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的替代影响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展现出革命性的自主学习与自我进化能力，人工智能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各国与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人工智能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和战略价值，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还能改善个人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社会福利。然而，人工智能在改善生产水平和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譬如无人驾驶机器人的事故责任、用户数据隐私泄露以及劳动就业歧视等。所以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和伦理等方面带来的利弊优劣，值得更广泛深入探讨。其中"机器换人"的忧虑再次伴随新一轮的技术发展而出现，人们普遍对人类劳动力会否被人工智能机器所取代而感到担忧和恐慌。2017年美国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对人工智能持有好感，但30%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会抢占工作机会[1]。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资源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科技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阶段，近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抢占"2030人工智能高地"[2]，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4]等，很有机会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人工智能技术国家。当然，中国也是人力资源大国，拥有约9亿的适龄劳动人口，巨大的人力资源存量即将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因此厘清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的替代影响关系，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紧迫课题。
一、人工智能的内涵、价值和争议(一)人工智能是一系列技术的集成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概念自1956年首次提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综合交叉的宽泛概念。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是"一门关于如何表述、获取和使用知识的科学"[5]，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智能工作"[6]。其实，所有对人类智慧能力的研究和模拟都可算作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涵盖多个技术领域的概括性术语。其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属于起步发展期，人工智能在数学和自然语言领域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属于应用发展期，出现了模拟人类专家运用知识经验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专家系统，实现了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从一般推理策略探讨转向运用专门知识的重大突破；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属于稳步发展阶段，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在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领域取得的进展，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2011年至今属于蓬勃发展期，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一系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领域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7]。总体来说，数据挖掘与学习、知识和数据的智能处理、人机交互等三类技术可以视作人工智能在当前应用场景中的关键技术[8]。按照Gartner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9]的标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就是一系列技术集合从新生到成熟的演变过程。
(二)促进人类劳动解放是人工智能的终极使命技术发展与应用影响着人类的劳动形式。从技术发展历史来看，人工智能是人类持续改造劳动工具服务于社会生产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象征。在技术欠发达时期，体力劳动是基本的劳动形式。随后，机器生产逐步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帮助人类摆脱了笨重、危险的体力生产，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式。后来，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影响下，智能机器开始帮助人类摆脱脑力劳动。与历次技术革命一样，人工智能进一步取代了机械化和单调化的生产劳动，减轻了人类的体力负担、脑力负担和智力负担。根本上来说，人类创造人工智能就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提高劳动效率。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节约时间和资源，获得劳动解放，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10]。只不过，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尚不能完全解放人类的生产劳动，只能进行局部功能替代。从劳动能力角度来看，虽然人工智能的机械力量基本取代了人类的肌肉力量，使得人类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但是人工智能的重复性运算、大数据统计学习和知识存储等能力，仅仅能替代人类的部分智力劳动，还有许多智力劳动仍需要凭借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控制力才能完成[11]。不管怎样，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仍是人类获得劳动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希望。
(三)发展人工智能须符合人类价值观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在冲击着既有的世界秩序。虽然自动驾驶可能比人类驾驶更安全，智能诊疗可能比医生更准确，语音识别可能比速记员更迅速，但是由此带来的虚假信息、隐私暴露、算法黑盒、网络犯罪等伦理问题，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思与讨论。近年来，为引导"科技"向善，赋予"算法"正确价值观，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协力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共识，也让伦理成为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组成部分。2018年以来，中国、美国、新加坡、阿联酋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已明确将人工智能治理纳入人工智能的总体发展战略。此外，欧盟、OECD、G20、IEEE、谷歌、微软等诸多跨国主体也从各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12]，详见表1。只有以人类价值伦理为导向，在规范约束下实现人、社会、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才能让人工智能持续造福人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表1(Table1)表1关于人工智能的主要伦理框架或原则发布主体框架原则来源及时间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提出的一般原则包括：确保AI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在AI设计和使用中优先考虑人类福祉的指标；确保AI设计者和操作者负责任且可问责；确保AI以透明的方式运行；将AI滥用风险降到最低。AI白皮书《道德准则设计》，2017-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共有五项原则：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福祉，以人为本的价值和公平，透明性和可解释，稳健性和安全可靠以及责任。《负责任地管理可信赖的AI的原则》，2019-05新加坡确保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协助机构确保AI作出的或在AI帮助下作出的决定对公众来说是可解释的、透明的和公平的；二是AI解决方案以人为本。此外，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适用于常见AI部署流程的关键道德原则和实践：内部治理结构和措施、自主决策中的风险管理、运营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2019-01欧盟包含三个层次：可信赖AI的根基，可信赖AI的实现，可信赖AI的评估。《可信赖AI伦理指南》，2019-04日本分别从人类、社会系统、产业构造、创新系统、政府监管五个维度勾勒了"AI-Ready社会"的愿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社会原则》，2018-12谷歌包含七项原则：对社会有益；避免建立或加剧不公与偏见；保障建立与测试中安全性；对人类负责；建立并体现隐私保护原则；支持并鼓励高标准的技术品格；提供并保障上述原则的可操作性《谷歌AI原则》，2018-06微软提出六项原则：公平、可靠和安全、隐私和保障、包容、透明、责任。《计算未来：人工智能及其社会角色》，2018-08腾讯提出三项准则：一是技术信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价值引导，做到可用、可靠、可知、可控；二是个体幸福，实现个体更自由、智慧、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可持续，善用技术塑造健康包容可持续的智慧社会。《智能时代的技术伦理观——重塑数字社会的信任》，2019-06表1关于人工智能的主要伦理框架或原则二、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的替代影响在21世纪的前20年间，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影响下人力资源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现行的劳动法规、工作框架以及生产合作关系的平衡已被新的趋势所打破，新近出现的大量非标准的工作形式，如自由职业、自我雇佣、独立承包、零工经济等，对传统劳动权益保护的思维定势提出了挑战"[13]。近年来，一幅全新的劳动就业图景正在形成。宏观上，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不可避免，所有人力资源都须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尤其是在组织层面，自动化技术将重塑内部流程和管理标准，驱使人力资源组织将主要资源聚焦于更加精益、更加核心的关键业务。微观上，随着工作场景的转换，未来的工作形式、内容和技能都将面临新的要求。事实上，人工智能时代发生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劳动、就业与雇佣关系演变，将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组织、职业、任务和技能等方面。
(一)劳动力替代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是经济进步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技术变革也常常引起人们被新技术手段取代的担忧，产生所谓的技术性失业[14]。尽管技术性失业在历次技术革命中并没有被确凿的证据证明，但本次人工智能表现在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技术进步，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被人工智能机器取代而导致失业的恐慌。众多学者和机构从不同角度对未来的技术性失业风险进行预测(表2)，虽然失业率的这些预测值是基于当前经济规模与发展模式的推演，而非事实，但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带来的中间高、两边低的就业极化现象已经出现，即人工智能对中间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最为严重，相反，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有所增加[15]。当然，也有学者进一步认同了人工智能能够覆盖大部分的劳动领域，具备学习能力的机器人将使人类更容易实现目标。因此，机器人在未来将协助人类在许多场域扮演重要的角色[16]。Borenstein认为，未来机器人在产业界的应用会越加广泛，因此会对人类就业机会及工作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机器人的创新应用也会随之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因机器人能够执行重复性高的工作，使其取代人类员工的可能性变高[17]。从理论逻辑上讲，人工智能必将打破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但实际上由于环境不断变化，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导致失业后，长期来看也会增加就业[18]。事物发展具有利弊两面性，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影响需要辩证看待，短期内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技术的确会降低劳动力需求，对劳动参与、工资报酬等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低端繁杂的劳动任务被大量解放，劳动力市场也会催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表2(Table2)表2技术性失业风险预测机构预测德勤美国38%、英国30%、日本21%、德国35%的工作面临被取代风险麦肯锡在60%的职业中至少有30%的工作任务可以被取代罗兰贝格到2035年，将消失830万个产业工作岗位，新增1000万个服务工作岗位牛津大学美国47%的工人面临被取代风险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有66.6%的工作面临被取代风险国际劳工组织未来20年全球有56%的工作面临被取代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的工作面临高风险，50%—70%的工作面临低风险表2技术性失业风险预测(二)组织管理替代环境变化是组织管理模式变化的动力。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内外部环境日趋多变、复杂和紧张，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也将随业务模式改变而悄然改变。内部而言，当组织管理的主要构成变成了与人相近的"智能"，传统以"人"为核心的组织价值观、业务分工、生产合作方式将受到严峻考验。一方面，层级组织模式将被开放式的组织模式替代。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层级组织模式在传统的组织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新的社会生产环境对信息传递方式、人才雇佣与协作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个体与组织间的层级关系会转变为"联盟"关系，层次式的信息结构转为网络式信息结构[19]。个体与组织之间也不再是层级从属关系，而是合作且平等的网络关系[20]。Arthur等学者提出的"无边界职业生涯"概念很好地阐释了个体与组织之间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成员不再将组织视为终身效劳的对象，而是一个能力提升的职业发展平台[21]。另一方面，人才管理将被"心智管理"替代。表面上来说，随着大数据分析、智能化、云计算等技术引入，极大地简化了日常行政工作，组织的人才管理工作效率和工作精准度能够大幅提升[22]。尤其在人才甄选领域，人工智能通过情景化、游戏化等测评技术[23]，在降低面试主观偏差、减少应聘歧视、搜寻匹配候选人等方面已经表现出突出的优势[24]。但实际上更为核心的是，人才管理关注的重点不应再是事无巨细的"规则"，而应该是员工的"心智"。因为未来能够稳固维系人与组织联系的将从劳动契约变为心理契约[25]，所以人才管理需要为组织创造新的价值，摆脱传统事务性工作，向更具创造性、更需理解力的工作转变，如塑造公平感、培养道德行为、营造互信氛围等。事实上，新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核心就是建立基于信任与尊重的新型劳动雇佣关系[26]。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传统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人才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尝试在不同的工作环节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并逐步提高其运用的频率和强度，尽早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三)职业替代现代社会的职业分类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技术革新正在颠覆固有的社会分工方式，许多从事单一、重复、低技能职业的劳动力可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助下获得解放，转而从事人际互动强、突发应变多、需特别定制等特性的职业。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较为成熟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大数据分析、聊天机器人、机器视觉、自动驾驶等领域，因而类似计程车司机、资料输入人员、银行柜员、零售业店员、餐厅服务生等职业，被取代的几率高达99%；而需要创意或高度沟通技巧的职业，如医师、教师、作家、导游、律师等被取代的几率则低很多[27]。著名创新科技企业家李开复则根据牛津大学、麦肯锡、普华永道、创新工场等机构的研究报告综合梳理了当今社会365种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表3)，他通过系统比较后认为，在未来的15年之内大部分职业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而关爱型和创意型的职业则很难被取代[28]。总体而言，大多数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都是单调的、重复性的、机械呆板的、规则流程式的职业。相反，人类与生俱来的创意性、人际性、灵活敏捷性和直觉决策性，与人工智能相比仍具优势。
表3(Table3)表3被人工智能替代可能性最低和最高的十种职业排名职业种类被替代的可能性1人工智能科学家0.1%2创业者0.1%3心理学家0.1%4宗教教职人员0.1%5酒店与住宿经理或业主0.1%6首席执行官0.1%7首席营销官0.1%8卫生服务与公共卫生管理或主管0.1%9教育机构高级专家0.1%10特殊教育教师0.1%356纸料和木料机操作工96.5%357装配工和常规程序操作工96.7%358财务类行政人员96.9%359银行或邮局职员97.1%360簿记员、票据管理员或工资结算员97.3%361流水线质检员97.5%362常规程序检查员和测试员97.7%363过秤员、评级员或分类员97.9%364打字员或相关键盘工作者98.1%365电话销售员/市场98.3%表3被人工智能替代可能性最低和最高的十种职业(四)任务替代对于当前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替代，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即人工智能替代的只是各职业中的一部分任务，而不是整个职业[29]。无论未来是否会替代整个职业，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在各个行业的具体场景中代替人类执行不同的任务。日本和英国媒体合作针对制造、管理、医疗、教育、交通运输等23个产业领域中共2000项业务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完成的任务中，制造业的取代比例最高，受调查的688项任务内容有552项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例如焊接、装配、裁缝、制鞋等；餐饮业受调查的140项任务内容有96项可以被取代，如柜台点餐工作、食材准备、食物与饮料服务、餐桌与餐具摆设等；运输业受调查的353项任务内容有171项可以被取代，如车辆维修、飞机驾驶、运输资讯提供等；建筑开采业受调查的263项任务内容有113项可以被取代，如建筑材料搬运、标注参考点、焊接金属、勘探测量、岩土挖掘等；农林渔牧业受调查的112项任务内容有46项可以被取代，如巡查、种植、采收等；医疗照护业受调查的111项任务内容只有28项可能被取代，如护理协助、物理治疗、按摩治疗、静脉注射等(图1)[30]。综合来看，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劳动任务具有经济、技术和安全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劳动成本较高的任务，运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能够获得更优的经济效益；二是劳动强度超出人类生理极限的任务，运用人工智能够延伸人类的劳动能力；三是劳动风险较高的任务，运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能够保障人身安全。
图1(Figure1)图1不同行业可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任务比例(五)技能替代人类的认知模式在人工智能时代也会发生变化。就个体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创意、社交等软技能比拥有硬技术更具有职场价值。因为人工智能并非无所不能，在许多软性技能方面还存在短板。国外学者Frey和Osborne从O*NET①选取702种职业的任务技能进行分析，发现人工智能的技能瓶颈主要表现在感知操控力、创造能力和社交智慧等3大技能的9个方面(表4)[31]，除此之外的其他劳动技能都无限接近或超越现有人力资源水平。也有学者认为，未来的技能不再是单一取向，而是多种技能的融会贯通。Daugherty和Wilson在其著作《人类+机器：重新构想AI时代的工作》中提出，未来工作场景中所需要的八种融合技能，主要包括：创造性增强、规范重塑、整合判断、智慧化提问、机器赋能、全面融合、互相学习、持续变革等[32]。通常来说，社会生产环境的变化本身就会催生工作技能的革命。由于人类存在主观能动性与认知可塑性，人工智能带来的技能替代并非是对人类价值的否定。相反，如历次技能革命一样，应视为新生的机会。前述可见，人工智能尚不完美，还需要进一步向人类的天性智慧学习进化。而人类也应把握好被人工智能解放出来的精力和时间，发挥自身优势弥补人工智能的技能不足，人机合作方能共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①O*NET是由美国劳工部组织开发的职位分析系统，也是一个较全面的职业信息数据库，其中对各职业定义、工作任务、知识、技能与工作能力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访问网址：https://www.onetonline.org。
表4(Table4)表4人工智能的技能短板技能描述感知操控力手指灵敏性能精确协调手指动作抓住、操纵或组装非常小的物体手控灵敏度能快速移动手及手臂或者用双手操纵组装物体创造能力不规则空间的工作能力在拥挤、不规则的异形空间中完成工作任务原创力有能力想出一个不寻常的聪明想法，在给定的话题或情景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精细工艺文艺类的理论和技术，如作曲、制造、表演、音乐、舞蹈、视觉艺术、戏剧和雕塑等社交智慧社会敏锐意识意识到他人的反应，并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反应谈判力将众人聚集在一起，并调和分歧说服力说服他人改变想法或行为照顾他人向他人提供帮助，包括医疗关注、情感支持、个体关怀等表4人工智能的技能短板三、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探讨中国是人口大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存量，协调处理好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就业关系，维持良好的社会稳定秩序，才能获得长久可持续的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好人力资源的关键，就是能够正确理解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虽然人工智能有全面取代人类劳动的可能性，不过尚取决于多个变数，除了技术发展以外，其他非技术性因素同样重要，例如公众对新兴技术接受程度，国家对技术的发展界限等。从历史经验不难看出，即便在一个技术快速增进的经济体系中，大部分劳动者仍可以发挥作用。况且，技术进步通常还具有间断演进性，对就业的影响也是分阶段的，在导入期对就业影响有限，拓展期会增加就业，到衰退期则减少就业[33]。可见，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那么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之间就并非替代与被替代的"敌对关系"，而是一个动态适配、融合互补、和谐共生的"伙伴关系"。
(一)动态适配从个人层面来说，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智能化的完全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新兴技术都有一个从警惕到依赖的情绪过程。一个专注于创新适应性的研究团队发现，人们对一项新兴技术的态度大都包含期望、相遇、接受、适应、融合、认同等六个阶段[34]。当人们获知一项新技术，首先会去了解和估量其功能效果，并会预先形成某种期望和印象；当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遇见或使用这项技术时，大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如果与预期不符，甚至可能会出现抵制和拒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以后，随着对技术特征和功能细节的越加熟悉，开始逐步接受；随后进入适应阶段，人们会调整自己，作出某些改变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这个阶段也是人们对新技术萌生情感的阶段，有些人会很兴奋地向周围人诉说和展示新技术带来的不同体验；当新技术完全融入日常生活后，人们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并赋予它个性化和意义感，这便是融合阶段；最后是认同阶段，新技术带给人们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实用功能本身，还附着有社交联系、社会认同等价值的情感工具，成为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简言之，人工智能融入人类工作和生活，既是人工智能的调试完善过程，也是人力资源的接受适应过程。
(二)融合互补随着人工智能与大规模生产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机器人必然成为新型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的劳动方式将从单一性向复合性，从体力劳动向智力劳动，从机械化操作向个性化问题解决等方向发展转变，而人工智能将替代完成原有的劳动工作，形成人机互补的融合发展局面。同时，人机融合不仅仅是分工上的互补，在组织决策层面，人机合作能够突破组织边界、打通信息壁垒、充分利用智力资源，作出的决策更加准确和稳定。美欧等多个国家都纷纷强调了人机合作对未来智能化机器人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所发布的国家机器人计划，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发明和创造能够与人类一起工作的协作机器人(Co-Robots)，聚焦于机器人在各个方面无缝集成，协助人类生活[35]。欧洲在人工智能战略规划中也有类似的导向，将创造和发明与人类共同劳动的合作伙伴机器视为主要目标。可见，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在空间、内容和技能上的融合互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和发展方向。
(三)和谐共生人类社会正在由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迈向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支撑的智能社会。智能社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工制造机器、控制机器的时代，而是一个由人工智能发展而构建起来的新社会形态，也是一个包含人机协同、人机结合、人机混合等多种人机关系的共生时代[36]。人机和谐共生既能够促进自然、经济、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也能促使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生产合作。当然，和谐的共生关系不只合作，也包括竞争。因此未来智能社会的竞争，不只是人类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劳动者与智能机器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达到人机共处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相似性越来越高时，人类社会便会产生是否赋予人工智能平等权力的疑问，包括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者同样享有工资、福利等劳动报酬的权力？人工智能是否也应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在出现错误与违规时是否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一系列问题的本源来自人类的同情心。但从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准则基本达成了"以人为本"的共识，即人工智能的发展主导权应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因此，未来的人机关系是"共生"，而不是"平权"。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一)主要结论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的替代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就整体对劳动力的替代而言，在短期会导致失业，但从长期来看也会增加就业；第二，人工智能会替代传统的层级组织和人才管理模式，但也产生出新的开放式组织和心智管理模式；第三，人工智能会替代单一、低技能的职业，但许多依赖人类创意性、直觉性的职业仍无法取代；第四，人工智能将替代劳动成本高、劳动强度大、劳动风险较高的任务，但仍未完全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第五，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的大部分劳动技能，但感知操控力、创造能力和社交智慧却是难以突破的替代瓶颈。
(二)对策建议1.创造新增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创造新的劳动服务需求，增加新的工作机会。人工智能是一项先进性的革命技术，能够在多个方面带动和促进就业增长。一方面，产业升级创造新就业。我国正处于资源驱动与创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加快新技术的产业融合，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够创造新增就业机会，解决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带来的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创新创业产生新就业。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激发大众的创新创业积极性，也能实现新领域就业机会的提升。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新就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餐饮及健康养生等第三产业，提高文娱经济、创意经济、绿色经济在国家产业结构中的占比，能够差异化地促进服务类、创造类和情感类的需求扩充，实现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技能互补。还有一点，零工经济等新职业形态兴起也增加了就业。零工经济具有灵活的就业形式、丰富的就业渠道、较低的就业门槛，任何单一的技能模块都能够经由平台向不同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分时服务。零工经济正在成为吸纳人力资源存量并实行自由配置的重要就业领域。
2.合力共筑社会保障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不能忽略人力资源的合法权益，应该构筑可靠的社会保障，降低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个体利益的共同繁荣，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会被减慢，甚至中止。政府、企业和社会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共同为人力资源提供基础保障，维护以人为本的发展准则，确保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被动摇，自由全面发展的权益不被侵害。具体而言，政府应完善劳动保护法规政策。因势利导地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尤其是以自由职业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关系，也应纳入社会保障的基本范畴。企业则应帮助人力资源提前适应人机合作场景，肩负起企业应尽的责任，在组织内部为人力资源提供转型升级的机会，注重对综合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帮助人力资源适应智能化时代的复合型需求。此外，社会各界还应联手发挥监督职能，确保人工智能合法合规地运用于生产服务，合情合理地融入日常生活。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方努力下，共同保障人力资源的发展权益，切实维护人力资源的合法权益。
3.加快职业技能转变技能人才是能够运用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进行实际操作的人员[37]。人工智能发展会替代单一、重复性高的技能。这意味着部分固有的工作技能将不被岗位所需要，可能很快就会消亡，相关劳动者则需要重新学习新的技能来更换岗位。加强人力资源技能指导与培训，能够扭转或减缓这个技能切换过程。从人力资源角度而言，在职业技能的转变过程中可以从这三点着力：首先是迁移旧技能，职业技能既有新兴变化的一面，也有稳定不变的一面，一项合格的职业技能由知识、技巧、能力和经验组成。其中能力和经验是可以从一项技能向另一项技能迁移和转化的。因此劳动者旧有的技能并非一无是处，在长期劳动中沉淀下来的经验和认知，只需通过简短的适应期，便能很快迁移到新的职业技能中。其次是学习新技能，伴随人工智能必将涌现一批新的职业技能，劳动者应保持开放学习的态度，对新兴事物怀有好奇心和认同感，从而加快对于新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在新时代中重新扮演新的社会分工角色。最后是储备未来技能，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的差异化特点，将是劳动者提前储备未来技能的依据。在智能社会中，职业竞争会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提前储备差异化的技能优势，才能在未来竞争中脱颖而出。
4.设置技术发展伦理底线近年来数据泄露、基因编辑、器官移植等重大科技伦理事件频繁发生，不断挑战人类社会的价值尺度和伦理标准。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风险不仅仅是科学判断，也可能是价值判断，因而，要对技术发展设置明确的伦理底线，对于威胁生命、窃取隐私、合成病毒等所有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技术方向和技术试验实行一票否决。全面坚守伦理底线，第一要加强生命教育。要在社会基层、教育初期树立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基本伦理观念，发挥价值观的自我约束力，从源头上扼杀突破伦理底线的思想。第二要从伦理规范建设入手。伦理规范植根于大众观念之中，应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强化社会各个层面的伦理监管，让伦理规范既能促进科技发展，也能约束科技发展。第三要在全球层面形成伦理共识机制。在全球命运共同体时代，科技发展的风险和成果都将直接影响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要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创建一个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环境，这个环境应该包括适宜的价值观、指导原则、政策体系、法律法规、科普教育与传播等，加强科学家、社会大众和政府之间的紧密配合和有机联系，合力形成共同驻守伦理底线的共赢局面。
余少祥｜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与重塑
智能时代劳动的新特征表现为，劳动主体人机并存，劳动对象、资料智能化，劳动形态多元化，劳动关系组织扁平化，过程控制技术化等。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影响有利的一面是，劳动的目的是实现主体自身内在需要，劳动者地位不再分为三六九等，劳动过程也不再被视为“苦差事”；不利的一面是，人工智能或成为新的控制人的手段，生产和价值交换系统可能出现结构失衡，社会分工对抗性加剧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余少祥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智能时代没有过时，仍具有指导意义。应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立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智能时代劳动价值重塑的路径是，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确立劳动幸福价值观，保障全民基本收入，转变劳动教育方式，加强劳动法律应对和规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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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智能时代劳动价值重塑的策略：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利用智能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的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理，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与运用。
确立劳动幸福的价值观。重新确立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树立劳动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即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只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
保障全民基本收入。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再适宜于智能时代，必须走向共享财富、全民保障的新分配制度。可以考虑通过对人工智能征税的方式来保障全民基本收入。
转变劳动教育方式。在职业教育上将人机协作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将现代技术注入劳动教育，“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重塑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提高人类自身的智慧水平和能力。
加强劳动法的相关应对和规制。加强资本治理，构建抵制“资本拜物教”的精神防火墙，当资本的目的与公共利益相悖时，加强对其法律规制，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充分考虑被替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加强数字劳动保护和法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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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风起云涌，迅速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方方面面，标志着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革命性发展，而且对现有劳动价值及其相关观念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正如工业时代劳动价值观完全颠覆了农业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也将发生彻底的变革”。此次技术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其发展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程度之深都迫使我们不能不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劳动价值理论等进行重新思考。
01
智能时代劳动的新特征
传统劳动理论认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也是商品价值的来源和分配的尺度。同时，劳动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了生产方式的选择与变革。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一种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的劳动特征已初露端倪。
劳动主体人机并存，结构层次化。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水平、素质和技能要求大大提高，对劳动的创造性需求增加，从而形成劳动力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社会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高技术水平、复合型人才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更廉价和高效的智能机器取代了原来由人类承担的一系列工作。因为人类的劳动体能是非常有限的，智能机器不仅能够弥补人类劳动体能的不足，而且可以减轻其部分脑力劳动负担。但是，智能机器仍需要人类操作，在生产中需形成人机关系一体化局面，以实现人类和机器的优势互补。由此导致劳动力需求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去原有工作岗位，高技能人才却依旧短缺。同时，劳动价值观没有与时俱进，使得传统“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和劳动意义在现实中被消解，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被加剧”，在这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之下，原本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愈加使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
劳动对象智能化，劳动资料虚拟化。智能时代的劳动对象不再是实实在在、有形可见的物质载体，而是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生产过程也被简化为劳动主体“将劳动对象与劳动过程转化成数值输入智能机器，从而智能机器便能够自动求解，甚至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反馈信息、优化自身”。无论是智能技术本身还是其研发加工的事物，都是人类的劳动对象，这使得劳动的内涵有了进一步扩展。此外，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的电脑网络以及各种电子媒介等在内的智能时代的劳动资料呈现虚拟化特征，其使用能突破现实条件限制，构筑虚拟化的数字空间。这就使得劳动资料突破了过去的物质性，“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和信息化特征，现实劳动过程中直接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由此，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资料，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劳动内容主要是信息创构，结果数据化。在智能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劳动也从常规劳动转向创新劳动，从物能性劳动转向信息性劳动。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上游通过研发、编程等形式将具象化的产品性能转化为数字化的操作程序，赋予人工智能机器图像理解、智能控制、人机交互等多维人类技能，使其能够精准开展商品生产、自主掌控生产进程，推进并保障智能化生产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智能劳动“呈现出鲜明的创造性、复杂性、抽象性，显著区别于机械化生产中被动性、重复性、具体性的机器附庸劳动，实现人类劳动形态的迭代升级”。智能时代劳动广泛存在于虚拟世界，劳动结果呈现很大的数据化特征，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结构和形式被重新定义。这种数据劳动被认为是一种元劳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转化为任何一种劳动形式”，标志着劳动内容和经济形态共同进入新阶段。
劳动形态多元化，以自主择业为主。智能时代的劳动不局限于集团化的流水线劳动，还可以单独或组成临时团队协作进行，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包括劳动时间灵活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地点灵活的远程劳动，突破单一雇主限制的派遣劳动、外包劳动、兼职劳动、共享劳动等，从属性弱化甚至消失的自雇型劳动、个体经营、合伙经营、家庭工等。其主要特点是，劳动时间和地点灵活，劳动者身份不明确，从属关系模糊或弱化，居家、移动、远程、平台等多种工作地点可任由劳动者选择，劳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第三维空间赋予和重构。智能时代劳动形态以自主择业为主，个性化、独立、创造性的自主劳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普遍形态”。此外，过渡性的劳动形态大量存在，消费体验也因具备参考价值成为一种劳动形式，使得劳动过程与消费过程界限模糊化。同时，由于劳动方式不再局限、单一，现行意义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上下级关系很难再现。
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垄断与劳动“原子化”并存。智能时代突破了工业化阶段遇到的生产率提升延滞于技术进步的“索洛悖论”，使得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且，智能机器可以承担一些条件恶劣、环境艰苦或具有复杂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的工作，从而从心理和身体上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极大地改善劳动环境。由于智能机器轻松地摆脱了“传统机器生产体系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增劳动力培训教育的巨大成本压力”，可以快速“实现规模化进而实现产业规模跨领域拓展”。这极大地节约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节约既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度量”，也体现为“对时间背后隐藏的效率观念的破除以及闲暇时间内个体自由个性的彰显”。但是，智能时代“去集中化”又使集体劳动大大减少，加剧了劳动的“原子化”趋势。尽管原子化劳动形态能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上的灵活性，但是也会造成劳动者严重的贫富分化。
劳动关系组织扁平化，过程控制技术化。由于智能机器广泛应用，智能时代各类产业从业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将普遍闲置。其中，一部分人从事以信息自动化技术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大部分人可能选择基于个人爱好、兴趣或不以收入为目标的休闲职业，使得整个社会劳动就业结构日渐单一，劳动关系组织呈现明显的扁平化特征。这是因为，扁平化的劳动关系组织模式可以使组织结构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实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精准、快速匹配，“改变过去中心化的管理架构”，“进而重塑劳动管理、市场目标和劳动行为”。在劳动管理上，膨胀的管理层级消失，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管理被淘汰，资本对劳动行为和过程的控制策略由过去简单直接的控制转变为复杂的技术性控制，从而引发现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智能时代劳动者虽然被赋予更大的自主空间，却面临着更为狭隘的路径依赖，而且处于非理性存在的人工智能的管控之下。
02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人们有关劳动的观念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具有不同的劳动价值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智能时代以信息创构和数字劳动为标志，不仅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对劳动价值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正面影响。一是劳动的目的是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在传统劳动价值体系中，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洛克最早指出，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斯密也曾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劳动价值观，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但是，在人类追求物质享受和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精神世界却日益萎缩，价值、意义世界不断失落，有些人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原本是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结果却“在资本增殖逻辑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下发生了倒置”，使人“从最终的目的沦为手段”。智能社会以非物质劳动为主，这类劳动主要指随着生产发展和分工细化而产生的、脱离了物质劳动而专门从事的创造、科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其目的不再是最大限度追逐物质财富，而是为了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
二是劳动者地位不再分为三六九等。传统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的经济价值，认为劳动是大多数人获得发展、维持生存的主要途径，是个人获取名利、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手段，“经济价值大小”成为评价不同社会劳动的普遍和最高准则。在智能时代，人们对于劳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劳动的认可也不再仅仅依据其实用性和物质价值，劳动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劳动者的地位普遍较高。一方面，基于数据驱动下劳动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点，脱胎于信息时代的远程、共享、多重劳动形式将继续存在，人机协同劳动更加普遍；另一方面，无雇佣关系的自主择业方式大量出现，整个社会就业逐渐呈现出劳动关系主客体不清晰的状态。总体上说，传统“金字塔型”劳动分工底层日益空心化，顶层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群体趋向高层次化，劳动主体的不平等地位最终将消失。
三是劳动过程不再被视为一种“苦差事”。在传统观念中，劳动是苦差，不劳动才是幸福，导致一些人在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逃避劳动，有不劳而获的心态。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尤其是使人类摆脱了那些具有显著危险性的劳动，并且能在单位时间内“使得活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价值量”，“增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及帮助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拓展并延伸了人的体力和脑力，使人类劳动逐渐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愈来愈多。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不断地接受再教育和再发展。同时，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为人的自由发展创设了新平台，也铺设了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桥梁。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负面影响。一是人工智能或成为新的控制人的手段。智能时代可能加剧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双重宰制。一方面，在利润的诱惑下，不受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劳动“会侵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甚至使劳动演变为“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消极活动；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数字技术的人“可能丧失脑力与体力的部分功能”，使“失去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技术反过来威胁人”。从人的发展来看，由于每个人被分割在不同的活动领域，模式化地进行机械化操作，人的个性不是得到了发挥，而是被束缚了；人的发展空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由此，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与马克思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引入的异化概念是一致的。
二是生产和价值交换系统可能出现结构冲突失衡。智能时代带来了财富生产的高效率，必定导致“社会物质产品急剧增长，财富创造系统迅速膨胀”；同时，智能机器的广泛使用必然大量替代工人，使得“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逐渐减少”，造成产品中“活劳动”凝结的价值量越来越少。由于机器只生产不消费，劳动者想消费却因收入有限而不能扩大消费，长此以往，最终可能出现整个生产系统和价值交换系统结构冲突失衡。其中，生产系统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生产力效率和水平越高，生产过剩则越严重”；价值系统失衡则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结构性冲突失衡继而可能引发有关人类进步方式的担忧，即失去劳动的人类会不会“由此就失去进化发展的推动力”，社会的进步会不会“因此停止，甚至退步”呢？
三是社会分工的对抗性可能加剧。如前所述，智能时代必将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失业风险，并且加剧社会分工的对抗性。一方面，智能机器大量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技能的依赖程度，社会之间横向分工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技术垄断“阻隔了社会纵向分工”，“巩固了机器分工体系”，造成资本进一步排斥劳动力，社会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因此，智能机器可能使大多数人彻底沦为“无用阶级”，这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按照传统劳动功利主义价值理论，人类最终可能像尤瓦尔·赫拉利所描述的那样彻底“分化为两个物种”，“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这对个体劳动者来说，或许只是工作机会的丧失和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实现，而对整个人类来说，则可能是传统劳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消解。
四是劳动的主体性和财富分配方式将受到挑战。智能时代不但会对个体谋生劳动形成巨大冲击，而且会对劳动者的主体性乃至生存本身构成深层次挑战。由于智能机器削弱了劳动的主体性，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占主体地位，其主观能动作用也难以发挥，结果可能造成人类生存意义的失落，甚至“能使人彻底丧失自身的类特性”。不仅如此，智能时代还会改变人类的财富分配方式。在工业时代，人类财富分配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是按照劳动付出量来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智能机器的应用尽管会造成普遍冲击，但更容易对穷人和工人阶级这些弱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对高学历和富裕的人群却不会如此。在绝大部分劳动被智能机器取代后，人类就失去了“按劳分配”这一传统财富分配方式，必须寻找新的分配方式。
03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
西方有些学者否定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如英国的卡特勒、德国的罗雪尔等提出“机器创造价值”，美国的托夫勒等提出“知识创造价值”的观点。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剩余价值理论不再适用于智能时代，提出“不应据此认为弱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劳动工具”，“应该确认弱人工智能劳动者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并“需要创新”。面对争议，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亚当·斯密提出，劳动是财富唯一真正的源泉。马克思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他高度评价斯密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称赞其抽象一般性劳动的提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马克思区分了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范畴，认为前者创造价值，后者只是保持、转移商品的价值。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价值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马克思强调劳动主体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不仅在于“为各种不同商品相互交换找到了共同的基础，确定了商品交换比例的客观依据”，更在于“突出了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哲学意义：人的劳动力是唯一由人自身输出的经济资源”。因此，价值在本质上是人的活劳动的消耗，是人的生命时光不可逆转的流逝，构成社会生产的终极成本。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个理论基点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一点从他自己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他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将劳动分为生产和非生产劳动，认为人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关系属性，前者指改造自然或技术性的具体劳动，后者指耗费一般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任何劳动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前者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创造商品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具有特殊的经济哲学意义，使得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劳动概念内涵有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协作和分工决定的“总体工人”的联合劳动成为“商品价值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二是使“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了明确区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美国学者尼尔提出，由于智能技术“发挥决定性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自然也要随之改变”；卡特勒认为，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使直接劳动者丧失了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基“已不复存在”。然而事实上，智能机器在本质上仍是生产工具，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很早就对自动化生产有过论述，“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他同时指出，“机器不创造创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因此“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在本质上是“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智能化生产劳动过程是协作过程，表现为间接劳动逐渐取代直接劳动，而直接劳动的减少，不代表抽象劳动的消失和劳动价值论失灵，也不会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反之，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正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规律的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智能时代的活劳动只是以一种更间接、隐蔽的形式创造价值。此外，智能化生产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可见，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没有质的不同，区别主要在于智能技术使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能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比以往技术水平下更多的价值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视角。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分析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建立科学系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话语体系，掌握经济解释的话语权”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智能劳动的主体仍然是人。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其在本质上仍然是劳动工具，不能离开人的控制自主进行生产，因此无法取代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人始终是唯一的劳动主体。其次，劳动方式变革不属于劳动本质变革，它没有改变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中介的本质，而且无论劳动方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革，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没有改变。再次，人类劳动仍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因为“只有劳动者、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财富”，“在智能机器成为新型劳动者之前，人类是唯一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劳动对人类及社会的重要意义。
从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智能机器属于生产力范畴中物的要素，创造价值的仍是消耗人的生命的活劳动，即价值仍是人创造的。作为劳动资料，尽管智能机器延伸了人的身体器官，放大和增强了人的劳动能力，但其自我劳动“只是人与自然的自然物质过程”，“只具有一重性”，只能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其价值量也“仍然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那么，智能时代“无人工厂”的高额利润来自哪里呢？一是操作、维修、管理智能机器进行生产的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二是智能机器“自身价值发生转移的设备折旧价值”；三是“分割其他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论述超额剩余价值时指出，商品的现实价值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由此可见，智能时代劳动生产率极高的“无人工厂”的高额利润，主要是通过分割其他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获得的。
04
应对智能时代与重塑劳动价值
尽管智能时代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没有改变；尽管智能机器带来社会转型、失业等问题，但最终也将人类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要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立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决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赋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意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因此，应紧跟时代步伐，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期，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既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也是剩余价值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可以利用智能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其次，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的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真正实现智能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再次，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理，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与运用，防止技术对人的压制与奴役，从源头上应对新的劳动异化。其中，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特征的制度模式才能完全超越数字资本私有化带来的种种困境。
确立劳动幸福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具体来说，就是要“认识到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真意义，认识到劳动创造人、成就人的本体价值，认识到劳动是幸福的唯一源泉，主动追求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在劳动活动中感到享受、愉悦，并积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在智能时代，人可以通过自由劳动发挥创造性，从而获得自身的“类特质”。其中，劳动幸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广泛使用，降低了劳动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劳动者所共用；三是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四是劳动者在一程度上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因此，应重新确立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树立劳动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即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只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
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下，智能社会带来的不是“劳动解放与劳动幸福”，而是一部分人生存价值与意义丧失并沦为无用阶级。因此，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再适宜于智能时代，必须走向共享财富、全民保障的新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劳动与财富分配将逐渐分离。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决不是对穷人的恩惠或施舍，而是“夺回我们失去的数据公共产权”，这也是认知智能时代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紧迫的政治任务”。那么，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资财来源于何处呢？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人工智能征税。这种方案最早由美国提出，目前韩国已经颁布“机器人税”相关条例，是世界上首个颁布此类规定的国家。欧洲议会也在欧盟首次提出“机器人税”概念，拟将税收专款直接用于失业的劳动者。正如泰格马克所说，“在持续变大的经济蛋糕中，只需要切下小小的一块进行重新分配，就能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转变劳动教育方式。智能社会的财富和福利保障使得人们能够衣食无忧，更有时间和条件学习提高，应将教育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培养更多能适应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才。首先，劳动教育要积极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就业形势挑战。一方面，在职业教育上将人机协作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将现代技术注入劳动教育，“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以此提高人们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的能力。其次，重塑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明确“以劳育人”的精神理念，向大学生传达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使其理解劳动生产中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技术的手段作用。再次，提高人类自身的智慧水平和能力，以寻找更加智慧的新型劳动。智能时代的某些工作很难被机器彻底取代，需要通过教育发挥人类自身的智慧优势以从事更加智慧的工作，使人类在未来依然能够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
加强劳动法的相关应对和规制。智能时代需要正确的劳动价值引领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使智能技术成为“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技术”，使之“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加强资本治理。具体就是，构建抵制“资本拜物教”的精神防火墙，对资本走向进行严格监控，当资本的目的与公共利益相悖时，加强对其法律规制，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其次，以制订《劳动法典》为契机，不断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充分考虑被替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加强数字劳动保护和法规建设，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一是明确新型劳动形式的法律属性地位，包括用工主体的法律责任、非典型劳动的适用范围等；二是研究“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脱离的可能性”，“将灵活就业者也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内”；三是劳动保障的责任“从主要由企业承担转向社会化共担模式”。同时，加强国与国之间立法的协同性，增强其国际效应。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余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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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更需重视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近年来，劳动教育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重视劳动教育，比如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都强调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希望广大青年通过劳动砥砺意志、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塑造健全人格，通过劳动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与劳动素养，练就真本领。
《意见》特别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人工智能的概念最初诞生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产业界、学术界一直燃烧到媒体和普通大众层面。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我国于2017年正式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当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形态，当我们从体力劳动以及一些常规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之后，今天我们来理解劳动教育，就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方面，劳动教育并不只是对某种生活技能的单纯机械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在劳动实践中唤起人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觉知，在劳动中真实感知完整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劳动教育是要建立人们与真实世界的连接。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的相互交融，使我们今天学习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捷，那么知识是否会必然带来能力的提升，这中间却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我们在今天强调劳动教育，就是要强调其实践性，推动教育由知向行转化。
具体来说，劳动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传统的交流方式正在改变，人机关系、虚拟和现实关系正在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交流的物理性限制在不断地消失，但与此同时，网络依赖症、微信依赖症、手机依赖症等各种社交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带来了陌生化的挑战。劳动教育通过家务劳动、校园劳动、社区劳动以及社会志愿者活动实践，可以很好地拓展人在现实环境中的社会交往能力。我们在劳动教育的实践中，也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从而提高自身的主体意识、合作意识、大局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人的思维。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们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网获取解决问题的答案时，互联网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既然数字时代获取知识如此方便，那么通过网络寻找答案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思想的成熟是需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训练过程的。如果我们碰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网络，对问题没有调查研究，或者调查了之后也没有形成对结论的真实性进行独立思考的过程和习惯，那么很难说我们的思想就是成熟的。劳动蕴含着人的心智和思维方式，今天的劳动教育，更多地着眼于提高人的思考力、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些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
第三，人的价值观。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身就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过程。人工智能时代强调劳动教育，重要的是弘扬劳动精神。“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通过劳动教育，要使广大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真正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立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来开创我们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