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应用/意义
前几天，有朋友在总结“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我也跟着讨论了几句。后来，感觉到这是个非常有深度且有趣的话题。
于是，今天就写一篇文章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所谓的“四次工业革命”，分别指的是“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化”四个阶段。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下面，分别总结下每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应用和意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技术是“蒸汽机”的发明，这是人类第一个通用的、便捷的、可移动的动力解决方案。
在此之前，动力主要来自于生物的能量——要么是人力，要么是畜力。也有一些风车、水车之类的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的手段，但其应用非常受限。
对于蒸汽机来说，其所需要的资源输入——煤和水既是“标准物资”，也接近于“无限供给”。因此，这样的动力设施用起来非常方便，放到纺织厂就可以驱动织布机，安上轮子就是汽车、火车。
而且，蒸汽机相对于畜力来说更加干净。在马车的年代，整个城市那可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啊。
更为重要的是，蒸汽机这样的动力解决方案，催生了工厂和工业的出现，让人类从农耕文明迈向了工业文明。
工业，本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体现，而社会分工越细，生产效率就越高，技术发展就越快。整个世界，一直就在沿着“专业化分工”这条路径来演进，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脉络。
其实，蒸汽机本身也是分工细化的体现——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实现了分离，蒸汽机则主要负责输出动力。在人力、畜力的时代，控制和动力则是合二为一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19世纪）电气化时代，代表技术是电力、内燃机的应用。在这个时代，人类的动力解决方案又有了重大突破。
由于电力具有“可高速传导”的优良特性，这使得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可高效传输的动力”。发电厂负责电力的生产，通过电线就可以将电能瞬间输送到各个地方。对方只要接上电动机，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同样是分工细化的表现，动力由发电厂这样专业的工厂来生产了。
除了提供动力之外，电还有“光、热、磁”等效应，因此就诞生更多的技术和应用，比如产生了电灯、电暖器、电冰箱、电梯等成千上万种电器和设备，这让人类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
电气化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主角，那就是内燃机。这是优良的、高效的、可移动的动力装备，以至于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雄霸世界，尤其是垄断了整个交通业。你看，无论是飞机、轮船，还是汽车，都是依赖于内燃机来驱动的。
说到内燃机，就不得不说石油。
蒸汽机需要燃煤，而内燃机需要燃油。因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
不同的是，石油不仅能提炼出煤油、汽油、柴油这样的燃料，还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原料和产品。比如，润滑油、沥青、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粘合剂、燃料、涂料、香料、药品等等。大到工业、交通、国防，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全都离不开石油。
因此，石油被称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液”，可见多么重要。
在电气化时代，除了像机械化时代那样应对动力问题，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高效地解决信息的问题。
于是，唱片机、电报、电话、电视、电影、电台等技术相继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被系统地生产、存储、传输和消费。这里面，很多技术和应用，是媒体和娱乐业来推动的。
至此，人、货和信息都可以自由、快速地在地球上穿梭。蒸汽机、内燃机让人们可以一小时移动成百上千公里，而无线电技术可以让人们将信息瞬间传达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20世纪）如果说电气化时代人们在初步尝试解决信息问题，那么信息化时代就是全方位给出解决方案。
这个时代的主角，就是计算机/互联网和卫星。
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人类的计算能力，进而使得复杂、大容量和高吞吐量的软硬件系统成为了可能。而且，相对于模拟技术来说，计算机系统所依赖的数字化技术，让信息可以更为精确地保存、传输和还原。
卫星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从太空中俯瞰整个地球，衍生出通讯、地理、气象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应用。
互联网技术，将信息的应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无论是信息的生产、存储、传递和消费的手段，还是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信息的数量和传输速度，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极其关键的是，互联网彻底解决了点对点的信息传递的问题。利用互联网，地球上任意两个人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交流，人类的信息传递从来没有如此高效和顺畅过。“点对点”不仅解决了聊天、社交的问题，更是解决了“买卖方对接、撮合交易”这样商业社会的基本问题，从而产生了电商、打车等各种应用。
经过前两次工业革命，人们从很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信息化时代，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开始被计算机系统所替代。有一句是“懒人创造了世界”，看来的确如此。
除了计算机、卫星技术之外，信息化时代还有原子能探索的突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核电站的不断兴建，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微观世界，并释放其巨大的能量。
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现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如火如荼，将整个世界推入了智能化时代。
智能化，首先意味着人机交互需要变得像人们之间的沟通、交谈一样简单、便捷。
之前，人类必须通过“纸带打孔、命令行、鼠标、键盘”等很不自然的方式来操作计算机。到现在，触控、语音、手势、人脸、AR、VR等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让人们几乎不用学习就能“下意识、直观地”与计算机、手机等设备进行交互。
其次，要达到智能化，需要让机器像人一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在此之前，各种设备和系统的行为都是在设计研发时确定好的，程序怎么写、计算机就有什么能力。
现在则不同了，大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让计算机可以通过学习很多带标注的数据或者与自己“左右互搏”，来学会“识别一只猫”，或者学会“下象棋”。
再次，智能化的范围要进一步扩展。
人工智能技术与移动互联网、5G、IoT等技术一起，不仅是要让计算机变得智能和聪明，而且要实现“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即让电视、冰箱、空调、汽车等所有设备都联网、都具备智能。
可见，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智能而美好的崭新时代。
结语技术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原始推动力，越是通用的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越大。
要获得技术的突破以及广泛的应用，就需要越细分的社会分工。
然而，人类再聪明、再厉害，也不能脱离自然界。相反，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大自然的深度探索，无论是发射卫星、探索太空，还是深入地下挖掘矿产石油，抑或是深入到微观世界，释放原子能量，皆是如此。
科技如此美妙，未来无限美好。
【人民网】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之路
在世界历史舞台的演进中，教育中心支撑科技中心，科技中心助推经济中心。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大学必须率先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的中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探寻变革之路，这是中国大学对人类文明变革发展趋势的自觉关切和积极回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来势汹汹
回溯世界历史进程，近代以来历经三次大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相继迈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未来世界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跃发展以及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的重塑。
纵观历史可见，工业革命一般率先发生在拥有一流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及集聚一流人才的策源地，并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催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从博洛尼亚大学到洪堡大学，再到北美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在与工业革命逐步走向协同、相互支撑中完成了一次次嬗变。
当今世界，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来势汹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太空技术、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为代表，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带来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显著变化。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是单一领域率先突破，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涉及所有学科、所有领域、所有行业的全方位的爆发，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社会大变革，完全是质的飞跃，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加快变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不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面对如此复杂而深刻的时代变革，只有把握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大学作为科教前沿，必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与职责。
二、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弯道超车
近代以来，中国屡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离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如此之近。这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战略机遇——打造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的教育新形态。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知识的垄断已不复存在，产业结构变化催生新的学科组织方式，知识更新的高频节奏催生新的培养模式，市场对新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在催生科研方式的转变。
基于此，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不适应的矛盾逐步显露，“与社会脱节”成为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考验。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和新产业形态、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大学的知识供给却远未能满足社会需求，甚至社会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大学前面。
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反向交流突破了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界限，突破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脉络，大学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好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大学必须打开校门，跳出以单一学科为支点的传统封闭小圈子，主动融入社会，深度融入社会，把握社会发展最前沿脉搏，真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潮头，变革、构建学科体系，让学生在一个与时代同频共振、与社会脉搏紧密相连的前沿背景下，去学习知识、把握知识、创造未来。
未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科教一体，产业融合。这是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的深刻变革和必由之路，“融合”也成为建构21世纪大学新形态的关键要素。
三、西安交通大学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心怀“国之大者”，传承西迁精神，以“四个面向”为指引，打破大学“围墙”，主动融入社会，建成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打造全国重要的科研和文教中心、国家重要战略性平台，促进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循环，实现教育体系与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有机衔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以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创新之路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在创新港创办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探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培养引领未来技术的创新领军人才和行业急需的工程科技人才。通过组建校企合作“双师型”师资队伍，构建前沿性、前瞻性的项目体系与课程体系，实施自主式、研讨式、探究式教学模式，实行弹性学制，革新评价体系，强化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能力，打造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新高地。
学科组织交叉融合。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面向未来有机组合相关学科，构建了29个研究院、300多个研究平台，通过打破物理空间的界限，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进一步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充分鼓励学生学习跨学科知识，了解跨学科领域，研究跨学科问题，在实践项目牵引下完成培养计划，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培养的双提升。在18万平方米的创新港泓理楼中，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学中心等相互集成，以干部任职互兼为抓手，以项目推进为主线，组建大团队承接国家重大任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力争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化领域新突破。
科技创新“两链”融合。坚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大科学装置、国家医学中心等国家级大科研平台为支撑，布局一批“从0到1”基础研究项目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发挥创新港秦创原总窗口作用，联合共建40余家校企合作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打造服务西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国际交流民心融合。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起“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目前已有来自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所高校加盟，已成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典范，在全球教育治理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等智库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争端解决等提供智力支持。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两个一百年”、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听党指挥跟党走，把握大势，勇立潮头，适应21世纪大学新形态，奋力书写发展新篇章！
原文刊载于2022年2月15日人民网
报道链接：http://edu.people.com.cn/n1/2022/0215/c1006-32352727.html
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悄然而至
作者：许成钢，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在今年两会的诸多热点之中，“人工智能”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这让我想起一则旧闻：去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计算学院，以应对人工智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学术机构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单笔投资，其中黑石（Blackstone）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A.Schwarzman）为该学院捐款3.5亿美元。谈及这个动议，苏世民对媒体披露说，正是几年前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长时间的谈话，让他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争论越来越着迷，促使他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
人类历史上，自从产业革命的出现才使各国经济拉开巨大的差距。产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制度创新，制度决定着工业化的进程。制度的落后使中国完全错过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化，使中国赶上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后半期，涌现了以BAT和华为为代表的创新型民营大企业。但是制度的障碍导致中国严重缺少革命性、原创性的创新。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悄然而至。如果我们想认识它的未来，不妨先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三次产业革命。
三次产业革命的起源和主要技术内容18世纪出现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英国，其特征是机械化。机械动力的蒸汽机和各种工具机的广泛应用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英美，其特征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技术突破：电气化和内燃机，以及以化学为基础的突破：化工、金属冶炼、制药。
20世纪中后期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美英，其特征是信息化和生物医药，前者是以物理、数学为基础的突破，后者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突破。
这三次产业革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源于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每次自发产生的新技术的经济都破坏老技术的经济。发明家和企业家得以自由发展的程度取决与所在国的制度。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都是以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这些国家，高度自治的大学提供了创新的知识和充沛的人力，金融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它是资源配置的中心。归纳起来，英美创新制度的特点是为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和竞争提供创新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在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上提供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产业革命和任何重大技术创新的特点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它不可预测、不可计划，一旦出现对老技术经济的破坏力巨大。制度自身需要有适应创造性破坏的能力，不适应的制度必须退出。容忍和接受创造性破坏能力的制度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为社会带来福利。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根源是制度问题：不产生重大创新，也不能追赶创新。
产业革命的思想来源是教授自治的大学。教授自治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没有第一流大学就没有历次产业革命。历次产业革命的革命性创新想法都来自于大学。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思想源泉来自于牛顿和瓦特这两位科学家，前者27岁就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教授，后者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被誉为全球最为古老的十所大学之一。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思想源泉来自于麦克斯韦和赫兹。前者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后者是创办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想法，在基因方面来自于剑桥大学的沃特森和克里克两位教授；在计算机方面来自于剑桥大学的图灵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冯诺依曼教授；在人工智能方面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ˑ西蒙教授和MIT的麦卡锡和敏斯基。
教授治校是产生创新知识和人力的制度基础，教授治校包括两部分：人事自治和资源自治。校长的招聘、教授招聘及晋升和招生等事务由教授们来决定这是人事自治；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来决定学校的研究方向，这是资源自治。
如果我们对决定技术创新的制度进行排序，我们会发现，革命性创新产生于英美法律体系支持的市场制度，每次产业革命都是在这个制度中产生的。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包括日韩新加坡等)紧跟创新，但从不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这种制度下孕育出的创新，较少处于革命性创新的前沿但能紧跟前沿，产生重要的互补性创新。
曾经，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国有制计划经济可以快速模仿和追赶领先者但难于自我创新。虽然举国体制可以在某些领域产生个别强项，但是整体水平上则连追赶都困难。在这种制度下，极少孕育出创新想法，而且创新的效率严重低于市场经济。更不要说群众运动和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充满了混乱、浪费、欺骗和灾难。
创新的基本制度问题创新是在所有活动里最依赖制度的一个活动。创新最难解决的就是激励机制问题，即谁是创新者？他们为什么创新？他们创新的动力是什么？
历史上，突破性发现的产生，其原始动力都是以好奇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比如说电，电的发现纯粹是好奇产生的。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安培，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法拉第、德国物理学家韦伯分别发现了电和磁的一些规律。后来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将他们发现的规律合在一起，形成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中心的、统一的电磁学理论。
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出来的一个预言是，当电磁回路里有变化的时候，就会有能量跑出去。这个预言被洪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赫兹在实验中检测到。凭借这个发现他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赫兹实验的基础之上，马可尼发展了可以商业化的无线电技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是电气和无线电，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在麦克斯韦方程的科学指导之下产生出来的。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医药，包括在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的诞生、DNA/RNA的发现、测定人类基因组图谱等革命性的创新。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都是在好奇心的推动之下产生的。
回顾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革命性的变化、所有突破性的创新，原始的想法，都产生于出自好奇的探索。具体而言，创新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科学中的革命性的变化。在此之后，追随着这些革命性的基础变化，便有了第二层的创新：应用性和跟随性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由于其好奇部分下降，所以需要为创新的工作者提供外来的激励机制，主要的激励是名利方面的，比如获得诺贝尔奖、在著名学府任职、成为身披光环的著名学者、在顶尖杂志发表论文等等。
接下来的第三个层次的创新，是以实用为目的。这种创新必须依赖强大的外来激励，即商业利益。在这种激励下，成功的创新者可能成为创新的企业家，比如瓦特、爱迪生、特斯拉、马可尼和乔布斯。
创新需要激励机制，不同层面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解决的是创新的动力的问题。而激励机制本身是制度决定的。
总而言之，所有的创新都严重依赖制度。当我用制度这个词的时候，我概括为以下三项：法治、市场和自治的大学。在法治层面，一个特别突出的因素就是产权，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法治是保护自由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
制度：谁拥有资源？谁决定资源配置？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不是来自于计划或者政府命令。所有的重大突破首先产生于想法，产生于无数自由的探索，最后才在商业上获得结果。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在竞争中取胜，人们才知道它是最好的。为什么计划会在创新的过程中失效？因为计划只对已知的目标有效，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与其相关的人、目标、方法在事先是全部未知的。
保障自由探索的制度需要法治的环境和自治的大学，需要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和资源，包括选人和经费。所有的研究、创新活动都需要资源，例如资金。
当我们讨论产业革命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图像，而是伴随着巨大的破坏。产业革命是一个大规模优胜劣汰的过程，有大量企业被残酷淘汰。优胜劣汰的过程只有市场可以做，政府没有办法复制，政府最不能复制的就是破坏，尤其不能复制创造性的破坏，而产业革命恰恰一个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市场制度为发明家、企业家提供的激励是产业革命的基础。比如，知识产权是对发明的保护和一段时期的垄断权。技术垄断、行业标准的话语权等是知识产权的衍生物。市场自身的优胜劣汰筛选机制可以在大量个人发明中筛选出最受欢迎的发明，具有灵活性和市场判断的民间投资可以进一步让个人的发明实用化。政府是无法复制这些激励机制的，而且政府的强行推动往往起反作用。
创新无捷径。产业革命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想要后来居上的企业只有依赖创造革命性的新产品取代已有体系从而赢得市场份额，Android/iOS逐渐取代Windows、苹果战胜IBM、谷歌战胜其他搜索引擎都是如此。没有基本创新，靠行政、计划、仿制、改进，只能缩小部分差距，不可能在市场中战胜已有体系。试图用行政及山寨方式打破所谓“技术封锁”、“技术垄断”，争夺“话语权”，这些做法不仅侵犯产权，而且破坏了创新机制，更不可能全面创新。
历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都是固定的，都只发源于英国和美国，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英美是同一类型的制度：高度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近一个世纪中的百余项革命性发明中，除了因为军事项目而产生的人造橡胶诞生在苏联，其他全部产生于市场经济。过去100年里，如果排一下顺序，哪些国家革命性的发明最多？应该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因此，产业革命与政府主导的研发是不相容的。任何政府依赖的基本机制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奖励惩罚，而政府的奖惩机制破坏了创造性研究的基本环境。
从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所有大规模投资在实际应用上的革命性技术，其应用性的研发，都始于风险投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投资。一个具体的例子，国内投入巨资的量子通讯，其实质是量子密钥分配，而不是通讯本身。但是量子密钥分配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问题。
2013年，美国西北大学HoraceYuen教授发表的论文《量子密钥分配的安全证据缺乏基本要素》（Essentialelementslackinginsecurityproofsforquantumkeydistribution）指出，量子密钥分配的安全性有致命问题。在他的研究背景下，美国、英国政府都有正式文件要求政府不在这个领域投资。日本政府也在其科学家的跟随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投资。
改革不适应创新的制度举国体制可以和市场竞争一分高下吗？答案是否定的。
国有制下的苏欧经济体也就是今天26国和中国都极其重视创新。苏欧曾以世界最高的R&D开支比例费力追赶欧美，却无力缩小在电子、电脑和生物等核心领域与世界前沿的差距，被迫改革，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直至放弃原有制度开始转轨。日本通产省80年代超级计算机项目的失败，表明国家计划的研发无力与市场中所有企业家的创新竞赛，这就是押宝选中的项目与大量独立竞争项目之差别。
国有制下的制度依赖官僚决策，与企业家创新不相容，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依赖独立司法维持秩序，给了企业家独立创新的空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要素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其主体来自制度改革与创新带来的市场、民企大发展，以及对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的模仿。这种模仿可以解释成广义的创新。技术追赶和模仿对多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重要贡献，但是技术创新整体上对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比例很小。中国有大量模仿基础上的商业创新，但是没有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
在即将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指数2018》中，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虽然在人工智能的许多应用领域快速追赶，最近几年在规模上已经大体与美国相似，某些领域甚至规模更大，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非常大。
正在发展的科学和技术使我们可以预期，在基础科学发展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计算力（例如量子计算）、传感器等方面，都会有新的突破。而这些突破会使人工智能领域发生非常不同于今天的巨大的变化，会进一步改变所有行业，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步伐。中国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接受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在制度、学术、技术和市场所有方面，不断学习发达国家。
突破性的创新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没有这些，政府的计划和政府设计的激励机制都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说：“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的研究）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就不能称为研究了，对吧？”（Ifweknewwhatitwasweweredoing,itwouldnotbecalledresearch,wouldit?）
他还曾经说过：“如果人们努力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渴望回报，那我们真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了。”（Ifpeoplearegoodonlybecausetheyfearpunishment,andhopeforreward,thenweareasorrylotindeed.）
技术和商业的突破性创新，来源于市场配置资源和残酷的优胜劣汰。政府无法模仿产业革命中的创造性破坏，政府也无法模仿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激励的能力。改革不适应创新的制度，是中国不重蹈历史覆辙，跟上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本保障。
三个好消息，中国或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属于西方的时代该终结了
0分享至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近代史中，一共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并且都是在西方开始的，更精确点说，就是欧美。随着英国人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之后，人类正式进入了工业时代，当然，也是西方的工业时代。只不过，前2次工业革命，我们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基本上都失之交臂，而如今这第三次革命，咱们还在奋起直追。此时此刻，我们身处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里，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许正在来的路上。如今，西方各国都在积极准备着工业4.0之时，中国人也在思考，我们如何能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在思考，我们如何能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为我们心里无比地清楚，想要完全超越西方，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就必须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否则，在这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赛中，中国将失去竞赛的资格。好在，中国日渐强大，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现在已经站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现在的中国，不仅跟上了西方的脚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而接下来的三个好消息，让我们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充满了更多的信心。第一个好消息：火箭院申报的亚轨道运输新技术，成功获得了立项支撑。第二个好消息：我国科学家实现量子模拟领域新突破。第三个好消息：中国科大与阿里成立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回看这些年，我们不难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关键技术，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主导，应用于军事，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人类科技的创新将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自动化的创新，很可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工业革命了。所以西方强国的发展方向，也大多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上暗自发力，都想借着全球化的趋势，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毕竟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我们中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一旦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将意味着，人类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业就会在中国。无论如何，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一定要把握住！如今，世界的格局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或许工业的巨变就在不远处。如果说，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中国都没有好好地把握住机遇，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把握住了，我们就一定能赢，而西方引领工业革命的时代，也是时候该终结了。（佳滢）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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