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党建工作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作者：黄湘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信息网络时代发展脉搏，站在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谋划和推进信息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和根本，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化已经步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党的建设引入人工智能势在必行。党建工作应主动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充分掌握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前提下，结合党建工作的目标和特征，使人工智能在党建工作上彰显独特优势，使得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获得更高提升。
一、“人工智能+党建”的思考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和党员队伍新变化，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坚决防止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不讲创新、不讲活力、照搬照套的倾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沟通传播的形式、内容、范围、速率都较以往发生很大的变化。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党员诉求也逐步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期待更开放、更主动地参与到党建工作中来。互联网的交互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拓展了党员干部话语通道和政治存在感，必然要求党建工作由传统的单向变为双向、多向交流互动，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效能。
从“如何过好长期执政的互联网这一关”思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基于移动互联和“数字化生存”开启的互联网时代，正深刻地改变着原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逻辑。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使得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引擎和主线；深刻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借助于互联网所带来的便捷化的沟通交流，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泛在的、即时的、跨时空的交往方式开始占据主导，人们的交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层面；深刻改变了社会认知方式。共同分享、广泛表达、高频互动等信息交流方式的深入推进，使得开放、多样的思想舆论对人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向更深层次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带来的认知方式的改变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但针对这种智能化的变化，如何运用这种新的治理图景，成为我们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到了治国理政新高度，特别是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变量”，而要把“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正能量”，关键在于能否牢牢抓住机遇、有效应对挑战，进一步提升网络时代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从“互联网时代如何再组织起来”思考
互联网给党的执政所带来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党的组织和动员方式的影响。从组织方式看，长期以来我们党主要是以科层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对于党取得革命胜利并长期稳固执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适应对接社会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从动员方式看，党的建设实现了对于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的覆盖与动员。但是，互联网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组织和个体，不断向党建的动员与覆盖方式提出了新的更多的要求。
在过去，“组织起来”，即把自己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我们党成功的重要秘密。而在互联网时代，“组织起来”面临着我们党的组织动员方式如何更加适应扁平化、泛在化、多样化要求的问题。网络时代以云计算、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由此，互联网时代已经向我们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不但要善于“把支部建在连上”“把支部建在村上”“把支部建在楼上”，还应当善于“把支部建在网上”“把党员连在线上”。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适应性问题。
由此，如果我们带着“互联网时代如何再组织起来”来思考和认识人工智能与党的建设，用新尝试和新应用来打开“人工智能+党建”的新思路，就会使拥有9191.4万党员的党建工作更上一层楼。目前，带着这种思想来思考的企业以及组织已经出现，其中新应用的代表便是阿里巴巴的AI党建云，它是由基础的管理平台、综合数据服务中心、多终端同步应用构成的移动互联网党务智能化应用平台，致力于为全国468.1万个基层党组织、9191.4万党员提供专业、安全、免费的党建服务。将90%的线下党务工作搬到线上进行，帮助基层组织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党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职。
“人工智能+党建”的新尝试，当属科大讯飞的“支部党课”。该技术平台采集真人的一段音视频素材进行多模态建模，利用语音合成、图像处理、机器翻译等技术，将素材中涉及到的文本内容及时、准确地转化为中文、英语、日语、韩语、泰语等8种语言进行自动播报。例如人民日报虚拟主播“果果”就是利用此种技术此种方式进行新闻播报。同时，多语种播报的尝试，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人工智能+党建”，也说明“人工智能+党建”可以向更多方向以及领域延伸。
从“如何增进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思考
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策源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汹涌澎湃的网络舆论和网上个性化表达，使得传统的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理念、方式和方法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各种势力借助于互联网竞相发声，试图影响许多思想舆论事件的走向。能否在“没有枪炮的战场”持续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事关党的思想防线能否守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能否巩固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由此，如何驾驭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发展态势，切实提高熟练运用各种网络技术的能力、运用网络信息判断舆情的能力、运用网络引导舆论的能力以及网络民意整合沟通反馈能力等，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做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提高我们党网络执政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比如在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不明疫源地的真实状况下，不知病毒具体传播途径以及何为根治病毒特效药的同时，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数，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和组织置国家危难于不顾，根据简短的截图肆意想象并且编造谣言，甚至将矛头引向党和国家制度，使本就艰难的抗“疫”阻击战雪上加霜，幸而各方主流媒体及时辟谣，广大人民群众心明眼亮，才使得他们的图谋没有得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此，各级党组织也应该聚焦新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点难点，在党建过程中不断挖掘人工智能技术与党建工作的契合点，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党建相结合。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三网（即：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全力建设的“人工智能编辑部”推出的首批重点产品《课本里的新中国》（由科大讯飞提供技术支持），号召广大网友通过朗读经典课本中的片段，以“中国声音”致敬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岁月，目前微博话题阅读浏览量超11亿。这就是运用网络引导舆论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典范。
由此，如何驾驭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发展态势，切实提高熟练运用各种网络技术的能力、运用网络信息判断舆情的能力、运用网络引导舆论的能力以及网络民意整合沟通反馈能力等，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做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提高我们党网络执政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二、“人工智能+党建”的主要内容
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在党建创新方面开展了诸多尝试，党建信息化经历了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随着党建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开展，党建工作正在实现多方面的效率优化和质量提升。人工智能赋能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大方向。
“人工智能+党建”即党建人工智能化，是利用智慧理念、智慧技术和智慧手段服务和赋能党建的一种方式和方向。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在党建创新方面开展了诸多尝试，党建信息化经历了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从建立党建平台，提供数据管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追踪管理等服务，构建党建数据、研判、管理、考核综合枢纽，为基层党建工作奠定分析研判基础，探索建立干部、人才数据分析模型，深度挖掘和综合比对党员、干部、人才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到开通微信微博，再到部分地区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党建与党务融通、政情与民情互联，新技术的应用为党建创新注入了新动力。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助力党的建设主要方面有：
助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人工智能在助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面具有很多优点。人工智能包含了感知、交互、学习、推理、规划等多种能力，为党建类资讯信息在党组织体系中的快速、广泛、深入传播提供了便利。人工智能以互联网为平台，不仅能为党内教育学习提供信息共享与交流，更能实现教与学的互动，反映学习进展成效。人工智能平台和渠道能够深入宣传党中央精神，广泛拓展学习教育的覆盖面，让更多党员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了解学习教育的内容、感受学习教育的氛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进行学习质量监督、个性化学习方案定制、学习互动交流、情感心理元素引导，能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以互联网思维、智能化方式，遵循信息化规律进行学习型政党建设，收效良好。
比如，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智慧红云”系统，可以收集党员（基层组织）的基础数据、活动数据，及参加“三会一课”、讨论发言情况等精准数据；随后，系统独有的“党员数据精准画像引擎”，将在云平台上对党员（基层组织）进行快速、准确、全面的“画像”；最后，系统可针对“画像”采用“TensorPlus深度学习系统”进行解决方案推送，为基层组织更好地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提供帮助。在当前创新型、服务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智慧红云”通过数据渗透、数据驱动、数据再造、数据协同，形成了服务导向、线上线下结合、资源共享等特点。
因此，人工智能助力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一方面通过对党员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系统判断，能够协助基层组织做好党建工作，实现引领发展。另一方面，在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中，能够辅助开展党员教育、学习培训，实现党员共同促进、自我提升。
助力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
通过“大数据+深度模型”等技术手段，人工智能能提供精准的辅助测评、判断和预测，为评判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思想认识等提供可靠程度较高的分析工具。通过汇聚党员基础数据，通过“党员数据精准画像引擎”，可以精准获得党员干部的个性化信、非私密信息。“用人工智能‘算’党员思想状况”，能满足党员教育入脑入心的要求，可以实现党建数据信息的智慧使用，切实推动党员政治素质与思想意识的提升，让党组织在政治引领与思想建设中更加有的放矢，让党建工作更加精准、务实。
比如，2018年安徽省铜陵市针对党员教育管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管理不精细、服务不均衡等现实问题，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手段，自主建成“1+1+2”党员教育和组织生活管理信息平台——“先锋在线”，即一个门户网站（铜陵先锋网）、一个大数据管理平台、两个移动端（先锋在线APP和先锋铜陵微信）架构组成的“先锋在线”党员教育和组织生活管理平台，努力让党员教育更有吸引力、让党务管理更精准、让党员服务更便捷。
再比如，贵州省贵阳市“党建红云”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通过对有关网站、论坛、社区、贴吧等抓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甄别、分析，发现党员、干部和群众关注的或不满意的问题，初步预判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为超前谋划好党的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更为精准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参考。二是通过对涵盖了全市8000多个党组织和17万余名党员数据库、领导干部信息库的集成管理和滚动更新，以“智能研判”为核心，分析研判党员干部队伍组成和变化情况、基层组织的党员组成情况等，为进一步做好党员队伍、干部队伍、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可以更加快捷、准确地按照不同统计需求对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分析统计。
助力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匹配性，实现语音、图像甚至情感元素等多元化形态要素的搜索匹配，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智慧支持。实际案例表明，借助党建信息化平台，智慧党建已经可以贯通干部、基层党建、人才工作与部分重要部门数据流、业务流、工作流，实现党建工作的有效拓展延伸。通过人工智能让“网络群众路线”走得更好、更深、更精准，更多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收集好的想法建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回应群众关切，让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热爱党。实践证明，及时了解各地党群、干群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事件，准确地对工作进行有效的考核评价，对于党建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
比如，南京市栖霞区建设党建云社区，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植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小栖”，聚合多个微信群，与线下网格一一对应，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与居民、物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在线联系起来，实现服务“24小时不打烊”。目前，该区党建云社区微信群938个，9个街道119个社区实现全覆盖；每天上线发声人数超8万人，每月产生有效信息35万余条，每年解决实际问题3万多件。据南京大学民调显示，在栖霞，居民认同社区党委、居委会的比例高达62.4%，比全国同类城市平均值高出14个百分点。2018年，入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宣传部重点系列报道“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样本”，在全球城市论坛上获得首届“长三角城市治理十大最佳创新案例”奖。党建云社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可提供便民服务、投诉受理、舆情收集，并同步嫁接不见面审批、党建引领、协商议事、数据分析等系统，优化了工作机制和实施路径，实现了多元主体的互联互通，汇聚了更多的资源力量。
及时了解各地党群、干群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事件，准确地对服务进行有效的考核评价，对于党建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在当前，我们可以通过抓住各级党委、政府网站的群众留言，某一时间段内各网络论坛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及某一地区党员、群众搜索的主要内容等，深度挖掘和研发各个环节的不同分类的大数据价值，及时发现相关事件的苗头性和趋势性问题，从而科学判断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党群干群关系的状况以及矛盾焦点，从而进行及时有效的化解。在一定时期内，人民网的“地方留言板”就起到了官民互动的重要沟通作用。
助力党员管理服务
加强党员管理服务，是智慧党建的一个较为基础的功能，当然也是其最直接的功能。比如，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党建云”，通过组织层级和角色区分，以党员身份证作为唯一标识为每位党员建立账号，并根据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等进行权限区分，建立网上党组织体系，实现了党组织和单位信息管理、党员信息管理、组织关系转接、发展党员管理、流动党员管理、党费管理、党内统计、党组织活动管理等中组部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内八功能，同时配合手机“党建云地图”，使党员可以及时联系党组织、缴纳党费、参加党组织活动，真正做到了使党员“有家可归”；此外，通过建立了流动党员信息库和流动党支部，使流动党员可以网上缴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交流汇报思想，使党员“流动不流失”。党建云通过开设“三会一课”“日常活动”等互动交流模块，极大地方便了党员在线参与活动、点赞、留言、发表意见，有效拓宽了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渠道。党建云借助于对党建工作流程各个环节的跟踪记录和大数据分析，能够对党员资料完整率、党费按时缴纳情况、组织生活参与情况等项目进行动态统计，及时对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和长期不开展组织生活以及长期不换届的党组织进行排查提示。
三、“人工智能+党建”的实效分析
“人工智能+党建”正在集聚着来自党务、科技和管理诸多领域的新智慧，展现出党建工作的新成效，从而有了“智慧党建”这一提法。“智慧党建”是党建工作的一种新理念，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实现党建信息资源融合共享，稳步提升新时代党建科学化水平。促使党的建设多维度全覆盖、党建措施智慧生成的实现，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近年来，各地各单位积极融入互联网、利用大数据，探索“人工智能+党建”的新模式，通过打造智慧党建平台，有效运用新媒体，推动党建由传统向现代递进，由静态向动态提升，由单一向多元演变。实现信息及时发布、党员精准管理、开展党性学习教育、解决百姓难题等功能，从而巩固夯实党建根基，激发基层活力。多方面实践表明，把握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乘势而为，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助力党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党建传统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可以较大程度地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效能。
增强党建工作严密性
面对资源共享不充分、利益联接不紧密等突出问题，“智慧党建”可以加强党组织、党员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网上红色矩阵，依靠属地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把单位、行业和各领域党组织联接起来，填补党的组织和工作空白，使之形成严密紧密的组织体系，将主旋律和正能量传播到“网”和“端”。
增强党建工作活跃性
通过智慧党建平台信息推送快捷、方便，“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形式使得信息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倍数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时空限制的传统党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管理不精细、服务不均衡、工作不高效和监督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富有特色的党课和党务活动能有效覆盖各基层、行业党组织，有效增进单位间横向联系、经验交流与项目合作，搭建沟通平台，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局面形成。
增强党建工作引领性
党建工作引入人工智能，能够体现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建的引领作用，及时准确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增强党性、塑造灵魂、活跃组织、凝聚党员。同时有助于把握好时度效，确保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做到“辟谣不传谣”，努力去“杂音”、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扩大正面声音，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放大影响力，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起到积极的正面宣传作用，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地在党内凝心聚力。
当然，在“用”的同时也要“防”。要加强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的预判和防范，特别是其中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把握党建工作部署要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引导“人工智能+党建”的科学化、规范化推进，确保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控化使用。同时要重视党建工作中的思想导向、人文情怀与价值内涵，防止党建工作舍本逐末、流于技术的形式主义，甚至出现过度“留痕”现象。
总之，新时代推进“人工智能+党建”意义重大。通过“人工智能+党建”，党建工作可以形成“面对面”与“键对键”相结合立体网络，把“无形”资源转化成“有形”服务。通过技术赋能打破时空限制，有效地优化党建工作的各个环节，使党建从现实世界扩展到网络空间，实现了纵横流动、全局互动。这有利于促进党建工作在开放式体系中释放出最大的能量。5G时代即将全面来临，“人工智能+党建”开拓提升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黄湘淮）
[责编：李澍]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
编者按
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呼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是助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也会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引发重大的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强调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与谈人
彭家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虞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邓玉龙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持人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的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相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请具体谈谈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彭家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蓬勃兴起，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迈入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重大历史机遇需要我们把握。就技术治理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正在助推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革，将传统技术治理提升至智能化新阶段，呈现出“智能治理的综合”趋势。智能治理将全面提升社会公共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治理融合化，即促进各种智能技术与其他治理技术相互融合，大幅度提升智能社会的治理水平；二是治理数据化，即以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映射出来的“数字世界”进行社会计算，实现治理目标；三是治理精准化，即发挥智能技术强大的感知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将传统的粗放治理转变为精准治理；四是治理算法化，即不断完善智能决策系统，尝试将程序化的算法决策扩展到更多的决策活动中，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虞昊：人工智能有助于反思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分析式AI向着生成式AI不断演变，尤其是生成式AI初步展现出判别问题、分析情感、展开对话、创作内容等越来越具有人类特征的功能，原本属于人类的领域正被人工智能以另一套由“0”与“1”构成的计算机语言逐步侵蚀。这既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势必会在更加平等的开放性框架中增强人类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
邓玉龙：总体来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例如，生成式AI不但能完成传统AI的分析、判断工作，还能进一步学习并完成分析式AI无法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高效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刺激劳动形态的转化。人工智能高效承担大量的基础机械性劳动，人类劳动则向高阶的创造性劳动转化，由此引发社会层面的劳动结构转型、升级，并且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整合、协调能力也实现升级。二是促进劳动场域的重构。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扩展，人工智能将劳动从固定场域中解放出来，人类劳动的灵活性增加。相比于创造性劳动，机械性劳动更加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在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替代更低边际成本的基础性劳动之后，人类劳动空间和时间的自由性实现跃迁。三是对主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主体适应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要求人类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需要更契合科技发展的水平，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
主持人：人工智能的一系列产物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大家对其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的警惕。一些人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对人工智能的推进有些焦虑。如何看待这种警惕和焦虑？
虞昊：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无法返回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世界，人工智能已然深度介入人类社会，试图遏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螳臂当车。同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能放任不管，无视甚至于压制人工智能的推进只能是掩耳盗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焦虑，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探求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中寻求危中之机。
邓玉龙：我们应正确看待这种焦虑。要看到，焦虑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体现人类的忧患意识，催生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预见性思考，提醒我们注意焦虑背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正确对待焦虑有助于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辩证分析焦虑中先见性的思考，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化解风险问题。同时，仅有焦虑和恐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积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劳动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确实会取代部分人类劳动，推动劳动结构转型升级，让劳动向着碎片化、个体化方向发展，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机器换人”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完全替代，而是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将技术的发展内化为自身能力，在更具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彭家锋：任何技术的发明使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在其应用过程中，同样引发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法律责任等风险问题。因此，关注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并由此对人工智能的推进产生焦虑，具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某些相关风险可以提前得到规避，并不必然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也仍可不断寻求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以个人隐私滥用风险为例，在治理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但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的规范和监管体系来保护个人隐私，降低滥用风险。
2.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伦理赛道”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时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请谈谈“人工智能原则”应包含哪些内容？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彭家锋：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五项科技伦理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原则的伦理要求，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根本目标是让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带来良好社会或社会公益的善。科技向善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现实价值：一是塑造公众信任。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由相关风险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公众的利益与价值是否得到足够重视。后者正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二是引领技术创新。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将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三是促进全球合作。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在达成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能够建立互信，实现更加充分深入的国际合作。
虞昊：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原则也应包含非对抗与非失控的理念。非对抗意味着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存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必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非失控意味着不应放弃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应以智能的方式去规范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下，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中就变得极为重要。此处的“善”在国家治理层面即指向“善治”，而当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善治”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拥有了更贴近现实的内涵。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基于善意与友谊共同思考人类作为整体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通往全球性的“善治”。
邓玉龙：2019年欧盟发布《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1年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与欧盟发布的伦理准则相比，《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旨在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以为，人工智能原则还应体现共享和有序发展的要求。共享，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科技发展应该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群体，由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推动全球科技水平的共同增长。有序发展，旨在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扩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感，推动科技有序发展能够促进人机和谐融合，有效预防潜在无序扩张的风险。
主持人：从规范层面来说，伦理反思对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家锋：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将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比如，美国陆续出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6）和《关于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19）；欧盟先后发布《欧洲人工智能战略》（2018）和《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中国也较早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客观局面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下，如果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赶超的竞争逻辑。因此，亟须规范人工智能的科技竞争，而倡导伦理反思或许就是一条可行之路。伦理反思的意义至少在于：一是设定伦理底线。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只有守住伦理底线，才有可能避免颠覆性风险的发生。二是实现敏捷治理。伦理反思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贯穿于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为了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和科技向善的初衷，需要保持应有的道德敏感性，以灵活、及时、有效的手段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伦理挑战，确保其在科技向善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良性发展。
邓玉龙：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科技竞争不应该仅包括技术竞争的单一维度，更不应该通过技术优势遏制他国的科技发展，而应该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条件下的综合性竞争，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其中就应该包括社会治理竞争，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平，因而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反思构成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伦理反思对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信任性、可解释与透明度、安全性不仅是伦理要求，也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科技竞争需要抢占的技术制高点。科技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的发展内嵌于科技发展要求，伦理反思有助于防止工具主义的泛滥。其次，伦理反思为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提供价值引导。伦理反思注重保障人的权利，科技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衡量因素，我们还应该关注其中多样性的因素，尤其注重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防止数据鸿沟等不良影响。伦理反思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综合性健康发展。
3.人工智能安全与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科学探究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自身的重要认知方式，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如何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彭家锋：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革命，促进了科学研究新范式――数据科学的诞生，进而对人们的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数据科学被认为是继实验、理论和模拟之后的新的科研范式。相较于传统科学，数据科学融合了统计和计算思维，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海量数据、强大算法和算力，能够直接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提取相关性或者预测性知识，进而产生一种基于相关性的科学思维模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因果关系，因为可解释性对于从数据科学技术确定的相关性中提取因果解释至关重要，而相关技术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数据科学更可能成为一种预测科学，但是预测并不是科学追求的唯一目标。通过揭示世界的潜在因果结构来解释和干预现象，也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目标。因此，尽管数据科学能够通过分析大量数据生成相关性知识，却不能直接产生因果解释。对此，传统科学的可检验性假设方法和因果规律探求仍有其重要价值。数据科学并非取代传统科学，相反，两者将相互补充，共同成为人类探索世界的有效工具。
虞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教育资源、生活娱乐、工作讯息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势必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与人工智能进行交互来获取外界信息。因此，当人工智能深度地构成人们认知世界的滤镜时，若不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重复性、同质性倾向的认知框架保持警醒，人工智能可能扭曲人们的认知方式直至影响人的主体创造性。
邓玉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新技术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机器与人类的深度融合，机器不再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工具被人类使用，而是在与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影响人类的认知方式。一方面，信息产业革命丰富了人类认知的联结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分析逻辑从因果关系扩展为相关关系，对相关关系的重视使人工智能可以从大数据而非小数据维度获取信息，为人类认知提供新的视角。按照传统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因果关系要求关于世界的认知是确定性的，而这在数字时代的复杂性社会中很难实现。人工智能对相关关系的认知填补了这一缺失，允许我们在无法掌握确定信息但在掌握大量数据的条件下对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输出结果和生成内容盲目信赖，将结果和内容与经验事实之间进行绝对等同的连接，误认为是事实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人文主义抽象反思的能力，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始终坚持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
主持人：如何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
彭家锋：当人们逐渐将更多创造性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不免让人担忧人工智能是否将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创造性。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是基于一种人机敌对论的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挤压了人的主体创造性空间，是替代逻辑的延续。但从人机协作的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看作人的得力帮手，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赋予人类更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在进行文字写作、多媒体脚本、程序代码、文稿翻译等工作时，可先由人工智能高水平地完成草稿工作，然后再由人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调整和发挥。此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将成为进一步创作的原材料，人类将以更高的效率投入创造性活动之中。当然，要实现以上效果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还应在制度安排、教育方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虞昊：面对信息高度集成共享的人工智能，人有可能转变为算法的动物。试想下述场景：当依据人工智能展开行动变得足够便捷有效时，行动者便会倾向于采信人工智能，此时，看似是人类行动者基于自然语言在进行互动，实则是算法逻辑基于计算机语言在进行数字化运转。于是，人的主体创造性被侵蚀，人可能沦为算法动物。对此类情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
邓玉龙：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AIGC）具有高度集成共享的特性，能够高效地对人类知识进行数据挖掘、信息生成。调适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信息高度集成共享之间的关系，我们需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扩大AIGC数据库，当下AIGC主要是依赖于大语言模型，以大量的网络文本作为训练数据库生成的，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可以不局限于网络文本，而是进一步扩展数据库的训练文本，从而提高其丰富度。其次，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为AIGC提供价值训练，通过人的创造性生成的价值立场、伦理法则等与AIGC的训练数据库相融合，从而建构可信赖、可持续的信息高度集成共享机制。最后，需要将人创造性生成的内容与AIGC共同作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获得不能仅仅局限于AIGC，而是需要人发挥其主体创造性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反思和拓展，将人类无法被数据化的、经验性的知识与AIGC数据化的知识融合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
（张颖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