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随着信息化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一些传统就业岗位不断被替代，一些新的就业岗位不断被创造出来，从而产生了三大就业效应。
就业替代效应。信息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位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形成对劳动者的替代。调研发现，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很多地方制造业总产值不断提高，但就业人数趋于下降。信息化不仅会打破既有商业模式，还会打破依赖于这些商业模式的就业模式。比如，大量小卖部、书店甚至一些大型商场被平台经济所取代，减少了传统就业岗位数量。
就业创造效应。信息化带动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设备自动化等行业就业岗位大幅增加。比如，1987年成立的华为公司，目前全球员工总数已达18．8万人。还有一大批依托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形态和就业岗位。比如，众多劳动者通过微信、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多种形态的灵活就业。
就业变革效应。信息化带来就业方式变革。过去10年，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项重大变革就是互联网平台就业人员大幅增加。互联网平台将“工作”细分为具体的“任务”，通过“众包”方式提供给众多劳动者。基于信息技术和“众包”方式的互联网平台大大降低了生产服务和市场交易成本，服务半径扩展到地区、全国乃至全球。大量劳动者甚至是跨越不同时区劳动者的参与，使企业可以迅速完成工作任务，从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互联网平台就业岗位具有劳动关系松散、进出自由、工作时间灵活、自主性强等新特征。
综合来看，信息化发展既会带来创造新就业形态、增加新就业岗位的机遇，也会带来就业矛盾增多的挑战。
从机遇看，信息化创造的互联网就业形态用工量巨大，已经成为稳就业的重要载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2019年2月发布的《中国网约车新就业形态发展报告》表明，目前滴滴平台的司机总量已超过1100万人，其中6．7％是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2％是退役军人，21％是家里唯一的就业人员。在有的去产能任务重的省份，有超过百万的下岗失业职工通过网约车实现了就业。2018年，互联网平台雇用了598万正规就业者，带动提供共享服务的劳动者人数达到7500万人，为众多劳动者提供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并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从挑战看，在互联网平台成为连接工作岗位和劳动者重要渠道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并没有受雇于某一固定组织，也没有单位依托，收入不够稳定。这还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劳动争议处理难度加大。再加上在平台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所依托的稳定就业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和劳动者如何分担社会保险缴费义务也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趋势看，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引领信息化深入发展，有可能造成产业生态重构，放大信息化的就业替代、就业创造、就业变革效应，进而使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劳动就业领域抓住并用好信息化机遇、有效应对挑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支持劳动者通过新就业形态实现多元化就业。可将以信息化带动就业作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联动，加强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领域政策协同，进一步发挥新就业形态对稳就业的支撑作用。研究制定符合当前新就业形态特征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体系，建立多元化劳动标准制度，支持劳动者通过新就业形态实现多元化就业。
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借助平台APP为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向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宣传就业、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引导平台就业者积极参保。充分发挥平台数据和技术优势，创新劳动者保险保障的机制和模式，完善新就业形态人员保障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合理分担社会保险缴费义务，有效支持和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
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成为就业的“必修课”。为此，需要构建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体、继续教育为补充的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符合信息化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有针对性地开展信息化技能培训，为劳动者转岗就业和通过新就业形态实现就业提供帮助，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作者：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原标题：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正催生一场新科技革命。尽管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很多研究聚焦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的一些主要研究，笔者综合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为我国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带来的挑战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
发展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
当前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尽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看替代效应不可避免。
如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英国工作可能会有30%的自动化风险，低于美国（38%）和德国（35%），但高于日本（21%）；其中运输和仓储（56%）、制造业（46%）和批发零售（44%）等部门的自动化的风险最高，卫生和社会工作等部门的风险较低（17%）。麦肯锡分析了800种职业所包含的2000多项活动发现，全球经济中一半以上的活动可能会被取代；尽管没有工作会被完全取代，但是60%的职业中至少有30%的活动会被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主要是在结构性和确定性环境下的体力劳动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
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同样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
一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会促进经济发展，继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如麦肯锡在《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中提到，人工智能领导的自动化可以使中国经济生产力提高，每年可以增加0.8到1.4个百分点的GDP。另外，人工智能的崛起还非常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催生出新的职业和业务，类似于互联网经济产生的效应。
二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具有关联带动效应。就像智能手机的出现，看似替代了一些岗位，但同样衍生出更为广阔的新市场，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
三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继而降低成本、增加需求。如《经济学人》中提到，美国ATM机的出现曾造成银行职员的大量下岗。但运营每家分支机构的成本降低，反而让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去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以满足顾客需求。因此，美国城市里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在1988至2004年期间上升了43%，银行职员的总体数量也随之增加。
尽管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较大规模的替代效应，但很多学者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许多专家认为，新技术创造及衍生的工作岗位将远远超过它所取代的数目。不过，这种乐观应该是谨慎的，除了需要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还要考虑收入不平等、社会稳定等各种相关的问题。
人工智能
对就业的影响与岗位性质有关
业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一些岗位的冲击较大，特别是一些常规性、程序性工作。有学者提出“五秒钟法则”，即如果人可以在5秒钟内对一项工作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作出相应决定，那么这项工作就极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全部或部分取代。因此，翻译、新闻报道、保安、客服、财务、司机等职业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大。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替代范围不只局限在“蓝领”范围，一些“白领”岗位也面临被替代风险。
另外，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还与工作内容有关。如果是技术直接代替人的工作，则以替代效应为主；如果是辅助或人机协同工作，则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促进效应。如美国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对司机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550万人规模的司机职业中，运输乘客和货物的职位（约380万人）受自动驾驶汽车的影响最大，而利用汽车提供服务或通勤至工作地点（将汽车作为工具，而不是模式手段）的司机（约1170万人），包括急救人员、建筑行业从业者、维修安装人员和个人家庭护理助手等，将会受益，生产力和工作环境将得到极大提升。
积极
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是大势所趋。国家需要从宏观层面提前布局，以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可能带来的挑战。
一是加强就业失业监测，及时掌握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就业失业的变化情况，完善失业预警机制，对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提早应对。
二是优化高校专业设置，根据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加快设置和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提早做好人才储备，使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相匹配，避免结构性风险的扩大。
三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术技能升级培训、转岗转业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
四是加强社会保障，针对新技术经济下的多元就业形态，探索适应不同特点人员的多元化社会保险办法；加强对失业风险的防范和应对，及时做好受冲击人群的就业服务；加强失业保险、医疗补助、贫困家庭救助等措施，确保社会各群体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鲍春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经济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与就业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当前，各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在拉动创业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表现抢眼，但也引发了对“机器换人”等问题的担忧。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就业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添砖加瓦、贡献智慧。
与谈人
原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骆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黄泽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持人
黄宝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的本质及我国的发展现状
主持人：小时候，提及人工智能都很神秘，想到的都是顶尖实验室里的黑科技，或者科幻电影。现在，人工智能已不知不觉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里的智能音箱、大中小学常用的教育软件、无人驾驶汽车到各种家用机器人。请问如何理解科学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定义它的本质和内涵？
黄泽清：顾名思义，人工智能就是由人工制造的智能，本质上指的是人们通过计算机等设备模拟或再现人类思维和智能行为的过程。人类关于智能化设备的探索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尝试通过数值控制的方法来实现工厂机床的自动化，希望通过建立一种“自适应控制”的设备，来实现机器的全面自我操控。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呈现指数型增长，大量信息能够被进行数字化处理，再加上开源软件和云设备的出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出现爆炸式增长。
骆桢：人工智能技术就是通过某些算法或运算结构，处理复杂的输入和输出关系。既可以将传感器捕获的复杂数据对应到不同的类别，比如图像和语音的识别，又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寻找隐含其中的模式、规律，形成对应关系，比如智能语音对话和机器学习等。于是，以前只有人才能处理的复杂关系，现在可以由计算机处理了，比如识别人脸和环境、自动驾驶、医学影像诊断等，以及回答一些特定领域的问题，比如智能专家系统、智能客服系统等。这使得计算机在处理问题或与人互动时更加智能化。
原倩：关于人工智能的内涵，存在两种分析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是研究一种完全能够比拟人类智能、甚至高于人类智能的科学，其目标是研制拥有人类智慧、甚至拥有独立意识及人类情感的机器人。这种观点与主持人提到的黑科技最为相近，在科技、伦理等领域讨论较多，但不属于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通过计算机科学等技术手段模拟人类智能，让机器来实现人类需要通过智能技术才能完成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对劳动者就业的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不断地发展和表现出来。
主持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我在新闻里看到，为缓解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压力，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我国将智能机器人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
原倩：从公开信息看，我国人工智能在应用领域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这得益于我国海量的数据、发达的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2014年以来，我国掀起一股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浪潮。在国家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支持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涌现出科大讯飞、云知声、依图科技、思必驰、海康威视等一批优秀企业。在全球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上位于全球第一方阵：从产业规模看，截至2019年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51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2600家；从技术创新看，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取得一系列成果，专利和论文数量位居全球前列，在语音识别、机器视觉、机器翻译等领域的应用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从产业形态看，“人工智能+”在各领域深入融合，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正加速形成和壮大。
骆桢：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短板，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比如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等领域，原始创新成果还比较少。此外，在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
人工智能会对就业产生哪些影响
主持人：2018年，有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新闻引起关注，说的是由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很多路桥收费站被取消了，原有的工作人员面临失业困境。与收费站类似，近年来有不少导购员、收银员的岗位都因无人超市、无人售药柜、无人汽车店等的出现而消失，“机器换人”引发各界关注。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科技创新能推动新兴产业的出现进而创造大量就业。那么，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替代就业方面是否存在矛盾之处？
黄泽清：我觉得，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较为复杂。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因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是暂时的，不存在持续的“技术性失业”，因为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多于其所摧毁的就业机会：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对新的技术产品的需求，新产品生产的扩大带来的就业最终会抵消因机器替代造成的失业。不过，这一理论推导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技术进步形成的产品需富有弹性，产品价格下降会大幅增加人们的需求；二是技术进步需要与社会制度、企业组织的变革同步发展。短期内这两个前提很难同时具备，在长期则可以努力实现，这需要通过完善社会制度来避免企业无节制地替代人力、忽视社会责任的行为，以促进就业的增长。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要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智能经济形态必将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
原倩：人工智能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又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总体上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不言而喻，它通过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新一代智能化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促进智能家电、无人驾驶汽车以及智能化家装成为新一轮消费增长点，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强劲需求，进而创造出大量新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以“阿尔法狗”击败围棋冠军为标志，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也不断显现，对驾驶、翻译、流水线劳动、电话客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尤其明显。但综合而言，我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新需求的“增量”将明显超过其所替代的“存量”，并且发展的时间越长，这个差距就会越大。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发布的就业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替代掉75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创造出1.33亿个新岗位，就业创造将是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的主要方面。
主持人：老师们的意思是说，从总量上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影响就业数量。请问，从结构上看，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及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再延伸一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吗？
原倩：简单重复性越强、标准化流程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此，在低技术含量、低创新水平和低灵活性的行业和环节就业的劳动者，受人工智能的冲击更大，在高技术含量、高创新程度和高灵活性的行业和环节就业的劳动者，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从产业环节看，生产线制造、常规性服务等环节可替代性强，研发、创新、高端个性化服务等环节可替代性弱；从产业大类看，农业、一般加工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可替代性强，而高端制造、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休闲娱乐等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可替代性弱。
骆桢：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各国国内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和生产环节可替代性更强，因此受到的冲击更明显。但受技术能力和发展水平限制，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的推进速度慢于发达国家，因此对低端劳动力的替代速度也相应放缓。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合作看，人工智能的兴起将深刻影响电话客服等低端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格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服务外包将出现萎缩。随着人工智能与3D打印、定制化消费相结合，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更加贴近消费端，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一般加工制造品的产业分工格局将面临重塑。这些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带来压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应更加注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在人才培养和某些细分领域的研发上提前布局，以应对未来的技术冲击。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团结起来，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普惠性技术支持和教育援助，避免技术鸿沟的扩大化。
主持人：根据老师们的讲解，我感觉人工智能与之前的蒸汽技术、电气技术相比，对就业的影响情况不太一样。那么，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与历次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独特性？
骆桢：人工智能与蒸汽技术、电气技术一样，都是人类用于改造自然的通用目的技术（GPTs）。每次技术创新基本都表现为对直接劳动的替代，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产业。但蒸汽技术和电气技术是对机械动力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四肢和肌肉，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意识的模仿和对简单脑力活动的替代，延展了人类的大脑和思维能力，从更高维度上刺激了经济发展。
黄泽清：与过去技术进步产生的普遍性冲击不同，人工智能对就业会产生更多的结构性影响：承担程序性工作的劳动者，如数据分析员、机器操作员等，更容易面临失业风险；承担非程序性工作的劳动者，如文艺工作者、厨师等，面临的失业风险较小。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的“莫拉维克悖论”，即高层次的逻辑推理很容易计算，而低层次的思维运动则需要大量的计算。当然，程序员等从业者会迎来大规模就业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层面，人工智能还会产生一种“赢家通吃”的垄断现象，从而造成“竞争性失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企业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将会提升，质量也更加稳定，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的认知能力也将增加。这种双向的信息匹配会造成初始综合排名靠前的“赢家”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垄断，排名靠后的“输家”为了生存下去，则会考虑裁员或不再招收新员工，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竞争性失业”。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平台施加反垄断约束，为相关企业提供良性的竞争环境，从而减轻或避免“竞争性失业”。
发展人工智能，实现高质量就业
主持人：既然人工智能会对就业造成威胁，为什么各国还要紧锣密鼓地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呢？
骆桢：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新型通用技术，代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长远来看对经济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国与国的竞争当中，人工智能领域的落后可能带来经济竞争力的全面落后。从全球范围看，人工智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就业水平，但如果具体到每个国家则会产生不同效果，比如某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更有可能在这一国家聚集，从而使该国的就业量上升。反之，如果某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后，其国内就业可能会面临更大冲击。因此，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上都不遗余力。
黄泽清：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不仅要看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更要重视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建立在三大技术性突破的基础上的，包括计算机计算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组合性技术创新能力。为突破这三种技术，在加大研发力度的过程中会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这包括：第一，计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芯片处理器的效能，我国为解决这一“卡脖子”技术难题，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和相关领域的就业支持；第二，数据处理能力取决于数据传输和云计算能力的高低，我国要想在5G技术上继续保持优势，就需要增加5G相关行业的投入，这会带动大量就业；第三，对各种数字技术的组合使用涉及数据理论的突破，为此必须加大对数字化相关科研人才的扶持和培养力度，这会增加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就业岗位。
原倩：人工智能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造福社会的重要手段，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此次疫情防控就是生动案例。国新办今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我国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疫情趋势研判，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取得了重要防控和救治效果。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造福社会角度，人工智能都是各国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主持人：未来的就业趋势是青年人普遍关注的问题，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国如何继续保持就业的稳定？个人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原倩：统筹经济创新发展与就业稳定的关系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为此，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出台差异化、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加强教育培训，做好受影响人群的精准帮扶工作，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结构性影响。进一步加强失业压力评估和跟踪，帮助受冲击的、从事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顺利转岗，增强企业创造和稳定就业岗位的能力，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度，兜紧社会保障网，切实保障就业稳定。
骆桢：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总体上是造福人类的，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因为对劳动的替代既可以为人们带来闲暇，也可能让更多人失业的同时使在岗者更忙累。就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不反对机器的使用，但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可以使技术的应用、市场的竞争和企业的经营更符合公众利益，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包括：适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压缩工作时长，构建起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终生学习平台和资源体系，帮助更多人融入经济发展进程；为避免高技术企业形成垄断，积极培育竞争性新技术、对抗性技术，并成立独立科学家团体等专业组织对高技术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监管。
黄泽清：青年群体是未来就业市场的主力，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但仍会面临自身拥有的技能可能被智能设备取代的严峻考验，青年人应对此做出积极应对。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先进手段提高学习效率，尽早掌握重基础、宽口径的基本知识，做好心理和技能的储备。另一方面，充分了解人类的天然优势，包括思维能力、多维度的模式识别以及高度复杂的人际沟通等能力，这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不具备的，青年人应积极提升这些能力以适应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即使未来人工智能非常接近目前的人类思维，也可以综合上述能力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思维和意识，以减少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杨虎涛：人工智能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全球生产秩序和贸易格局产生全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举办“经济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与就业”青年论坛，讨论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几位青年学者的讨论，思想性强，现实和问题导向突出，很有启发性。
青年学者们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不同性质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这是很有必要的。大致上，可将工作按照常规（routine）和非常规（non-routine）以及认知性（cognitive）和操作性（manual）作为区分维度，组成四种不同的工作类型。弱人工智能主要对常规的操作性和认知性工作有明显冲击。其对常规的操作性工作的冲击其实在自动化时期就已出现，比如对蓝领工人的替代，但弱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影响。其对常规的认知性工作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可编码化、程式化的脑力劳动的冲击，如处理常规的会计、法律事务等。
青年学者们区分了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不同国家既有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嵌入全球生产链和贸易链的方式和位置不同，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有所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智能化程度提高，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会受到更大威胁，而一些曾被寄予厚望的低端外包服务业，如呼叫中心、安保等依赖于程序化、标准化和指令化的常规性认知工作，也可被弱人工智能设备所取代，低端服务业无疑会受到更大冲击。
青年学者们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长期性和短期性进行了区分，这一点难能可贵。在人工智能冲击下，短期内结构性失业冲击毋庸置疑会发生，但长期看，就业总量甚至劳动收入份额都不会出现下降，真正的挑战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为创新租金的分布是不平等的。青年学者们注意到了如何缓冲短期冲击，如就业培训等，也注意到了技术进步的红利共享问题，这需要一种适应这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社会—政治范式的系统性支持。历史地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可能自发给全社会、全世界带来普惠性技术红利，需要系统的政策甚至观念的变革。
对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冲击能否得到有效应对，取决于新工作的创造能力。而能否有更强的新工作创造能力，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能否得到更大范围共享，需要系统的政策性引导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的政策着力点更加清晰。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同各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为何落脚点是先进制造业，是值得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贾利军：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新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带来新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其中，就业问题就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热门话题。几位青年学者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回顾历史，每一次新技术浪潮涌来都会引发人们对于就业问题的讨论，人工智能技术亦如此，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正面与负面效应，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会变革生产模式、提升资本利用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新的生产模式会带来更长的迂回生产，从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来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当前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领域，它通过标准化和数据化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主要技术价值在于搜索、匹配和预测，而非自主意识和创造性。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密集型就业的替代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要考虑通过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等举措来加以应对，未来需要更加重视不可替代性劳动，比如那些强调创新能力、想象力的工作。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负面冲击最终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以解决，即在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吸纳更多来自落后产业的劳动力。为此，需要在长期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发展人工智能的衍生产业、高端服务业，这是减小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根本措施。做好这些应对措施，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必将明显超过其就业替代效应。
从全球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幅提升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全球新的价值链的形成，催生出新一代的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各国纷纷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都希望在这场不可预测的技术革命中保持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竞争力优势，一场国家间的技术博弈开始上演。这些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就业。人工智能技术本是人类自身科学探索的结果，如何让这一技术进步去造福人类，使得人类社会在新的技术支撑下进行更全面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需要更多年轻的学者紧密结合实践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图集+1【纠错】责任编辑：徐可拥抱人工智能——全国政协“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专题调研综述
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乐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众多领域赋能人类，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使人们有更多精力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或者享受闲暇。悲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造成大面积失业并导致社会动荡，同时还将加剧社会不平等，拉大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与其他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加中立的观点则认为，AI将替代一部分工种，但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替代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工作。
已然“成势”的弱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究竟对劳动力总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9年10月14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农工党中央组成联合调研组，就“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在京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情况介绍，并与有关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座谈，而后赴江苏、广东两省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昆山、南京、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研发制造和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和职业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力图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并寻找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有不俗的“战绩”。
江苏省在全国人工智能专利、企业融资和企业影响力方面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201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业务收入约470亿元，同比增长104%。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城市15强”中，苏州、南京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相关单项领域位居第一方阵。
广东更是智能大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2017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26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300多家，居全国第二。2018年1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7196套。民用无人机产值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比重的1/3。
调研组一路走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企业都对智能化改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感触颇深。“原来是几十个人完成一条生产线，现在是一个人盯几条生产线，产品的质量也更有保证，残次品率大大降低。”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商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是人们为了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研发的新技术。用技术进步取代或部分取代人的劳动，来完成某些传统上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技术进步本身的追求之一，而这样一种追求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关天罡表示。
其实，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替代也多少带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以东莞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招不到人来上班，只能改用机器人了。”该负责人笑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早就开始从人口背景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因应了我国的劳动力收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机器红利替代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向纵深发展，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更是将逐年减少。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智能化，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丁金宏说。
近几年，人工智能思潮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使该概念得到了极其成功的传播，同时，也好似是放出了一个失控的巨兽，其含义不断被泛化和神话，以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的代表人物需要不断讲述人工智能的“本来面目”以消除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
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以往的技术进步，主要触及的是体力劳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还将广泛触及与认知和交往相关的工作，因而确实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但其实，在这个意义下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可不必谈人工智能就色变或拒绝接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
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
“目前对我省就业总量影响较小，估计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发展对广东就业的影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言简意赅。
201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门开展了相关调研，选取10个城市对企业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将近74%的被调查企业的员工人数没有产生影响或变化在5%以内。
“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的数量和范围还非常有限，对就业的挤出和替代在就业总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制造业总体呈现缺工现象，替代的岗位具有对部分空置岗位的补偿效应，同时智能化也在创造新岗位。已经开展智能化升级的企业中，仍有80%以上企业表示存在一般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普通操作工人的短缺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的就业情况也同样稳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用总体平稳、稳重有进、进中趋好12个字来概括江苏省的就业现状——城乡劳动者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万人，约占全国年城镇新增就业的1/10。
其实，从全国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用“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来形容目前的就业形势。一方面，产业发展处于高增长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运用与产能扩张相协同，对就业也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再加上存量置换逐步推进，也为劳动力转移留出了空间。
“目前，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减员较多，对制造业影响更突出，岗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刘刚介绍道。
“尽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当前的劳动与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还是局部且温和的。”在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李伟看来，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能在特定的任务上表现出一些超出人类的智能水平，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虽然很多情况下计算机替代人类劳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发生，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
“所以，相较于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不断研究和认识人工智能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方面对劳动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与其深远、多元的系统性影响，从而优化相应的政策设计。”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兰云升表示。
奇点”引巨变未雨先绸缪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我们仍需站在现在看未来。
“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更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突变‘奇点’何时到来难以预测，一旦实现突破性发展，对就业将带来巨大挑战。”刘刚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严慧英认为应持续关注替代总量的压力。“从区域看，劳动力输出地更需要关注。制造业集中的用工大省，自动化程度高，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更多使用，传统岗位减少，劳动力回流是必然，就业压力也将同步回传，劳动力输出地将会承压。从行业看，近中期制造业的就业将是焦点，但长远看服务业变化更需关注。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劳动力替代将率先发生。”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王素芳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与重塑。”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引发技能要求的质变，未来大量工作需要人机协作，对劳动者专业性、协作性要求更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而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技术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20%，高技能人才只占6%，随着中低端岗位逐步减少，大龄低技能劳动者转岗再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关注收入分配差距或将拉大问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一些在知识和技能起点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强化，而一部分群体可能会被长期甚至永久性地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向知识技能人才聚集的趋势将有所加剧，劳资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将有所分化，差距会拉大。”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化也将加剧，供求变化导致的薪酬待遇差距也会加大：紧缺人才的薪酬水平将不断上升，而被技术替代、又无法进入新领域的困难人员，将被迫寻求更低端的工作岗位，收入将会减少。
“就业形态的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钦池表示，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改变对就业和岗位的传统定义。不固定时间、地点和雇主的灵活就业将在社会总就业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这对于社保资金的筹集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制定带来很大的挑战。
做好应对消极影响的政策储备
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
委员们认为，应首先推进就业政策升级，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时，同步评估对就业影响，准确识别潜在受影响的群体，同步制定涉及劳动者的分流安置方案。同时，引导发展就业友好型技术。加快对危险、繁重、环境恶劣等工作任务替代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劳动者营造安全、舒适的就业环境。积极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就业门槛的智能应用技术，特别是人机协同技术，为弱势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还应拓宽技术补贴资金的使用范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各地技术改造补贴和机器换人补贴政策，可以更多用于帮助被替代职工的技能培训和转岗安置。他还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受人工智能直接影响行业所置换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建议。
推进服务保障升级也是委员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建议密切关注技术发展趋势，强化岗位推荐、职业指导与职业咨询等服务，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助劳动者尽快实现转岗再就业。兰云升提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还应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适时向受影响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费，确保暂时失业不对家庭和劳动者生活造成大的冲击。同时，完善社会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适应灵活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金征缴和发放制度。”贺丹表示。
“此外，推进监测预警升级工作也要同步推进。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特点的就业评估、统计、监测制度，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影响情况；对大规模应用智能机器的重点地区、行业企业，加强岗位变化监测，健全失业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预案和政策储备。”李伟说。
优质劳动力供给有赖“智能”教育体系
调研组出发前，教育部提供的一组数据让委员们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升级十分担忧。
“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
江苏、广东两省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深感优质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广东省技工人才供不应求状况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市场的技工求人倍率长期处于1.4以上的高位，随着“机器换人”步伐的加快，预计市场对技工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技工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贺丹表示。
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
“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震呼吁构建适应未来的教育体系。“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培养，逐步将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等知识纳入小学教学课程，在初高中普及信息处理课程。高等教育体系完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门型人才培养的分工，紧密对接市场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未来的教育还应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严慧英说。
丁金宏建议创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机制，在推进放管服的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职业认证服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王培安则提出加强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培养鼓励支持创新的社会基础，消除对人工智能的误解和恐惧，使人工智能走向理性发展。
人工智能的隐私、伦理与法制之殇
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司马华鹏给调研组演示了一段银行理财咨询的人机对话。根据消费者的提问，“对面”的人工智能经理对答如流，通畅的语言表达及快速的反应能力让人很难意识到是机器人在对话。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对话、语音合成的应用越发深入。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只要录下一个人说过的50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声音合成智能语音，可以和人智能对话。这个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到电话客服领域，还可以用来追思已经过世的人。”
司马华鹏说的是技术方面的优势，李伟却听出了隐私和法律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我和你们的智能机器人对话被多次录音，是不是就能复制出我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就有了被‘冒名顶替’的风险，而这项技术对你们技术人员从业素质和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伟说。
同样的质疑出现在了广东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核心技术是用摄像头采集人像，他们的顶级产品可同时抓取300张人脸，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揪”出多名嫌犯就是它在大显神威。“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采集了我的影像，但我并没有同意你这样做，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严慧英问道。
“基于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特点，传统的尊严和隐私很可能被侵犯，亟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王培安表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及时调整就业结构，提前防范技术性失业，积极调整教育供给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抢抓机遇，完善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我国特斯拉轿车因启动无人驾驶模式而引发车祸、‘大数据杀熟’等事件，无不反映出人工智能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健全。”
杨震建议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边界。二是加强隐私保护，出台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隐私权概念及范畴。三是尽快出台法律法规，约束人工智能生产者、设计者的行为，解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责任归属这一关键问题。
张艳华：引导释放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快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要动能，是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展现了科技向善的一面，其对就业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2017年以来，国家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2020年全球机器人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安装量已达到78.3万台，年增长21%。随着企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社会上对于机器替代人工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但从劳动力市场近几年的表现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较为温和，就业总体平稳。2018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较为稳定，没有出现明显增加。
同时，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较为显著，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技术进步一方面会替代一部分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会创造出新的职业、就业领域和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据调查，目前我国现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43.9万家，这些企业多数处于快速成长扩张阶段，用人需求不断增长。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未来5年，物联网安装调试员、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农业经理人、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等职业将增加1300万人才需求。
宏观来看，当前，技术对就业总体规模的影响不明显，但对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人工是否会被替代主要取决于其从事的工作任务性质。程序化、重复性、数据可以优化、无须很强社交能力和肢体动作的工作都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也是容易被替代的工作。反之，强社交、需要非重复性认知的工作则是相对安全的。当前，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关的高认知、人机交互型职位的市场需求强劲，需要较多沟通互动类非重复性体力劳动也有较高的市场需求。
随着大数据的进一步积累，算法与算力将继续优化迭代，机器深度学习能力的提升必将对就业市场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智能制造、交通出行以及物流配送等领域的影响须引起关注。
政府部门需加强宏观研判，有节奏地鼓励和规制人工智能落地的领域、规模和速度，合理引导科技向善，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科技造福人类的作用。同时，应与就业相关部门提前预判，积极应对。
人社部门需继续加强与数字化企业的合作，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动态数据库，加强对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出行等领域以及从事重复性、程序化工作人群的失业动态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建立健全旨在提高劳动者终身就业能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健全就业市场的配套保护政策，发挥好社保的兜底保障功能，平衡就业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增强劳动者抵御技术风险的能力。
教育部门在设置课程时要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改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对人才创新能力、协同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思辨能力等数字经济时代所需能力的培养。在培养方式方面，强化智能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增强学生对数字技能的敏感性和感知力。
工会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在更好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加强智慧工会、数字工会建设，应用数字技术，建立工会智能化信息平台，及时掌握会员就业岗位数量、就业结构变化、工资水平变化等就业情况，建立起定期分析就业市场信息机制，掌握集体协商与谈判主动权，保障会员合法权益。同时，利用智能化信息平台及时了解会员对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职业技术培训项目，提高会员就业能力。企业工会应侧重面向从事程序化、低认知、低社交类工作任务的劳动者加强人机协同能力、数字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失业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