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所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第一次全面系统概括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深层奥秘，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的历史之问。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在诸多特色、优势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这种领导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于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中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确立的，因而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真诚拥戴。在制度安排上，党的领导贯穿体现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实践深刻表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历史过程的辩证统一体，两者相互依存，须臾不可分割。新中国70多年的奋斗历程深刻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显著优势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这鲜明回答了领导核心、旗帜、道路、方向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问题，在制度层面把党、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统一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联系，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属性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保障。显著优势的第二条明确，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第三条明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彰显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性质，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明确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治理效能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以主人翁的姿态，满怀豪情地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历史充分证明，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显著优势的第四、第五、第六条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蕴含着新中国70多年来国家治理的丰富历史内涵和宝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制度密码。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支撑和活力之源
改革创新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破除阻碍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史。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深刻揭示了改革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资源。衡量一种国家制度是否具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广纳群贤，用制度机制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起来，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组织制度和人才战略上的特点，从制度机制上揭示了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蓬勃活力的奥秘。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创造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寄托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凝结着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深刻反映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和根本利益所在
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保障，必须坚决捍卫国家根本利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阐明了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彰显了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反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了内政外交国防、治国治党治军等各个领域，它总结历史，回答现实，指明未来，既是对过去国家治理经验的科学总结，也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充分自信。坚持和发挥好显著优势，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这些显著优势不是机械的、静止的，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系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适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求，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达到更高水平。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责编：杨光宇、曹昆)人工智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2018年2月25日，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8分钟”表演中，由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移动机器人与轮滑演员进行表演。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2018年5月3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理论峰值速度达每秒128万亿次定点运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2017年10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机器人索菲亚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她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图为2018年7月10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机器人索菲亚亮相主舞台。ISAACLAWRENCE/视觉中国
2018年11月22日，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第三代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天玑”正在模拟做手术，它是国际上首个适应症覆盖脊柱全节段和骨盆髋臼手术的骨科机器人，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麦田/视觉中国
如同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发电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转型发展，抢滩布局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力图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错失一个机遇，就有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已曙光可见，在这场关乎前途命运的大赛场上，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概念与历程
了解人工智能向何处去，首先要知道人工智能从何处来。1956年夏，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这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研究目的是促使智能机器会听（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等）、会说（语音合成、人机对话等）、会思考（人机对弈、定理证明等）、会学习（机器学习、知识表示等）、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
人工智能充满未知的探索道路曲折起伏。如何描述人工智能自1956年以来60余年的发展历程，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6个阶段：
一是起步发展期：1956年—20世纪60年代初。人工智能概念提出后，相继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等，掀起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是反思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人工智能发展初期的突破性进展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望，人们开始尝试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研发目标。然而，接二连三的失败和预期目标的落空（例如，无法用机器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还是连续函数、机器翻译闹出笑话等），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入低谷。
三是应用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模拟人类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实现了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从一般推理策略探讨转向运用专门知识的重大突破。专家系统在医疗、化学、地质等领域取得成功，推动人工智能走入应用发展的新高潮。
四是低迷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90年代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不断扩大，专家系统存在的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缺乏分布式功能、难以与现有数据库兼容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五是稳步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2010年。由于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人工智能的创新研究，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1997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上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六是蓬勃发展期：2011年至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等计算平台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大幅跨越了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诸如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从“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突破，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现状与影响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社会上存在一些“炒作”。比如说，认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即将全面超越人类水平、30年内机器人将统治世界、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等等。这些有意无意的“炒作”和错误认识会给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首先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现状。
专用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从可应用性看，人工智能大体可分为专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面向特定任务（比如下围棋）的专用人工智能系统由于任务单一、需求明确、应用边界清晰、领域知识丰富、建模相对简单，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单点突破，在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近期进展主要集中在专用智能领域。例如，阿尔法狗（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冠军，人工智能程序在大规模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中达到了超越人类的水平，人工智能系统诊断皮肤癌达到专业医生水平。
通用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人的大脑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可处理视觉、听觉、判断、推理、学习、思考、规划、设计等各类问题，可谓“一脑万用”。真正意义上完备的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目前，虽然专用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仍然任重而道远，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在信息感知、机器学习等“浅层智能”方面进步显著，但是在概念抽象和推理决策等“深层智能”方面的能力还很薄弱。总体上看，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谓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计算不会“算计”、有专才而无通才。因此，人工智能依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依然还有很多“不能”，与人类智慧还相差甚远。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比如，谷歌在其2017年年度开发者大会上明确提出发展战略从“移动优先”转向“人工智能优先”，微软2017财年年报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发展愿景。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创新创业的前沿。麦肯锡公司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投入超300亿美元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新成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1100家，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投资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1%。
创新生态布局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地。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史，就是新老信息产业巨头抢滩布局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更替史。例如，传统信息产业代表企业有微软、英特尔、IBM、甲骨文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产业代表企业有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包括纵向的数据平台、开源算法、计算芯片、基础软件、图形处理器等技术生态系统和横向的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零售、智能家居等商业和应用生态系统。目前智能科技时代的信息产业格局还没有形成垄断，因此全球科技产业巨头都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的研发布局，全力抢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制高点。
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正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驱动“无人经济”快速发展，在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民生领域产生积极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知识产权、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在的歧视和偏见、无人驾驶系统的交通法规、脑机接口和人机共生的科技伦理等问题已经显现出来，需要抓紧提供解决方案。
趋势与展望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算法、算力（计算能力）和算料（数据）等“三算”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正处于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但是距离“很好用”还有诸多瓶颈。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将会出现怎样的趋势与特征呢？
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发展。如何实现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既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研究与应用领域的重大挑战。2016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提出在美国的人工智能中长期发展策略中要着重研究通用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系统开发团队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提出朝着“创造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一目标前进。微软在2017年成立了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众多感知、学习、推理、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从人工智能向人机混合智能发展。借鉴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人机混合智能旨在将人的作用或认知模型引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智能的自然延伸和拓展，通过人机协同更加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和美国脑计划中，人机混合智能都是重要的研发方向。
从“人工+智能”向自主智能系统发展。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量研究集中在深度学习，但是深度学习的局限是需要大量人工干预，比如人工设计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人工设定应用场景、人工采集和标注大量训练数据、用户需要人工适配智能系统等，非常费时费力。因此，科研人员开始关注减少人工干预的自主智能方法，提高机器智能对环境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阿尔法狗系统的后续版本阿尔法元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学习实现围棋、国际象棋、日本将棋的“通用棋类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化设计方面，2017年谷歌提出的自动化学习系统（AutoML）试图通过自动创建机器学习系统降低人员成本。
人工智能将加速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人工智能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前沿学科和高度交叉的复合型学科，研究范畴广泛而又异常复杂，其发展需要与计算机科学、数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随着超分辨率光学成像、光遗传学调控、透明脑、体细胞克隆等技术的突破，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时代，能够大规模、更精细解析智力的神经环路基础和机制，人工智能将进入生物启发的智能阶段，依赖于生物学、脑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现，将机理变为可计算的模型，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促进脑科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甚至化学、物理、天文学等传统科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政府和产业界投入的日益增长，人工智能应用的云端化将不断加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未来10年将进入高速增长期。例如，2016年9月，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可在现有基础上将劳动生产率提高40%；到2035年，美、日、英、德、法等12个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翻一番。2018年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约70%的公司将采用至少一种形式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新增经济规模将达到13万亿美元。
人工智能将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人工智能+X”的创新模式将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日趋成熟，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2017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在《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白皮书中指出，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提升各行业运转效率。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人工智能有重大需求，在消费场景和行业应用的需求牵引下，需要打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瓶颈、交互瓶颈和决策瓶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融合提升，建设若干标杆性的应用场景创新，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赛已经拉开帷幕，并且将日趋白热化。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计划2018—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40亿美元；法国总统在2018年5月宣布《法国人工智能战略》，目的是迎接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时代，使法国成为人工智能强国；2018年6月，日本《未来投资战略2018》重点推动物联网建设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世界军事强国也已逐步形成以加速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为核心的竞争态势，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即谋求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保持军事优势，确保美国打赢未来战争；俄罗斯2017年提出军工拥抱“智能化”，让导弹和无人机这样的“传统”兵器威力倍增。
人工智能的社会学将提上议程。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使其发展成果造福于民，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制定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规避可能的风险。2017年9月，联合国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决定在海牙成立第一个联合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白宫多次组织人工智能领域法律法规问题的研讨会、咨询会。特斯拉等产业巨头牵头成立OpenAI等机构，旨在“以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方式促进和发展友好的人工智能”。
态势与思考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存在过热和泡沫化风险，特别在基础研究、技术体系、应用生态、创新人才、法律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可以用“高度重视，态势喜人，差距不小，前景看好”来概括。
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等场合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描绘了面向2030年的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旨在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主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鼓励政策。
态势喜人。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我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处于国际前列。根据2017年爱思唯尔文献数据库统计结果，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一。近两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人工智能学院，2015年开始的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成功召开四届并且规模不断扩大。总体来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教育科研活动非常活跃。
差距不小。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尚处于“跟跑”地位，大部分创新偏重于技术应用，在基础研究、原创成果、顶尖人才、技术生态、基础平台、标准规范等方面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全球人工智能人才700强中，中国虽然入选人数名列第二，但远远低于约占总量一半的美国。2018年市场研究顾问公司CompassIntelligence对全球100多家人工智能计算芯片企业进行了排名，我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前十。另外，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我国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的积极性和力度不够，国内标准制定和实施也较为滞后。我国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还缺少深度分析，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的进程需要加快。
前景看好。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市场规模、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人力资源、智能手机普及、资金投入、国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看好。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于2017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我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征程中，“智能红利”将有望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
当前是我国加强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引领智能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如何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选择好中国路径、抢抓中国机遇、展现中国智慧等，需要深入思考。
树立理性务实的发展理念。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处于高位，有高潮必有低谷，这是客观规律。实现机器在任意现实环境的自主智能和通用智能，仍然需要中长期理论和技术积累，并且人工智能对工业、交通、医疗等传统领域的渗透和融合是个长期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发展人工智能要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重塑传统产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理性分析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理性设定人工智能发展目标，理性选择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务实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重视固本强基的原创研究。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行业革新、产业化推进的基石。面临发展的临界点，要想取得最终的话语权，必须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无人区”的要求，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原创理论体系，为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生态提供领先跨越的理论支撑。
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技术创新生态布局相对滞后，技术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主攻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着力防范人工智能时代“空心化”风险，系统布局并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核高基”：“新”指新型开放创新生态，如产学研融合等；“核”指核心关键技术与器件，如先进机器学习技术、鲁棒模式识别技术、低功耗智能计算芯片等；“高”指高端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如机器学习软硬件平台、大型数据平台等；“基”指具有重大原创意义和技术带动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如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同时，我们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建设、产品性能与系统安全的测试。特别是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应当掌握话语权，并通过实施标准加速人工智能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
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目前看，发达国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掌控了产业链上游资源，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和产业壁垒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跑者，应布局构建开放共享、质优价廉、普惠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平台，配合“一带一路”建设，让“智能红利”助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优势与功能分析
现如今，我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城市化的中后期，快速过度的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党中央强调要构建健康完善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大力促进城市空间和管理格局的优化，以此提升我国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由此可见，深入推进城市治理已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现代城市治理更多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与互助，注重的是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直接面向公众的、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城市治理中掌握着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城市治理的主体之一。
然而，受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及社会环境等多层面因素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在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优势及功能还未被充分重视与发掘，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仍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社会信任缺失、民众认同感不强以及组织自身能力羸弱等如是问题，需要从政府、社会、公民等多主体维度为其发展提供有效支持，以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绝对优势和功能，使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强化。那么，社区社会组织于城市治理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优势及功能是当前需要明确辨析的课题，也是突破上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前提条件。
社区社会组织：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涵义
政治组织、市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三大基本形态，在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中承载着互为重要的责任与义务。公民因有着独立与自由的人格，以及显著的主权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由此被视为是社会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社会公共空间在公民意识持续增强的过程中不断变化拓展，并繁衍出被认为是“公共空间载体机制化”的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下沉到基层社会及建构服务供给主体的关键要素，借助体制层面变革获得了发展机遇，是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与结果。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的情况下，“双失灵”现象客观上为政府与市场以外的力量释放了参与空间，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及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其自身的民间性、社会性、公益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有着化解社会难题、追求社会公益的效用。
自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来，过去单位组织中分解出来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使得社区这个原本无实质组织意义的居住单位，逐渐突破了社会求助的范畴，并转化为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地域单元，同时，也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集聚点。乡镇、街道以及社区居委会这些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主体在社会转型加剧的局面下难以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日渐分化与多样化的公共需求，也难以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纠纷与矛盾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由此，社区减弱了行政性、单位性，正在形成社区居民新的利益整合点和组织层面，并产生出大量具有中介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为改变原有的社区事务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范式。[2]
目前，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界定，学术界和实务界还未达成完全统一的共识。王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概念与范围的界定要取决于具体的政策目的，如果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区自治，则“社区社会组织”的界定应是狭义的，即由社区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愿发起，并在本社区地域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居民多样化公共服务和治理需求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果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更为广泛的社区建设，则对其的界定应是广义的，即还包括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在内的、以促进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为目标的任何社会组织[3]。
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需求为取向，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互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4]。
本文就广义层面对社区社会组织涵义进行概括，因为现阶段我国社区内生社会组织动力不足、数量较少、质量较低、能力不够，亟须鼓励一些源于外部的专业社会组织作为支持性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指导社区内生组织的培育发展。所以，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从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出发，以社区为主要活动领域，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或组织成员，以推动社区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而成立的具有草根性、自治性、志愿性、地域性、非营利性、灵活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既包括社区内生的社会组织，也包括驻在社区的外部专业性社会组织[5]。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2015年达到56.1%，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规模，这就要求城市发展必须在观念、战略、制度、组织与治理上都有所创新，其中，对城市治理进行积极深入探索最为关键[6]。因为，城市治理已经上升到我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然而，面对我国城市治理存有的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欠缺等挑战，如何推动城市治理向纵深方向发展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治理”的本质内涵来看，更多体现的是发展主体的合作共治，而在城市之中居民是最基本的发展主体，必须把最大限度激发居民参与作为推动城市治理的根本所在，以建构合作、协商、互助的城市治理新模式。而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伴随我国城市管理改革而诞生的最基本的、与居民联系最为紧密的组织形式，在城市治理中所发挥的不仅是第三部门的合作参与作用，不仅是为了弥补政府与市场部门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承担起连接居民与政府的桥梁纽带职能，让居民能够充分表达诉求，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多中心治理的主体之一
治理本身强调的就是多元主体的协调合作，城市治理提倡多中心共治就是为了破除我国城市单中心治理的蕃篱，完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合作共治机制。在城市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既要同政府开展有效互动，同时也要同社区居委会、社区所辖企业、社区居民及其他社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这些行动主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为各自承担的功能提出了差异化要求。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等多元组织与行动者在知识、能力、信息、资源等方面有着既有的优势地位，通过各主体功能效用的互相促进使整个城市治理系统处于不断完善与平衡的状态之中，从而达到“1+1＞2”的城市事务治理功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社区社会组织所扮演的必将是城市治理的基石角色，承接起政府与市场涉及不到的领域。
由此可见，城市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不再是传统的政府单向管理，也不是政府将社会事务全部赋权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自治，更不是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各担一头，互不相连的多头乱向管理，而应是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在城市治理中的协同共治。
2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合作者
合作网络治理理论认为，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在运行机制上必然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各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各自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实现良好的合作管理[7]。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地域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关注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共治将是社区持续的发展走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社区建设开始从早期只将政府、社区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的主要力量转向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乃至企业等多方主要发展力量的关注，社区发展模式已然呈现整合发展的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在基层社会崛起及治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之下，政府依托授权与分权的方式，在基层社区范域内打造了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共通的现代治理格局，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确立了于基层治理领域内的合作主体性地位。
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区仍然是半行政化与半自治化的模式，要让社区真正担负起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就必须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以建构城市基层治理的系统化合作网络。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依托，提高基层政府效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培育公民意识等。
3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承载者
人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城市治理更应突出人的治理。而这种治理不应仅是公共部门人员的参与，城市治理的发展战略也不应仅是顶层的设计，社区居民作为城市的主人，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现代性以及培育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的生成需要政府引导，但更需通过社会自身完成，其载体就是社区社会组织。如果说英克尔斯指出工厂是现代人的学校，那么可以说社区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是现代公民的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很好的整合了共同体与理性化这两个看似在城市治理中难以共存的特征，从而可以在培育现代公民的责权利意识以及参与意识上发挥持久的难以替代的作用[8]。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就承担起了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载体功能，居民可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将自己对于城市的发展意见以及自身需求反映给上层，找到了参与城市治理的直接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优势分析
（一）补充优势
当前，城市治理的维度范畴十分广泛，城市治理的内容也是纷繁复杂，而且治理工作多是与社区居民直接相关。传统的单一治理主体“政府”与后进入的“市场私营部门”两者在城市治理中虽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失灵，这就需要能够与社区居民联系紧密的社区社会组织这类主体的参与，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城市治理中的不足。
同政府相比较而言，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民众自愿联合成立的组织，规模小，无复杂的官僚制层级结构，这种简易的组织体制以及灵活的活动方式能够适应城市治理中不断变化的状况，不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繁杂的工作程序，尤其是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城市治理中最为基层的问题。私营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其专业化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以有效的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
然而私营部门毕竟是市场领域中的活动主体，其一切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缺少参与城市、社会等公共领域治理的实践经验，难以与社区居民直接接触，因此，就无法达到城市治理的预期目标。社区社会组织可以以积极、灵活的特性和社区居民利益代表的身份为私营部门参与城市治理留有的空白提供补充。
（二）效率优势
政府居于社会结构的顶端，可以把握社会大的发展趋势，但面对城市治理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却难以准确掌握真实有效的信息，由此降低了处理城市事务的效率。社区社会组织由于自身具有的民间性、灵活性、专业性，使其能够更加的贴近社会、贴近民众，了解城市治理中最基层主体的实际情况，参与到同民众利益相关的城市治理政策制定中来，及时、客观的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帮助民众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从而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
另外，社区社会组织可以以其较强的专业性优势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这种专业性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对于某些城市问题有着较为敏感的洞察力，可以在政府之前发现问题的存在，从而做出警示与预防。对于潜在或已然出现的城市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建议，以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提高城市治理的有效性。
（三）服务优势
打造“服务型政府”一直是我国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从社会服务的宏观视角来看，政府服务的覆盖范围是整个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城市治理领域中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使得政府难以提供令所有民众满意的服务。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恰好弥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足。社区社会组织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组建而成的，反映了城市治理中各自群体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求，因此，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往往比政府与私营部门更加有效率、有质量，覆盖范围也更加广泛，如城市治理中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公共卫生、儿童照护、残疾人保障等方面都发挥着政府与私营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因其非营利性得到民众的信赖，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着自身独特的服务优势。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治理，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治理的主体之一，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所发挥的功能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一）实现居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自治是实现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基础与重心。构建社区民主化格局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实现居民自治，而实现居民自治的首要前提是居民参与[9]。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其特征之一就是自治性，这种自治性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基于居民自愿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是居民实现自我治理的重要载体。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了居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吸引居民广泛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增强了社区的自治功能。同时，也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发展为城市基层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能有效的促进基层民主建设，为城市治理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随着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人民逐渐意识到保障自身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因此，更加积极主动的追求民主参与、自我管理，社区社会组织就成为了人们实践民主观念的关键承载者。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全体成员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自下而上的运作模式体现了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要坚持民主自治与平等协商的原则，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要起到连接政府与公民的桥梁纽带作用。
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要将公民的利益诉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反映给政府，让政府真正了解到百姓的需求和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意见，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合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将所作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传递给公民，让民众真正了解政府决策，使其能够顺利实施与有效执行。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技能、塑造民主文化，参与社区治理起到了主体性的作用。
（二）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弥补政府功能不足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基层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促使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已从依托居委会跳“单人舞”转向政府搭台、各种社区民间组织“共舞”的过程，社区社会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国家将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回归于社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对政府的职能也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从“如何把居民管住”向“如何使居民生活得好”的方向转变[10]。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求政府只需扮演好“掌舵者”的角色，起到牵引、指导的的作用，将原来拥有的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而在社会承接这些职能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原来由政府及居委会实际承担或应该承担的任务，使政府从纷繁复杂的社区事务中脱离出来，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伴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城市治理的进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助手，通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和公共服务，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弥补了政府功能的不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区社会组织通过与基层政府的合作，以多种方式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帮助居民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如养老服务、维权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儿童入园问题等。
以前，由于政府行政的有限性，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只是面向一般大众，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而忽视了少数人的需要。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签订协议等方式，可以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是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如残疾人、儿童、贫困人群等，弥补了政府与市场在这方面的缺陷。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促使居民之间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为建设和谐城市贡献力量。
（三）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需求，提升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政府主要是按照社会整体性需求提供标准化、规模化的公共服务，而社区社会组织则是主要针对居民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提供个性化及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以此推动了社区服务的多样化，满足了居民的不同需求。社区社会组织是基于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而建立的，类型多样、形式多彩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服务居民的有效载体和平台，丰富了居民的文体生活、提升了居民自身的素养、维护了居民的个人权益。
社区居民为了满足自身多元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与心理需求，自主自愿参与到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中。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不仅满足了人们自身的需求，也为邻里之间交往联络拓展了空间。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核心特征之一，社区是具有“公共性”的城市治理的主要主体，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基于这种“公共性”而培育和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缺少沟通联系，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提升了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社会组织将有共同需求和兴趣爱好的人组织在一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使人们之间形成相识、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各种贴近生活的活动，吸引、发动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事务管理中来，从而培养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提升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实现社区资源整合，促进社会资本培育
促进资源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使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高。有包括资金、物品等在内的物质要素与包括社会资本在内的非物质要素等大量的分散型资源存在于社区内外。然而这些分散的资源因为缺乏有效的分配、使用平台与渠道，所以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其价值作用也就得不到有效的实现[11]。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社区社会组织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把社区中分散开来的人组织起来，有效激活和合理利用闭置在社区里的这些资源。
首先，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各种主体性、志愿性、慈善性和公益性等活动，可以为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动员筹集到各种物质资源支持；其次，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发动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专业性人员或者志愿者，可以为城市社区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另外，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参与相关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竭力倡导和追求政策结果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来谋求实现更广泛的政策公平和正义，可以为基层社区争取到更多的扶持性政策资源[12]。
社区社会组织是根据人们的不同需求与兴趣爱好组建起来的，通过开展居民喜闻乐见和贴近生活的活动，通过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服务，促使社区居民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社区建设和城市治理中来，让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将分散的社会个体连结起来，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使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开始形成并不断增加。同时，在人们之间由不熟悉向熟悉转变的过程中培育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规范，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发展，促进城市治理的向前推进。
（五）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加速期以及社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期，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城市治理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拉大、利益与资源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诸多矛盾与问题。为了疏导和化解这些矛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和平台，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迫切要求。
城市的矛盾冲突大多是发生在基层社会，产生于人民群众之间。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比政府部门及早发现、及早防御矛盾冲突，避免将局部矛盾转变成全局性冲突，避免将可以解决的问题转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社区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区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可以深入到基层社区群众中去，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用群众的力量去解决群众问题，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维护社区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
社区社会组织既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稀释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社区社会组织可以以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方式向上反映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通过沟通互动的方式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矛盾的激发。
同时，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密切联系党、政府和社区居民的桥梁纽带，可以发挥党员在其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将党的政策决定及时贯彻到组织之中，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转，实现组织的健康良性发展。此外，社区社会组织还可通过定期调研，将社区居民的诉求与意见及时、准确的反映给党和政府，也将党和政府的政策思想有效的传达给社区居民，从而减少因沟通不畅、政策不实而造成的顶层设计与公众意见相佐而产生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六）帮扶弱势群体，实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目前，在我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都有大量的弱势群体存在，他们大多是残障人士、失业人员、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受灾群众等，每年政府都会拨出财政专款救济扶持这些群体。然而，因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因此，亟须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帮助弱势群众化解困难。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市场在该领域的不足，将社会帮扶与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帮扶基层弱势群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受灾群众、孤寡老人等捐款捐物，帮助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为残障人士和孤寡老人提供购物与日常家政、护理服务，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咨询、文化教育等活动，为失业待业人员进行就业培训，收集社会用工信息，联系用人企业，也可以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将需要就业人员招进组织中来，拓宽了就业渠道，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更应该是一个国家文化伦理的重要体现。现阶段，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速度很快，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社区社会组织是开展社区公益慈善服务的载体，与政府提供的政策制度性支持不同的是，社区社会组织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的是多元的社会力量。社区社会组织从社区居民的自身需求出发，可以有效整合社区内外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解决了社区中的多项问题和困难。通过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如成立爱心慈善超市、志愿者协会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性效应，促进了居民间的互帮互助，对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助、志愿、服务精神，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陆晓文，郁鸿胜.城市发展的理念：和谐与可持续[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吴素雄，陈字，吴艳.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逻辑与结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5（02）：49-53.
[3]王名.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50.
[4]康晓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22-25.
[5]张帅.新时代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构建[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8（02）：70-76.
[6]赵宇峰.城市治理新形态：沟通、参与与共同体[J].中国行政管理，2017（07）：61-66.
[7]王瑞华.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困境与启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04）：112-116.
[8]焦若水，陈文江.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的微观主体[J].科学社会主义，2015（01）：86-90.
[9]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新结构[J].社团管理研究，2009（02）：22-23.
[10]夏建中，[美]特里·N·克拉克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29.
[11]杨荣.论非政府组织的社区功能定位[J].社会主义研究，2008（01）：78-80+44.
[12]马千惠.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重要功能[J].重庆与世界，2015，32（09）：43-48.
来源/公益慈善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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