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
作者: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6月2日,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作为代表作了发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涵十分丰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里重点谈谈我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的认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第一,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华民族具有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统一文化空间,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融为一体。其重要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中华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因此,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曾遭遇很多重大挫折,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没有毁灭,靠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高度文化认同,靠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共同信念。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建立在“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基础上的。“国土不可分”就是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我们共同生活的疆域和空间,伟大祖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和财富。一切想分裂“国土”、割裂我们共同家园的行为都是逆潮流而动,都是违背祖训,都是必须要加以遏制的。“国家不可乱”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定繁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不止一次呈现过国家乱局、出现过政权割据和战乱,但统一稳定的国家始终是历史主流。一切想搞乱国家的行为,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谴责。“民族不可散”就是要维护我国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因为我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程中,我国逐步塑造出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一切搞民族分裂的行径,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民族团结是福,搞民族分裂是祸。“文明不可断”就是要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保持其连续性的文明。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当下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也必须循着中华文明历史的足迹和轨道行进,不可能进行文明的“换轨”和“改道”,必须走中国自己的文明之路。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来观察中国,既能够正确理解古代中国,还能深刻理解现代中国,更能敏锐理解未来中国。
第三,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论述,高屋建瓴,将维护国家统一上升为中华文明特性的高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国家统一问题有过极其重要的阐述,即“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四,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论述,极其鲜明地指明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表明,我国各民族经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的中国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载体,各民族的命运都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息息相关,而一个坚强的统一的国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各民族的利益,最大程度地满足各民族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第一,这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通过中国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促成并长期保持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推动和促进我国各民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是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有效途径。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视角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需要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我国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要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渠道和途径。
第二,这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是从国外陆续传入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现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和睦共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56个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十分重要;保持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对国家长治久安弥足珍贵。
第三,这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情怀。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因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事实上,中华文明是不断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横贯东西的古代丝绸之路给中华文明与其他欧亚文明的交流提供了载体,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文明保持相互交流的状态。而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传承发展是重要途径
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党治理边疆的重要指导思想,而文化传承发展是实现党的治边思想的重要途径。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看作极为重要的价值遵循,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新时代,“大一统”理念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边疆地区建设中应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理念,以“大一统”的人文理念为视角,更能深入理解“统一是历史趋势”这个大道理。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珍贵的核心价值。民族团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厚重的历史凝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文化认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鲜明的历史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从政治高度来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移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视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而崇高的政治使命。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高度,高屋建瓴、高度凝练、极其鲜明地指明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其中,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深邃的理论视野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编:李彬]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社会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谈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新时代指明了方向。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9月17日在上海开幕,习总书记致信祝贺并强调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务实推进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有效规避人工智能“鸿沟”,着力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引言
1956年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其发展目标是赋予机器类人的感知、学习、思考、决策和行动等能力。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之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制定了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我国也于2017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重大战略意义已形成广泛共识。
跟其他高科技一样,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认识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也有“天使派”和“魔鬼派”之分。“天使派”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将产生变革性影响,在制造、交通、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可以造福人类;“魔鬼派”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重大威胁,比核武器还危险,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2018年2月,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OpenAI公司等14家机构共同发布题为《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防和缓解》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数字安全、物理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潜在威胁,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来减少风险。
总体上看,已过花甲之年的人工智能当前的发展具有“四新”特征: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智能+”模式的普适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战略布局的新高地、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一系列的新挑战。因此人工智能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课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虽然人工智能未来的创新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大家普遍认可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将带来新的社会文明,将推动产业变革,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
为了客观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内涵和创新发展,本报告在简要介绍人工智能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试图揭示人工智能的真实面貌。很显然,在当下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如何选择中国路径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因此,本报告最后就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也进行了阐述。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1956年夏,麦卡锡(JohnMcCarthy)、明斯基(MarvinMinsky)、罗切斯特(NathanielRochester)和香农(ClaudeShannon)等科学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探寻智能本质,发展类人智能机器。人工智能充满未知的探索道路曲折起伏,如何描述1956年以来60余年的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将人工智能60余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6个阶段:
一是起步发展期:1956年-20世纪60年代初。人工智能概念在1956年首次被提出后,相继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LISP表处理语言等,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是反思发展期:60年代-70年代初。人工智能发展初期的突破性进展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望,人们开始尝试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研发目标。然而,接二连三的失败和预期目标的落空(例如无法用机器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还是连续函数、机器翻译闹出笑话等),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入了低谷。
三是应用发展期:70年代初-80年代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模拟人类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实现了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从一般推理策略探讨转向运用专门知识的重大突破。专家系统在医疗、化学、地质等领域取得成功,推动人工智能走入了应用发展的新高潮。
四是低迷发展期:80年代中-90年代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不断扩大,专家系统存在的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缺乏分布式功能、难以与现有数据库兼容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五是稳步发展期:90年代中-2010年。由于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与数据的汇聚不断加速,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加速了人工智能的创新研究,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1997年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六是蓬勃发展期:2011年-至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GraphicsProcessingUnit,简称GPU)等计算平台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大幅跨越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从“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瓶颈,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通过总结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尊重学科发展规律是推动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顺其者昌,违其者衰。人工智能学科发展需要基础理论、数据资源、计算平台、应用场景的协同驱动,当条件不具备时很难实现重大突破。
(二)基础研究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教授坚持研究深度神经网络30年,奠定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谷歌的DeepMind团队长期深入研究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等基础问题,取得了阿尔法狗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三)应用需求是科技创新的不竭之源。引领学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科学和需求的双轮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驱动力除了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矛盾外,贴近应用、解决用户需求是创新的最大源泉与动力。比如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实现了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突破,近些年来安防监控、身份识别、无人驾驶、互联网和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实际应用需求带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
(四)学科交叉是创新突破的“捷径”。人工智能研究涉及信息科学、脑科学、心理科学等,上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结果。特别是脑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成功结合,带来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几十年的持久发展。智能本源、意识本质等一些基本科学问题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对人工智能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五)宽容失败应是支持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创新目标的实现都不会一蹴而就。人工智能60余载的发展生动地诠释了一门学科创新发展起伏曲折的历程。可以说没有过去发展历程中的“寒冬”就没有今天人工智能发展新的春天。
(六)实事求是设定发展目标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达到全方位类人水平的机器智能是人工智能学科宏伟的终极目标,但是需要根据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设定合理的阶段性研究目标,否则会有挫败感从而影响学科发展,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几次低谷皆因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所致。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影响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理论、技术和应用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已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驱动力,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日益得到各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技术维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突破集中在专用智能,但是通用智能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产业维度来看,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技术和商业生态已见雏形;从社会维度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社会影响日益凸显。
(一)专用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从可应用性看,人工智能大体可分为专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面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即专用人工智能)由于任务单一、需求明确、应用边界清晰、领域知识丰富、建模相对简单,因此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单点突破,在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近期进展主要集中在专用智能领域,统计学习是专用人工智能走向实用的理论基础。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对抗学习等统计机器学习理论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人机博弈等方面取得成功应用。例如,阿尔法狗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冠军,人工智能程序在大规模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中达到了超越人类的水平,语音识别系统5.1%的错误率比肩专业速记员,人工智能系统诊断皮肤癌达到专业医生水平,等等。
(二)通用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人的大脑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可处理视觉、听觉、判断、推理、学习、思考、规划、设计等各类问题,可谓“一脑万用”。真正意义上完备的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虽然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在内的专用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通用智能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简称DARPA)把人工智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规则智能、统计智能和自主智能,认为当前国际主流人工智能水平仍然处于第二阶段,核心技术依赖于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对抗学习等统计机器学习,AI系统在信息感知(Perceiving)、机器学习(Learning)等智能水平维度进步显著,但是在概念抽象(Abstracting)和推理决策(Reasoning)等方面能力还很薄弱。总体上看,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谓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计算不会“算计”、有专才无通才。因此,人工智能依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依然还有很多“不能”,与人类智慧还相差甚远。
(三)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比如,在其2017年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明确提出发展战略从“MobileFirst”(移动优先)转向“AIFirst”(AI优先);微软2017财年年报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发展愿景。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创新创业的前沿,麦肯锡报告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投入超300亿美元并处于高速增长,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新成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1100家,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投资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1%。
(四)创新生态布局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地。信息技术(IT)和产业的发展史就是新老IT巨头抢滩布局IT创新生态的更替史。例如,传统信息产业IT(InformationTechnology)代表企业有微软、英特尔、IBM、甲骨文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IT(InternetTechnology)代表企业有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目前智能科技IT(IntelligentTechnology)的产业格局还没有形成垄断,因此全球科技产业巨头都在积极推动AI技术生态的研发布局,全力抢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制高点。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包括纵向的数据平台、开源算法、计算芯片、基础软件、图形处理GPU服务器等技术生态系统和横向的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零售、智能家居等商业和应用生态系统。在技术生态方面,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图形处理器(GraphicsProcessingUnit,简称GPU)/张量处理器(TensorProcessingUnit,简称TPU)/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alnetworkProcessingUnit,NPU)计算、运行/编译/管理等基础软件已有大量开源资源,例如谷歌的TensorFlow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脸书的PyTorch深度学习框架、微软的DMTK分布式学习工具包、IBM的SystemML开源机器学习系统等;此外谷歌、IBM、英伟达、英特尔、苹果、华为、中国科学院等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芯片。在人工智能商业和应用生态布局方面,“智能+X”成为创新范式,例如“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安防”等,人工智能技术向创新性的消费场景和不同行业快速渗透融合并重塑整个社会发展,这是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技术革命关键驱动力的最主要表现方式。人工智能商业生态竞争进入白热化,例如智能驾驶汽车领域的参与者既有通用、福特、奔驰、丰田等传统龙头车企,又有互联网造车者如谷歌、特斯拉、优步、苹果、百度等新贵。
(五)人工智能上升为世界主要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引擎,必将深刻影响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和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积极谋划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超智能社会”、还是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国家战略,人工智能都是其中的核心关键技术。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开启了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六)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是多元的,既有拉动经济、服务民生、造福社会的正面效应,又可能出现安全失控、法律失准、道德失范、伦理失常、隐私失密等社会问题,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热点进行投机炒作从而存在泡沫风险。首先,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驱动“无人经济”快速发展,在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积极正面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引发的法律、伦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对当下的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例如,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一项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身份定位为“电子人(electronicpersons)”的动议,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这些显然冲击了传统的民事主体制度。那么,是否应该赋予人工智能系统法律主体资格?另外在人工智能新时代,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歧视和偏见、无人驾驶系统的交通法规、脑机接口和人机共生的科技伦理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从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社会管理等多个角度提供解决方案。
由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密切关联且应用前景广阔、专业性很强,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也带来了不少炒作。例如,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人工智能就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是零和博弈,人工智能已经达到5岁小孩的水平,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即将全面超越人类水平,30年内机器人将统治世界,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会给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有不少人对人工智能预期过高,以为通用智能很快就能实现,只要给机器人发指令就可以干任何事。另外,有意炒作并通过包装人工智能概念来谋取不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有义务向社会大众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引导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科学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人工智能。
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人工智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突破了算法、算力和算料(数据)等“三算”方面的制约因素,拓展了互联网、物联网等广阔应用场景,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技术维度看,当前人工智能处于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但是距离“很好用”还有数据、能耗、泛化、可解释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瓶颈,创新发展空间巨大,从专用到通用智能,从机器智能到人机智能融合,从“人工+智能”到自主智能,后深度学习的新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从产业和社会发展维度看,人工智能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带动人类社会迈向新的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形成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可靠发展的理性机制。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春天刚刚开始,创新空间巨大,应用前景广阔。
(一)从专用智能到通用智能。如何实现从狭义或专用人工智能(也称弱人工智能,具备单一领域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也称强人工智能,具备多领域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既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研究与应用领域的挑战问题。2016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提出在美国的人工智能中长期发展策略中要着重研究通用人工智能。DeepMind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提出朝着“创造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一目标前进。微软在2017年7月成立了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100多位感知、学习、推理、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二)从人工智能到人机混合智能。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借鉴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从智能产生机理和本质出发的新型智能计算模型与方法,实现具有脑神经信息处理机制和类人智能行为与智能水平的智能系统。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启动的脑计划中,类脑智能已成为核心目标之一。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发布并启动了类脑智能研究计划。人机混合智能旨在将人的作用或认知模型引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智能的自然延伸和拓展,通过人机协同更加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人机混合智能得到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美国脑计划、脸书(脑机语音文本界面)、特斯拉汽车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人脑芯片嵌入和脑机接口)等的高度关注。
(三)从“人工+智能”到自主智能系统。当前人工智能的研究集中在深度学习,但是深度学习的局限是需要大量人工干预:人工设计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人工设定应用场景、人工采集和标注大量训练数据(非常费时费力)、用户需要人工适配智能系统等。因此已有科研人员开始关注减少人工干预的自主智能方法,提高机器智能对环境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阿法元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学习实现围棋、国际象棋、日本将棋的“通用棋类AI”。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化设计方面,2017年谷歌提出的自动化学习系统(AutoML)试图通过自动创建机器学习系统降低AI人员成本。
(四)人工智能将加速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人工智能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前沿学科和高度交叉的复合型学科,研究范畴广泛而又异常复杂,其发展需要与计算机科学、数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随着超分辨率光学成像、光遗传学调控、透明脑、体细胞克隆等技术的突破,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时代,能够大规模、更精细解析智力的神经环路基础和机制,人工智能将进入生物启发的智能阶段,依赖于生物学、脑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现,将机理变为可计算的模型,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促进脑科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甚至化学、物理、材料等传统科学的发展。例如,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的“智能探究计划”(MITIntelligenceQuest)就联合了五大学院进行协同攻关。
(五)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政府和产业界投入的日益增长,人工智能应用的云端化将不断加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未来十年将进入高速增长期。例如,2016年9月,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现有基础上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40%;美、日、英、德、法等12个发达国家(现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到2035年,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可以翻一番。2018年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新增经济规模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六)人工智能将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人工智能+X”的创新模式将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日趋成熟,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2017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在《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白皮书中指出未来五年人工智能提升各行业运转效率,其中教育业提升82%,零售业71%,制造业64%,金融业58%。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人工智能有重大需求,在消费场景和行业应用的需求牵引下,需要打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瓶颈、交互瓶颈和决策瓶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融合提升,建设若干标杆性的应用场景创新,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七)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未来谁率先掌握人工智能,谁就能称霸世界”。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计划2018-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40亿美元;法国总统在2018年5月宣布《法国人工智能战略》,目的是迎接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时代,使法国成为人工智能强国;2018年6月,日本《未来投资战略》重点推动物联网建设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世界军事强国已逐步形成以加速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为核心的竞争态势,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即提出谋求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保持军事优势,确保美国打赢未来战争;俄罗斯2017年提出军工拥抱“智能化”,让导弹和无人机这样的“传统”兵器威力倍增。
(八)人工智能的社会学将提上议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高科技也都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和应用的不断普及,其社会影响日益明显。人工智能应用得当、把握有度、管理规范,就能有效控制负面风险。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造福于民,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制定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规避可能风险,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2017年9月,联合国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决定在海牙成立第一个联合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年4月,欧洲25个国家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从国家战略合作层面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确保欧洲人工智能研发的竞争力,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伦理及法律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五、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与思考
我国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中国信通院联合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于2018年9月发布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报告统计,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位列全球第二(1040家),仅次于美国(2039家)。在人工智能总体水平和应用方面,我国也处于国际前列,发展潜力巨大,有望率先突破成为全球领跑者。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存在过热和泡沫化风险,特别在基础研究、技术体系、应用生态、创新人才、法律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总体而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可以用“高度重视,态势喜人,差距不小,前景看好”来概括。
一是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谈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新时代指明方向。2016年7月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应抓住机遇,在这一高技术领域抢占先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在2017年和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都提到了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描绘了面向2030年的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旨在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主动,人工智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重大战略。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等国家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鼓励政策。
二是态势喜人。根据2017年爱思唯尔(Elsevier)文献数据库SCOPUS统计结果,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从2012年开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新增专利数量已经开始超越美国。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我国已成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规模最大国家,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处于国际前列。近两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人工智能学院。2015年开始的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已连续成功召开四届、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科研与学术活动层出不穷。
三是差距不小。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原创成果、顶尖人才、技术生态、基础平台、标准规范等方面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英国牛津大学201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能力大致为美国的一半水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尚处于“跟跑”地位,大部分创新偏重于技术应用,存在“头重脚轻”的不均衡现象。在Top700全球AI人才中,中国虽然名列第二,但入选人数远远低于占一半数量的美国。据领英《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统计,截至2017年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超过190万,其中美国超过85万,我国仅超过5万人,排名全球第7位。2018年市场研究顾问公司CompassIntelligence对全球100多家AI计算芯片企业进行了排名,我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前十。另外,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我国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的积极性和力度不够,国内标准制定和实施也较为滞后。我国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的进程需要加快,对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还缺少深度分析。
四是前景看好。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市场规模、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人力资源、智能手机普及、资金投入、国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看好。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于2017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我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征程中,“智能红利”将有望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
人类社会已开始迈入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引领社会发展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经历六十余年积累后,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伴随着人工智能自身的创新发展和向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这个红利期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现在是我国加强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引领智能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如何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选择好中国路径、抢抓中国机遇、展现中国智慧需要深入思考。
(一)树立理性务实的发展理念。围棋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后,社会大众误以为人工智能已经无所不能,一些地方政府、社会企业、风险资金因此不切实际一窝蜂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则有意炒作并通过包装人工智能概念来谋取不当利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跟风行为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处于高位,有高潮必有低谷,这是客观规律。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发布的技术发展曲线,当前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热门技术与领域正处于期望膨胀期,但是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实现机器在任意现实环境的自主智能和通用智能仍然需要中长期理论和技术积累,并且人工智能对工业、交通、医疗等传统领域的渗透和融合是个长期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发展人工智能不能以短期牟利为目的,要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重塑传统产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理性分析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理性设定人工智能发展目标,理性选择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并务实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基础扎实的原创研究。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行业革新、产业化推进的基石。在此发展的临界点,要想取得最终的话语权,必须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根据2017年爱思唯尔文献数据库SCOPUS统计结果,尽管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但加权引文影响力则只排名34位。为了客观评价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的整体实力,我们搜索了SCI期刊、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Conferenceo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简称NIPS)等主流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关于通用智能、深度学习、类脑智能、脑智融合、人机博弈等关键词的论文统计情况,可以清楚看到在人工智能前沿方向中国与美国相比基础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在高质量论文数量方面(按中科院划定的SCI一区论文标准统计),美国是中国的5.34倍(1325:248);在人才储备方面(SCI论文通讯作者),美国是中国的2.12倍(4804:2267)。
我国应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建设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重点发展原创性、基础性、前瞻性、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科学。应该鼓励科研人员瞄准人工智能学科前沿方向开展引领性原创科学研究,通过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原创理论体系,为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生态提供领先跨越的理论支撑。
(三)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美国谷歌、IBM、微软、脸书等企业在AI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算法、云服务、无人驾驶等方面积极构建创新生态、抢占创新高地,已经在国际人工智能产业格局中占据先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创新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美国对中兴通讯发禁令一事充分说明自主可控“核高基”技术的重要性,我国应该吸取在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方面依赖进口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着力防范人工智能时代“空心化”风险,系统布局并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核高基”:“新”指新型开放创新生态,如军民融合、产学研融合等;“核”指核心关键技术与器件,如先进机器学习技术、鲁棒模式识别技术、低功耗智能计算芯片等;“高”指高端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如机器学习软硬件平台、大型数据平台等;“基”指具有重大原创意义和技术带动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如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
另外,我们需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建设、产品性能与系统安全的测试。特别是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应当掌握话语权,并通过标准实施加速人工智能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
(四)建立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人工智能有重大需求,但是单一的创新主体很难实现政策、市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全面突破。目前我国学术界、产业界、行业部门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不够,缺少对行业资源的有效整合。相比而言,美国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全场景、全生态协同互动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体系,军民融合和产学研结合都做得很好。我国应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建立“军、政、产、学、研、用”一体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体系。例如,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举全国优势力量设立军事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平台,提供“人工智能+X”行业融合、打破行业壁垒和行政障碍的激励政策;科技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生态建设,突破人工智能的重大技术瓶颈;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人才培养和原始创新,着力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与技术平台,共同建设若干标杆性的应用创新场景,推动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医疗、金融、文化、农业、交通、能源、物流、制造、安全、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五)加快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发展人工智能关键在人才,中高端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做大做强的主要瓶颈。另外,我国社会大众的人工智能科技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浪潮。在加强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培养引进的同时,要面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多层次培养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逐步开展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课程。目前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受到各地学校的欢迎,但是缺少通俗易懂的高质量人工智能科普教材、寓教于乐的实验设备和器材、开放共享的教学互动资源平台。国家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增加投入,组织优势力量,加强高水平人工智能教育内容和资源平台建设,加快人工智能专业的教学师资培训,从教材、教具、教师等多个环节全面保障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的开展。
(六)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将重塑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掌控了产业链上游资源,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和产业壁垒有可能将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美国、日本、德国等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弥补他们的人力成本劣势,希望制造业从新兴国家回流发达国家。目前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阵容中唯一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跑者,应采取不同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垄断主义、技术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路线,尽快布局构建开放共享、质优价廉、普惠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平台,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向亚洲、非洲、南美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输出高水平、低成本的“中国智造”成果、提供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方案,为让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红利”普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七)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要想实实在在收获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首先应保证其安全、可控、可靠发展。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问题。美国白宫多次组织这方面的研讨会、咨询会;特斯拉等产业巨头牵头成立OpenAI等机构,旨在以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方式促进和发展友好的人工智能;科研人员自发签署23条“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意图在规范人工智能科研及应用等方面抢占先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及风险管控方面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局面与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形势不相适应,并可能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下一步创新发展的一大掣肘。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研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构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法规环境。
(八)加强和鼓励人工智能社会学研究。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将是深远的、全方位的。我们当未雨绸缪,从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就业结构、伦理道德、隐私保护等多个维度系统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应大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普工作,打造科技与伦理的高效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消除社会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与恐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营造理性务实、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
六、结束语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进入了创新突破的战略机遇期和产业应用的红利收获期,必将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以及国际格局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看到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人工智能不是万能,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我们应当采取理性务实的发展路径,扎实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生态、人才培养、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工作,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速跑赢智能时代,着力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强国!
(主讲人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仁
西方文化起源
西方文化起源于两希文化,两希指的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留下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古希腊的几何学,逻辑学,政治学,民主制度等都为后世欧洲所继承。因此说古希腊的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自由
中西传统节日文化交融
中华传统节日and西方传统节日端午节
俗称五月端午,家家门头插艾草,儿童戴香囊,脖子,手脖,脚脖系五彩线,日出前取河水洗脸,吃粽子。
中秋节
即八月十五,节前带月饼,水果走新串友,晚上,全家团圆拜月,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除夕
全家团圆守岁,又称“熬福”睡的越晚,来年越有福。
情人节又叫圣瓦伦丁节或圣华伦泰节
即每年的2月14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之一。这是一个关于爱、浪漫以及花、巧克力、贺卡的节日男女在这一天互送礼物用以表达爱意或友好。情人节的晚餐约会通常代表了情侣关系的发展关键。现已成为欧美各国青年人喜的节日,其他国家也已开始流行。
愚人节也称万愚节、幽默节
愚人节节期为公历4月1日,是从19世纪开始在西方兴起流行的民间节日,并未被任何国家认定为法定节日。在这一天人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欺骗和捉弄,往往在玩笑的最后才揭穿并宣告捉弄对象为“愚人”。玩笑的性质极少包含实质恶意,但个别玩笑由于开得过大而引起人们的恐慌,产生较大规模反响及衍生成为(传媒)谣言和都市传说,所以对于人们来说一般会加以避免如灾难之事的玩笑。
圣诞节(Christmas)又称耶诞节、
耶稣诞辰,译名为“基督弥撒”,是西方传统节日,起源于基督教,在每年12月25日。弥撒是教会的一种礼拜仪式。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因为把它当作耶稣的诞辰来庆祝,故名“耶诞节”。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都会先在12月24日的平安夜,亦即12月25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而一些基督教会则会举行报佳音,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基督教的另一大分支——东正教的圣诞节庆则在每年的1月7日。圣诞节也是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公共假日。
总结: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及其习俗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节日主要源于岁时节气,祈求自身吉祥幸福,节日习俗以吃喝为主题,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长寿为目的,并通过饮食来实现。
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缅怀上帝,求其保佑,节日以玩乐为主题,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快乐为目的,并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
面对冲击前行
在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的一些节日慢慢的被一些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同时也不乏人完全抵制“洋节”。
而我们该如何应对?
很简单,自信的文化应该是开放和包容的,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就像大海一样,完全容得下西方文化的进入,甚至,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入,发展出更加强大的中国文化也是大概率事件。参考邻国日本,就算西方文化已经大规模进入日本,日本反而结合了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独特且受全世界欢迎的日本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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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奶茶文明的交融之旅
茶与奶,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在饮食层面的偏好。起源于中国的奶茶,则见证了国家版图变迁、民族文化交流的宏伟历史,也成为中华文化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典型例证。
茶叶北上与奶酪南下
传说茶叶由神农氏发明,然而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神农氏,可能根本没有见过原生于中国云贵高原的茶树。但茶药同源的传说却是可信的。带着苦味的各类茶鲜叶,原本并不适宜食用,只能用于制药。但先民们很快发现,即便没生病,吃了茶制品也能让人感到兴奋和愉悦。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这种使人愉悦的东西名叫咖啡因。
来自南方山区的茶树,随着中原王朝的扩张向北快速传播。到西汉宣帝时期,王褒的《僮约》出现了“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具”的表述,这说明当时茶叶已成为商品,在长安街头上市交易。
三国时期,张揖在《广雅》中详尽描述了鲜叶紧压成饼的制茶方式:干燥紧压,为的是运输和保存,这说明最晚到了汉末,茶叶已经传播到了不适宜种植茶树的地区。同时,《广雅》中还第一次出现了茶叶的吃法:先炙烤饼茶,捣碾成末,放入碗中以沸汤冲泡,然后加佐料混煮羹饮。这里的“佐料”很有意思,包括盐、花椒、姜、葱和陈皮。显然,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欣赏茶香茶味的能力。
与茶叶的传播同步,奶,也经由游牧民族扩张的步伐逐渐南下,冲击着中原的饮食文化。这种获取成本不高、营养丰富、饱腹感强、口感香浓顺滑,且极易入菜烹调的畜牧业副产品,出现在获取肉类蛋白难度较高的古代农耕文明面前,可想而知有多受欢迎。
在中原与北方民族交流的数百年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充分了解、学习对方的生活方式。到了南北朝中叶,《齐民要术》成书的时代,汉族士子已经可以详细而准确地记载各种乳制品的制作方法。其中包括“煎炼乳”(浓缩奶)、“熬干奶”(奶粉)、“除去上浮物奶”(脱脂奶)、“醍醐”(精炼奶的一种,类似酥油)、“酥”(奶油)、“酪”(黄油或酸奶酪)等。
关于奶茶最早的记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南朝的士族王肃,因为卷入宗室内乱,叛逃北魏。一开始他吃不惯北方的饮食,“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但几年后,他就慢慢适应,还对人说“茶为酪奴”。“奴”在汉语里并非完全贬义,这个字有“贴身伴侣”的意思。如果王肃本意说的是“茶是奶的伴侣”,那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奶茶的记载。它比十六世纪奥地利人发明奶制品作为咖啡伴侣,足足早了1000年。
文化交融促成奶与茶的碰撞
在东汉分崩离析的300多年后,隋唐的统一,开创了中华文明新的强大时代,也给了奶与茶新的融合理由。收复西域,开设四镇都护府;经略漠北,攻灭回纥。李唐王朝,开拓了前无古人的疆域,从客观上加速了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和西北游牧文明的融合。
大量奶制品经由西域的胡人、北方的牧民,带进当时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并与茶叶发生了历史性的大碰撞。李繁在《邺侯家传》中记载:“皇孙奉节王煎加酥椒之类,求泌作诗,泌曰: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酥,就是奶油,椒,就是花椒;奶茶混合搅拌后出现的奶泡,则被诗人比喻为“琉璃眼”。可见奶与茶混合的饮品,是唐代长安的风尚。
唐与吐蕃的交流和争斗,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融合。晚唐之后,中原政权与吐蕃政权逐步和解,藏区与内地的贸易日渐频繁。内地产的茶叶,能够有效缓解藏区肉食为主引起的肠胃不适,同时,对于很多牧业区民众来说,茶也是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所以大受藏区贵族的欢迎。宋代著名的茶马古道,就是内地与藏区茶马互易的产物,它进一步培养了藏区平民喝茶的习惯。
然而,要使奶茶诞生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藏区,还存在一道无形的障碍。由于海拔过高,水的沸点不到90℃。水温不够,就需要烧煮更长的时间,才能让茶叶中的咖啡因充分析出。在燃料不足的古代,奶与茶分开加热消毒会被视作浪费。但若把奶与茶一起煮太久,则会让茶叶中的鞣酸与奶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气味难闻、不利消化的鞣酸蛋白。
聪明的藏区先民发现,如果只用酥油(煮奶时搜集起来的奶皮)参与煮茶,难闻的气味就会大大减少,口感也会改进。酥油就是奶中的乳脂,它几乎不含乳蛋白,极高的热量也符合藏区百姓应对寒冷环境的需求。于是,酥油茶这种滋味浓、热量高、能提神的饮品,成了藏区千百年来最重要的饮食之一,也是世界奶茶谱系中最独特的一支。
奶茶的世界之旅
在奶茶向西、向北不停传播流变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它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中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横空出世,一改前代加料煎煮的制茶工艺,蒸青、炙烤、碾末、煎煮的“清饮”,成了茶主流的饮用方式。唐宋时代诗词书画的发展,让原本尚武勇敢的汉文化变得越来越谦恭。人们原本习惯直截了当萃取茶里的咖啡因,并加盐和香料饮用,而在中唐之后则逐渐倾向于“含而不露”,欣赏茶本身的原香原味。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中式奶茶逐渐走向没落。到了北宋,苏辙在《和子瞻煎茶》里这样写道:“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一个“俚”字,表现出对奶茶的不屑态度。
幸运的是,奶茶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抛弃而消亡。相反,它顽强地翻过喜马拉雅山脉、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向着更广、更大的世界传播。
阿拉伯人是严格意义上最早接受奶茶的外国人。唐朝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民间交流已实现常态化。在长距离的通商路程中,奶茶带来的兴奋愉悦感与饱腹感是其他饮品所不能取代的,因此流行于中国北方和西域的咸奶茶,也成了阿拉伯商人们学习效法的饮品。
阿拉伯人对中国奶茶还进行了改造,蔗糖在这一时期与奶茶结合,并在随后的千年中难舍难离。不用纷繁的香料与盐,也不用复杂的蒸煮打制工序,只要将茶和奶充分混合,再加两勺蔗糖,就成为一杯馥郁而又香滑的奶茶。蔗糖带来的革命,为中国奶茶征服世界之旅装上了一枚最强劲的助推器。
从此以后,阿拉伯甜奶茶成了优雅生活和休闲下午茶的代名词,成为欧洲诸国竞相效仿的对象。尤其是与阿拉伯帝国接壤的拜占庭首先学会了奶茶的制作。
虽然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欧洲人从阿拉伯人手中抢来了甘蔗种子,并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得茶种,但欧洲诸国纬度较高,气候并不适宜种植甘蔗和茶。遵循物以稀为贵的规律,甜奶茶在欧洲诞生之初,就被定义为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饮品,是生活品质的象征。
除了经由西域传入阿拉伯到达地中海之外,中国奶茶还有一条向南传播的路径。公元8世纪末期,吐蕃大举南侵天竺,酥油茶也随之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拥有低海拔、高温度、肥沃的土壤,能够喂养足够多的奶牛,还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获得奶茶如此容易。数十年后,吐蕃入侵者退去,奶茶却深深扎根在了这里。
几百年后,“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舰船开到印度,开埠设立殖民地。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吃不起饭的平民,居然喝着欧洲王室专属的奶茶充饥。善于经商的荷兰人立马看到其中的商机,他们从中国的云南和福建分别引进了品质优良的大叶种红茶和正山小种红茶,种植在印度的阿萨姆和大吉岭,并运回欧洲,与加勒比的蔗糖、本国丰富的奶资源一起,构筑了欧洲奶茶的航海图谱。
若干年后,阿萨姆和大吉岭成为全球最大最集中的红茶产区,阿萨姆奶茶和大吉岭奶茶也成为全球奶茶品味的象征。而归根结底,它们的源头依然是中国。
当奶茶与“珍珠”相遇
17世纪末,在战胜了西班牙之后,新兴的海洋强国英国开始与昔日战友荷兰刀兵相向。与此同时,英国开始全面学习荷兰的先进体制与生活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奶茶。
传统的英式奶茶种类有皇室奶茶、伯爵奶茶、欧蕾奶茶和香草奶茶等,它们总体继承了荷式奶茶的做法,只是在原料配比、辅料添加等方面作出微调,并细化了品级标准。
再后来,奶茶就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步伐:从南非到埃及、从北美到澳洲,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奶茶的踪迹。更重要的是,英国人把奶茶带回了它的家乡——中国。
随着英国人对中南半岛的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殖民,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华人们首先接触到了英国奶茶。
由于进口印度红茶价格昂贵,福建籍华人们首选家乡的乌龙茶、闽红茶、茉莉花茶,两广老乡们则选择单丛茶、英德红茶、普洱茶等等作为奶茶的原材料。加入浓缩牛奶后,就成了细腻幼滑的“丝袜奶茶”和口味丰富的“鸳鸯奶茶”,并与港式茶餐厅一起,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
此外,大量印度人,特别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来到东南亚帮助英国人建设,无形中也带来了本地的奶茶文化,它们与华人奶茶、英式奶茶融合交流,成为今天享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拉茶”。
20世纪,奶茶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自由。到80年代中期,台湾街头几乎所有的水吧,都开始出售奶茶。这一阶段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87年,台湾“春水堂”率先将一种名为“粉圆”的地方小吃丢进奶茶里,大获成功。因为煮过的粉圆色如黑珍珠,所以取名为“珍珠奶茶”。谁也没想到,正是这种珍珠奶茶,在十年后登陆大陆市场,从骨子里唤醒了延续千年的奶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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