息，以此增强网络防御能力。比如“蒸馏网络”公司（DistilNetworks）就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来防御人类难以察觉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网络攻击。目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了一种能够识别“零日漏洞”的机器学习算法，并能够追踪其在黑客界的流动轨迹。麻省理工学院（MIT）“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启动了PatternEx研究项目，意在构建一个机器学习系统，预期每天能检查36亿行日志文件，监测85%的网络攻击，并在投入使用时进行自动学习和采取防御措施。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计划将人工智能用于网络防御，重点发展的功能包括在投入使用之前自动检测软件代码漏洞以及通过机器学习探测网络活动中的异常情况等。1.4为军事训练和培训提供新方式人工智能为军事训练和培训也提供了新方式。在作战训练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能够极大提升模拟软件的逼真度和灵活性，为针对特定战场环境开展大规模仿真训练提供高效手段，真正实现“像训练一样战斗，像战斗一样训练”。首先，通过收集卫星图像、街景数据、甚至是无人机拍摄的三维图像，虚拟现实程序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快速、准确地生成以全球任何一处场景为对象的综合训练环境（STE），帮助士兵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预先演练，提升士兵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其次，人工智能赋能军事训练模拟软件在不降低真实度的情况下快速生成训练环境、设计交战对手，摆脱了以往军事训练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布置训练场景的传统模式。再次，人工智能具备的自主性使得模拟军事训练不会以可预测模式进行，士兵必须使用各种设备和不同策略在复杂多样的环境中战斗，有利于提升士兵和指挥官在作战中的应变能力。最后，人工智能通过在模拟对战中与人类反复交手从而迭代学习，系统借助大量复盘模拟可以不断完善应对方法，为参谋人员提供参考借鉴。这一过程类似于与AlphaGo进行围棋对战。换言之，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扮演模拟军事训练中人类的强大对手，还可以在每次胜利时向人类传授一种针对这次战役或行动的新策略。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在军事训练的其他领域也有着广泛应用。目前，一个名为“神探夏洛克”（SHERLOCK）的智能辅导系统已经被用于美国空军的培训中。这个系统能够为美国空军技术人员提供如何操作电子系统对飞行器进行诊断的培训。同时，南加州大学的信息科学学院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基于替身的训练程序，能够为派驻海外的军人提供跨文化交流训练。1.5给军事理论和作战样式创新带来新的启发诚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他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背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技术进步作用于军事领域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这是恩格斯100多年前就向人们揭示的军事技术发展规律，人工智能技术当然也不例外。总体来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武器装备较传统武器装备具有突防能力强、持续作战时间长、战术机动性好、训练周期短以及综合成本低等显著优势。智能化无人系统可采用小型化甚至微型化设计，使用复合材料和隐身技术，以隐蔽方式或集群方式接近目标，让敌人难以察觉或无法防范。无人武器系统还可以突破人类生理局限，装备的性能指标和运转时长只需考虑制造材料、各类机械电子设备的承受极限和动力能源的携带量，不但使得系统在机动、承压方面能力得到革命性提升，并且能够实现远距离侦察打击和在目标区域的长时间存在。同样重要的是，与传统武器系统操控训练周期一般长达数年不同，无人系统操控员仅需数月或一年左右的训练即可远程操控“捕食者”“死神”等无人武器参加实战，更多作战人员不必直接踏上战场，有望大大降低战死率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压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化应用的上述特点，近年来美军提出了以算法较量为核心的算法战、无人武器系统蜂群式作战、具有高度自适应性的“马赛克战”等一系列新作战样式。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化条件下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样式创新不会停止。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军事力量更加精准高效地运转，同时降低人类面临的生命危险。人工智能在无人作战、情报搜集与处理、军事训练、网络攻防、智能化指挥控制决策等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潜力，有望重塑战争形态，改写战争规则，推动智能化战争的加速到来。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刘国治中将等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必将加速军事变革进程，对部队体制编制、作战样式、装备体系和战斗力生成模式等带来根本性变化，甚至会引发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人工智能给军事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同样具备“双刃剑”属性。人工智能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维护军事安全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威胁与挑战。综而观之，人工智能给军事安全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1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带来的非预期事故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容易带来非预期事故的发生。这主要由以下两点原因所致：一是由于人工智能内部的脆弱性问题（internalvulnerbility）。当前，人工智能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而弱人工智能系统的特点在于它们接受了非常专门的任务训练，例如下棋和识别图像。战争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人类活动之一，巨量且不规律的物体运动仿佛为战场环境蒙上了一层“迷雾”，难以看清和预测战争全貌。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的应用环境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将难以适应。因此，当前弱人工智能存在的根本脆弱性（brittleness）很容易损害系统的可靠性。交战双方部署的人工智能系统交互产生复杂联系，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一个或多个弱人工智能系统的分析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系统的脆弱性，发生事故和出错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目前还是一个“黑箱”，可解释性不足，人类很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也容易带来很多非预期事故。二是外部的攻击利用问题（externalexploitation)。研究人员已证明，图像识别算法容易受到像素级“毒”数据的影响，从而导致分类问题。针对开源数据训练的算法尤其容易受到这一挑战，因为对手试图对训练数据进行“投毒”，而其他国家又可能将这些“中毒”数据用于军事领域的算法练。目前对抗性数据问题（adversarialdata）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此外，黑客攻击还可能导致在安全网络上训练的算法被利用。当训练数据受到污染和“投毒”，就很可能产生与设计者意图不符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导致算法偏见乃至更多非预期事故的发生。最后，人机协同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无论是强化学习、深度学习，还是专家系统都不足以完全准确地反映人类的直觉、情感等认知能力。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是“人—机—环境”综合协同的过程，机器存在可解释性差、学习性弱、缺乏常识等短板，或将放大发生非预期事故乃至战争的风险。2.2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风险与核武器类似，由于人工智能可能对国家安全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世界各国将会考虑制定非常规政策。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俄等军事大国）都认识到人工智能是强化未来国防的关键技术，正在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力度，并竭力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力图把握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的主动权，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态势初露端倪。具体而言，美国将人工智能视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建立“算法战跨职能小组”，筹划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战。2018年7月，美国防部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机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大力推动军事人工智能应用。2019年2月12日，美国防部正式出台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并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作为推进该战略落地的核心机构。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中也特别强调对人工智能、5G、高超声速等关键技术进行投资，建议对人工智能投资8.41亿美元，对“自主性”（autonomy)投资17亿美元。这些举措都体现出美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在人工智能领域谋求新式霸权的意图。俄罗斯在这一领域也不甘落后。2017年1月，普京要求建立“自主机器复合体”（AutonomousRoboticComplexs）为军队服务。中国政府则于2017年7月20日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军事领域也在通过“军民融合”战略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步伐，“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军民双向转化，强化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指挥决策、军事推演、国防装备等的有力支撑，推动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嵌入国防创新领域”。鉴于人工智能强大而泛在的技术本质以及军事领域对于强大技术的强烈需求，人工智能走向军事应用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当前各国竞相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和发展人工智能武器便是其现实体现。大国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将会危及全球战略稳定，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埃隆·马斯克关于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如同所有军备竞赛一样，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本质上都是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体现，如果缺乏信任和有效的军备控制措施，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游戏”，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拖垮或双方共同卷入战争，上演一场智能时代的“零和博弈”。2.3扩展威胁军事安全的行为体范围和行为手段传统上，威胁军事安全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的军队，但随着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一行为体范围正在拓展。以网络攻击为例，根据攻防平衡理论，重大军事技术的出现将对攻防平衡产生重大影响，而有的军事技术天然偏向于进攻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提升网络攻击能力同样提供了极大机遇。可以预见，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结合有望使得“高级持续威胁”系统成为现实。在这种设想下，网络攻击方能够利用APT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主动搜寻防御方的系统漏洞，“耐心”等待对方犯错的那一刻。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应用，将有越来越多的物理实体可以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例如，不法分子可经由网络侵入军用自动驾驶系统，通过篡改代码、植入病毒等方式使得军用无人车失去控制，最终车毁人亡。又比如通过入侵智能军用机器人，控制其攻击己方的人员或装备。同时，人工智能与网络技术结合可能进一步降低网络攻击的门槛。当智能化网络攻击系统研制成功，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资金便能有效提升自己的网络攻击能力，而不需要太高的技术要求。因此，未来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攻击或攻击自主系统的算法、网络等，继而诱发军事系统产生故障（如军用无人车、无人机撞击己方人员），或者直接损坏军事物联网实体设备等，都会对军事安全产生很大威胁。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还将催生新的威胁军事安全的方式和手段。人工智能表现出诸多与以往技术不一样的特点，也自然会带来威胁军事安全的新手段，深度伪造（deepfake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技术为煽动敌对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提供了新途径。例如，A国雇佣代理黑客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深度伪造”视频或音频材料，虚构B国密谋针对C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并将这段“深度伪造”材料故意向C国情报部门秘密透露，引发C国的战略误判，迫使其采取对抗手段。B国面对这种情况也将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一场由A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策划的针对B、C两国的恶意情报欺诈就完成了。当前，“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相关的检测识别技术，“开发深度伪造技术的人要比检测它的人多100到1000倍”，这给各国安全部门抵御人工智能增强下的信息欺诈和舆论诱导制造了很多困难。此外，运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军队也给自身带来了新的弱点，“算法投毒”、对抗性攻击、误导和诱骗机器算法目标等都给军事安全带来了全新挑战。2.4人工智能产生的跨域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在核、网络、太空等领域的跨域军事应用也将给军事安全带来诸多风险。例如，人工智能运用于核武器系统将增加大国核战风险。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于核武器系统可能会强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动机。核武器是大国战略威慑的基石，人工智能增强下的网络攻击将对核武器的可靠性构成新的威胁，在战时有可能极大削弱国家威慑力、破坏战略稳定。因此，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增强下的网络攻击能力的有效性并不确定，危机中仍将大大降低对手间的风险承受能力，增加双方“先发制人”的动机。信息对称是智能化条件下大国间进行良性竞争的基础和保障，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在竞争激烈的战略环境中，各国更倾向于以最坏设想来揣测他国意图并以此为假设进行斗争准备，尤其当面对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愈加强大的针对核武器系统的网络攻击能力，“先下手为强”确乎成为国家寻求自保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核武器系统领域的应用还将压缩决策时间。人工智能增强下的网络攻击几乎发生在瞬间，一旦使核武器系统瘫痪，国家安全将失去重要屏障，给予决策者判断是否使用核武器的压力将激增。尤其在一个国家保持“基于预警发射”（lauch-on-warning)的情况下，核武器系统遭到人工智能增强下的网络攻击时几乎无法进行目标探测并且发出警报，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攻击溯源和判定责任归属，决策时间压缩和态势判断困难会使决策者承受巨大压力，极有可能造成战略误判，给世界带来灾难。人工智能与网络的结合会极大提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能力，同时也会催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网络应用将提升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能力，可能会加剧网络领域的冲突。如前所述，基于人工智能的APT攻击可使得网络攻击变得更加便利，溯源问题也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网络应用可能会创造新的缺陷。目前人工智能的主要支撑技术是机器学习，而机器学习需要数据集来训练算法。一旦对方通过网络手段注入“毒数据”（如假数据），则会使得原先的人工智能系统非正常运行，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其次，由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机器交互速度远超人类的反应速度，因此一旦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的网络作战，还有可能带来“闪战”风险，即人类还没来得及完全理解网络空间的战争就已经发生。此外，人工智能在太空领域的应用可能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军事安全带来破坏性影响。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传统的反卫星手段将变得更加精准、更具破坏性、更难追溯，从而加大“先发制人”的动机，寻求先发优势。这容易破坏航天国家的军事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因为攻击卫星尤其是预警卫星往往被视为发动核打击的前兆。结语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二者要同步推进，不可偏废。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因此，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军事安全并不代表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反而要大力推动其应用，使其成为维护军事安全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并注重化解风险。如今，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有望成为驱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核心技术。因此，我们需要抢抓此次重大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军事应用，推动军事智能化建设稳步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增添科技支撑。在当今时代，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人工智能对于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安全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目前对于智能武器尤其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并不完善，各国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方法、举措和共识，但这些问题确关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和国际体系稳定。为了维护我国的军事安全以及整体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边界（如是否应当将其用于核武器指挥系统）、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备控制等领域开展共同磋商，在打击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恐怖犯罪等领域进行合作，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军事安全和人类和平福祉。免责声明：本文转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原作者文力浩,龙坤。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作者丨文力浩,龙坤编辑丨郑实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微信：iite_er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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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
【讲武堂】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执政环境、社会关系、治国理念等带来冲击，深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研究应对之策，对于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从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网络、军事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因此，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条件，首要的任务是为政治安全提供服务和保证。综观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被首先考虑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尽管这些技术研发的初衷并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第二，政治安全与技术进步相生相克、相生相长。马克思认为，先进技术进入政治领域后，有效提高了“社会控制和权力再生产”。同时，政治安全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反过来成为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但技术并非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术利用不当、发生技术失控，或者技术自身缺陷所蕴含的风险爆发，政治安全可能被技术进步反噬。第三，技术进步倒逼政治发展转型，给政治安全带来新课题新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火枪火炮成为主战兵器时，继续用木盾藤牌来保卫政权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当政者转变思想观念，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当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普及时，西方国家政党纷纷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和选举拉票。人工智能较之以往的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器“主观能动性”优势，必将对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安全路径等带来更大的改变。
从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独特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和大数据将左右智能机器“认知”“判断”，继而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抉择。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数据是否真实完整未被删减篡改伪造污染，直接决定机器的研判结果，并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人口学变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可以将数以亿计的政治行为体抽象成社会的“节点”，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信息中节点的度数、介数和接近度，来揭示权力集聚规律、赢得政治威望的秘诀，这为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智慧渠道。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军事、社会、网络、信息等领域的影响向政治领域传导，间接冲击政治安全。作为一项赋能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写”各领域的秩序规则，给各领域带来机遇和挑战。尽管以往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领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并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时代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冲击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挑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政治权力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即代表着权力。掌握数据的主体既有国家权力机构，也有个人、企业团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互联网数据”结构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决定着处于线上社会任何位置的主体，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体位势高。人人都有“麦克风”“摄像机”，处处都是“舆论中心”“事发现场”，这一显著特征，弱化了传统的线下科层制国家管理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政治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逐渐向社会层面弥散，国家治理难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目前，这种风险已初露端倪。2019年9月，因有人线上传播“老师辱骂原住民学生是‘猴子’”的种族歧视谣言，印尼巴布亚省爆发严重骚乱，导致26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挑战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资本权力的扩张将危及国家权力边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包括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进步势必引起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引起变革时，将会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从当前种种迹象来看，资本的权力依托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门槛很高，依赖于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导致社会各产业、各阶层、各人才群体间的技术研发能力、资源占有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极不平衡，以互联网商业巨头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将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赋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应用前景，导致资本趋之若鹜。商业巨头实际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话语权，并正在逐步形成行业垄断。人工智能时代，巨头企业以强大资本为后盾，逐步垄断技术、控制数据，或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享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进而可能插手政治事务。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为资本权力的扩张设定合理的边界，是未来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和算法潜移默化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就是新的权力。近年来围绕国家大选而展开的种种政治运作显示：拥有数据和技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议程。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发布海量虚假信息，力图影响选民的认知、判断与选择。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2017年的英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显示：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数据和准确的算法，技术企业就能够为竞争性选举施加针对性影响。当某种特定政治结果发生时，人们很难判断这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被有目的地引导的结果。
挑战之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政治敌对势力用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利用先进技术威胁他国政治安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后，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联、传播政治谣言、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人工智能时代，攻击一国人工智能系统或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带来的后果将比以往更为严重。
挑战之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技术多被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利用它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回迁，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使后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和全球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通过发展军事智能化，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国家之间一旦形成技术“代差”，综合实力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讹诈和技术突袭的可能性增大。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企业、科研机构常常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而国家政府则往往远离技术前沿，对技术的感知相对滞后，对技术的安全风险准备不足。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运用系统思维，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置能力。要创新技术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研究机构、技术专家、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是政府单向的行为过程，治理则是一种开放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互动过程。通过多方互动，政府既可以跟踪掌握技术和应用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掌控治理主动权，又有助于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关切，共商制定风险管控机制，推进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现在起到2030年，是我国抢抓机遇的关键期。要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打造一批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从智能芯片、基础算法、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入手，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针对外部安全风险，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证。要积极研究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推进现代武器装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能化条件下部队训练演练，不断提升我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人工智能亟待构筑“主动免疫”安全防线
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AI）产业蓬勃发展，今年ChatGPT更是引爆了新一轮投资和竞争浪潮，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工智能正显露出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巨大影响力和应用潜力，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点，也成为网络安全工作的下一个着力点。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同比增长18%，企业数量超过4000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另据预测，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美国商会今年3月的报告指出，在未来20年里，“几乎所有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将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对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近日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上表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一轮跃升期，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人工智能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探索出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径，潜在创新发展空间巨大。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均十分重视发展人工智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均已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战略。我国也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2017年就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抢抓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
今年，ChatGPT引发新一波人工智能投资和竞争浪潮。谷歌、Meta等美欧企业和我国的百度、阿里、华为、科大讯飞等都在加紧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业界人士预计，未来5至10年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期。仅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Gartner预计其将在2至5年内进入成熟期，并将带来大量的应用机会和商业潜力，是未来的重要技术趋势。
潜藏安全风险引担忧
人工智能在网络行为异常分析、网络安全漏洞识别、人脸检测、自动威胁检测、反欺诈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潜藏风险引发广泛担忧，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信息协会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叶红指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引发的数据泄露、网络攻击、模式误导、学习反噬等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安全将是网络安全发力的一个重点。
国家信息中心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吴文化日前在2023西湖论剑・数字安全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给网络安全引入了三方面风险：一是网络攻击风险，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犯罪的门槛，提高了攻击的有效性；二是数据泄露风险，容易造成敏感数据或个人信息泄露；三是模型误导风险，一旦遭受数据投毒或模型攻击，容易引发负面舆情扩散或重要决策偏差。
人工智能发展所呈现的新特征带来了安全挑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云网基础设施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安民认为，人工智能安全不同于以往，其具有doublesecurity（双重安全）特征。以往的安全主要是确保系统、对象的安全，而人工智能对象特殊，目前已进入模型驱动时代，其本身具有学习、演进、变化的能力。尤其到元宇宙时代，多元、多维、全息、全能的特征和以往狭义的网络空间和网络信息安全相比，人工智能涉及的安全问题范畴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都有极大的突破。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总经理/云网基础设施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桂荣认为，由于AI技术应用渗透到方方面面，因此有可能带来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安全的问题。一些技术，如歧视性的算法、换脸技术等，如果应用不当则会带来伦理安全等风险。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原总工程师李京春认为，由于目前人工智能还不具备创新或联想的特性，尚不足以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仍可能对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具有影响。
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从技术层面分析解释了AI将带来的两个挑战：一是一些自动化生成工具会带来病毒、木马、后门等出现几率的大幅提升，甚至可能是几百倍的提升，怎样来对抗、来快速发现和快速进行智能化的防护是重要挑战；二是如ChatGPT这样的应用大模型会伴随大量的数据应用，从而产生相关的安全漏洞风险。
业界人士还指出，人工智能应用不当或滥用会增加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监管成本，引发监管滞后。中国电科首席专家董贵山对此表示，ChatGPT作为辅助工具后可能出现过度采集使用者信息的情况，如果ChatGPT本身的源代码上游系统有漏洞，也会导致不同用户的交互隐私遭泄露。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警告，人工智能自身失误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智能硬件可能被恶意用于恐怖袭击；智能工具可能被用于干预和引导政治走向；智能化武器与军备竞赛引发国际新的担忧。
未雨绸缪筑牢安全防护墙
业界人士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安全可靠和创新发展并重，筑牢安全防护墙，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亟须未雨绸缪，从而真正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近日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伦理、规范、标准和技术的融合，为智能体构建与科技向善的人类共同理念相契合的学习、理解和行为模式，以及更有效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的行为边界。
在沈昌祥看来，人工智能发展是趋势，但安全是发展前提，要避免产业盲目发展，需要构建主动免疫人工智能安全产业的空间。他提出，构建起业务信息、资源和管理的安全可信的三重防护框架，并设置基础软件安全可信、应用软件可信、电信安全可信和实时态势感知四个保护等级。
我国对人工智能安全高度重视，近年来，关于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包括各种团体标准、地方政策不断出台。
业界人士认为，从制度、标准、防范技术等方面来看，在制定了相应的框架后，仍需进一步细化深化。与产业的蓬勃发展相比，安全制度仍显得滞后，给人工智能风险防范和安全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
叶红建议，要健全人工智能安全制度的体系建设。在推动产业发展时，应深刻认识到其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健全和完善人工智能算法安全、模型安全、数据安全以及安全评估等政策和制度；要在强化人工智能安全行业治理方面加大力度，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积极鼓励相关科研院所持续开展人工智能相关重点问题研究，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制定相关人工智能标准；鼓励第三方开展相关安全评估和检测认证。
李京春指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守住道德底线。要重视软件和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管控，加大数据安全保护力度，要开展识别、封控等对抗AI技术研究，打击人工智能犯罪。要加强网络安全审查、数据安全审查等国家安全审查。
针对人工智能隐藏风险的新特征，方正证券5月的研报指出，在本轮人工智能产业浪潮下，网络安全产业在攻击侧、防守侧及监管侧的逻辑将发生重大变化。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安全企业和技术应用企业已经在积极把握时机，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的新模式、新应用带来的安全需求。
作为深耕网络安全的企业，安恒信息对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有着积极看法。“‘AI+安全’，这个大幕才刚刚拉开，未来还有更大的可能性。”范渊认为。据介绍，安恒信息积极利用“AI+安全”的智能化应用给智能防护和响应产业带来的机遇。过去几年，安恒信息已经在云端数据大脑、云端AI模型生成及应用领域进行了积极布局，对类似于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积累了一定实战经验。
中国电信也在积极构建完备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处理体系。在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方面，中国电信加大相关技术研发，攻关人工智能纵深防御技术、密码技术和数据产业链化技术。目前，其自主研发的威胁检测系统、隐私计算的数据共享平台，以及数据安全流通与监管系统、数据安全的智能化关键技术等，已经在内部和客户场景得到了广泛应用。
业界专家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必要根据最新形势变化，制定实施新的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包括加快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力量攻克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超前规划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培养和引进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及时研究制定有关规则和标准等。针对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难题，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底层框架和算法核心领域，要强化和深入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聚集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联合攻关，深化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产业融合创新。
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未来发展来看，作为一门交叉科学，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到社会学、信息学、控制学、仿生学等众多领域，既是生命科学的精髓，更是信息科学的核心，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人工智能技术还促进了多种科学与网络技术的深度融合，解决了互联网时代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痛点，将互联网带入到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智能时代，极大影响着网络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进入了六十年来最狂热的发展阶段。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还存在着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例如，以大数据收集为基础的医疗、教育、消费、营销等垂直行业就尚未出现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龙头，因此将未来成为各大资本和上市公司竞相追逐的宠儿。
而随着新科技革命继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革。一旦突破，必将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并促使生产力出现新的飞跃，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旋律和人类社会新未来的重要支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样也存在着诸多风险挑战。例如，人类将面临着技术、信任、法律、道德等一系列问题。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人化”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两个必然发展趋势，很多人担心智能机器在为人类提供聪明友好帮助和服务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威胁甚至灭顶之灾。从理论上讲，机器的智能化程度越高，其内部电脑控制软件的规模就越庞大且复杂，出现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越高。
如果真的有一天，机器智能化超过一定程度而控制系统又出现问题的话，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智能机器管理着整个人类社会、一群不知疲倦杀人的智能机器走上战场，被赋予“生杀大权”，滥杀无辜，最终成为“人类终结者”……这些可怕的场景并非杞人忧天，也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未来发展值得重视，均为前沿产业，多智时代专注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入门和科谱，在此为你推荐几篇优质好文：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中的发展现状和实际应用http://www.duozhishidai.com/article-13415-1.html中国AI人工智能发展史，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http://www.duozhishidai.com/article-8524-1.html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的技术有哪些，可以应用于哪些方面！http://www.duozhishidai.com/article-100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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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面临着增长放缓、生产过剩、外需不振等严峻挑战，“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创新驱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多年创新发展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已跻身世界前列，为我国信息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互联网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发展机遇。
一、“互联网+”的内涵及其特征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形态不断的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互联网+”有六大特征：一是跨界融合。“+”就是跨界，就是变革，就是开放，就是重塑融合。敢于跨界了，创新的基础就更坚实；融合协同了，群体智能才会实现，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路径才会更垂直。融合本身也指代身份的融合，客户消费转化为投资，伙伴参与创新，等等，不一而足。二是创新驱动。中国粗放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早就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创新驱动发展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正是互联网的特质，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求变、自我革命，也更能发挥创新的力量。三是重塑结构。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权力、议事规则、话语权不断在发生变化。“互联网+”社会治理、虚拟社会治理会是很大的不同。四是尊重人性。人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之强大最根本地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人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重视。五是开放生态。关于“互联网+”，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征，而生态的本身就是开放的。我们推进“互联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把过去制约创新的环节化解掉，把孤岛式创新连接起来，让研发由人性决定的市场驱动，让创业者有机会实现价值。六是连接一切。连接是有层次的，可连接性是有差异的，连接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但是连接一切是“互联网+”的目标。
二、“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务和新生态的发展，各行各业正在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融合创新，进入到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
（一）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融合创新
互联网正在重塑传统产业，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全面融合。在广度上，“互联网+”正在以信息通信业为基点全面应用到了第三产业，形成了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并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如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将全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互联网也在从电子商务等网络销售环节向生产领域渗透，将为农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在深度上，“互联网+”正在从信息传输逐渐渗透到销售、运营和制造等多个产业链环节，并将互联网进一步延伸，通过物联网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和人连接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的全面连接，促进产业链的开放融合，将工业时代的规模生产转向满足个性化长尾需求的新型生产模式。
（二）将促进产业生态共赢与创业创新
创新是互联网发展的生命线，譬如“快速迭代式”的创新模式，迅速满足用户需求、解决用户痛点，同时通过开放接口和开放平台，推动了“生态协同式”的产业创新，带来了新产品、新模式与新生态，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阿里巴巴、百度、小米等一批平台型的互联网企业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生态系统，基于这些平台又创造出了新业态，如O2O（线上与线下结合）、移动支付、可穿戴设备等。各平台将用户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放给合作伙伴，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个性化营销，降低了中小微企业与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提高了创业成功率，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
（三）将促使公共资源配置整合与优化
“互联网+”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通过“互联网+”的发展，将公共服务辐射到更多有需求的群体中去，提供跨区域的创新服务，为实现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稀缺资源均等化提供全新平台。如互联网教育打破了国内地域限制，并连接了全球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三、四线城市及偏远农村的学生提供了新的选择。另外，“互联网+医疗”的模式为民众就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互联网+公共服务”的模式可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提高效率，便利民众，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
（四）将推动共享经济成长与发展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提倡互利共享，高效对接供需资源，提升闲置资源利用率，提供节能环保与资源再利用的创新模式。当前，以商务专车、拼车、房屋互换、二手交易、家政服务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快速发展，例如商务专车服务正在探索通过“汽车共享”优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提升服务品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解决市民出行难的问题。同时，通过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提高了闲置资源利用率、减少空驶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城市节能环保上做出了贡献。未来将形成汽车共享、出租车、公共交通等多元融合的移动交通解决方案，大大便利了民众出行，并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据测算，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对GDP贡献约0.8个百分点。
三、“互联网+”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过二十年，却已经日益介入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了确保“互联网+”的持续创新发展与广泛渗透，需要关注“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融入“互联网+”的积极心态尚未确立
首先，相当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缺乏对“互联网+”的正确认知，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互联网+”认识不足，缺乏在现实中主动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和模式；二是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担心“互联网+”成为自身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力量；三是“互联网+”在不同产业中的认知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互联网+”模式在商业零售、金融、交通等服务行业有较高的认知度，在工业制造业中也得到部分认同，在传统农业、部分传统制造业中认知度则普遍较低。
其次，由于缺乏对“互联网+”的正确认知，融入互联网的积极心态尚未在全社会得以确立，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企业对“互联网+”存在怀疑心态，担心对其现有商业模式造成冲击和颠覆；二是一些企业对“互联网+”抱有观望心态，不相信“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和积极作用；三是一些企业虽然有意愿利用“互联网+”提升效率、促进原有商业模式的革新，但由于自身惰性、历史惯性等原因而不愿主动做出改变，不想承担革新原有商业模式带来的成本，不愿放弃固有的企业经营方式和既得利益。
（二）实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条件尚不完善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包括三个层面：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和标准接口的基础设施。首先，在网络基础设施上，还需要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并加强宽带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确保我国在网络基础设施上能够赶超其他互联网发达国家。其次，公共数据的开放成为数据基础设施的基石，相互连接和数据共通的重要渠道，因此，需要打破各领域的信息孤岛，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推动全社会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最后，新兴行业生产服务标准的滞后和相关接口不统一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屏障，在跨界融合中已遇到了诸多因接口不统一而导致的重复开发和效率低下的后果。
（三）运用现有“互联网+”平台的潜力尚需挖掘
当前很多企业还没有对现有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充分的应用，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对信息化需求非常高，但同时信息化成本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更好的利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第一，互联网的入口为企业提供了触及数亿级用户的平台。互联网的网络规模效应将海量的用户集中到了一起，为企业、公共服务、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入口，也成为企业产品和服务触及海量用户的核心突破口。但是，目前各行业对于通过互联网触及用户还应用不足；第二，互联网金融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并逐步建立征信体系，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三，大数据、云计算可为企业数据存储与精准推送提供良好的技术手段和平台；各类社交网络、新媒体平台为企业社会化营销提供了新渠道和全新的用户体验；但是，仍然面临挖掘不够的问题；第四，互联网平台可为企业管理提供良好的应用，能够简化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管理流程，大幅提升组织间协同运作的效率，但目前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对其利用程度依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