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机制研究
1.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投入降低，在产出给定的情况下，减少了就业量（龚玉泉、袁志刚，2002；姚战琪、夏杰长，2005）。
2.技术进步通过缩短工作岗位的生命周期影响就业总量。Aghion和Howitt（1994）认为，如果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工作岗位的生命周期也比较短，这会造成失业人数的增多，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价格随技术进步而增长，企业利润也会下降，这就减少了企业进入市场的激励，使其缺乏创造工作岗位的动机。
3.技术进步引起经济周期波动，造成周期性失业或技术性失业。熊彼特认为，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造成了经济的波动，而“技术失业是周期性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不景气时的失业只是暂时的，一旦企业利润被用于投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便会开始增加”。只有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改变了土地和劳动的边际产出比时，对于劳动的实际需求才会“永久地降低”。Freeman和Perez的技术范式理论认为，在新技术扩散导致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时期，会出现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当社会经济制度逐渐适应新技术经济模式以后，经济会再次繁荣，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失业率也会下降。
（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机制分析
1.产品价格下降的补偿机制。从企业创新的目的可以将技术进步分为工艺（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是指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产品创新是指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和生产出新产品。工艺创新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一方面产品价格的降低会增加消费需求，带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Ebersberger和Pyka，2010）。如果某种商品的市场需求对价格不敏感，价格降低带来的产品需求量的增幅有限，则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作用就比较小。如果价格下降以后产品需求量增加幅度很大，企业需求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增多，因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也较大。另一方面，如果将货币因素考虑进来，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下降会使真实货币余额增加，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引发利率下降，促进企业投资，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2.产品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开拓新的市场，使得企业雇佣更多工人（Ebersberger和Pyka，2010）。Harrison等（2014）选取了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企业数据，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带来的就业变化进行研究，发现在给定产出水平下，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艺创新是就业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旧产品需求的增加可能会补偿这种替代效应，而产品创新引致的新产品需求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就业。由产品创新带来的就业中，至多有1/3来自同行业工人的转移，最少有1/3来自于新产品的生产带来的市场扩张，而产品创新对就业量的补偿大于工艺创新减少的就业量。
产品创新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技术进步导致一部分传统产业的衰退，但是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壮大，产业门类越来越丰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规模日益庞大。新产业的兴起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吸纳了来自传统行业的劳动力，就业的总量也在不断增加。
3.技术扩散的补偿机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一方面，技术进步不仅在其产生的部门创造了就业，也在应用新技术的部门创造了就业。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相关设计软件的发展，装修设计行业的服务更为便捷，客户可以利用软件进行个性化定制，设计师在后台为顾客提供意见，节省了沟通时间，提高了生产服务效率，人们对设计师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再如，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法律、教育、职业等咨询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使得咨询人员可以更迅速地对大量数据进行捕捉和处理，提高了获取信息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了客户需求，也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扩散到上下游产业，促进了关联产业的发展。如网络支付手段的便捷化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拉动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也为物流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其中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约为9.01万亿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约为24%。网络购物的发展在对实体零售店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物流行业的繁荣，增加了物流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07.1亿件，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038.4亿元，同比增长21.8%。中国物流行业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人力和资源的投入，目前中国物流行业专业技能人员较为匮乏，物流行业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
4.收入增加的补偿机制。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居民收入增加，刺激了消费需求。技术进步后，由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降低，因而真实工资上升，消费者购买力增加，消费需求增加；居民储蓄的增加也为企业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刺激了投资需求，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供给曲线最终是向上弯曲的，随着收入增加，劳动力供给也会发生变化。财富增加以后，人们对于闲暇的需求会增加，这将减少每个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因此，技术进步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多工作岗位，而与之相伴随的将是每个岗位工作时间的缩短。
5.新投资的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带来了优质的投资机会。优质投资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较高预期收益率的投资。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了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刺激了优质需求，增加了企业经营利润，提高了企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市场对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对旧产品的工艺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扩大了市场需求量，也增加了企业利润，吸引企业进行投资。
6.自动化的深化。Acemoglu（2018）指出，自动化机器已经在一些任务中替代了劳动，但如果在这些已经被自动化的任务中采用更先进的设备，那么新机器只是替代了旧的机器，未必造成工作岗位的减少，反而可能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了就业。例如在美国农业的发展历程中，先是马力收割机取代了一部分劳动者，而随后柴油收割机取代了马力收割机，后一过程并没有导致很大的替代效应，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率和工资迅速增长。可见自动化的深化带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或许高于其替代效应。
7.技术的研发、应用过程创造就业岗位。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本身就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投入。Acemoglu（2002）认为在过去60年中，技术进步呈现出技能偏好型的特点。计算机的使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人工智能在对程式化的工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根据智联招聘《2017人工智能就业市场供需与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市场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量比2016年第一季度增长了179%，是2016年第一季度人才需求量的近3倍。而根据德勤的研究报告，在过去35年里，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增加了6.5倍，编程和软件开发人员增加了将近3倍。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全球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在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劳动技能转化需要的时间较长，难免存在结构性失业。但是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长期来看，会有越来越多满足岗位需求的劳动者。
8.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技术进步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开辟了新的生产空间。目前全球约有21%的陆地面积是沙漠，如果将沙漠改变成可以储水的土壤，人类的生产活动范围将被极大地拓展。大量的生产活动会在沙漠地区展开，拉动当地和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就业。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途径是多样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虽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给定产量下，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比例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放松产量固定的限制，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生产成本会下降，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扩大了消费需求，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扩大生产规模，继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那么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足以抵消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量，那么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就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及其引发的总需求增长率的相对大小，也就是总需求的技术弹性。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二、从长期看，技术进步增加了就业总量
如上所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总需求的技术弹性。短期看，技术进步率对需求的影响可能较小，长期内总需求的技术弹性可能会比较大。因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会降低就业，在长期内可能增加就业。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美国的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目前较难获得关于技术进步率的数据，但是从下图来看，美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失业。其一，自1959年以来，美国的就业人数和总人口保持同步增长。1959年1月美国总人口为1.76亿人，2017年12月总人口增长至3.27亿人，在此期间，美国就业人数从6386.8万增长到1.54亿。其二，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美国失业率没有显著变化。虽然就业率存在短期波动，但失业率并没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当前美国的失业率为3.9%，低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从美国的历史数据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失业。这就表明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增加就业的，而不是降低就业的。
Bessen（2015）用美国ATM机的例子论证了机器的增加未必会减少银行职员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开始大规模使用ATM机，2010年美国已经有40多万台ATM机，然而银行职员的数量并没有因此减少，从1970年到2010年，美国的银行职员数量从20多万增长到50多万。Bessen（2015）认为，银行职员之所以增加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ATM机的使用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促进了银行积极建立分支机构抢占市场，城市的分行数量增加了43%。尽管每个支行所需的职员少了，但是支行数量的增多总体上增加了对银行职员的需求。其二，尽管ATM机替代了一些常规工作，但是仍有一些任务是ATM机无法实现的。随着各大银行积极扩大市场份额，银行职员开始发挥其在拓展和维护客户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相比机器而言，银行职员更能深入了解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并且可以针对不同客户量身定制相应的理财方案，推广银行的信用卡以及其他理财产品。因此，银行职员的功能从现金处理的业务转向了人际互动与销售。
德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根据英国的劳动力调查（LaborForceSurvey）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1992-2014年，就业人数增长了23%，从职业来看，护理人员（nursingauxiliariesandassistants）的就业人数增长了9倍，教辅人员（teachingandeducationalsupportassistants）增长了5.8倍。从总体趋势来看，护理行业、技术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增加弥补了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损失。
技术替代了哪些岗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我们去思考技术将会创造哪些岗位或许没有那么直观。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影响的范围可能与最初产生的领域相差很远，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一代计算器体积十分庞大，最初主要用于军事研究。由于集成技术的发展，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更高，计算机的逻辑元件不断更新，从而出现了微处理器，促进了微型计算机的问世。微型计算机体积小，价格便宜，成为了居民耐用消费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这种由工艺创新引发的产品创新刺激出新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计算机产业，也带动了计算机配件、维修、软件开发、培训等相关行业的就业需求。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是一个逐渐发展和扩散的过程。在技术进步初期，采用新技术的产业规模有限，对相关产业链的影响尚未波及，对就业的取代较为明显，随着技术的逐渐扩散，采取新技术的产业规模日益扩大，相关产业链也随之健全起来，旧产品的价格下跌以及新产品的出现都可能刺激消费需求，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
三、人工智能与就业
从前几次工业革命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产业间有不同的表现，YongsungChang等（2006）利用美国1958-1996年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和工作时间数据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TFP的持久增长带来的就业影响在不同的产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133个产业的劳动时间显著增加，25个产业的劳动时间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从制造业整体来看，TFP的增长与工作时间是正相关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Basu等(2006)利用美国1949-1996年间29个产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发生后的当年内总工作时间的增长率会降低，而一年后总工作时间的增长率是增加的。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结构性失业，但随着产业结构和劳动者自身的调整，就业是逐渐恢复甚至增加的。那么，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是否会与前几次技术进步不同呢？
根据“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的定义，人工智能是制造智能机器，尤其是智能计算机程序的科学工程。人工智能与以往几次技术革新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器学习可以根据大数据开展判断分析，在经验中不断自动优化算法，而以往的计算机技术只是按照人类的指令来编码现有的知识，可见人工智能使得机器在认知决策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研究人员认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可能会催生技术奇点，即人工智能未来或将超越人类的智力，改变人类文明。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对一些任务的替代规模和速度可能是空前的。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受到种种社会制度的约束，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并不会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劳动者会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劳动技能以满足新的生产力需求，而人工智能也并非无所不能。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一些程式化的工作（routinejobs），例如收银员、搬运工等工作，但仍然有一些人类所具备的能力是很难被技术实现的，例如决策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创造力等等。Autor（2003）等学者认为计算机与从事程式化工作的劳动者之间是替代关系，与非程式化的创造性工作是互为补充的，例如管理咨询师和分析员等。还有一些非程式化的体力劳动也是技术很难取代的，例如尽管机器可以对疾病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但是它们还无法像护工那样及时根据病人的反应做出临床处理；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淘宝等购物网站可以针对消费者的浏览习惯推荐出消费者可能感兴趣的商品，但是客服人员在沟通过程中更加能够了解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细节的要求以及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当出现售后问题时，也需要客服人员随时处理。
人工智能在取代劳动力的同时，也创造着就业机会。埃森哲咨询公司对全球1500多家正在使用或测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的公司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人工智能催生的一些新型工作角色，包括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师、解释员和维系者。具体来看，人工智能训练师的任务是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如何执行某些任务或者如何变得更人性化，即把机器或软件系统训练得更像人类，例如客服聊天机器人需要经过反复调试才能学习人类交流的复杂多样性；人工智能系统解释员的主要任务是向顾客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解释系统的输出结果和运作模式；人工智能系统维系者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系统的运行，保证人工智能被正确地利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设定。这些新型工作岗位的出现表明，人类独有的技能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
四、结论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技术在替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产品价格的下降、收入的增加以及新产品的出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进步扩散到上下游产业、促进了新产业的壮大来实现的。此外，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扩散本身就需要大量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的过程也伴随着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逐渐增加。当然，在新技术发展之初可能伴随着阶段性的失业率上升，但随着人力资本的逐渐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也会提高。
根据目前技术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出，技术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技术的确取代了一些程式化的工作，但技术与非程式化的认知工作之间是互为补充的，还有一些工作例如护工等是很难被技术所取代的。人类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应变能力等也是机器在短期内无法具备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会逐渐从程式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与创造力、认知能力相关的工作，例如设计师、作家、科研人员等等。
综合来看，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就业，在长期内可能增加就业。虽然技术进步在一定阶段会带来结构性失业，但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门类的日益增多，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考虑到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未来新增劳动人口将逐渐减少，从长远来看，劳动力的短缺可能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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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吴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
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拥抱人工智能
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乐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众多领域赋能人类，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使人们有更多精力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或者享受闲暇。悲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造成大面积失业并导致社会动荡，同时还将加剧社会不平等，拉大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与其他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加中立的观点则认为，AI将替代一部分工种，但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替代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工作。
已然“成势”的弱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究竟对劳动力总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9年10月14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农工党中央组成联合调研组，就“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在京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情况介绍，并与有关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座谈，而后赴江苏、广东两省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昆山、南京、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研发制造和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和职业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力图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并寻找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有不俗的“战绩”。
江苏省在全国人工智能专利、企业融资和企业影响力方面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201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业务收入约470亿元，同比增长104%。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城市15强”中，苏州、南京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相关单项领域位居第一方阵。
广东更是智能大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2017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26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300多家，居全国第二。2018年1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7196套。民用无人机产值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比重的1/3。
调研组一路走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企业都对智能化改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感触颇深。“原来是几十个人完成一条生产线，现在是一个人盯几条生产线，产品的质量也更有保证，残次品率大大降低。”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商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是人们为了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研发的新技术。用技术进步取代或部分取代人的劳动，来完成某些传统上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技术进步本身的追求之一，而这样一种追求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关天罡表示。
其实，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替代也多少带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以东莞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招不到人来上班，只能改用机器人了。”该负责人笑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早就开始从人口背景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因应了我国的劳动力收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机器红利替代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向纵深发展，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更是将逐年减少。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智能化，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丁金宏说。
近几年，人工智能思潮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使该概念得到了极其成功的传播，同时，也好似是放出了一个失控的巨兽，其含义不断被泛化和神话，以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的代表人物需要不断讲述人工智能的“本来面目”以消除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
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以往的技术进步，主要触及的是体力劳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还将广泛触及与认知和交往相关的工作，因而确实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但其实，在这个意义下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可不必谈人工智能就色变或拒绝接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
“目前对我省就业总量影响较小，估计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发展对广东就业的影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言简意赅。
201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门开展了相关调研，选取10个城市对企业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将近74%的被调查企业的员工人数没有产生影响或变化在5%以内。
“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的数量和范围还非常有限，对就业的挤出和替代在就业总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制造业总体呈现缺工现象，替代的岗位具有对部分空置岗位的补偿效应，同时智能化也在创造新岗位。已经开展智能化升级的企业中，仍有80%以上企业表示存在一般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普通操作工人的短缺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的就业情况也同样稳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用总体平稳、稳重有进、进中趋好12个字来概括江苏省的就业现状——城乡劳动者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万人，约占全国年城镇新增就业的1/10。
其实，从全国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用“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来形容目前的就业形势。一方面，产业发展处于高增长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运用与产能扩张相协同，对就业也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再加上存量置换逐步推进，也为劳动力转移留出了空间。
“目前，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减员较多，对制造业影响更突出，岗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刘刚介绍道。
“尽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当前的劳动与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还是局部且温和的。”在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李伟看来，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能在特定的任务上表现出一些超出人类的智能水平，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虽然很多情况下计算机替代人类劳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发生，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
“所以，相较于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不断研究和认识人工智能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方面对劳动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与其深远、多元的系统性影响，从而优化相应的政策设计。”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兰云升表示。
奇点”引巨变未雨先绸缪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我们仍需站在现在看未来。
“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更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突变‘奇点’何时到来难以预测，一旦实现突破性发展，对就业将带来巨大挑战。”刘刚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严慧英认为应持续关注替代总量的压力。“从区域看，劳动力输出地更需要关注。制造业集中的用工大省，自动化程度高，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更多使用，传统岗位减少，劳动力回流是必然，就业压力也将同步回传，劳动力输出地将会承压。从行业看，近中期制造业的就业将是焦点，但长远看服务业变化更需关注。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劳动力替代将率先发生。”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王素芳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与重塑。”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引发技能要求的质变，未来大量工作需要人机协作，对劳动者专业性、协作性要求更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而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技术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20%，高技能人才只占6%，随着中低端岗位逐步减少，大龄低技能劳动者转岗再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关注收入分配差距或将拉大问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一些在知识和技能起点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强化，而一部分群体可能会被长期甚至永久性地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向知识技能人才聚集的趋势将有所加剧，劳资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将有所分化，差距会拉大。”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化也将加剧，供求变化导致的薪酬待遇差距也会加大：紧缺人才的薪酬水平将不断上升，而被技术替代、又无法进入新领域的困难人员，将被迫寻求更低端的工作岗位，收入将会减少。
“就业形态的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钦池表示，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改变对就业和岗位的传统定义。不固定时间、地点和雇主的灵活就业将在社会总就业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这对于社保资金的筹集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制定带来很大的挑战。
做好应对消极影响的政策储备
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
委员们认为，应首先推进就业政策升级，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时，同步评估对就业影响，准确识别潜在受影响的群体，同步制定涉及劳动者的分流安置方案。同时，引导发展就业友好型技术。加快对危险、繁重、环境恶劣等工作任务替代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劳动者营造安全、舒适的就业环境。积极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就业门槛的智能应用技术，特别是人机协同技术，为弱势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还应拓宽技术补贴资金的使用范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各地技术改造补贴和机器换人补贴政策，可以更多用于帮助被替代职工的技能培训和转岗安置。他还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受人工智能直接影响行业所置换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建议。
推进服务保障升级也是委员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建议密切关注技术发展趋势，强化岗位推荐、职业指导与职业咨询等服务，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助劳动者尽快实现转岗再就业。兰云升提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还应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适时向受影响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费，确保暂时失业不对家庭和劳动者生活造成大的冲击。同时，完善社会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适应灵活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金征缴和发放制度。”贺丹表示。
“此外，推进监测预警升级工作也要同步推进。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特点的就业评估、统计、监测制度，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影响情况；对大规模应用智能机器的重点地区、行业企业，加强岗位变化监测，健全失业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预案和政策储备。”李伟说。
优质劳动力供给有赖“智能”教育体系
调研组出发前，教育部提供的一组数据让委员们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升级十分担忧。
“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
江苏、广东两省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深感优质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广东省技工人才供不应求状况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市场的技工求人倍率长期处于1.4以上的高位，随着“机器换人”步伐的加快，预计市场对技工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技工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贺丹表示。
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
“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震呼吁构建适应未来的教育体系。“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培养，逐步将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等知识纳入小学教学课程，在初高中普及信息处理课程。高等教育体系完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门型人才培养的分工，紧密对接市场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未来的教育还应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严慧英说。
丁金宏建议创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机制，在推进放管服的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职业认证服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王培安则提出加强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培养鼓励支持创新的社会基础，消除对人工智能的误解和恐惧，使人工智能走向理性发展。
人工智能的隐私、伦理与法制之殇
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司马华鹏给调研组演示了一段银行理财咨询的人机对话。根据消费者的提问，“对面”的人工智能经理对答如流，通畅的语言表达及快速的反应能力让人很难意识到是机器人在对话。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对话、语音合成的应用越发深入。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只要录下一个人说过的50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声音合成智能语音，可以和人智能对话。这个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到电话客服领域，还可以用来追思已经过世的人。”
司马华鹏说的是技术方面的优势，李伟却听出了隐私和法律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我和你们的智能机器人对话被多次录音，是不是就能复制出我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就有了被‘冒名顶替’的风险，而这项技术对你们技术人员从业素质和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伟说。
同样的质疑出现在了广东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核心技术是用摄像头采集人像，他们的顶级产品可同时抓取300张人脸，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揪”出多名嫌犯就是它在大显神威。“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采集了我的影像，但我并没有同意你这样做，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严慧英问道。
“基于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特点，传统的尊严和隐私很可能被侵犯，亟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王培安表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及时调整就业结构，提前防范技术性失业，积极调整教育供给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抢抓机遇，完善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我国特斯拉轿车因启动无人驾驶模式而引发车祸、‘大数据杀熟’等事件，无不反映出人工智能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健全。”
杨震建议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边界。二是加强隐私保护，出台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隐私权概念及范畴。三是尽快出台法律法规，约束人工智能生产者、设计者的行为，解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责任归属这一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