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
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拥抱人工智能
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乐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众多领域赋能人类，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使人们有更多精力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或者享受闲暇。悲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造成大面积失业并导致社会动荡，同时还将加剧社会不平等，拉大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与其他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加中立的观点则认为，AI将替代一部分工种，但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替代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工作。
已然“成势”的弱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究竟对劳动力总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9年10月14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农工党中央组成联合调研组，就“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在京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情况介绍，并与有关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座谈，而后赴江苏、广东两省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昆山、南京、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研发制造和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和职业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力图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并寻找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有不俗的“战绩”。
江苏省在全国人工智能专利、企业融资和企业影响力方面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201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业务收入约470亿元，同比增长104%。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城市15强”中，苏州、南京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相关单项领域位居第一方阵。
广东更是智能大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2017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26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300多家，居全国第二。2018年1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7196套。民用无人机产值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比重的1/3。
调研组一路走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企业都对智能化改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感触颇深。“原来是几十个人完成一条生产线，现在是一个人盯几条生产线，产品的质量也更有保证，残次品率大大降低。”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商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是人们为了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研发的新技术。用技术进步取代或部分取代人的劳动，来完成某些传统上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技术进步本身的追求之一，而这样一种追求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关天罡表示。
其实，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替代也多少带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以东莞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招不到人来上班，只能改用机器人了。”该负责人笑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早就开始从人口背景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因应了我国的劳动力收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机器红利替代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向纵深发展，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更是将逐年减少。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智能化，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丁金宏说。
近几年，人工智能思潮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使该概念得到了极其成功的传播，同时，也好似是放出了一个失控的巨兽，其含义不断被泛化和神话，以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的代表人物需要不断讲述人工智能的“本来面目”以消除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
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以往的技术进步，主要触及的是体力劳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还将广泛触及与认知和交往相关的工作，因而确实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但其实，在这个意义下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可不必谈人工智能就色变或拒绝接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
“目前对我省就业总量影响较小，估计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发展对广东就业的影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言简意赅。
201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门开展了相关调研，选取10个城市对企业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将近74%的被调查企业的员工人数没有产生影响或变化在5%以内。
“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的数量和范围还非常有限，对就业的挤出和替代在就业总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制造业总体呈现缺工现象，替代的岗位具有对部分空置岗位的补偿效应，同时智能化也在创造新岗位。已经开展智能化升级的企业中，仍有80%以上企业表示存在一般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普通操作工人的短缺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的就业情况也同样稳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用总体平稳、稳重有进、进中趋好12个字来概括江苏省的就业现状——城乡劳动者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万人，约占全国年城镇新增就业的1/10。
其实，从全国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用“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来形容目前的就业形势。一方面，产业发展处于高增长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运用与产能扩张相协同，对就业也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再加上存量置换逐步推进，也为劳动力转移留出了空间。
“目前，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减员较多，对制造业影响更突出，岗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刘刚介绍道。
“尽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当前的劳动与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还是局部且温和的。”在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李伟看来，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能在特定的任务上表现出一些超出人类的智能水平，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虽然很多情况下计算机替代人类劳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发生，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
“所以，相较于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不断研究和认识人工智能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方面对劳动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与其深远、多元的系统性影响，从而优化相应的政策设计。”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兰云升表示。
奇点”引巨变未雨先绸缪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我们仍需站在现在看未来。
“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更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突变‘奇点’何时到来难以预测，一旦实现突破性发展，对就业将带来巨大挑战。”刘刚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严慧英认为应持续关注替代总量的压力。“从区域看，劳动力输出地更需要关注。制造业集中的用工大省，自动化程度高，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更多使用，传统岗位减少，劳动力回流是必然，就业压力也将同步回传，劳动力输出地将会承压。从行业看，近中期制造业的就业将是焦点，但长远看服务业变化更需关注。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劳动力替代将率先发生。”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王素芳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与重塑。”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引发技能要求的质变，未来大量工作需要人机协作，对劳动者专业性、协作性要求更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而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技术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20%，高技能人才只占6%，随着中低端岗位逐步减少，大龄低技能劳动者转岗再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关注收入分配差距或将拉大问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一些在知识和技能起点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强化，而一部分群体可能会被长期甚至永久性地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向知识技能人才聚集的趋势将有所加剧，劳资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将有所分化，差距会拉大。”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化也将加剧，供求变化导致的薪酬待遇差距也会加大：紧缺人才的薪酬水平将不断上升，而被技术替代、又无法进入新领域的困难人员，将被迫寻求更低端的工作岗位，收入将会减少。
“就业形态的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钦池表示，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改变对就业和岗位的传统定义。不固定时间、地点和雇主的灵活就业将在社会总就业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这对于社保资金的筹集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制定带来很大的挑战。
做好应对消极影响的政策储备
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
委员们认为，应首先推进就业政策升级，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时，同步评估对就业影响，准确识别潜在受影响的群体，同步制定涉及劳动者的分流安置方案。同时，引导发展就业友好型技术。加快对危险、繁重、环境恶劣等工作任务替代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劳动者营造安全、舒适的就业环境。积极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就业门槛的智能应用技术，特别是人机协同技术，为弱势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还应拓宽技术补贴资金的使用范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各地技术改造补贴和机器换人补贴政策，可以更多用于帮助被替代职工的技能培训和转岗安置。他还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受人工智能直接影响行业所置换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建议。
推进服务保障升级也是委员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建议密切关注技术发展趋势，强化岗位推荐、职业指导与职业咨询等服务，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助劳动者尽快实现转岗再就业。兰云升提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还应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适时向受影响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费，确保暂时失业不对家庭和劳动者生活造成大的冲击。同时，完善社会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适应灵活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金征缴和发放制度。”贺丹表示。
“此外，推进监测预警升级工作也要同步推进。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特点的就业评估、统计、监测制度，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影响情况；对大规模应用智能机器的重点地区、行业企业，加强岗位变化监测，健全失业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预案和政策储备。”李伟说。
优质劳动力供给有赖“智能”教育体系
调研组出发前，教育部提供的一组数据让委员们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升级十分担忧。
“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
江苏、广东两省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深感优质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广东省技工人才供不应求状况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市场的技工求人倍率长期处于1.4以上的高位，随着“机器换人”步伐的加快，预计市场对技工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技工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贺丹表示。
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
“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震呼吁构建适应未来的教育体系。“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培养，逐步将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等知识纳入小学教学课程，在初高中普及信息处理课程。高等教育体系完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门型人才培养的分工，紧密对接市场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未来的教育还应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严慧英说。
丁金宏建议创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机制，在推进放管服的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职业认证服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王培安则提出加强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培养鼓励支持创新的社会基础，消除对人工智能的误解和恐惧，使人工智能走向理性发展。
人工智能的隐私、伦理与法制之殇
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司马华鹏给调研组演示了一段银行理财咨询的人机对话。根据消费者的提问，“对面”的人工智能经理对答如流，通畅的语言表达及快速的反应能力让人很难意识到是机器人在对话。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对话、语音合成的应用越发深入。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只要录下一个人说过的50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声音合成智能语音，可以和人智能对话。这个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到电话客服领域，还可以用来追思已经过世的人。”
司马华鹏说的是技术方面的优势，李伟却听出了隐私和法律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我和你们的智能机器人对话被多次录音，是不是就能复制出我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就有了被‘冒名顶替’的风险，而这项技术对你们技术人员从业素质和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伟说。
同样的质疑出现在了广东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核心技术是用摄像头采集人像，他们的顶级产品可同时抓取300张人脸，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揪”出多名嫌犯就是它在大显神威。“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采集了我的影像，但我并没有同意你这样做，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严慧英问道。
“基于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特点，传统的尊严和隐私很可能被侵犯，亟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王培安表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及时调整就业结构，提前防范技术性失业，积极调整教育供给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抢抓机遇，完善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我国特斯拉轿车因启动无人驾驶模式而引发车祸、‘大数据杀熟’等事件，无不反映出人工智能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健全。”
杨震建议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边界。二是加强隐私保护，出台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隐私权概念及范畴。三是尽快出台法律法规，约束人工智能生产者、设计者的行为，解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责任归属这一关键问题。
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了劳动
何云峰 |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劳动能力的不足。因此也可以说，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去完成某些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抑或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这样的替代挑战了人们的劳动权利，但带来的却是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并推动人类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
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劳动，帮助人类完成某些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代替人类执行危险的任务。这样的替代尽管在广泛的领域里可能给人类的劳动机会带来挑战，导致部分人失业，但是人们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劳动解放，繁重的、单调的、枯燥乏味的、危险性的劳动不再折磨人类;而且，人们获得了大量的时间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因此，人工智能挑战的是劳动权利，带来的是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
人工智能为替代人类劳动而生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劳动能力的不足。因此也可以说，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完成某些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抑或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
其一，人工智能的初始目的是代替人类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人工智能就是沿着工具发展的智能化逻辑而衍生出来的结果。最早的类似于人工智能的东西是工具。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就是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在自然面前显然有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于是人类通过创造工具来提升自己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比如说我们肉眼可见的范围有限，我们听到的东西也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人希望把这些缺陷加以克服，我们要弥补这些不足，所以从制造弥补人类进化不足的东西开始，人工智能就已经开始萌芽了。人类有运算能力，但对大数字的运算却非常费劲。于是，人类就去发明计算器，替代了算盘、口算等人类劳动形式。
其二，人工智能的初始目的也可能是为了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或者劳动负担。人类的体力非常有限，一般无法搬动二倍于自身体重的物体。但大量超重物体要搬运。一开始人们发明了杠杆工具，助力于人力搬运。后来，制造放大人力型的工具，类似于起重机、挖土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东西，使人类(特别是单个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变得十分轻松。可以说，大量的机器都是为了助力于人类劳动而发明的。它们跟真正的人工智能注重于模拟人类思维不同，主要注重于体力任务的分担，而且也以一定方式模拟人类承担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模拟人或者动物的体力功能发挥作用而加以设计的。甚至到了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今天，有许多人工智能机器仍然致力于体力型模拟，并且越来越智能化地以“聪明的”方式完成本应该由人类完成的劳动任务。
其三，人工智能的初始目的还可能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人类在尝试到各种机器的“好处”以后，便进一步致力于制造人力集成型的劳动工具，就是要把人类不同的优点甚至包括动物的优点都集成在一起，成为超越单个人的存在物。这两种类型的工具都会模拟人的某些功能。第二种是模拟人或者动物的思维功能发挥作用而设计的。但无论哪种工具的制造都不是复制人或动物的某种(些)功能，而是要使这种功能得到放大或者集成，从而突破单个人类个体的现有能力限度。换句话说，超越人类劳动能力的限度是人工智能的最初诱因。当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后，实际上，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自然而然会减少。
今天，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智能机器人，既要做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并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又要努力向人类“学习”，力图像人一样聪明。真正的人工智能是从模拟人类思维开始的。体能形式的模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思维模拟，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有头脑、有自主性，则是相当困难的。现在，我们一般说到“人工智能”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研究使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的学科，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不过，人工智能虽然是模拟人类智能，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人类智能。人工智能一开始就是要代替人类劳动的，只不过是局部功能的替代而已。不超越人类智能，根本不可能产生人工智能。现代人工智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思维模拟的阶段，已经朝更全面或更多方面同时超越人类智能的方向迈进。人工智能有多种形式。例如，人类智能弥补型、人类智能代替型、人类智能集成型、人类智能优化型等。无论哪种形式，都具有弥补人类智能进化缺陷的效果。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针对自身能力不足而提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案。自然语音识别及处理、物体识别、计算机视觉、翻译机器等，这些都不断地在我们身边演进着，随着我们的思维创造力的发挥而进步，并多层次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对人类智能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挑战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性。人工智能的大量使用，使单个人自身的劳动能力显得越来越渺小，甚至微不足道。人工智能越强大，人类自身的低位感就会越突出，人类劳动的局限就会显露无遗。尽管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但在人工智能面前，我们的许多劳动能力实在无法比拟。当然，人类也不是一无是处。人类在很多方面也仍然有劳动优势。不过，人类劳动能力被人工智能超越以后，人类感到越来越自卑，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情绪反应。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权利似乎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力的付出所带来的饭碗正在被智能机器人卷走。
其次，人工智能也使人类的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科技深入的发展，人工智能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感受到人类自身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人类的无上优越性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发现，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自身强大无数倍。于是，人类自身开始自卑了。
再次，从劳动挑战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的确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智能化机器人的大量使用虽然有望填补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缺口，但过度取代也有可能严重破坏可选职业的多样性。史蒂芬·霍金甚至警告大家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在100年之内取代人类。由于机器人的大量使用，专家们还预测说，人工智能20年内将取代日本近半职业。据媒体报道，剑桥大学已经可以制造出母体机器人，它可以制造新机器人，而且可以按照不断优胜劣汰的方法提升自己。最近，日本有人搞了一个调查，结果也令人担忧。研究人员总共调查了601种职业，想看看各种职业中哪些工作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算下来49%的人类现在从事的工作可以让给机器人去做。所以，如果智能机器人被广泛应用，许多人会面临失业的现实。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以为，应该冷静对待被机器人替代的挑战。如果是单调的、劳作性的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对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好事，那样的话人类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举例来讲，你要去写文献很麻烦，但现在有一个软件，如文献管理软件Note Express、End Note、Ref Works等，这些软件可以帮你克服文献管理方面的繁琐，这就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也能减少文献标注的错误。
人工智能为实现劳动解放创造了条件
尽管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有诸多挑战，但是总体来说，多数人还是比较乐观的。笔者也属于乐观派。在笔者看来，人工职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便捷和高人性化物理世界的层出涌现。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对人类的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人类劳动的解放和超越。
首先，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使劳动越来越复归到“自由的生命表现”上来。劳动之于人类而言，具有多重的意义。在人类的产生和进化中，劳动是原动力。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自我实现，是一个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劳动成就人的生命本质，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本身。劳动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所以，在本源意义上，劳动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生存的目的，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升华。马克思说:“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换言之，真正的人类劳动应该是体现人类快乐和享受、实现人的价值，展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大量采用之后，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过去，需要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干的活，现在一个智能机器人可能就完全足够，甚至比人类干得更好。这意味着，一个智能机器人干活可以养活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必须大力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个体生存被完全社会化，也就是由整个社会用福利和保障体系来保证每个人能够解决生存问题。当生存问题解决后，人类就不必要为使自身保持生命体形式存在而烦恼，从而被迫地去劳动。劳动的被迫性将降低到最低限度。于是，劳动的合意愿性，真正实现“自由的生命表现”，就成为可能了。其次，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使劳动越来越充满快乐性，人们将从劳动厌恶情绪中逐渐获得解放。虽然劳动在其本真意义上应该是快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对人的脑力和体力又会产生消耗，在一定意义上损耗人的脑力和体力。如果过度地劳累，不恰当的劳动时间消耗和不及时的功能恢复，过分地超强度劳动等等，都会对人本身产生不必要的摧残。尤其是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危险性高的劳动，对人类的影响无疑是十分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引入之后，人类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从不必要的奴役中摆脱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机器人的大量运用更多地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人类彻底摆脱奴役劳动的标志。其实，不仅摆脱繁重体力型劳动和危险型劳动，是人类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简单的单调型劳动和低水平重复性劳动所带来的枯燥乏味，也会严重影响劳动的快乐。这样的劳动如果能够由机器人取而代之，对于人类自由发展来说，肯定也是极其有利的。劳动本来应该是快乐而幸福的，劳动应该是通向幸福的桥梁，让机器人去承担那些不能带给人类幸福和快乐的劳动，复归劳动的快乐本质，是自由劳动的表现。由于劳动展现人的本质，人要成为人，就必须劳动。而且由于劳动实现了人的本质，所以劳动应该是快乐和享受的过程。离开劳动，人就不成其为人。人需要劳动，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创造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更主要的是因为劳动实现人的本质，带给人最高尚的幸福和快乐。所以，在劳动意义上的人类解放，是要摆脱劳动的摧残性、危险性、单调性和枯燥性，但这不是指人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指人要干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和享受的劳动。
再次，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使劳动选择性越来越高，人们成为越来越自由的劳动者。在智能化的助推下，人类社会生产能力会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使生产力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产品的丰富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产品能够在占用很少劳动力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则可以享受幸福的劳动成果，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选择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职业去参加享受性劳动。特别是，生产率极大提高后，劳动保障水平可以更加显著地得到提高。个体的生存问题，可以非常容易地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解决。社会化生存之后，个体可以更有尊严地参与劳动，享受到劳动的真正价值，从而为其劳动复归到自由劳动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概念，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劳动不仅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且是给人带来痛苦、折磨的苦役，仅仅是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因此，劳动如何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劳动形态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劳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涵。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可能并不是取代了人类劳动的神圣地位，而是带来劳动形态的变革和进化。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量运用的时代，过去那种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低效率生产的劳动形态正在消失，人类将在更加科技化、更加延伸的生产工具辅助下超高效率地劳动。这是因为，智能机器人从纵横两个维度同时延伸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智能机器人在许多情况下弥补了人类生理上的不足和缺陷。由于人类自身的天然局限，人类的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人类只能在很有限的宏观世界里生活，只能感知到很有限的物理世界。微观世界、宇观世界和更广大的宏观世界，人类几乎不能直接感知，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仪器和专门工具。而这些仪器和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都跟人工智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的感官和身体能力被延伸之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会大大提高，人化自然在现实的合目的性过程中进一步确证人自身的价值和能力。
最后，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使各种威胁人类生命的因素不断降低威胁程度。拿战争来说，任何战争都会有伤亡。这成为人类最大的悲剧。然而，随着战争不断地发达，今天战争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超越了原来战争的观念。今天的战争实际上追求的不光是打赢，打赢的同时还要追求己方零伤亡，且不伤害平民。过去是不择手段打赢就好了，将来的战争不是这样的，减少对人类自身的伤害，这起码在保护人类自身，为人类的尊严以及生命做最大的保护。这种追求表明，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的运用例如精准制导武器的运用、无人飞机、智能机器人、虚拟战争、理性地避免战争等，使战争越来越不再成为人类生命的最主要剥夺者。这实际上标志的是人类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智能化高科技产品在医疗、健康、人类日常生活等领域的广泛运用，人类越来越能够自主地控制各种疾病或者其他自然的威胁，最终使人类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人类解放，是以往大机器时代根本无法比拟的。
由上可见，智能机器人与其说是挑战了人类劳动的神圣地位，还不如说解放了人类劳动，并推动人类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人类劳动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将越来越多;同时，工作的固定性越来越减少，人们不再会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需要不断地再教育再发展。此外，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又能够创造多种多样的条件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可见，人工智能将带给人类的不是失业，而是自由选择工作;不是剥夺人类的劳动权利，而是激发人的多方面潜能。
首先，人工智能促使每个人更有尊严地参与劳动，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人工智能大量普及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不是自己去挣扎，社会奉行的不是丛林法则，而是共生法则。于是，每个人都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被迫地劳动。在生存问题没有以社会化的方式解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地求资本家赐给自己工作机会。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屈服，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的时候，个体的生存被社会化就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资本逻辑猖獗所导致的除了出卖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无尊严状态将不复存在。在那样的社会里，“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部分人即使没有工作，也照样能合人道地活着。人们的劳动尊严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人们能够真正作为人有尊严地去选择性地劳动。自由发展是真正符合人的发展之必然要求的。“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所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是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从而使该未来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其次，人工智能最大可能地增加了人类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而为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当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就会获得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这些时间不应该被滥用或闲置，而必须用于人的自我发展、完善和提高，特别是用于劳动技能的再培训。那样，人们不会固定不变地以某种教育成果的形式拿着文凭从事一个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劳永逸地解决自我发展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许多单调、烦躁的劳动岗位会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去适应新的劳动要求。人的发展变成了终身发展，人的学习变成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人类劳动得到解放的情况下，尽管“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但是“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从而使得“所有的人都将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所以，闲暇时间越多意味着人们自我发展的时间越多。
最后，人工智能被大量运用于劳动中有助于异化劳动的克服，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当劳动不再是迫于生计而从事的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换言之，劳动会逐渐变成快乐的事情。于是，人们就愿意通过发展自己而参与劳动。当人工智能没有普遍采用的时候，各种阻碍人的发展的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按照荷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论，人有多重智能，因而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这使有闲暇时间者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当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人们就能将自己的多种潜能发挥出来。在传统劳动组织形式下，人们不得不娴熟地专于某一项劳动技能，因而其他潜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表明，传统社会里人的发展往往具有单向度性，是适应劳动竞争需要不得不顺从地发展起来的技能。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全面发展。
总之，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之后，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人将愈来愈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本质。这正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人工智能面前胆战心惊，应该张开热情的双臂去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