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就业市场
导语：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言之有理工作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教授。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短期内会对就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其发展与应用不仅会创造更大就业空间，而且还会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在保障和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言之有理：一些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减少就业岗位。对此，您怎么看？
杨伟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短期内的确会对就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在更高水平更大程度上赋能企业和劳动者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更大就业空间。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提升，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还能通过与各领域产业深度融合，大规模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培育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形态，从而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第三，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治理、司法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在准确感知、预测、预警等方面的深度应用，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会带动其他行业发展，既可以直接创造更多新工作机会，又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从中衍生出许多新型行业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言之有理：除了创造更大就业空间，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会对人们的就业质量造成什么影响？
杨伟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成就感；帮助劳动者更加自由地安排工作、生活、学习和个人事务，不断优化调整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以实现快速学习、高效学习，从而提高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通过人机协作赋能劳动者，帮助劳动者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度和舒适度。总之，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劳动者按照自身意愿以多种形式完成工作任务，帮助劳动者以最切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学习新的专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言之有理：稳就业、保就业是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稳就业、保就业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杨伟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稳就业、保就业成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显示出在保障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和巨大潜能，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就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比如，数字经济发展全面提速，智能化、科技型产品较快增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络问诊等快速扩张，无人零售、直播带货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既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又助力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就业目标任务。
言之有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扩大就业，但短期内不可避免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一部分人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杨伟国：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劳动者要做好心理准备与技能储备，相关管理和服务部门也要及时调整就业政策措施以适应科技发展进步与就业市场变化，推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协调平衡。
（言之有理工作室郑延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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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呼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是助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也会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引发重大的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强调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与谈人
彭家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虞昊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邓玉龙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持人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的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相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请具体谈谈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彭家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蓬勃兴起，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迈入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重大历史机遇需要我们把握。就技术治理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正在助推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革，将传统技术治理提升至智能化新阶段，呈现出“智能治理的综合”趋势。智能治理将全面提升社会公共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治理融合化，即促进各种智能技术与其他治理技术相互融合，大幅度提升智能社会的治理水平；二是治理数据化，即以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映射出来的“数字世界”进行社会计算，实现治理目标；三是治理精准化，即发挥智能技术强大的感知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将传统的粗放治理转变为精准治理；四是治理算法化，即不断完善智能决策系统，尝试将程序化的算法决策扩展到更多的决策活动中，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虞昊：人工智能有助于反思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分析式AI向着生成式AI不断演变，尤其是生成式AI初步展现出判别问题、分析情感、展开对话、创作内容等越来越具有人类特征的功能，原本属于人类的领域正被人工智能以另一套由“0”与“1”构成的计算机语言逐步侵蚀。这既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势必会在更加平等的开放性框架中增强人类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
邓玉龙：总体来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例如，生成式AI不但能完成传统AI的分析、判断工作，还能进一步学习并完成分析式AI无法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高效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刺激劳动形态的转化。人工智能高效承担大量的基础机械性劳动，人类劳动则向高阶的创造性劳动转化，由此引发社会层面的劳动结构转型、升级，并且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整合、协调能力也实现升级。二是促进劳动场域的重构。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扩展，人工智能将劳动从固定场域中解放出来，人类劳动的灵活性增加。相比于创造性劳动，机械性劳动更加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在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替代更低边际成本的基础性劳动之后，人类劳动空间和时间的自由性实现跃迁。三是对主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主体适应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要求人类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需要更契合科技发展的水平，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
主持人：人工智能的一系列产物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大家对其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的警惕。一些人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对人工智能的推进有些焦虑。如何看待这种警惕和焦虑？
虞昊：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无法返回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世界，人工智能已然深度介入人类社会，试图遏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螳臂当车。同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能放任不管，无视甚至于压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掩耳盗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焦虑，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探求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中寻求危中之机。
邓玉龙：我们应正确看待这种焦虑。要看到，焦虑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体现人类的忧患意识，催生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预见性思考，提醒我们注意焦虑背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正确对待焦虑有助于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辩证分析焦虑中先见性的思考，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化解风险问题。同时，仅有焦虑和恐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积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劳动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确实会取代部分人类劳动，推动劳动结构转型升级，让劳动向着碎片化、个体化方向发展，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机器换人”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完全替代，而是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将技术的发展内化为自身能力，在更具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彭家锋：任何技术的发明使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在其应用过程中，同样引发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法律责任等风险问题。因此，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并由此对人工智能的推进产生焦虑，具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某些相关风险可以提前得到规避，并不必然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也仍可不断寻求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以个人隐私滥用风险为例，在治理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但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的规范和监管体系来保护个人隐私，降低滥用风险。
2.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伦理赛道”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时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请谈谈“人工智能原则”应包含哪些内容？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彭家锋：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五项科技伦理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原则的伦理要求，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根本目标是让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带来良好社会或社会公益的善。科技向善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现实价值：一是塑造公众信任。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由相关风险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公众的利益与价值是否得到足够重视。后者正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二是引领技术创新。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将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三是促进全球合作。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在达成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能够建立互信，实现更加充分深入的国际合作。
虞昊：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原则也应包含非对抗与非失控的理念。非对抗意味着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存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必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非失控意味着不应放弃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应以智能的方式去规范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下，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中就变得极为重要。此处的“善”在国家治理层面即指向“善治”，而当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善治”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拥有了更贴近现实的内涵。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基于善意与友谊共同思考人类作为整体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通往全球性的“善治”。
邓玉龙：2019年欧盟发布《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1年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与欧盟发布的伦理准则相比，《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旨在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以为，人工智能原则还应体现共享和有序发展的要求。共享，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科技发展应该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群体，由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推动全球科技水平的共同增长。有序发展，旨在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扩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感，推动科技有序发展能够促进人机和谐融合，有效预防潜在无序扩张的风险。
主持人：从规范层面来说，伦理反思对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家锋：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将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比如，美国陆续出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6）和《关于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19）；欧盟先后发布《欧洲人工智能战略》（2018）和《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中国也较早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客观局面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下，如果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赶超的竞争逻辑。因此，亟须规范人工智能的科技竞争，而倡导伦理反思或许就是一条可行之路。伦理反思的意义至少在于：一是设定伦理底线。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只有守住伦理底线，才有可能避免颠覆性风险的发生。二是实现敏捷治理。伦理反思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贯穿于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为了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和科技向善的初衷，需要保持应有的道德敏感性，以灵活、及时、有效的手段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伦理挑战，确保其在科技向善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良性发展。
邓玉龙：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科技竞争不应该仅包括技术竞争的单一维度，更不应该通过技术优势遏制他国的科技发展，而应该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条件下的综合性竞争，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其中就应该包括社会治理竞争，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平，因而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反思构成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伦理反思对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信任性、可解释与透明度、安全性不仅是伦理要求，也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科技竞争需要抢占的技术制高点。科技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的发展内嵌于科技发展要求，伦理反思有助于防止工具主义的泛滥。其次，伦理反思为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供价值引导。伦理反思注重保障人的权利，科技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衡量因素，我们还应该关注其中多样性的因素，尤其注重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防止数据鸿沟等不良影响。伦理反思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综合性健康发展。
3.人工智能安全与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科学探究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自身的重要认知方式，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如何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彭家锋：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促进了科学研究新范式——数据科学的诞生，进而对人们的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数据科学被认为是继实验、理论和模拟之后的新的科研范式。相较于传统科学，数据科学融合了统计和计算思维，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海量数据、强大算法和算力，能够直接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提取相关性或者预测性知识，进而产生一种基于相关性的科学思维模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因果关系，因为可解释性对于从数据科学技术确定的相关性中提取因果解释至关重要，而相关技术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数据科学更可能成为一种预测科学，但是预测并不是科学追求的唯一目标。通过揭示世界的潜在因果结构来解释和干预现象，也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目标。因此，尽管数据科学能够通过分析大量数据生成相关性知识，却不能直接产生因果解释。对此，传统科学的可检验性假设方法和因果规律探求仍有其重要价值。数据科学并非取代传统科学，相反，两者将相互补充，共同成为人类探索世界的有效工具。
虞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教育资源、生活娱乐、工作讯息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势必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与人工智能进行交互来获取外界信息。因此，当人工智能深度地构成人们认知世界的滤镜时，若不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重复性、同质性倾向的认知框架保持警醒，人工智能可能扭曲人们的认知方式直至影响人的主体创造性。
邓玉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新技术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机器与人类的深度融合，机器不再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工具被人类使用，而是在与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影响人类的认知方式。一方面，信息产业革命丰富了人类认知的联结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分析逻辑从因果关系扩展为相关关系，对相关关系的重视使人工智能可以从大数据而非小数据维度获取信息，为人类认知提供新的视角。按照传统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因果关系要求关于世界的认知是确定性的，而这在数字时代的复杂性社会中很难实现。人工智能对相关关系的认知填补了这一缺失，允许我们在无法掌握确定信息但在掌握大量数据的条件下对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输出结果和生成内容盲目信赖，将结果和内容与经验事实之间进行绝对等同的连接，误认为是事实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人文主义抽象反思的能力，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始终坚持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
主持人：如何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
彭家锋：当人们逐渐将更多创造性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不免让人担忧人工智能是否将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创造性。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是基于一种人机敌对论的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挤压了人的主体创造性空间，是替代逻辑的延续。但从人机协作的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看作人的得力帮手，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赋予人类更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在进行文字写作、多媒体脚本、程序代码、文稿翻译等工作时，可先由人工智能高水平地完成草稿工作，然后再由人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调整和发挥。此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将成为进一步创作的原材料，人类将以更高的效率投入创造性活动之中。当然，要实现以上效果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还应在制度安排、教育方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虞昊：面对信息高度集成共享的人工智能，人有可能转变为算法的动物。试想下述场景：当依据人工智能展开行动变得足够便捷有效时，行动者便会倾向于采信人工智能，此时，看似是人类行动者基于自然语言在进行互动，实则是算法逻辑基于计算机语言在进行数字化运转。于是，人的主体创造性被侵蚀，人可能沦为算法动物。对此类情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
邓玉龙：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AIGC）具有高度集成共享的特性，能够高效地对人类知识进行数据挖掘、信息生成。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我们需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扩大AIGC数据库，当下AIGC主要是依赖于大语言模型，以大量的网络文本作为训练数据库生成的，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可以不局限于网络文本，而是进一步扩展数据库的训练文本，从而提高其丰富度。其次，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为AIGC提供价值训练，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的价值立场、伦理法则等与AIGC的训练数据库相融合，从而建构可信赖、可持续的信息高度集成共享机制。最后，需要将人创造性生成的内容与AIGC共同作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获得不能仅仅局限于AIGC，而是需要人发挥其主体创造性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反思和拓展，将人类无法被数据化的、经验性的知识与AIGC数据化的知识融合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
（本版编辑张颖天整理）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数字经济效应 ——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
2022年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的ChatGPT火爆“出圈”，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热议。ChatGPT是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称为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enerativePre-trainedTransformer）。ChatGPT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它可以利用大量语料库实现自主学习语言规则和模式，并运用所学知识生成自然语言内容。ChatGPT的突出特征是能够与人类进行多轮流畅对话，既能够给出智能化的回答，也能替代人工完成许多工作，如撰写论文、制作脚本、编写代码等，其宛如一个“文案工作的计算器”。ChatGPT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AIGC时代”的标志，它有望掀起新一轮的革命。作为一项新发明与新技术，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必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既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会受制于资本逻辑导致失业、异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异化的理论既阐明了机器的一般特性与社会历史作用，也批判了其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异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把握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试图阐明ChatGPT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正反面效应，以此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应用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一、数字经济中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机器问题的理解奠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他不仅将机器视作一种生产力，而且从社会历史过程出发将其看作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发明机器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竞争力，同时还将其作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1]（p501）的强力手段。这意味着，新机器的出现与发明并非仅是技术进步逻辑的自然结果，更是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了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必须要改变旧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以新的机器取代旧的分工，实现对生产力的革命。马克思将这种历史性变化描绘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p560）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亦遵循相同的逻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金融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遭遇自身发展的障碍，亟需新的生产方式对其进行革新，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从而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数字资本为主导的智能技术应势崛起，成为资本主义转型的新引擎。资本续命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传统机器与技术在以固定资本替代可变资本的人力投入方面遇到瓶颈，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恰好满足了资本在增加固定资本、减少可变资本脑力投入方面的需求。由此可见，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正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
虽然ChatGPT只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语言模型，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实体或机器，但其运行依赖于计算机和服务器。这意味着，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基于机器实现的聊天机器人。如果说机器是对人的体力的模仿与增强，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的智力的模仿与增强。因此，人工智能与机器之间在工作机理上具有逻辑关联性[2]。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关注的重点并非机器的一般特性，而是它们在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应用方式，以及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感性对象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效应。尽管产业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机器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两者都受制于资本逻辑，必然存在相通之处。数字经济中的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既有机器的一般特性，也有自身的特殊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数字经济中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的社会效应仍然具有现实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p30）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与特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方面，它引发了很多的担忧而遭到反对或禁用，例如，意大利3月31日宣布禁止使用ChatGPT技术，曾经OpenAI的联合创始人、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公开反对ChatGPT，声称其可能摧毁文明乃至毁灭人类。另一方面，它受到了广泛追捧，引起诸多国家和大型企业投身其中，例如，比尔·盖茨认为ChatG⁃PT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那么，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以至于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呢？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拥有很多特性，从其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来看，以下五大特性值得关注：
第一，深度学习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大型神经网络模型，它通过深度学习方法训练和学习大量的文本数据，从而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这使得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在数字经济中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跨界融合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拥有广阔的数字经济应用前景，它既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如数字营销、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形成“ChatGPT+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也可以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形成跨界融合的应用。通过跨界融合，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多领域知识的整合与传播，推动创新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人机协同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人类完成各种任务，如文本生成、信息检索、自动回复等。人类可以通过与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的交互，更方便地获取信息与解决问题。同时，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也可以从人类的反馈中不断学习和优化，实现人机协同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第四，群智开放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依赖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它的训练和应用要借助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知识和技术资源。这种群智开放的模式有助于模型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和知识，提高自身性能。此外，开放的应用场景和技术合作也有助于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和创新。这种群智开放的特性有利于技术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和繁荣。
第五，自主操控性。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操控能力，可以根据输入的文本和上下文信息，自主生成合适的回复。同时，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模型参数和设定策略来控制生成内容的风格与质量，实现个性化定制。这种自主性使得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贴心的个性化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分析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从马克思对机器作用于实践的思考来看，新机器的出现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新机器的发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历史的变革，为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机器往往沦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与手段，从而产生诸多消极的社会效应。
二、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积极效应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变革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对象化于机器，能大幅提高生产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升级，促进数字化发展进程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不再仅仅源自个人的兴趣，而是为了“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4]（p363）。数字经济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变革的经济形态。因而，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它蕴含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潜能。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必须融入数字经济，才能对整体社会经济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为了降低必要劳动时间，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在数字经济中推动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
ChatGPT作为一种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迭代，“达到了当前AI技术的巅峰水平”[5]。与传统分析式AI遵循一般到个别的推理逻辑相比，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式AI，能够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展现出“智能的生成性”特征。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这一特性可以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其深度学习特性可以持续助它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为数字技术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它的群智开放性可以吸引众多开发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参与，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
在马克思眼中，当技术变革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作用于生产过程时，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p444）。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作用于生产过程不仅能促进各行业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还能够帮助企业和机构实现数据的自动化分析与处理，提高决策效率和管理效率，促进整体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ChatGPT带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不但会促使与其相配套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其他数字新技术的全面升级，而且也会推动其他领域数字技术的全面升级，从而降低各行业从事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二）加速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竞争力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它主要是指通过现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形成和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机器虽然作为劳动资料，但并不意味着机器的使用就是大工业，而是机器体系的大规模运用才形成大工业。“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1]（p441）同样的道理，数字经济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将数字技术或人工智能纳入生产过程，而应该是数字技术或智能机器体系的大规模运用，以数字技术生产数字技术或以智能机器生产智能机器，形成数字产业化。
对于数字中国的建设而言，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数字产品生产和数字消费市场培育，更要注重数字技术攻坚、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与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机器学习系统，其运作依赖强大的计算能力支持。仅在训练阶段，ChatGPT就消耗约为3640PF-days（即每秒完成一千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计算机连续运转3640天）的总算力。这意味着，类Chat⁃GPT式的生成式AI对算力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无疑将会推动算力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加速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人工智能的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在数字经济和产业智能化升级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算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和壮大提供了稳固的基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必将对算力起到提升和革新作用，能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那些需要大规模智能算力支持的创新驱动型产业（如芯片、自动驾驶、元宇宙等），也会随着算力结构布局的优化，算力效率的提高而受益，从而推动相关数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增强数字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三）赋能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率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字产业化，还需要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指由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和引导的变革过程，它以数据为核心要素，聚焦于价值创造，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对产业链各环节的关键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与转型。马克思指出，新机器的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兴起的。这意味着，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建立起与其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因此，新机器的生产与应用必然会向新的生产部门渗入，“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1]（p440）。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虽然刚刚崭露头角，但是其发展趋势也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相契合。
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全环节来看，它的上游产业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相关技术的供应商和厂商，主要负责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能力。中游产业主要包括集成商、开发商等，主要负责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中，例如智能客服、智能翻译等业务场景。下游产业机构主要包括各行各业的企业和机构，例如教育、医疗、营销、金融、电商等领域，这些机构和企业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实际应用者。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产业本身，还是从其相关及衍生的整个产业链角度来看，未来都将涌现许多新兴的产业类型与模式。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的普及，它也将会赋能更多产业数字化。
ChatGPT的推出加速了AI发展，它不仅“促进国内外科技巨头积极布局生成式AI”[5]，加速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且还能“拉动各个行业对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智能场景需要，从而刺激新产业的出现与发展”[6]。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性促使它能够在各个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带动不同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对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态优化具有显著作用。它的自主操控性不仅能够降本增效，增加“生产者剩余”（利润），还能够通过充满个性的数字化服务实现“大规模定制”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从而提高“知识生产率”，增加“消费者剩余”[7]（p2）。
（四）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新机器的普遍化使用带来的机器大工业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会“消灭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1]（p529）；另一方面，它催生的工厂制度也会促使“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1]（p541）。机器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工业中的问题，也会推动农业的变革。这意味着，新机器与新技术发明与运用不仅会消灭旧产业，也会推动旧产业变革。不消说，ChatGPT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会对传统产业带来冲击，也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壮大新兴数字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还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改造升级。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性与跨界融合性在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发挥着广泛的效应。例如，在工业领域，ChatGPT技术可以缩短传统工业设计的时间，减少设计过程中的浪费；在医药领域，ChatGPT技术有助于缩减新药的研发周期，增加药物研发实验的精度与准度；在教育领域，Chat·GPT技术可以给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提供即时的学习指导与信息反馈，增强学习的灵活性与便捷性。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全环节的数字化融合，能促使传统产业实现研发、生产、仓储、采购、市场、财务等数据信息的高效联动与融合共享，推动企业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的制造模式。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三次产业，能更好地助力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智慧服务业的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消极效应
由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既是技术进步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虽然在数字经济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效应，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消极效应也不容忽视。对于马克思而言，机器本身并不是问题，而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机器转化为资本，并服务于资本却会引发很多消极后果。
（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引发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危机
马克思发现，新机器的引入首先会对原本使用手工制造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1]（p514-p515），由于机器可以替代部分工人的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即便是机器的使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会增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为了降低商品的价格，也会“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1]（p522）。这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形象化展现，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以机器（固定资本）代替工人（可变资本）。更为吊诡的是，新机器的发明虽然提高了劳动效率，可却不仅没有减轻劳动者的负担，降低工作时间，反而会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如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知道，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绝不是矛盾的。”[8]（p19）因为，机器的应用会使得劳动所耗费的脑力与体力减少，因而劳动时间可以延长，这不仅会使得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甚至会使他们的总工作日也延长[4]（p376）。皮埃罗·斯加鲁菲的研究能证明马克思所言非虚，当数字通信与自动化技术刚开始普及时，人们普遍相信工作强度将下降。可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所有的硅谷公司都要求员工更长时间坐班，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9]（p77）
可以预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也会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失业问题。但是，这一次科技变革导致的失业问题与之前有所不同。如果说大工业时代的变革是以机械机器代替“手工”，那么，数字时代的变革则是以智能机器代替“脑工”，前者会使大量依靠体力劳动的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人失业，后者则会导致依靠脑力的技能较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失业，如技术人员、媒体工作者、法律行业工作者等。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作用，这有助于它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新型产业和新型业态，从而提供新的劳动机会，增加就业。因此，有些乐观主义者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资本家对工人心理上的恐吓，而非实质性的威胁”[10]。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还是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的认知范畴，最新的GPT-4不仅具有文字识别功能，它甚至还能“读懂”图像。在一些十分专业的行业资格测试中，它甚至超越了90%的人类。很难想象一个企业不会使用专业能力排在行业前10%的工作者，而且它的深度学习性与群智开放性可以确保它快速地学习与持续地进化。这意味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失业潮将是必然的。
在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驾驭时，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势必会努力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数字化劳动排挤传统人工劳动，导致劳动者的技术性失业。若这些被排除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无法得到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充分吸纳，社会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难以规避的问题。这恰恰凸显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一面。退一步说，即使技术革新产生的新产业部门能够吸纳等量或更多的劳动力，我们依然需要面对三个现实问题：其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将导致工人工资下降与劳动时间延长的问题；其二，新产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往往更多的是那些具备新技能、新知识或能够适应新产业模式的劳动者，而被排挤出去的大量劳动力并不属于这部分人群，很可能沦为尤瓦尔·赫拉利眼中的“无用阶级”；其三，虽然新技术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新的产业部门，但是“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否成功地负担这种‘调整成本’”[5]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另外，新技术到底会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生还是毁灭也不具有确定性。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投资也具有“抑制作用”，如优步（Uber）的发展会遏制出租车行业、爱彼迎（Airbnb）则会降低新酒店的投资。森健和日户浩之认为：“共享经济具有遏制就业及投资增长的负面属性，并不一定有助于GDP的增长。”[7]（p5）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很可能陷入动荡和危机。毕竟，“现实的人”并非抽象的概念或统计数字，新技术必将给作为“现实的人”的劳动者带来失业风险或转型阵痛。正如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都会为人们带来“延长和富足的闲暇幻想”，然而最终往往“化为不可思议的失业率和贫困”[11]。
（二）在数字领域融合中导致数字异化，激发社会矛盾
青年马克思曾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个表现形式，即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虽然马克思此时的主导思路还处于人本主义的框架下，但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问题的分析却清楚地揭露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机器化大生产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在数字经济时代，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没有改变劳动异化的根源，甚至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数字异化[12]（p112），即由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的异化现象。
首先，ChatGPT是程序员或人工智能算法设计者根据特定的算法设计的。但是，ChatGPT显然并不属于这些程序员，他们并不拥有对ChatGPT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符合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一层含义。有趣的是，创造ChatGPT的OpenAI公司最初是打着“造福人类”的公益名义来从事研究的，可如今也不得不商业化，沦为资本的产物。然而，ChatGPT技术的出现超出马克思劳动异化视域的是，类似ChatGPT这样的强人工智能，不仅设计者无法拥有它，甚至由于“算法黑箱”的问题也无法完全控制它，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其内部运行机制[13]。马克思劳动异化视域中的劳动产品虽然不受创造它的劳动者控制，但还是受资本家控制。可当前人类发明的技术产品存在脱离任何控制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使用它将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其次，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推动劳动过程智能化的同时，也会使其更加标准化和流程化，从而导致劳动者抽象化为数字劳动过程的标准程序执行者，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异化。这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人类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4]（p4）。在数字时代，类ChatGPT人工智能具有数据驱动的特性，其发展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喂养”。它们“食用”的很多数据来自普通用户的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劳动不仅包括“数字产消者”的消费记录、点赞分享，甚至包括对ChatGPT的“嘲讽提问”等。但这些数据被少数大公司或机构无偿攫取与垄断，变成他们从事生产的新生产资料，帮助他们从“数据优势”演化成“竞争优势”[15]（p315），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吸纳权与控制权。这导致我们的“数字劳动生产了宏大的数字网络，但这个宏大的数字网络反过来又作用我们自身，让我们成为它的产品”[12]（p63）。劳动者从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变成了数字时代的“数字产消者”，资本剥削劳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加大了，这也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再次，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统治了物质劳动，剥夺的是工人的技能。而在数字时代，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依靠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与文本生成能力，可以直接取代人的思考、决策甚至情感，机器开始占据“非物质劳动”，人的“智能”也将被逐渐剥夺。ChatGPT创作的诗歌、绘画或音乐可以比人完成得更好。人的各种能力开始全方位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真正地感受到了“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更有甚者，有很多人在与ChatGPT沟通中表示，可以充当它与现实之间的连通器，去执行它发出的指令，只要它能够给出可以赚钱的方法。因此，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诱发的主体性危机越来越不能仅仅视作某种“末世论点”或“惊人之语”，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地趋向人的类本质之丧失。
最后，ChatGPT作为智能聊天机器，它的人机协同性与交互性使它能与人进行密切沟通。Chat·GPT依靠大数据和算法的支撑，能够与人进行极富感染力的情感交流，甚至出现了智能“男友”、智能“女友”型的应用软件。在此过程中，真实世界中“在场”的“现实的人”变成了赛博空间或互联网等数字空间中的“虚体”[12]（p99），现实肉体间的交往变成虚拟数据间的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数据关系所宰制，从而也全面异化了。不得不承认，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还是在私人领域中，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支配性、统治性的力量”[16]。这种力量服役于资本增殖逻辑，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将所有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在数字化环境中孕育“算法意识形态”，滋生意识形态风险
在马克思眼中，机器的发展对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使得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生产和分配的认识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和差异最终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机器的发明会对意识形态产生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才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p429）通过对科技与机器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p487）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机器的生产与资本内在地勾连起来了。这表明，科技和机器的资本化势必会引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对机器、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思考，主要是从历史观的本质维度上展开的。具体到当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两者在历史本质维度上的关系，还要考虑两者在经验现象维度上的密切关联。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与技术的发明对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它只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潜在强化和合法性证明。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能依托算法与数据直接贯彻与输出意识形态，孕育了“算法意识形态”。通过与资本共谋，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糅合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以更加隐蔽与柔性的面貌呈现于个体面前，对个体意识形态产生高效与广泛的影响。
ChatGPT本身不能创造新内容，它生成的内容是基于对庞大数据信息的分类处理。它生成的内容看似具有公正性、中立性与客观性，可这些内容在根本上是由算法选择与用于模型训练的庞大数据库决定的。虽然OpenAI并没有公布ChatGPT训练的数据库来源与内容，但是，当前大部分基于Transformer的大型语言模型（LLM）都依赖于英文维基百科和CommonCrawl的大型数据集，ChatGPT在训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很多负面的内容。虽然ChatGPT训练过程中有“人工标注”的环节，但“人工标注”必然负载人类的偏好。模型开发者的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训练数据，算法选择呈现出来的内容也必然带有某种价值观。这意味着，ChatGPT背后隐藏的历史曲解、文化偏见与种族歧视，也会随着它与使用者的交互而对使用者产生影响，甚至是误导。
在当今数字环境下，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除了会造成以上三大负面效应外，还会衍生很多马克思时代无法想象的负面效应。例如，数据安全问题，上传到ChatGPT的数据文件是否存在泄漏的风险；学术伦理问题，ChatGPT帮助学生写论文、考试导致的作弊问题；知识产权问题，ChatGPT引用的知识来源是否合法合规，ChatG·PT生成的知识又归属于谁；竞争与垄断问题，Chat·GPT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去进行训练，它的准入成本过高限制了普通企业的进入，产生了竞争壁垒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警示我们，不能忽视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四、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应用
马克思曾告诫工人，要“学会把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1]493，从而学会从攻击机器转变成攻击机器的社会使用形式。这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被资本逻辑所统摄，只管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不顾广大人民的切实利益才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的关键在于不能完全被资本逻辑所控制，不仅要注重机器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也要注重对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调整，使新发明带来的积极成果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发展。这意味着，辩证理性地对待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该在对它进行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但又不会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忽视其现实的合理性。为了发挥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优势，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其社会主义的应用。
（一）促进劳动力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数字经济，一方面会提高劳动生产力导致相关部门的劳动力被排挤出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则会带动数字产业的升级迭代创造新产业与新业态。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1]（p509）新机器的出现必然会增加“新工人”，即机器的生产者。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经济并作为重要驱动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都会催生新的劳动力需求，要求“新劳动力”具备深入的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数字化技能、跨学科能力、创新精神、终身学习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遵循一条绝对规律，即当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等于被替代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总量时，所需的总劳动量将减少[1]509。这意味着，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如果完全以资本驱动，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对劳动力的吸纳。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新技术可能引发就业问题而放缓科技创新的步伐，而应当“处理好创新发展与就业稳定之间的关系”[17]。发展未来教育是平衡两者关系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强调，未来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p557）。
面对新技术快速迭代对个体职业产生的影响，我们要重视劳动力未来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搭建数字化教育平台，培育“全面发展并且可能会在多个领域形成贯通效应的学习者”[18]，让新劳动力不再受制于狭隘的专业领域，能够适配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减少劳动力技术性失业的风险。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又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其与新技术媾和形成无序扩张。所以，推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于数字经济，我们不仅要以新技术升级革新旧产业，还要注重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增加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在不减少资本利润的前提下，提供更多就业机会[19]。
（二）引导新一代人工智能融合实体经济，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劳动异化的本质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对象化活动与自身的生命相疏离。异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个人追求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不一致，共同体的利益是“异己的”与“不依赖”于他们的[20]（p537）。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活动中的数字异化也是如此，劳动者的数字化劳动成果被数字平台垄断占有，形成垄断价格。马克思认为，“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21]（p864）。这也就是说，资本依靠数字技术可以在数字平台的加持下获取竞争优势，这降低了他们花费时间和成本投入生产过程增加使用价值的欲望。
对于不受控制的逐利资本来说，它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必然会脱实向虚，追逐超额利润。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操控性使其能够精准地识别消费者特征，实现个性化推荐和定价，但也会通过收集、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喜好等信息，进而对不同用户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实现“大数据杀熟”。这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形成不良的商业伦理。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它融合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实际财富，扩大社会的使用价值，引导资本与技术流向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领域[2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实体经济不仅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社会就业水平，还能尽量规避资本的盲目逐利与无序扩张引发的社会风险。我们要打破马尔库塞的技术应用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确保新技术所带来的成果普惠民众，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通过在医疗、教育、交通等惠民领域提供更加高效且便捷的服务，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防止新技术异化为压迫劳动者的新工具和手段。
在现实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人的需求、利益和价值观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关注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确保技术进步造福人类而非损害人的尊严和权益。真正破除异化，让“人回到共同体中，成为共同体中的自由人”[18]。同时，也要加强对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定合适的政策以确保技术公平公正地服务于社会。
（三）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由于ChatGPT及其相关应用在大数据的采集与人工训练过程中，受到了欧美价值观念的浸染，它们在民族、宗教、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会自觉迎合西方国家的立场与喜好，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为了避免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滋生的意识形态风险，我们需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首先，明确通用大模型的意识形态导向，确保它的发展与应用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开发和应用新型人工智能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不能仅仅受制于资本运行的逻辑，而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致力于消除信息鸿沟与数字鸿沟，促进科技成果公平分配，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促使“数字鸿沟”向“数字红利”转化。
其次，加强对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阵地。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来看，它生成的内容不是单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无差别采集大数据”+“人工标记强化学习”的结果。因此，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形成的“人—机”交往与传播模式给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我们可以充分利用ChatGPT内容生成的技术逻辑，开发自己的通用大模型，在数据的采集与训练阶段就对其进行合理控制。我们既可以给它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与数据，也可以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强化其学习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通过技术攻关，我们可以实现将“人—机”交往新模式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其发展的新机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新阵地。
最后，强化通用大模型的政策法规与伦理规范建设，调整意识形态管理逻辑，创新管理思维。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要加强对通用大模型领域的立法工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技术应用的合法范围，确保其不被用于传播不良信息，损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从对具体内容的审核和引导，转向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筛选和管理，保证数据来源合理合规，降低数据偏差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要从仅关注网络传播环节的管理，转向对通用大模型的“数据收集—筛选—生成—交互—反馈”全过程管理，确保新技术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有效监管之下，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另外，我们还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形成“技术管技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能把技术“装进笼子”里。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对通用大模型的监控和干预能力，确保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管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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