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计划与中国神经科学的未来
NSR：1984年清华大学生物系复建，你参与其中。1999年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创立，你又是其中的主导者，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可以谈一谈过去三十年中，你在中国的工作吗？
蒲慕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有能力为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提供足够支持，所以在清华生物系复建时，我们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教学体系。到90年代末，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基础研究，那时创建的神经所才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基础研究，中国的神经科学家才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做出高水平贡献。但直到大概10年前，当中国的研究环境逐渐发展，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年轻科学家回国发展，神经所才真正开始快速发展。年轻海归的回国热潮使包括神经所在内的中国基础研究机构快速扩张，并且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得到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文章数量而不是质量来进行衡量的，并且只有少数实验室能在自己的领域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每个实验室都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但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却相当少。
NSR：研究成果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可否依据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数量？
蒲慕明：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确实是基础科学领域中最直接的国际性评价标准。但是我要指出，这个标准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发表在这些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很多文章实际上并不具有高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很多高影响因子期刊趋向于发表热门领域的文章。这些热门领域的开创性文章确实具有高影响力，但这些领域中后期发表的文章，虽然其真正影响力通常较低，却也很容易被大量引用，这些文章又反过来推高了期刊的影响因子。由于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过于看重发表在这些期刊上的论文，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就变得越来越难，为发表而产生的不合理竞争也开始出现。为了使各级考评中的评审者满意，许多年轻科学家都为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花费了太多精力，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事实上，很多作为评审者的科学家本身，也很难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许多有天分的年轻科学家，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正遭受着“高影响因子期刊”和“研究机构要求”的双重诅咒。
NSR：有没有替代的方式？怎样不通过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而具有影响力？
蒲慕明：归根结底，创新的科学成果一定会产生影响力。创新的本质是不循规蹈矩。为了在这些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大多数情况下你不仅需要遵守严格的数据采集、分析和解释的标准，而且需要遵循被同行广泛接受的范式与思想。但是，创新的科学常常需要打破领域中的既有范式。我们需要为打破常规的科学思想提供可以蓬勃发展的科研制度与研究氛围。当我们评价科学家时，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他们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还要考虑他们研究的创造性与新颖性。大多数中国研究机构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科学共同体仍然太年轻，中国的大部分研究机构缺少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的传统。毕竟，中国基础研究得到大力支持的时间其实只有二十年。
NSR：你指出了中国科学面临的问题。能提出一个具体的分阶段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蒲慕明：我还无法给出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都承认这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解决问题而共同努力。例如，为了打破高级别期刊的“诅咒”，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出版途径，来发表那些可能不被高影响因子杂志接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建立新的、重视研究原创性的评价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NSR上发表原始研究论文。我们希望NSR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满足严格科学标准的同时，可以不一定符合领域内的主流范式。其中的一些成果最终将会获得高影响力。
NSR：你觉得中国科学需要多久才能达到世界一流，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
蒲慕明：在一些科学领域，中国已经能够或者即将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对于其他的许多领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考虑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中国的发展道路一直不同于西方国家，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未来的中国科学也可能会沿着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来发展。我以为，未来的中国科学不会止步于“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随着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科学将可以在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独特影响力。
NSR：能解释一下“中国科学独特影响力”的来源吗？
蒲慕明：这种独特性可以来自很多方面。例如，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西方科学界不具备的资源，来解决一些西方科学家不会去关注的科学问题。在我所在的神经科学领域，由于我们有非人灵长类（如猕猴）的独特资源作为实验动物模型，中国神经科学在破译灵长类（包括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拥有巨大的脑疾病患病人群，在政府大力支持中国脑计划的前提下，中国科学家将可能建立起对于几种主要脑疾病的有效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方法——这是全世界神经科学家为之努力，但始终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艰巨任务。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机遇，例如，中国的环境科学家可以通过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密集城市的污染问题，来为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