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颠覆性技术，正在释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国亦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更好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研究其未来趋势和走向。
人工智能不同于常规计算机技术依据既定程序执行计算或控制等任务，而是具有生物智能的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行动等特征。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赋予机器人类智能”。首先，人工智能是目标导向，而非指代特定技术。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在某方面使机器具备相当于人类的智能，达到此目标即可称之为人工智能，具体技术路线则可能多种多样，多种技术类型和路线均被纳入人工智能范畴。例如，根据图灵测试方法，人类通过文字交流无法分辨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那么该机器就可以被认为拥有人类智能。其次，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及生理构造的模拟。再次，人工智能发展涉及数学与统计学、软件、数据、硬件乃至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需要算法研究、训练数据集、人工智能芯片等横跨整个创新链的多个学科领域同步推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经济的融合要求外部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所涉的外部环境十分广泛，例如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基础设施、社会舆论等。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并与经济深度融合，其所涉外部环境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彼此互动和影响亦将日趋复杂。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将波浪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本轮发展浪潮的高峰。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飞跃。一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数据爆发，二是云计算技术应用带来的计算能力飞跃和计算成本持续下降，三是机器学习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推广。但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和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可能仍将经历波折。人工智能的发展史表明，每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都遭遇了技术瓶颈制约，导致商业化应用难以落地，最终重新陷入低潮。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技术上限和商业化潜力都大大高于以往，部分专用人工智能可能获得长足进步，但许多业内专家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从机理上还不存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化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要起到辅助人类工作而非替代人类的作用，同时，严重依赖数据输入和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人类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继互联网后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遍及整个经济社会，创造出众多新兴业态。国内外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提升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商业研究机构对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预测，主要预测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行业增长率等。多数主要商业研究机构认为，总体上看，世界各国都将受益于人工智能，实现经济大幅增长。未来十年（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助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12%左右。同时，人工智能将催生数个千亿美元甚至万亿美元规模的产业。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和牵引，可能呈现出三种形态和方式。其一，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能够解决需要适应性和敏捷性的复杂任务，即“智能自动化”；其二，人工智能可以对现有劳动力和实物资产进行有力的补充和提升，提升员工能力，提高资本效率；其三，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推动多行业的相关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开辟崭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前所未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工智能使机器开始具备人类大脑的功能，将以全新的方式替代人类劳动，冲击许多从前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小的职业，其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大大超越从前的技术进步。但他们同时指出，技术应用存在社会、法律、经济等多方面障碍，进展较为缓慢，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难以很快实现；劳动者可以转换技术禀赋；新技术的需求还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当前，在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领域，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目前仍处于研究的早期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不过，学界的一些基本共识已经达成：短期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促进作用；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和速度难以预测。因此，我们需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可能导致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保持关注。
（张鑫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责任编辑：张瑨瑄】中国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进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科技研发的首要领域，提出“十四五”期间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等领域智能化发展任务。为了落实《建议》精神，中国经济时报社、国研经济研究院组织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相关部委和中国传媒大学专家，对中国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报告认为，展望我国“十四五”和2035年的发展蓝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体系将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智能技术赋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将构成“智能经济”方阵，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人工智能起主要驱动作用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将到来之时，更加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智能经济的内涵，研判智能经济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今天发表研究报告摘要，以飨读者。
中国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课题组
智能经济：人工智能起主要驱动作用的经济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创业的最大热点，在不同行业领域中展现了快速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在能源和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能效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技术手段；在交通物流领域，自动驾驶的“五级水平”评估体系，清晰地定义和展现了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在城市和社区领域，人工智能在安防监控、应急管理、智慧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交易决策和执行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在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人工智能已成为辅助诊断乃至替代人工诊断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在辅助命题、助学助考两方面发挥作用；在文化娱乐领域，人工智能大有用武之地，已经在棋牌电竞对战、诗词歌曲创作、影视动漫音乐特效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在生活服务领域，人工智能在助残、养老、心理咨询疏导等服务中具有较大潜力，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的社会中必将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从历史视角看，人类经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自电子计算机发明以来，人工智能就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科技进步方向。在21世纪前20年，人工智能在算法、算力和数据积累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在不远的未来，诸如疾病诊断、语言翻译、汽车驾驶等许多需要知识或经验技能基础并根据场景设定来进行反映的劳动，都可以完全使用机器智能来完成；而诸如科技研发、艺术创作等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机器智能的辅助来完成。到那时，人类的身体和精神都将获得高度的自由。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的自然智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化”，与机器智能高度融合、相互迁移，使得机器具有远程协作、适应环境、主动创造、发现事物、揭示规律能动性的必要智力。
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全局看，全球经济数字化的发展浪潮，既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深入进行的信息化革命，也来源于21世纪以来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即将进入智能化阶段，智能经济的技术要素、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加快萌发，并且成为数字经济的先锋力量。美国“智慧地球”和日本“超智能社会”等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已经移向智能经济。
从全球竞争的前沿看，智能经济已逐渐成为全球创新活动的热点、企业竞争的焦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许多经济活动由线下转到线上，由集聚互动、密切往来改为远程互联、分散运行，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对智能化的内在需求。传统市场需求被抑制，传统经济运行和社会分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超乎常规的财政金融刺激政策；市场需求、数据资源和金融资本都加速流向少数互联网平台型、软硬件系统集成型企业。未来5-10年，由这些信息技术领军企业推动的科技创新将加快转化，产生经济社会效益。量子计算、分布式能源技术、生物信息技术、智能化生物工程等与智能技术相关基础研发可能酝酿着重大突破；5G等超大容量移动通信、云计算存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诊疗服务等智能化产业领域的全球市场将加速扩容。
从经济体制层面看，智能经济不仅仅是在智能技术体系中发展出的“新经济”形态，更是将整个经济活动架构于智能技术体系之上的经济体制变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现有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缺陷：智能经济以平台经济的形式，将设计、制造、服务等创造价值的过程与市场交易的过程相融合，预测供需特征、精准匹配供需，远程调控生产和物流，对市场变化进行动态决策反馈，并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衔接为信息高度互通、交易逻辑互洽、资源统筹配置的有机体。这样，附着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就显著下降，维系一个经济体高效运行所必需的市场规模相应降低，本地化、定制化生产服务更为普及，细分市场的供需匹配更加有效。率先完成智能化的经济体，无论规模大小，必将以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高度优化的资源配置、动态均衡的宏观稳态等特征出现在全球经济方阵的领军地位。
我国发展智能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智能经济是兼具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变革两方面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我国有望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时代机遇：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面对国内日益升高的劳动力成本、来自后发国家的低成本替代式竞争，我国必须积极实施智能制造、“机器换人”，巩固我国在产能规模和产业链完整性方面的优势，避免落入“去工业化”陷阱。第二，我国在互联网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全面覆盖的时期，形成了平台经济优势，在搜索引擎、智能终端、社交网络、电商物流、数字支付、文创娱乐、共享经济、线上线下融合型消费等领域，建立起以我国为中心、辐射海外市场的优势平台。只要加入先进的智能技术作为支撑，提高各平台业务模式的智能化水平，就能形成我国智能经济的主力方阵。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部地区人口相对稀疏、物流成本高，难以形成集聚发展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另辟蹊径，发挥智能经济在远程协同、无人值守、低碳环保、线上就业和消费等方面的优势特征，建立适应于本地经济禀赋的现代化经济形态。
人工智能作为智能经济的引擎，是我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重大机遇。“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导特征，人工智能是智能技术中居于领军地位的关键技术，是智能经济发展的引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场颠覆式创新，需要全新的程序语言、算法逻辑、硬件架构、系统平台等一系列技术要素，同时又离不开原有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基础体系。因此，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先发优势，我国需要抓住技术体系变革带来的机遇，找到“弯道超车”的机会，构建起应用牵引创新、市场反哺研发的正向反馈机制，不断吸引更多经济要素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作为智能经济的引擎，正在推动我国传统产业变革。尽管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不断发生变化，食药品、化工、建材、金属冶炼、纺织服装、机电、家居家电等传统产业领域仍将构成国民经济的支柱。抢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将一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智能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经：智能化的新型研发工具，正在改写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图谱；基于智能制造的个性化设计制造方式，为传统产业打开了广阔的细分市场；智能化的生产运营方式，则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要素结构和空间分布。
“新基建”将加快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当前，面对国际经贸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变局，着眼于全球数字经济即将进入智能化阶段的大趋势，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正当其时。“新基建”既包括基于全新技术体系的新型基础设施，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完善、延伸和升级。5G、数据中心、物联网、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等新型基础设施，将会赋能公路、电网、医院、校园、工业园区等传统公共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形成智能经济的硬件基础。推动“新基建”，需要立足于我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宏观杠杆率仍然偏高、少数关键设备制造仍受制于人等基础条件，选准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要从发展智能经济的前瞻布局出发，完善基础设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民间投资，吸引外资，使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若干类新型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经济的探索——以百度为例
百度立足搜索引擎业务，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是我国互联网行业领军企业之一。出于“技术理想”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刻认识，百度敏锐地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看到了全球搜索引擎巨头从信息检索向人工智能进化的战略布局，坚定走科技自立自强道路，较早开始投资人工智能。自2010年起，百度将相当大一部分的研发投入用于尚未商业化的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支战略科技力量。
“十年磨一剑”，百度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连续多年每年投入达到百度营收的15%左右，2019年达到185亿元，在中国五百强企业中，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排名第一。同时有一万多名工程师参与研发，近百万台服务器集群进行各种复杂运算，千亿级的参数和样本参与训练，万亿级数据来“喂养”百度大脑。凭借长周期技术积累、不计成本地刻苦攻关，百度已形成较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重点应用领域取得突破。
在智能交通领域，百度以“阿波罗”平台为主体，形成软硬件一体化的系统集成优势。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申请专利2900余项，位列中国第一。百度将自动驾驶技术对全世界开源开放，打破了国内外一些企业过去各自为政造成的技术封闭与割据，也为我国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抢占自动驾驶技术和应用制高点提供了重大机遇。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领域“深度学习”，百度紧追全球前沿，推出了自主可控的深度学习平台。百度推出的“飞桨”深度学习平台，是我国自主研发、率先开源、技术领先、功能完备的产业级深度学习平台。飞桨打破了国内人工智能开发者过度依赖国外开源深度学习框架的局限，有助于培育我国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智能应用领域，百度推出“小度”智能屏，成为全球很受青睐的智能音箱产品，也为培育“智能消费”意识、打好智能经济的群众基础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人工智能基础硬件领域，2011年起，百度开发自研了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AI芯片“百度昆仑”，目前已量产约2万片。并与飞桨深度结合，打造全栈国产技术生态。同时，还开发出远场语音交互芯片“百度鸿鹄”等一系列人工智能基础硬件。
总结百度经验，加快探索人工智能应用新场景
在抢占技术制高点的同时，百度深耕于中国经济社会，将智能经济与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需求场景相结合，创造了诸多智能技术创新应用。
为了加快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实现智能交通、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百度积极探索在特定场景下的特种车辆应用智能技术，大力推广普及自动驾驶。百度和厦门金龙汽车合作，推出“阿波龙”无人驾驶小客车。“阿波龙”现已在北京、广州、深圳等30多个城市的不同场景下落地运营。阿波龙的“上路效应”，已经传导到打车服务商、芯片制造商，再到整车厂商等，进一步验证了百度自动驾驶技术体系的优势。
为了实现产业智能化，推动我国数字社会加快向智能社会跃迁，百度将基础研发与应用研究、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结合起来，以基础平台为突破，在推广应用中收集需求、升级研发、构建生态。“飞桨”开放应用后，不仅在百度上下游相关企业中迅速普及，还广受我国诸多行业企业的欢迎，发挥了远超预期的社会效益。
百度云计算坚持产业应用导向，在智能技术赋能下拓展开发个性化应用。“百度智能云”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智能质检车间”，质检云产品已经覆盖3C、汽车、钢铁、电力等十几个行业、几十个场景；百度智慧金融已经服务国有六大银行等200家金融客户；百度智能云还联手银联商务，助力800万商户智能转型。
百度的智能小程序，是目前国内唯一开源的小程序生态。截至目前，百度政务小程序共有在线服务184项，已覆盖27个部委及9个地区。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百度人工智能技术快速适应场景变化，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问答机器人”14天就完成上线并开放。百度飞桨开源了业界首个人脸口罩识别和检测模型，可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进行身份验证。
推动智能经济的政府监管和社会服务模式创新
智能经济作为新兴的平台经济，在发展之初就需要做好制度设计，基于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趋利避害，平衡好技术、平台（接口）、数据、资本、人才、创意、用户习惯等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创造贡献、各类要素充分体现价值、经济效益得到合理分配的市场机制，让我国智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开放包容、有序公平竞争、风险有效防范化解的良性发展轨道。
我国发展智能经济，不仅要在技术上取得引领地位，还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着力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电信服务、互联网应用、交通、工程建设、制造业、金融、医疗、教育等各相关行业的统筹协调，把国家利益、社会效益摆在短期个体收益之上；统筹协调技术标准和基建投入方式，采取混合所有制、BOT等模式，建成全国互联互通、各行业无缝对接的“智慧国家”网络。
推进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平台研发应用
随着智能经济全面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平台将成为重要的科技和产业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基础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则是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立足于智能时代提供根本支点。决定了我国智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目前，我国已拥有国产化的深度学习平台，未来还须增强国产化深度学习平台对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的支持。引导更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主动使用国产深度学习平台。特别是要通过科研立项、国内学术论文的发表交流，形成一个活跃应用国产化深度学习平台的创新网络。
高校是培育未来我国科技研发人才的主阵地。我国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要全面推广应用，首先应当守住高校这一阵地。为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由高校主导、企业一线研发人员共同编写教材，在相关专业开设选修课，对高校老师统一进行培训，帮助学生掌握并习惯使用我国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平台。在国产化平台产业应用和教学研究趋于成熟的基础上，应争取列入我国高等院校教学大纲和考试体系，列入国家职业认证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政策思考和行业展望
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原始创新的制度环境。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所需的长周期高额投入，加大政府对基础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揭榜挂帅”攻克关键技术的方式，构建我国自主可控、领先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创造更加灵活多样、贴近市场需求的国家科研项目立项和管理机制，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提供项目支撑，允许将具有战略前瞻意义的企业科研项目上升为国家科技项目，形成市场和政府同频共振的“新举国体制”。
加大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着眼于全球“新基建”竞赛，充分发挥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重点加大5G、工业互联网、分布式能源、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智能驾驶的车路协同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在各级各部门“十四五”规划中，优先编列“新基建”项目。
探索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智能化新路径。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人的发展，挖掘国内市场消费升级潜力，不断开拓智能经济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路径。在卫生健康领域，支持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综合健康管理体系，防范重大疾病风险，有效降低全社会医疗费用。在文化领域，鼓励应用人工智能开展辅助文学、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各类作品创作,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加快发展智能经济的同时，牢牢守住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生物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需求，持续探索部署应用新型人工智能检疫技术、识别技术，将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全球各国共同发展智能经济。（报告执笔：李扬帆、陈铁宝）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新人工智能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蔡跃洲
自1956年夏季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尽管兴起过几次研究热潮，但直到2016年“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后人工智能才算真正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2016年也因此被称为“人工智能商业化元年”。人工智能在概念提出后60年才进入商业化应用，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和实现途径在经过几次高潮低谷的轮回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朱松纯认为，前30年人工智能的实现以数理逻辑表达和推理为主，后30年则以概率统计建模、（机器）学习等为主。这意味着从技术路线来看，前后两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属于两种不同技术，不妨将其分别称为“旧人工智能技术”和“新人工智能技术”。
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
当前，新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加速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关键在于其技术路线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趋势相契合。在过去10年里，作为此轮科技革命技术核心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G/4G/5G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并实现商业化应用，使数据信息在生产、存储、处理、分析、传输等不同环节发生全方位、革命性变化。从技术实现角度来看，数据、算法、算力是新人工智能技术赖以运行的基石；因此，新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集成的）信息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经济社会发展组织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新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创造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新人工智能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并能通过要素支撑、效率提升、知识创造等方式促进宏观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
渗透性是某项技术所具备的能够与经济社会各行业、生产生活各环节相互融合并带来经济运行方式改变的一种潜能（Bresnahan、Trajtenberg，1995），也是新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Technology,GPT）有望对经济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基础性特征。替代性是指新人工智能技术物化为特定形态的要素后，能够替代其他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支撑作用。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性不仅表现为对资本要素（包括非ICT资本和其他ICT资本）的替代，还包括对劳动要素的直接替代。协同性更多是指生产过程中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其他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降低摩擦成本，从而提高运行效率。协同性也是其他很多ICT所具备的技术—经济特征。创造性是指新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创造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生物医药、材料科学、量子物理等领域，研发过程具有“大海捞针”的特点，虽然能够确定创新存在于已有知识的某种有用组合之中，但是有用知识范围广泛复杂，要找出来特定有效组合极不容易；而新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大大提高识别效率，缩短寻找最有价值组合的时间。
另外，新人工智能技术也是一种高度集成的信息技术，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很长的产业链条。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必然会引发产业链各环节技术产品的集群式、爆发式增长，从而有望形成国民经济新的接续主导产业，为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结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带来就业分配重大结构性变化
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会带来就业和分配方面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新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要素的替代，特别是对人类智力的部分替代，使得社会劳动就业市场不可避免受到重大冲击。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进程演进的历史经验来看，重大技术革命在消灭一部分既有就业岗位的同时，往往也会创造出新的岗位（例如机器替代手工操作岗位的同时衍生出机器维修这样的新岗位），最终在就业岗位总量上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但结构性变化不可避免。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能够对原本专属人类的智力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因此，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相比以往会更为复杂。
一方面，由于新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智力活动，不少原本需要一定专业知识或技术背景的岗位有可能会率先被替代，例如，写稿机器人、机器人法律助手等已经能胜任简单的新闻稿件写作、法律咨询等工作。另一方面，当下的新人工智能技术还属于弱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活动的替代总体还非常有限，在很多情况下新人工智能技术更多是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由此将衍生出大量具有人机互补特征的新岗位。基于上述机制，此次由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的自动化进程，岗位替代和岗位创造仍将并存，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有望继续实现总量上的大致平衡。
当然，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动可能会与以往存在较大差异。以往的自动化进程是对劳动者体力的不断替代，被替代岗位更多集中于较为低端的简单劳动；而新人工智能技术对智力活动的部分替代使得具有相当知识技能的中产白领岗位也处于被替代境地。一旦中产白领岗位被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那么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将呈现极化趋势。
拓展经济学研究全新课题
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学研究带来很多全新的课题。政治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收入分配、创新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可能都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开展理论创新。从当下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既有应用实践来看，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丰富与拓展。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性特别是其对劳动要素的替代，要求我们结合新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的技术—经济特征，从价值创造角度对其内涵本质进行重新审视，为丰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新的依据。
二是基于数据要素特征等形成的边际报酬非递减现象与增长理论的拓展。数据要素作为新人工智能技术最重要的基石，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零成本复制等特征，使得基于新人工智能技术所形成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时能够破除其他传统要素所遵循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加上知识创造方面的作用机制，凡此种种都是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内生增长理论没有覆盖的现象。
三是收入分配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涉及数据、知识、资本等多项要素，如何测度其贡献并决定其对应的报酬，将是增长经济学初次分配理论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而未来新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效应发挥作用可能带来的收入差距极化、大量无业人员基本生计等问题，则会对再分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四是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拓展。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还将带来生产组织模式的重构，伴随各种新模式、新现象的涌现，创新经济学理论在更多创新实践滋养下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展。此外，新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深度机器学习等方法与经济学现有的计量分析、因果推断等相结合，将有望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定量分析工具。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加速释放。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正是凭借巨大的市场空间，我们抓住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在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取得全球并跑乃至领跑的优势。未来10年，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将为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有力支持，进而延续我国在新经济、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优势。经济学乃致用之学，经济理论源于经济现实。新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必将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丰富、鲜活的实践素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8A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增长动力及产业结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7187314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宏观大数据建模和预测研究”（71991475）阶段性成果）
[责编：赵宇]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
原标题：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执政环境、社会关系、治国理念等带来冲击，深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研究应对之策，对于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机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政治领域后，既具有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技术的鲜明特点。
从技术影响政治安全的一般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网络、军事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因此，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条件，首要的任务是为政治安全提供服务和保证。综观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被首先考虑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尽管这些技术研发的初衷并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第二，政治安全与技术进步相生相克、相生相长。马克思认为，先进技术进入政治领域后，有效提高了“社会控制和权力再生产”。同时，政治安全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反过来成为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但技术并非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术利用不当、发生技术失控，或者技术自身缺陷所蕴含的风险爆发，政治安全可能被技术进步反噬。第三，技术进步倒逼政治发展转型，给政治安全带来新课题新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火枪火炮成为主战兵器时，继续用木盾藤牌来保卫政权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当政者转变思想观念，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当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普及时，西方国家政党纷纷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和选举拉票。人工智能较之以往的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器“主观能动性”优势，必将对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安全路径等带来更大的改变。
从人工智能影响政治安全的独特机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和大数据将左右智能机器“认知”“判断”，继而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抉择。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数据是否真实完整未被删减篡改伪造污染，直接决定机器的研判结果，并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人口学变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可以将数以亿计的政治行为体抽象成社会的“节点”，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信息中节点的度数、介数和接近度，来揭示权力集聚规律、赢得政治威望的秘诀，这为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智慧渠道。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军事、社会、网络、信息等领域的影响向政治领域传导，间接冲击政治安全。作为一项赋能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写”各领域的秩序规则，给各领域带来机遇和挑战。尽管以往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领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并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时代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冲击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给政治安全带来新挑战
技术变革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既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挑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政治权力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即代表着权力。掌握数据的主体既有国家权力机构，也有个人、企业团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互联网数据”结构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决定着处于线上社会任何位置的主体，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体位势高。人人都有“麦克风”“摄像机”，处处都是“舆论中心”“事发现场”，这一显著特征，弱化了传统的线下科层制国家管理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政治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逐渐向社会层面弥散，国家治理难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目前，这种风险已初露端倪。2019年9月，因有人线上传播“老师辱骂原住民学生是‘猴子’”的种族歧视谣言，印尼巴布亚省爆发严重骚乱，导致26人死亡、70余人受伤。
挑战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资本权力的扩张将危及国家权力边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包括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进步势必引起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引起变革时，将会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从当前种种迹象来看，资本的权力依托技术和数据垄断持续扩张，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门槛很高，依赖于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导致社会各产业、各阶层、各人才群体间的技术研发能力、资源占有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极不平衡，以互联网商业巨头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将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赋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应用前景，导致资本趋之若鹜。商业巨头实际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话语权，并正在逐步形成行业垄断。人工智能时代，巨头企业以强大资本为后盾，逐步垄断技术、控制数据，或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享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进而可能插手政治事务。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为资本权力的扩张设定合理的边界，是未来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和算法潜移默化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算法就是新的权力。近年来围绕国家大选而展开的种种政治运作显示：拥有数据和技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议程。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发布海量虚假信息，力图影响选民的认知、判断与选择。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2017年的英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显示：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数据和准确的算法，技术企业就能够为竞争性选举施加针对性影响。当某种特定政治结果发生时，人们很难判断这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被有目的地引导的结果。
挑战之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政治敌对势力用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利用先进技术威胁他国政治安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后，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联、传播政治谣言、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人工智能时代，攻击一国人工智能系统或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带来的后果将比以往更为严重。
挑战之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技术多被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利用它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回迁，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使后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和全球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通过发展军事智能化，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国家之间一旦形成技术“代差”，综合实力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讹诈和技术突袭的可能性增大。
多措并举，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关我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企业、科研机构常常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而国家政府则往往远离技术前沿，对技术的感知相对滞后，对技术的安全风险准备不足。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运用系统思维，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处置能力。要创新技术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研究机构、技术专家、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是政府单向的行为过程，治理则是一种开放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互动过程。通过多方互动，政府既可以跟踪掌握技术和应用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掌控治理主动权，又有助于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关切，共商制定风险管控机制，推进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现在起到2030年，是我国抢抓机遇的关键期。要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打造一批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从智能芯片、基础算法、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入手，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技术应用风险，严格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行业监管，确保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紧跟技术发展变化，动态修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加紧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对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机器伦理等问题予以明确，理顺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形成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算法设计、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的全过程监管。积极促进行业自律，加大对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侵犯隐私、违背道德伦理、擅越权力边界等不良行为的惩戒力度。要积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抓住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配套法规刚刚起步之机，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及时宣示我国主张，努力掌握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国际交往主动权。
针对外部安全风险，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证。要积极研究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推进现代武器装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能化条件下部队训练演练，不断提升我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作者：许春雷，系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武部副部长)
(责编：杨虞波罗、初梓瑞)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