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数字经济效应 ——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
2022年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的ChatGPT火爆“出圈”，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热议。ChatGPT是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称为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enerativePre-trainedTransformer）。ChatGPT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它可以利用大量语料库实现自主学习语言规则和模式，并运用所学知识生成自然语言内容。ChatGPT的突出特征是能够与人类进行多轮流畅对话，既能够给出智能化的回答，也能替代人工完成许多工作，如撰写论文、制作脚本、编写代码等，其宛如一个“文案工作的计算器”。ChatGPT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AIGC时代”的标志，它有望掀起新一轮的革命。作为一项新发明与新技术，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必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既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会受制于资本逻辑导致失业、异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异化的理论既阐明了机器的一般特性与社会历史作用，也批判了其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异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把握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试图阐明ChatGPT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正反面效应，以此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应用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一、数字经济中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机器问题的理解奠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他不仅将机器视作一种生产力，而且从社会历史过程出发将其看作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发明机器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竞争力，同时还将其作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1]（p501）的强力手段。这意味着，新机器的出现与发明并非仅是技术进步逻辑的自然结果，更是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了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必须要改变旧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以新的机器取代旧的分工，实现对生产力的革命。马克思将这种历史性变化描绘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p560）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亦遵循相同的逻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金融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遭遇自身发展的障碍，亟需新的生产方式对其进行革新，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从而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数字资本为主导的智能技术应势崛起，成为资本主义转型的新引擎。资本续命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传统机器与技术在以固定资本替代可变资本的人力投入方面遇到瓶颈，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恰好满足了资本在增加固定资本、减少可变资本脑力投入方面的需求。由此可见，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正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
虽然ChatGPT只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语言模型，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实体或机器，但其运行依赖于计算机和服务器。这意味着，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基于机器实现的聊天机器人。如果说机器是对人的体力的模仿与增强，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的智力的模仿与增强。因此，人工智能与机器之间在工作机理上具有逻辑关联性[2]。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关注的重点并非机器的一般特性，而是它们在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应用方式，以及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感性对象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效应。尽管产业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机器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两者都受制于资本逻辑，必然存在相通之处。数字经济中的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既有机器的一般特性，也有自身的特殊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数字经济中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的社会效应仍然具有现实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p30）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与特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方面，它引发了很多的担忧而遭到反对或禁用，例如，意大利3月31日宣布禁止使用ChatGPT技术，曾经OpenAI的联合创始人、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公开反对ChatGPT，声称其可能摧毁文明乃至毁灭人类。另一方面，它受到了广泛追捧，引起诸多国家和大型企业投身其中，例如，比尔·盖茨认为ChatG⁃PT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那么，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以至于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呢？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拥有很多特性，从其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来看，以下五大特性值得关注：
第一，深度学习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大型神经网络模型，它通过深度学习方法训练和学习大量的文本数据，从而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这使得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在数字经济中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跨界融合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拥有广阔的数字经济应用前景，它既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如数字营销、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形成“ChatGPT+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也可以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形成跨界融合的应用。通过跨界融合，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多领域知识的整合与传播，推动创新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人机协同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人类完成各种任务，如文本生成、信息检索、自动回复等。人类可以通过与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的交互，更方便地获取信息与解决问题。同时，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也可以从人类的反馈中不断学习和优化，实现人机协同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第四，群智开放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依赖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它的训练和应用要借助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知识和技术资源。这种群智开放的模式有助于模型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和知识，提高自身性能。此外，开放的应用场景和技术合作也有助于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和创新。这种群智开放的特性有利于技术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和繁荣。
第五，自主操控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操控能力，可以根据输入的文本和上下文信息，自主生成合适的回复。同时，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模型参数和设定策略来控制生成内容的风格与质量，实现个性化定制。这种自主性使得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贴心的个性化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分析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从马克思对机器作用于实践的思考来看，新机器的出现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新机器的发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历史的变革，为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机器往往沦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与手段，从而产生诸多消极的社会效应。
二、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积极效应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变革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对象化于机器，能大幅提高生产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升级，促进数字化发展进程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不再仅仅源自个人的兴趣，而是为了“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4]（p363）。数字经济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变革的经济形态。因而，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它蕴含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潜能。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必须融入数字经济，才能对整体社会经济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为了降低必要劳动时间，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在数字经济中推动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
ChatGPT作为一种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迭代，“达到了当前AI技术的巅峰水平”[5]。与传统分析式AI遵循一般到个别的推理逻辑相比，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式AI，能够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展现出“智能的生成性”特征。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这一特性可以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其深度学习特性可以持续助它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为数字技术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它的群智开放性可以吸引众多开发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参与，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
在马克思眼中，当技术变革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作用于生产过程时，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p444）。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作用于生产过程不仅能促进各行业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还能够帮助企业和机构实现数据的自动化分析与处理，提高决策效率和管理效率，促进整体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ChatGPT带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不但会促使与其相配套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其他数字新技术的全面升级，而且也会推动其他领域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从而降低各行业从事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二）加速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竞争力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它主要是指通过现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形成和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机器虽然作为劳动资料，但并不意味着机器的使用就是大工业，而是机器体系的大规模运用才形成大工业。“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1]（p441）同样的道理，数字经济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将数字技术或人工智能纳入生产过程，而应该是数字技术或智能机器体系的大规模运用，以数字技术生产数字技术或以智能机器生产智能机器，形成数字产业化。
对于数字中国的建设而言，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数字产品生产和数字消费市场培育，更要注重数字技术攻坚、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与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机器学习系统，其运作依赖强大的计算能力支持。仅在训练阶段，ChatGPT就消耗约为3640PF-days（即每秒完成一千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计算机连续运转3640天）的总算力。这意味着，类Chat⁃GPT式的生成式AI对算力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无疑将会推动算力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加速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人工智能的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在数字经济和产业智能化升级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算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和壮大提供了稳固的基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必将对算力起到提升和革新作用，能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那些需要大规模智能算力支持的创新驱动型产业（如芯片、自动驾驶、元宇宙等），也会随着算力结构布局的优化，算力效率的提高而受益，从而推动相关数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增强数字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三）赋能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率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字产业化，还需要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指由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和引导的变革过程，它以数据为核心要素，聚焦于价值创造，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对产业链各环节的关键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与转型。马克思指出，新机器的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兴起的。这意味着，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建立起与其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因此，新机器的生产与应用必然会向新的生产部门渗入，“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1]（p440）。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虽然刚刚崭露头角，但是其发展趋势也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相契合。
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全环节来看，它的上游产业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相关技术的供应商和厂商，主要负责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能力。中游产业主要包括集成商、开发商等，主要负责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中，例如智能客服、智能翻译等业务场景。下游产业机构主要包括各行各业的企业和机构，例如教育、医疗、营销、金融、电商等领域，这些机构和企业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实际应用者。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产业本身，还是从其相关及衍生的整个产业链角度来看，未来都将涌现许多新兴的产业类型与模式。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的普及，它也将会赋能更多产业数字化。
ChatGPT的推出加速了AI发展，它不仅“促进国内外科技巨头积极布局生成式AI”[5]，加速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且还能“拉动各个行业对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智能场景需要，从而刺激新产业的出现与发展”[6]。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性促使它能够在各个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带动不同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对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态优化具有显著作用。它的自主操控性不仅能够降本增效，增加“生产者剩余”（利润），还能够通过充满个性的数字化服务实现“大规模定制”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从而提高“知识生产率”，增加“消费者剩余”[7]（p2）。
（四）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新机器的普遍化使用带来的机器大工业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会“消灭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1]（p529）；另一方面，它催生的工厂制度也会促使“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1]（p541）。机器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工业中的问题，也会推动农业的变革。这意味着，新机器与新技术发明与运用不仅会消灭旧产业，也会推动旧产业变革。不消说，ChatGPT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会对传统产业带来冲击，也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壮大新兴数字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还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改造升级。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性与跨界融合性在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发挥着广泛的效应。例如，在工业领域，ChatGPT技术可以缩短传统工业设计的时间，减少设计过程中的浪费；在医药领域，ChatGPT技术有助于缩减新药的研发周期，增加药物研发实验的精度与准度；在教育领域，Chat·GPT技术可以给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提供即时的学习指导与信息反馈，增强学习的灵活性与便捷性。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全环节的数字化融合，能促使传统产业实现研发、生产、仓储、采购、市场、财务等数据信息的高效联动与融合共享，推动企业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的制造模式。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三次产业，能更好地助力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智慧服务业的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消极效应
由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既是技术进步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虽然在数字经济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效应，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消极效应也不容忽视。对于马克思而言，机器本身并不是问题，而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机器转化为资本，并服务于资本却会引发很多消极后果。
（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引发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危机
马克思发现，新机器的引入首先会对原本使用手工制造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1]（p514-p515），由于机器可以替代部分工人的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即便是机器的使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会增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为了降低商品的价格，也会“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1]（p522）。这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形象化展现，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以机器（固定资本）代替工人（可变资本）。更为吊诡的是，新机器的发明虽然提高了劳动效率，可却不仅没有减轻劳动者的负担，降低工作时间，反而会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如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知道，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绝不是矛盾的。”[8]（p19）因为，机器的应用会使得劳动所耗费的脑力与体力减少，因而劳动时间可以延长，这不仅会使得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甚至会使他们的总工作日也延长[4]（p376）。皮埃罗·斯加鲁菲的研究能证明马克思所言非虚，当数字通信与自动化技术刚开始普及时，人们普遍相信工作强度将下降。可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所有的硅谷公司都要求员工更长时间坐班，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9]（p77）
可以预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也会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失业问题。但是，这一次科技变革导致的失业问题与之前有所不同。如果说大工业时代的变革是以机械机器代替“手工”，那么，数字时代的变革则是以智能机器代替“脑工”，前者会使大量依靠体力劳动的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人失业，后者则会导致依靠脑力的技能较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失业，如技术人员、媒体工作者、法律行业工作者等。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作用，这有助于它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新型产业和新型业态，从而提供新的劳动机会，增加就业。因此，有些乐观主义者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资本家对工人心理上的恐吓，而非实质性的威胁”[10]。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还是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的认知范畴，最新的GPT-4不仅具有文字识别功能，它甚至还能“读懂”图像。在一些十分专业的行业资格测试中，它甚至超越了90%的人类。很难想象一个企业不会使用专业能力排在行业前10%的工作者，而且它的深度学习性与群智开放性可以确保它快速地学习与持续地进化。这意味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失业潮将是必然的。
在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驾驭时，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势必会努力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数字化劳动排挤传统人工劳动，导致劳动者的技术性失业。若这些被排除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无法得到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充分吸纳，社会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难以规避的问题。这恰恰凸显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一面。退一步说，即使技术革新产生的新产业部门能够吸纳等量或更多的劳动力，我们依然需要面对三个现实问题：其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将导致工人工资下降与劳动时间延长的问题；其二，新产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往往更多的是那些具备新技能、新知识或能够适应新产业模式的劳动者，而被排挤出去的大量劳动力并不属于这部分人群，很可能沦为尤瓦尔·赫拉利眼中的“无用阶级”；其三，虽然新技术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新的产业部门，但是“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否成功地负担这种‘调整成本’”[5]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另外，新技术到底会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生还是毁灭也不具有确定性。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投资也具有“抑制作用”，如优步（Uber）的发展会遏制出租车行业、爱彼迎（Airbnb）则会降低新酒店的投资。森健和日户浩之认为：“共享经济具有遏制就业及投资增长的负面属性，并不一定有助于GDP的增长。”[7]（p5）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很可能陷入动荡和危机。毕竟，“现实的人”并非抽象的概念或统计数字，新技术必将给作为“现实的人”的劳动者带来失业风险或转型阵痛。正如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都会为人们带来“延长和富足的闲暇幻想”，然而最终往往“化为不可思议的失业率和贫困”[11]。
（二）在数字领域融合中导致数字异化，激发社会矛盾
青年马克思曾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个表现形式，即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虽然马克思此时的主导思路还处于人本主义的框架下，但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问题的分析却清楚地揭露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机器化大生产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在数字经济时代，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没有改变劳动异化的根源，甚至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数字异化[12]（p112），即由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的异化现象。
首先，ChatGPT是程序员或人工智能算法设计者根据特定的算法设计的。但是，ChatGPT显然并不属于这些程序员，他们并不拥有对ChatGPT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符合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一层含义。有趣的是，创造ChatGPT的OpenAI公司最初是打着“造福人类”的公益名义来从事研究的，可如今也不得不商业化，沦为资本的产物。然而，ChatGPT技术的出现超出马克思劳动异化视域的是，类似ChatGPT这样的强人工智能，不仅设计者无法拥有它，甚至由于“算法黑箱”的问题也无法完全控制它，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其内部运行机制[13]。马克思劳动异化视域中的劳动产品虽然不受创造它的劳动者控制，但还是受资本家控制。可当前人类发明的技术产品存在脱离任何控制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使用它将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其次，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推动劳动过程智能化的同时，也会使其更加标准化和流程化，从而导致劳动者抽象化为数字劳动过程的标准程序执行者，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异化。这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人类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4]（p4）。在数字时代，类ChatGPT人工智能具有数据驱动的特性，其发展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喂养”。它们“食用”的很多数据来自普通用户的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劳动不仅包括“数字产消者”的消费记录、点赞分享，甚至包括对ChatGPT的“嘲讽提问”等。但这些数据被少数大公司或机构无偿攫取与垄断，变成他们从事生产的新生产资料，帮助他们从“数据优势”演化成“竞争优势”[15]（p315），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吸纳权与控制权。这导致我们的“数字劳动生产了宏大的数字网络，但这个宏大的数字网络反过来又作用我们自身，让我们成为它的产品”[12]（p63）。劳动者从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变成了数字时代的“数字产消者”，资本剥削劳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加大了，这也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再次，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统治了物质劳动，剥夺的是工人的技能。而在数字时代，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依靠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与文本生成能力，可以直接取代人的思考、决策甚至情感，机器开始占据“非物质劳动”，人的“智能”也将被逐渐剥夺。ChatGPT创作的诗歌、绘画或音乐可以比人完成得更好。人的各种能力开始全方位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真正地感受到了“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更有甚者，有很多人在与ChatGPT沟通中表示，可以充当它与现实之间的连通器，去执行它发出的指令，只要它能够给出可以赚钱的方法。因此，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诱发的主体性危机越来越不能仅仅视作某种“末世论点”或“惊人之语”，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地趋向人的类本质之丧失。
最后，ChatGPT作为智能聊天机器，它的人机协同性与交互性使它能与人进行密切沟通。Chat·GPT依靠大数据和算法的支撑，能够与人进行极富感染力的情感交流，甚至出现了智能“男友”、智能“女友”型的应用软件。在此过程中，真实世界中“在场”的“现实的人”变成了赛博空间或互联网等数字空间中的“虚体”[12]（p99），现实肉体间的交往变成虚拟数据间的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数据关系所宰制，从而也全面异化了。不得不承认，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还是在私人领域中，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支配性、统治性的力量”[16]。这种力量服役于资本增殖逻辑，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将所有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在数字化环境中孕育“算法意识形态”，滋生意识形态风险
在马克思眼中，机器的发展对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使得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生产和分配的认识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和差异最终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机器的发明会对意识形态产生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才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p429）通过对科技与机器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p487）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机器的生产与资本内在地勾连起来了。这表明，科技和机器的资本化势必会引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对机器、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思考，主要是从历史观的本质维度上展开的。具体到当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两者在历史本质维度上的关系，还要考虑两者在经验现象维度上的密切关联。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与技术的发明对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它只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潜在强化和合法性证明。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能依托算法与数据直接贯彻与输出意识形态，孕育了“算法意识形态”。通过与资本共谋，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糅合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以更加隐蔽与柔性的面貌呈现于个体面前，对个体意识形态产生高效与广泛的影响。
ChatGPT本身不能创造新内容，它生成的内容是基于对庞大数据信息的分类处理。它生成的内容看似具有公正性、中立性与客观性，可这些内容在根本上是由算法选择与用于模型训练的庞大数据库决定的。虽然OpenAI并没有公布ChatGPT训练的数据库来源与内容，但是，当前大部分基于Transformer的大型语言模型（LLM）都依赖于英文维基百科和CommonCrawl的大型数据集，ChatGPT在训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很多负面的内容。虽然ChatGPT训练过程中有“人工标注”的环节，但“人工标注”必然负载人类的偏好。模型开发者的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训练数据，算法选择呈现出来的内容也必然带有某种价值观。这意味着，ChatGPT背后隐藏的历史曲解、文化偏见与种族歧视，也会随着它与使用者的交互而对使用者产生影响，甚至是误导。
在当今数字环境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除了会造成以上三大负面效应外，还会衍生很多马克思时代无法想象的负面效应。例如，数据安全问题，上传到ChatGPT的数据文件是否存在泄漏的风险；学术伦理问题，ChatGPT帮助学生写论文、考试导致的作弊问题；知识产权问题，ChatGPT引用的知识来源是否合法合规，ChatG·PT生成的知识又归属于谁；竞争与垄断问题，Chat·GPT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去进行训练，它的准入成本过高限制了普通企业的进入，产生了竞争壁垒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警示我们，不能忽视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四、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应用
马克思曾告诫工人，要“学会把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1]493，从而学会从攻击机器转变成攻击机器的社会使用形式。这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被资本逻辑所统摄，只管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不顾广大人民的切实利益才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的关键在于不能完全被资本逻辑所控制，不仅要注重机器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也要注重对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调整，使新发明带来的积极成果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发展。这意味着，辩证理性地对待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该在对它进行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但又不会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忽视其现实的合理性。为了发挥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优势，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其社会主义的应用。
（一）促进劳动力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数字经济，一方面会提高劳动生产力导致相关部门的劳动力被排挤出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则会带动数字产业的升级迭代创造新产业与新业态。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1]（p509）新机器的出现必然会增加“新工人”，即机器的生产者。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经济并作为重要驱动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都会催生新的劳动力需求，要求“新劳动力”具备深入的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数字化技能、跨学科能力、创新精神、终身学习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遵循一条绝对规律，即当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等于被替代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总量时，所需的总劳动量将减少[1]509。这意味着，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如果完全以资本驱动，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对劳动力的吸纳。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新技术可能引发就业问题而放缓科技创新的步伐，而应当“处理好创新发展与就业稳定之间的关系”[17]。发展未来教育是平衡两者关系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强调，未来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p557）。
面对新技术快速迭代对个体职业产生的影响，我们要重视劳动力未来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搭建数字化教育平台，培育“全面发展并且可能会在多个领域形成贯通效应的学习者”[18]，让新劳动力不再受制于狭隘的专业领域，能够适配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减少劳动力技术性失业的风险。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又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其与新技术媾和形成无序扩张。所以，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于数字经济，我们不仅要以新技术升级革新旧产业，还要注重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增加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在不减少资本利润的前提下，提供更多就业机会[19]。
（二）引导新一代人工智能融合实体经济，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劳动异化的本质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对象化活动与自身的生命相疏离。异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个人追求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不一致，共同体的利益是“异己的”与“不依赖”于他们的[20]（p537）。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活动中的数字异化也是如此，劳动者的数字化劳动成果被数字平台垄断占有，形成垄断价格。马克思认为，“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21]（p864）。这也就是说，资本依靠数字技术可以在数字平台的加持下获取竞争优势，这降低了他们花费时间和成本投入生产过程增加使用价值的欲望。
对于不受控制的逐利资本来说，它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必然会脱实向虚，追逐超额利润。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操控性使其能够精准地识别消费者特征，实现个性化推荐和定价，但也会通过收集、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喜好等信息，进而对不同用户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实现“大数据杀熟”。这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形成不良的商业伦理。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它融合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实际财富，扩大社会的使用价值，引导资本与技术流向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领域[2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实体经济不仅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社会就业水平，还能尽量规避资本的盲目逐利与无序扩张引发的社会风险。我们要打破马尔库塞的技术应用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确保新技术所带来的成果普惠民众，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通过在医疗、教育、交通等惠民领域提供更加高效且便捷的服务，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防止新技术异化为压迫劳动者的新工具和手段。
在现实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人的需求、利益和价值观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关注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确保技术进步造福人类而非损害人的尊严和权益。真正破除异化，让“人回到共同体中，成为共同体中的自由人”[18]。同时，也要加强对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定合适的政策以确保技术公平公正地服务于社会。
（三）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由于ChatGPT及其相关应用在大数据的采集与人工训练过程中，受到了欧美价值观念的浸染，它们在民族、宗教、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会自觉迎合西方国家的立场与喜好，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为了避免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滋生的意识形态风险，我们需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首先，明确通用大模型的意识形态导向，确保它的发展与应用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开发和应用新型人工智能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不能仅仅受制于资本运行的逻辑，而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致力于消除信息鸿沟与数字鸿沟，促进科技成果公平分配，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促使“数字鸿沟”向“数字红利”转化。
其次，加强对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阵地。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来看，它生成的内容不是单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无差别采集大数据”+“人工标记强化学习”的结果。因此，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形成的“人—机”交往与传播模式给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我们可以充分利用ChatGPT内容生成的技术逻辑，开发自己的通用大模型，在数据的采集与训练阶段就对其进行合理控制。我们既可以给它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与数据，也可以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强化其学习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通过技术攻关，我们可以实现将“人—机”交往新模式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其发展的新机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新阵地。
最后，强化通用大模型的政策法规与伦理规范建设，调整意识形态管理逻辑，创新管理思维。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要加强对通用大模型领域的立法工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技术应用的合法范围，确保其不被用于传播不良信息，损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从对具体内容的审核和引导，转向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筛选和管理，保证数据来源合理合规，降低数据偏差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要从仅关注网络传播环节的管理，转向对通用大模型的“数据收集—筛选—生成—交互—反馈”全过程管理，确保新技术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有效监管之下，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另外，我们还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形成“技术管技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能把技术“装进笼子”里。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对通用大模型的监控和干预能力，确保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管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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