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网上有个段子很流行：每到年底，中国仿佛陷入一些西方媒体和悲观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老百姓把货币兑换成食物、许多家庭在门口张贴祈福标语……他们怀疑这种现象是“经济危机”，而在中国，这叫“过年”。
这则中式幽默的背后，不仅描绘了中国春节的特别意义，更让人不由得感叹和思考：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要讨论这个话题，不妨先看看这几十年来，世界怎么样，中国怎么样：
往远了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之后迅速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股市汇市一路下跌，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萧条。
往近了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场危机的阴影至今仍在。
再来看中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5%；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这正应了春晚小品中那一句“放眼全球世界，风景这边独好”。
当然，有些更重要的内容藏在数字背后，那就是中国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中国底气”“中国能力”和“中国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几十年来未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关键密码。
2019年9月24日，“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面向公众开放。人民网记者翁奇羽摄
中国底气
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个类比：一个人为什么从来没有生过大病？
没错，首先他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中国，正是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练就出一副硬朗的身子骨。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底气”。
这份底气，首先来源于现实中取得的发展成就。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其中，有几个数据格外引人注目：
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
观察这几组关键数据，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竞争力获得大幅提升，中国建立了基本稳定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工业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空间和潜力依然广阔巨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制图：孙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潜力，确保了当外部风险和危机来临时，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这正是中国经济的韧性。”
可以说，正是这份仍在不断孕育增长着的现实底气，成为了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不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撑。
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一定有其根本的原因，这个根本底气又在哪儿？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经济波动始终伴随着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发展历程，它是一种历史常态或者说是经济体运行的内在规律，只不过会以非常极端的方式――经济危机的形式来集中反映这种波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告诉人民网记者。
那么，这几十年来，中国为何能够有效“熨平”经济波动，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单纯的市场经济很难实现宏观和动态的有效配置，而当错配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间，寻找到一种创新和平衡，那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欧美市场经济体系的所有制缺陷。同时，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家协调能力，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刘元春表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与世界的接轨中不断推动内部的改革发展。同时，我们的政策具有系统性、持久性和稳定性。从‘一五’建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中国有着统筹谋划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智慧。”刘元春表示。
的确，这不正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定力么？
因此，正是现实底气和根本底气的日益夯实，让中国在自身的发展变革中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蹄疾而步稳地走到今天。
这也正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所讲到的，“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019年6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内，科研人员正在对智能采煤设备进行技术攻关。耿玉和摄（人民图片）
中国能力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类比：一个人从来没有生过大病，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更要有及时治愈感冒、发烧这样小病的能力。
中国，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过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同样多次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
例如，1988年和1994年前后出现过的较大规模通胀；1991至1994年伴随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而呈现的资本外逃风险；同时，1997年和2008年的外部金融危机也对中国贸易、金融等领域造成了一定冲击。
不同的是，中国总是能够化危为机，实现自身的结构改革和转型发展。
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创造了令全球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制图：付长超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例如，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这次危机提升了社会各界对银行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
连平介绍说，正是因为后续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等股份制改革举措的推出，确保了当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中国银行业有充足的资本金和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从而使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经受住了这轮危机的冲击。
除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及时实现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实现破旧立新、转型升级。
有个生活中的现象，正在悄悄变化：很长时间内，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却出现国人出国疯狂抢购的状况；如今，越来越多的国货则成为了“爆款”，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不断获得尊重、赢得市场。
这个变化背后，正是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政策思路上，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挑战过程中总结出的实践经验。”张茉楠表示。
那么，同样在应对风险和自我修复的进程中摸索，为什么中国能力、中国办法能行得通？
有力有效并具有主动性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
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积极采取鼓励出口、吸引外资、扩大内需等举措，有力对冲了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08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更大级别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迅速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通过产业振兴、扩大消费、金融支持、稳定就业等主动的宏观调控举措，有效应对了危机，也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确保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等方面，中国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元春认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与西方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有本质差别。首先，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计划性，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同时，中国的宏观调控不是单纯的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社会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整体失衡。”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一次次防范风险、应对挑战的磨砺中，中国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日益显现。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中国经验
有句谚语这样说：好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在防范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的主动作为，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更为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一些好经验。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面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度冲击，中国积极参与G20这一多边机制的政策协调，G20峰会也开始更多着眼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更是贡献了一系列理念和主张。
“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冲击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依靠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积极作为，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中国路线、中国主张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了共识。”刘元春表示。
冯俏彬认为，在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要练好内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同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夯实应对风险的发展基础。
最后，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融入世界。在竞争与合作的历练中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
当然，中国经验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拓展。
着眼当前，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累积，经济衰退的风险日益增大。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3.2%，为过去10年来最低。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守住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如何有效应对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外开放加快提速的关键时刻，紧密追踪国际金融风险，并及时调整国内相关政策尤为重要。
“要加强跨部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要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性地推进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时，要提升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能力。”王冬胜表示。
张茉楠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则提出了三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叫“望远镜”。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这不是一个短周期，一定伴随着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整个历史发展周期，所以中国要有长期的发展战略眼光，保持好战略定力。
第二个视角叫“透视镜”。全球格局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多重利益纠葛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拨开云雾见天日，通过改革和开放深度洞察真伪命题，以敢于创新、勇于变革的姿态迎接挑战。
第三个视角叫“显微镜”。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时，要善于见微知著和化危为机，抓住恰当时机遏制风险蔓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这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栗翘楚、庄红韬、杨曦、车柯蒙、任妍对此文亦有贡献）
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五种评判
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国外左翼学者从各层面各领域对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与走向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矛盾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这些分析批判，各有不同的角度与侧重，但概括起来看，可以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评判归结为五个方面，即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民主危机、价值观危机、生态危机和体系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方面的评判，是不同学者针对同一危机的不同角度解读，彼此间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交叠影响，为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更合理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特征提供启示参考。
一、生产方式危机：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极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在的危机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矛盾会显得尤为突出。生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获得超额利润的必然选择，但这同时又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体系带来致命的灾难。
英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通过对资本主义时空形式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将内部时空矛盾不断转向外部用以缓解国内矛盾的升级，“有限危机可以通过外力被强加于资本主义活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领域”，这种通过剥夺性积累使过度积累摆脱困境的方式已经成为垄断资本进行转嫁风险、扩大积累的常用手段。但事实也证明“这种积累方式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困境，“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而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玛丽·沃伦（MaryV.Wrenn）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的影响下失去效用。
二、民主危机：少数人统治与治理无效率
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西方民主已然演变成少数人的民主、金钱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盖实质上政策对资方利益的严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远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响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治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跻身1%的少数群体。占低收入人群约70%的人，不论他们投票与否，对政治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垄断资本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使国家政权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垄断资本家得以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所说，对于那些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是一项投资，“从中他们要求（并得到）回报。他们最终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强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
事实上，对西方民主更符合实际的称谓应是选举式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即便在选举层面上也出现了漏洞。参加选举投票的民众在大幅减少。加之西方民主奉行的双重标准，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客观上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因此可以有理由说，西式的自由民主的吸引力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在走向衰落。
三、价值观危机：自由平等神话的终结
资产阶级所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下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在反思危机发生原因时，会自然产生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质疑。
正如大卫·哈维对美国自主、自由的定位，美国所宣称的所谓自由平等理念在传播中凸显着霸权主义的色彩，其“对捍卫自主和自由的关心，被有系统地用来替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辩护，被证明其控制世界上许多地方是正当的。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和暴力手段。”“追求自主和自由就像提供一张许可证，使政府得以运用种种压制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只属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群体，“依靠在媒体和政治过程中的非常影响，这一阶级（以默多克和福克斯新闻网为首）利用刺激和强力劝服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制度使我们过得比以前更好。对那些舒服地住在世外桃源里的精英来说，这个世界好像确实更好了”，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只有微薄的收入和被限制、被圈定了的自由。
所谓的平等也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但却必须接受不同起点的竞争。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谈及美国所谓的“给予每个人机会”已经越发空乏，“机会平等只不过是个虚构的神话，并且美国人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61%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过1/3的美国人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一般是公平的。”
价值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危机。如果说面对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尚且可以通过国家调节、金融管制、对外输出、危机转嫁等方式得到缓解和暂时的克服，但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等价值领域的危机，则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也很难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得以恢复。
四、生态危机：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
左翼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生态和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势必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系统本身的重创，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大卫·凡森费斯特（DavidFansenfest）认为“那些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是很重要的内容却同个体资本家所渴望的东西相冲突”。资本家的贪婪促使其将社会和环境再生产的成本外化，这种欲望的膨胀最终会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伤害。
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W·琼斯（AndrewWJones）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技术问题和消费问题共同导致了严峻的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当增长沦为资本积累，而不考虑自然或人的定性需求时，增长就会成为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新技术时，资源成本会被考虑进来，但生态成本却不会被涵盖进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面对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式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英国伦敦政策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Smith）认为资本主义那种“生态毁灭式的增长是内潜在任何可能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中的”，并非可以主观选择的，这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必然驱使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享。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模式外寻找答案，构建“一种基于人类真实需求来组织生产、严格限制特定资源能源消耗、尽力减少污染与浪费的社会主义式生态经济”，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五、体系危机：资本主义结构性崩溃
资本主义自身结构的危机及其自身施救能力的空间不断变窄，使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不禁提出“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疑问。左翼学者从对资本主义局部矛盾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关注，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限，认为以“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主导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末期”，该系统将在未来三四十年的时间达到发展的极限。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Streeck）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来审视这场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或者没有未来）伴随着五个系统性问题：滞涨、寡头式再分配、公共资产流失、腐败和全球无政府主义。”这些问题最终将在经历长期与痛苦的过程后压垮资本主义本身。
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MichaelS.Koyama)认为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陷入系统性危机之中，它们普遍面临着三重危机，即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正趋近于临界点的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箱内”（Insidethebox）操作这一拘泥于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改良政策并不能奏效，必须转向系统性变革的“箱外”（Outsidethebox）操作。
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对资本主义两次系统性危机进行分析时谈及，为应对发生在1875-1945年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采取了深化垄断、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三十年”，而面对肇始于1975年直至今天的第二次系统性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第二次系统性危机的一个结果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曾用于摆脱危机的手段已经不再奏效，相反，2008年爆发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恰恰是那些曾经幻想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举措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上述内容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评判简要概括为五种类型，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评判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说这五种类型涵盖了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上述五种类型无疑是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集中表现，是处于主流领域的内容。不难看出，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揭露是比较透彻的，对危机原因的探寻也是较为深刻的，许多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剖析资本主义存在的危机及其不可持续性。但也应看到，左翼学者的论述也存在着不足、甚至有失偏颇之处。例如，有的学者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视为资本主义命运的转折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然无力迈出这次危机，资本主义的灭亡甚至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忽略了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能力。有的学者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用对破坏自然的批判代替了对生产关系的批判，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人与人的矛盾。脱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人与人的矛盾的关注，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化解危机的途径的。为此，对于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应采取批判地吸收地态度，既要充分借鉴其深刻具体的分析洞见，又要看到其立场局限、方法局限和认识局限。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阶段性成果，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左翼学者的社会主义研究及其评析”［项目编号：15CKS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