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数字文化产业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升级换代迎来数字化新格局，创造出了大量新思路、新举措、新形式与新业态。
数字文化产业呈现新趋势
第一，传统文化产业呈现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态势。伴随着人们获取知识、传递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的改变，传统文化产业捕获“再媒介化”转变契机，逐步呈现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等新型业态演化趋势。
第二，数字内容产业不断推陈出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有力推进了中国电影、动漫、游戏、电子竞技等内容产业的长足发展：漫画出版从纸媒持续加速向网络迁移；电视动画创作生产和播出数量渐趋稳定；动画电影成功晋身主流电影类型；网络动画、网络短视频利用平台优势拓展投资渠道；网络游戏向精品化转型，游戏出海成绩显著。
第三，数字产业链、数字产权呈现结构化重整。从数据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数字产业链包括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和使用，在任何一个环节，数据都有增值的可能性。数据作为新资本的增值路径，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全面推进文化产业数字产业链、数字产权的结构化重整。
第四，文博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行业步入智慧传承时代。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带来全新的智能升级，文博业全面开启数字文化博物馆的新阶段。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智慧化应用亦全方位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计算机识别和图像仿真达成非遗场景的深度模拟，实现非遗“数据化”的智能体验与“活态”展示，整体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率。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内驱动因
第一，数字化信息技术业已颠覆传统文化产业格局。数字化信息时代，所有的传播技术、内容生产、文化消费快速融合为可被计算机识别读取的数字形式，新兴信息技术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使其日益走向数字化，包括各类传统媒体内容制作和表征过程的数字化，新兴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新传媒制播工具的数字化。随着大数据的采集存储技术与分析方法的不断更新，公共文化消费中产生的各类大数据已经完全能被收集、组织和利用起来，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自下而上反向推动着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
第二，移动通信技术成为打造数字文化产业的基石。5G是当代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依托5G科技支撑的多种数字化技术，在加速信息转换周期、缩短信息传播成本、拓宽信息模式的前提下，直接推动了新型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前进。中国5G建设在超前预判、顶层设计与实践操作上实现了弯道超车，而领跑全球的5G基础设施技术与部署是否能有效融合并开拓数字文化产业的改革路径，抽象理念如何落实于实践层面的行动方案与战略规划，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智能计算机技术成为开启数字文化产业未来畅想的金钥匙。如果说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源于文化消费的市场化，那么在数字化转型期，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变成数字化之手，文化产业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地由头部数字平台承接并管理，智能数字技术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新一轮动力，同样的逻辑亦能解释文化产业的持续数字化对于前沿技术的强劲需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以及不断创新的各类应用软件技术正全面应用于文化产业大发展中，通过“技术+文化”赋能文化产业创新，改造文化产业面貌。
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的良性生态体系
总的来说，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变迁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路径完全基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架构形成的新型数字文化产业，其供给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是纯数字的，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增值过程完全依托线上；另一条路径则是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其供给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兼容实体与数字，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增值过程以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进行。在文化产业革新与数字技术发展互进互演的过程中，现有的业态不断遭受冲击与重构，传统文化产业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要素、文化内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产权结构等要素在变迁与流动中被结合得更紧密，以更有机的融合方式协同发展。
当前，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社会语境、社会规制下，文化产业发展亟待突破双重困境：一方面，在新旧文化产业迭代、融合过程中，必然涉及新型机制的选择与更替，应当探寻转型期间的文化产业在生产、消费环节中各类要素的资源重整、价值创新的固有规律，探究数字化技术对于新型文化产业迭代的内驱因素，以及基于国家宏观意志的政策法规的外促动因，从而构建与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相匹配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转型期间的文化产业生态也将出现新型文化产业体量迅增、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拉大等剧烈变化，以“共赢”为基调推动新旧产业的深度合作，将成为新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点与突破口。基于此，应当重新规划数字文化产业的战略布局，而重整并引导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的良性发展，是后期战略路径设立、战略目标建构、战略策略引导的前提保证。具体来说，应重点聚焦文化资源数字化业态、文化内容数字化业态、平台经济数字化业态、文化数据市场化业态、供应链要素数字化业态、文化产权数字化业态等文化产业数字化多模态新型业态，探寻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最终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的良性生态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提升策略研究”（20BXW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原标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数字文化产业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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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力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对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产生了积极助益，即依托技术实现精准传播消除交流壁垒、发挥媒介优势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借助传播优势推进中华文化教育创新性发展。针对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模式固化、信息茧房、恶意利用等问题，应坚持内容为王，生成优质的叙事内容；实现跨界融合，打造优质产业链；构建生态连接，突出文化生态体验性；完善监管措施，构建法律法规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 中华文化 传播力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应坚持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行动指南，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步。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将为社会组织及大众传播者利用媒介、积极参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开辟出一条崭新途径。
运用人工智能对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的积极影响
依托技术实现精准传播、消除交流壁垒。在文化传媒领域，人工智能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提升自身算法，从而有效进行受众行为数据收集，把握受众的文化产品偏好，深入洞悉受众文化心理，面向不同受众有针对性地精准设计他们所喜好的文化内容。在面对海外受众的时候，人工智能也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价值，有效洞察受众心理。例如，TikTok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算法优势把握海外用户的心理特征、消费习惯、文化情趣等，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智能化匹配符合其审美习惯的文化内容，从而实现文化内容个性化精准推荐。另外，除了能够利用算法洞察海外受众心理，在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还能消除传播者与海外受众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壁垒。众所周知，因地域、语言、文化等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交流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容易产生不可沟通性，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和对不同文化语境自如切换的机器翻译等技术有效地打破了跨文化传播壁垒。
发挥媒介优势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和传播是文化进化的两大关键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不乏创新，其在进化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文化本身的创新度不够，而是文化传播存在形式上的困境。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与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数字化和场景化，增强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浸感、互动参与度，进而可以不断提升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力度，这将能够明显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今日头条平台的“国风”频道正在试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开拓社交媒体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新媒体平台打造以受众体验为中心的“智能+社交”模式，从而在垂直领域挖掘更多青睐传统文化的精准受众，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媒体媒介的互动传播中不断创新发展，并持续获得较大流量和变现能力。
借助传播优势推进中华文化教育创新性发展。借助传播优势推进中华文化教育创新性发展，是人工智能时代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的重要方面。在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及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多个文件中，均明确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健全教育体系，从而确保教育体系的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数字化、终身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教育紧密相关，而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应注重实现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渗透，通过有效的内容归类、个性辅导、主动推荐、智能评测等方式为学生打造高效的学习模式。同时，人工智能也拓展了优秀传统文化课堂教育资源的丰富性、教学内容的广泛性，实现了教学环境的提升和学习方式的重构。
运用人工智能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中遭遇的挑战
模式固化，削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手段的代表，其蕴含着超过人脑的知识储备，但却难以复刻人类的情感态度，也无法与受众达成心灵共鸣，虽能提升传播效率和精准度，但却难以真正突出文化内容的情怀、温度、体验和深度，这就会明显影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而在复杂的人机互动场景中，人工智能甚至会表现出答非所问、反应迟钝等问题，制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可见，人工智能其主导的比较模式化、零情感传播方式，不但无法唤醒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反而很可能削弱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失去固有的张力和温度。所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最大化发挥人工智能优势，避免太过模式化的传播误区，从而真正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文化温度、情怀、深度的结合，成为一项十分关键的课题。
信息茧房，桎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范围。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指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只关注自身感兴趣的内容，因而对于信息的获取体现出片面性、单一性特点，久而久之自身将会陷入“信息茧房”中。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了获得较多受众，各类媒体平台纷纷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信息精准化推送。这种做法尽管能够提升受众黏性和忠诚度，但也会导致受众获取信息的狭隘性和单一化。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影响下，很多受众无法全方位接受传统文化信息内容，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或在人工智能算法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化的盲目、单一推送中，陷入“信息茧房”。
恶意利用，扭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的同时，也会容易被一些人利用。首先，一些社会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曲解恶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哗众取宠、博人眼球，赚取金钱。这种唯利是图、无视文化的社会效益的做法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的构建。其次，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传统文化编码、解码过程中，由于技术操作者立场和目的不同，其往往会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截然不同的表述，容易对受众的传统文化认知造成错误引导。最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因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开放性，造成信息不可控，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被国外敌对势力刻意扭曲、改写。
运用人工智能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的路径
坚持内容为王，生成优质的叙事内容。“内容为王”时代背景下，优质的叙事内容生成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基础，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受众参与文化叙事提供充分的条件，构建叙事内容共生模式。未来，人工智能应继续通过发挥和升级技术优势来不断促成叙事内容共生。不过，尽管内容共生极大强化了社会参与度，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众化传播，可此种叙事内容的生成是随机化的，是根据既定的预设条件实现的符号模拟与排列。而这正是导致人工智能主导的传播方式太过模式化、零情感的根因。因此，为了进一步确保文化故事的生动性，要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不断优化算法推荐、提升算法纠偏。人工智能的未来叙事发展应实现从基础感知能力向理解决策能力的转变，即不但要精通图像语音识别、内容翻译等，而且还应对人类情感和思维进行模拟，进而完成对文化信息的认知推理、内化创造。只有人工智能拥有人类一样的思维能力，才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将“弱人工智能”转化为“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才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认识、理解、诠释、体悟，运用运算更好地洞察受众的心理，对受众的中华传统文化偏好加以推理，这样不仅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地传播，还能够向受众推荐更为多样化的价值内容，以破除“信息茧房”。
实现跨界融合，打造优质产业链。当前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实践过程中，人工智能科技平台产业应与其他产业业态不断进行跨界融合，从而打造出优质的人工智能文化产业链。例如，近年来阿里云平台与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联手，将大唐文化作为“IP”内容的核心，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开发出了包括唐诗接龙互动小程序、大唐风华VR视频等多个文旅产品，探索出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科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叙事范式。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主导的产业融合趋势中，人工智能应继续推进网络信息传递及智能感知技术变革，使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拥有更具前景的商业应用，而跨界组合也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商业应用的智能场景更为多样化、普遍化。例如，华为将人工智能科技渗透进智能家居产业，让传统文化好故事、好诗词与人们的生活场景紧密相连，对于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又如，科大讯飞近两年开始实施“方言保护”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建设方言识别系统，打造众多方言在内的音频资源，加大了方言的交流频次，实现了对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
构建生态连接，突出文化生态体验性。人工智能时代，应强化嵌入性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运用，以此来建立全连接的应用体系。所谓“嵌入式思维”强调两项关键内容，一是要继续从宏观层面实现技术设备、硬件软件、人物场的互联互融。积极打造传统文化IP，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优势，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嫁接，受众可借助VR眼镜、VR触感手套、网络音乐、智慧旅游等来全方位地感受体验“无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要不断提升人工智能运算能力，推动嵌入式芯片技术升级，从而在人工智能终端载体上实现无需联网、通过本地计算即可达成实时人机交互、环境感知、决策控制等功能。例如，当前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以及翻译功能，就已开发出离线、在线两种模式，其中离线模式即突破场景限制，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翻译和语音合成，这一功能在旅游场景中的多语言交互与传播翻译等活动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监管措施，构建法律法规体系。人工智能时代，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必须要建立健全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从而确保优秀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的紧密融合，实现文化价值、技术要素、商业利益的统一。第一，应根据当前最新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积极推进各大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工作，以强化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审查，在恪守伦理准则的基础之上进行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避免“信息茧房”的出现。第二，相关部门积极探索构建针对文化传播领域的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规则、制度规范，并建设相应的人工智能问责机制。第三，要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我国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产权，避免技术泄密和被操控，真正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文化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安全可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课题基金2021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阈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项目编号：21XNH111）研究成果】
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
原标题：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设计之美・新时代新生活）人工智能设计作品。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人机协同，意味着要实现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深度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无人驾驶、安防、智慧城市、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已取得瞩目成果。若把人工智能和人的大脑进行类比，这些应用都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准的“左脑”范畴。但要实现人机协同，还需延展出具有空间感、形象感、想象力、创造力等人工智能“右脑”，让机器更善意、更有温度。
艺术设计和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在过去3年间蓬勃发展，可以作为延展人工智能探索的一条有效途径，即设计人工智能。2017天猫“双11”期间，阿里集团的“鹿班”智能设计系统在短短7天中针对各商品品牌等自动设计生成4亿张电子商务场景海报，把设计效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个性化设计实现“千人千面”和视觉延展。这说明设计人工智能已从广告发展到字体、标志、网页、图表、界面等平面设计领域，甚至会向产品、建筑、室内、服装、印刷、游戏、影视等设计领域拓展。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艺术设计生态发生巨变。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300万―400万个设计就业机会，其中主要工作是完成大量、快速、以转化率为导向的平面、视频和交互内容。对此，实现人机协同便有着积极意义。2018年，第一个在设计质量上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系统――“月行”系统问世，其任务之一便是基于设计师的设计结果，进行分析和场景衍生，完成线上线下数十个场景的广告创意的延展设计等。在人与机器同时进行平面设计的盲测中，“月行”系统设计的70%作品在质量上已经堪比初级设计师水平，我们在机场、道路、小区门口都可能已经看到“月行”系统设计的作品了。
纵观设计史，其学科演进与技术发展息息相关。100年前，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开创者们早就在设想将设计的自动化作为方法论。与很多批判工业标准化大生产的保守声音不同，包豪斯甚至把工业化和标准化歌颂为一种文化标志和美学。工业化和标准化不但没有成为创造力的敌人，反而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设计灵感新源泉。包豪斯也因此成为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设计经典。
如何推动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的跨界融合，我提出两个关注点：其一，加大力度建立艺术设计的“数据”基础，把设计专业的知识用数据的形式进行结构化和沉淀。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在10年前开始建构的图像数据集，帮助计算机具有了“视觉”，释放了基于视觉的计算机应用，如人脸识别、无人车等。现在，我们也需要在设计领域建立一个图像数据集，从而释放人机协同的设计能力。其二，更需要在艺术设计学科中建构人工智能的能力和知识，引入人工智能辅助设计，让设计师灵活运用新技术，形成更大的创意杠杆作用。而且，针对应用型设计师的培养，需要把设计人工智能的教育下沉到艺术设计的应用型院校，探索人工智能时代设计师角色的更多可能性。
2016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率先开始培养“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设计”方向的研究生，并成立全球首个“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纷纷投入资源，设立相关专业方向或实验室。现在，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企业，都在公司内部重新定义设计师的角色，设计线上线下系统闭环反馈的系统设计师、训练计算机进行设计的训机设计师、设计人机协同体验的体验设计师等角色纷纷出现。这是设计教育的挑战，也是教育面对社会变革的机遇与使命。
正如工业机器和电的研发与应用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当时设计的领先力量也在这些国家；而正在经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深度转型中的中国，具有全球领先的运算能力和数据资源，也许可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一轮设计变革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为同济大学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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