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三重意蕴
原标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三重意蕴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毕生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首先可以看作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阿伦特、伯尔基等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理论主流传统渊源深厚，只有将马克思放在整个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谱系中，其核心思想才能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从支配奠基到“普遍平等”：对传统政治模式的颠覆
希腊城邦被誉为是西方传统政治中自由、平等的典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城邦与家庭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希腊政治的基础。在古希腊，城邦公民同时属于两种秩序：在家庭（私人领域），存在着主人与奴隶、命令与服从关系，主要满足“人”作为动物的自然存在需要；在城邦（公共领域），人人平等，相互对话，主要满足作为公民的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模式表明，城邦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内在地包含着在私人领域中对奴隶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指出：“世上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不仅是实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没有能力进入政治领域的奴隶在他看来不属于“人”的范畴。为了获得公民权利，人必须从生存活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希腊城邦的政治观念。
与之截然不同，近代以来的政治概念实质是指支配或统治。尤其是近代自由主义者，把参与政治看作是保护私人利益和权利的手段。政治原本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表现为相互同意、共同行动。统治则意味着发号施令与俯首听命，表现为暴力和强制。这一现代性现象正是城邦与家庭的关系模式被打破，私人领域入侵公共领域的结果。现代的特点是，经济活动（古希腊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务”）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代支配意义上的统治，实质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主从原则扩大到了公共领域，现代国家不过是放大了的家庭，古希腊的“前政治关系”成为现代的政治关系。现代“解放”因此具有了两重含义，除古典意义上的“挣脱自然必然性枷锁”外，还包含“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就是说，“解放”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为了获得自由，这两种解放都是必要的条件。
作为古典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阿伦特对希腊政治经验保持尊崇，但是她对其黑暗面也有充分认识。她指出：“一切统治都在人们使自身摆脱生活必然性的渴望上有其最原始和最合法的来源，人们通过暴力的手段，通过强迫他人为自己承担生活的重负来获得这种解放。这是奴隶制的核心。”阿伦特发现，马克思通过“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消解了希腊城邦的政治界限，为全人类实现自由创造了条件。这一发现对于揭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意义具有重要启示。把政治看作是统治或者支配，是现代政治思想家的普遍观点。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甚至把政治的本质理解为敌我界限、主权决断以及没有讨论的专政。阿伦特发现马克思的政治观恰恰属于“非支配类型”，她指出，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了一切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阶级社会，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个摒弃了奴隶制的希腊城邦。马克思提出“支配他人的人不能获得自由”这句名言，意味着他意在追求建立一种谁都没有支配权利、普遍平等的政治制度，而“近代以前的平等经常被理解为与政治地位或者别的地位相等的人有同等的权利，意味着对同等的人，应该给予相等的对待，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自由与彻底的平等是相排斥的，自由预先就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统治，平等和自由只是针对与自己地位对等的人而言的，人们从未想过使所有人都获得平等和自由。马克思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实现普遍平等显然具有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产物的国家和支配将不复存在。阿伦特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这一重要设想的重大意义，但是她认识到，马克思消灭国家和支配是对柏拉图以降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重大挑战。从柏拉图开始，政治活动就被视为必要的恶，人们出于生活的必要才被迫进行共同生活。马克思提出促使希腊城邦赖以存在的奴隶制得以消灭的途径，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使所有人都能摆脱必然性的束缚。虽然阿伦特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多有批评，但她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决不是乌托邦，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型就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城邦国家传统政治经验的再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平等市民就类似于从必然性支配中摆脱出来的城邦公民。
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到“人的解放”：对现代政治的超越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题。马克思认为，只有达到“人自身的解放”，才能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在这里最早提出了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思想：“人类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考察，揭示了只有当无产阶级进入到政治领域，全人类的自由平等才可能得以实现。正是由于认识到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高度一致，马克思消解了现代政治思想对人的解放的虚假承诺，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一条现实路径，即从阶级解放（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再到人自身的解放，这一逻辑层次表明人的解放只有在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基础上才可能展现，这一路径的揭示标志着马克思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的超越。
无产阶级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是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解放运动，相对于封建统治及其思想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政治解放只能是对资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它所解放的只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将压迫者由封建统治阶级换作了资产阶级而已。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不可能是普遍的、真正的人类解放，最终实现的只有资产阶级特权。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解放，而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只是第一步，其真正的历史使命在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全人类最终要以消灭阶级和国家为前提。
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反复强调，“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共产主义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作为基础性原则，表明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解放的最终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本身，重塑人的本质和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对公共领域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以普选权为形式的民主制度，由此消除国家、社会、政治对人的权利的侵蚀、压抑和限制，使国家、集体以及社会成为维护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联合组织，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二是对人自身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根本途径，就是消除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使每个人都具有保障自己生存、发展和享乐的物质财富基础，从而联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马克思要求人们“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消除人对财富的异化或物的异化亦即人的自我异化的途径，就是使人获得彻底解放的人类解放。当这两方面的改造完成后，人的类存在和个体感性存在的矛盾才会最终消失。
从人的解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解放的制度创制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否则必将停留于空想。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政治构想的完整表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劳动和财产占有的基本模式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特定生存方式的性质，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核心精神在于对私有制的扬弃，这一伟大构想搭起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现实桥梁。在这里马克思提出的并不是一套详细具体的操作规程，而只是一种新的制度原则，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尚未正式提出“自由人的联合”这一构想，而只是抽象地谈到了“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将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安排明确表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即“生产工具和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里突出强调了新制度构想的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安排，它克服以前一切时代发展条件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第二，这一制度安排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相信，只有在这种自觉的经济制度安排下，每个人才能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并获得自由。
在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中，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制度安排的描述集中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两个关键环节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将全部财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等著名的10点措施。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指出：在所有制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在分配制度方面，联合体总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其性质是社会的，另一部分作为生活消费资料在联合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即每个劳动者分配份额由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无法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尽管这样，马克思依然坚信他所构想的全新政治制度在其充分发展的高级阶段上终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前提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归属，但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联合是通向个人自由的唯一道路。这种个人与共同体、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深刻地显示着马克思新制度构想的本质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作者简介：李志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哲学博士）
人工智能
文章目录概念常用的基本语义关系事物与概念的表示语义网络表示一元关系较复杂关系的表示方法情况和动作的表示语义网络的基本推理过程继承匹配概念语义网络：语义网络是一种用实体及其语义关系来表达知识的有向图。节点：表示实体，表示各种事物、概念、情况、属性、状态、事件、动作等。弧：代表语义关系，表示它所连接的两个实体之间的语义联系在语义网络表示中，每一个节点和弧都必须有标志，用来说明它所代表的实体或语义。
语义基元：在语义网络表示中最基本的语义单元基本网元：一个语义基元所对应的那部分网络结构语义基元可用如（节点1，弧，节点2）这样一个三元组来描述。它的结构可以用一个基本网元来表示。
例如，若用A、B分别表示三元组中的节点1、节点2，用R表示A与B之间的语义联系，那么它所对应的基本网元的结构如下所示。
吴奖人物丨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的创建者——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纽约科学院院士、发展中世界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钟义信
走过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全过程
钟义信1957年未满18岁就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1962年在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北邮的研究生，学习信息论，正式走上了“人工智能生态链”的源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钟义信作为“北邮三剑客”之一向中央呈上了一份中国通信卫星研究报告，得到了周总理著名的“519批示”。在1977年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长期科学与技术规划大会”上，钟义信与冯秉铨教授共同大力倡导发展信息科学，成为我国信息科学技术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页。
从1981年到1986年的五年时间里，钟义信完成了著作《信息科学原理》，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创作《信息科学原理》的过程，相当于我在信息科学领域里头自己全程走了一趟：从信息的获取（传感），到信息的传递（通信），到信息的处理（计算机），到智能策略信息的再生（智能决策），再到信息的利用（控制）。整个信息过程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把信息加工成知识，然后加工成智能策略。有了智能策略，人们就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就有用了”。因此，《信息科学原理》书稿完成后的1987年，他就从人工智能的源端进入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从事智能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说，钟义信走过了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全过程。
时至今日，钟义信依然坚定地走在科学发展的前端，他坚信人工智能将会再次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工智能是一种可以全面影响社会的科学技术，很多学科都会跟人工智能发生关系。”钟义信认为，当人工智能实现落地应用之后，汽车可以借它的智力实现无人驾驶，原来只作为信息处理工具的计算机可以利用它解决很多没有明确规则的复杂问题。AI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影响到国防安全，影响到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推动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就可能提升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在此背景下，钟义信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以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全信息理论”改造了针对通信的信息论，主张：作为人工智能的源头，信息不能只关注形式，而应当实现形式、内容、价值的三位一体，这就是“全信息理论”；“机器知行学”则以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为指引，让机器有类似于人那样的知（认识世界）和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三足鼎立”
钟义信强调，研究人工智能，再忙也要研究和弄懂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如果完全不了解它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矛盾、逻辑、奥妙和规律。即使关注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但若了解不全面，也会产生许多偏见和误解。比如，不少人都以为，人工智能的历史是从1956年开始的。其实，这只是功能主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见解。一旦有了这种见解，就会像Minsky和Papert等人那样：不承认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也是重要的人工智能研究，把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者们拒之门外，逼迫他们只好自建“计算智能”的团体。这显然很不利于整个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
客观地回顾人工智能“真刀实枪”的发展历史，实际存在三大流派。第一种是1943年发端的“结构学派”：基于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试图通过构造大规模非线性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类的大脑皮层，深层神经网络是它的代表成果；第二种是1956年兴起的“功能学派”：用计算机模拟人脑思维的功能，DeepBlue和AlphaGo是其代表成果；第三种是1990年问世的“行为学派”：用刺激-响应的方式模拟人类的行为，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
钟义信认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的研究目的都是要做人工智能，但是它们的研究路径不一样。回过头来看这三条路，实际上都是遵循“分而治之”的方法论：将智能的研究分解为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为模拟三条道路。它们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有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三条路各自为战。如果忽视了这个历史事实，就不可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研究确实受到了以“分而治之”为特征的机械还原方法论的误导。
钟义信风趣地说，“颇为有趣的是，这种状态，就好像我国东汉末年的三国争霸一样，都认为自己应当一统天下，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排斥其他的学术信仰。”结构主义的人工神经网络有点像东吴，它起来最早；功能主义的专家系统有点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北魏，它拥有“人工智能”这个旗号；行为主义的智能机器人有点像西蜀，它成型最晚。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历史过程中，三者没有能够融通，没有能够形成合力，反而互相之间抨击得很厉害。所以，就形成了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智能机器人“三足鼎立”的局面。
钟义信指出，按理说，既然研究目的都是要在机器上模拟人类智能，就应当能够“殊途同归”。可是，现实情况是殊途不能同归。这正提示人们去怀疑原先的人工智能研究方法论，转而用“整体论”思维去重塑人工智能。他之所以提出了“机制主义”的研究途径，就是因为认识到：只有智能的生长机制才能揭示智能问题的全局，结构、功能都是为实现智能机制服务的，而行为则是机制实现的外部表现。这就意味着，只要建立了系统的“智能生长机制”，面对给定的具体问题，就可以生长出解决问题的智能，至于采用什么结构，需要哪些功能，都应当根据智能生长机制的需要来确定。这样，将三个长期三分天下互不相容的研究路径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全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正是中国科学家的创举。
这个过程很好地印证了一个结论：历史，是不可多得的老师，只要善于分析历史，借鉴历史，就有可能创造出比历史更好的未来；反之，如果忽视历史，或者不全面地了解历史，就很难准确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有可能会重犯历史的错误。
人工智能的发展状态：局部很精彩，整体很无奈
谈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状态，钟义信说，目前的人工智能状态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局部很精彩，整体很无奈”。
人工智能的发展“局部很精彩”：比如功能主义的人工智能，它的深蓝系统，1997年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2017年AlghaGO击败围棋国手柯洁；结构主义的人工智能同样精彩，它的“深层神经网络”支持了“深度学习”，帮助AlphaGo打败了60多位世界顶尖围棋高手；行为主义的智能机器人近年来也越做越好，功能强大。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表明人工智能的研究在整体上并未到位，而且远未成熟，远非人们想象的已经可以“所向披靡”。所以，“整体很无奈”。
钟义信认为，现有的人工智能研究之所以“局部很精彩，整体很无奈”，主要的原因不在具体的算法和算力的层次，而是研究范式的“张冠李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都是在经典物质科学范式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人工智能自己的研究范式（属于信息科学的研究范式，因为人工智能是信息科学的核心、前沿和制高点）又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沿用经典物质科学的范式来研究人工智能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全世界范围的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张冠（经典物质科学的范式）李戴（研究人工智能的问题）”的不合理现象。
所谓科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是指科学研究的科学观（关于研究对象的宏观认识：是什么）和方法论（关于研究方法的宏观指南：怎么做）。几百年来，物质科学形成的研究范式就是它的科学观（即机械唯物论）和方法论（即以“分而治之”为主要特征的机械还原方法论）。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抽象的思维原则，它们属于科学研究的“社会意识”；科学研究的具体研究活动则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因此，虽然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科学迅猛崛起，但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公认的信息科学的研究范式。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研究者们一直沿用着业已存在且得到数百年验证的经典物质科学的研究范式，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如果没有马克思所提倡的对于历史成果“自觉的批判精神”，确实很难摆脱这种“惯常的定式”。
发现了这个根本问题，他深入研究了信息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信息科学范式，按照这个新的范式，进一步发现：人工智能的研究模型不应当是脑的结构或功能模型，而应当是“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演进模型”；人工智能的研究路径不应当是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的路径，而应当是体现智能生长机制的“机制主义”路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突破和创新了现有人工智能的许多基础概念，特别是信息（全信息）、知识（知识的内生态律和外生态律）、智能（基础意识、情感、理智的三位一体）等概念，建立了一组信息转换的原理，最终形成了“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
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颠覆了经典物质科学范式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统领地位，结束了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张冠李戴”状态，建立了适合人工智能研究的现代信息科学范式，使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入“李冠李戴”的状态，实现了人工智能理论的源头创新。与现行三大学派并立的人工智能理论相比，“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是人工智能的通用理论，是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理论。
钟义信认为，很多中国科学家是秉承着浓厚的学术信仰去研究人工智能的，而不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去研究的，因此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去探求人工智能的深层问题，包括科学观、方法论（科学范式）这类一般人不愿问津的问题。结果就发现了病根，引发了对于科学范式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找准了应当去除的病根对象，实现了颠覆性的突破和系统性的创新。
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鼓励创新+共享智慧
谈起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钟义信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亟需改革。他指出，虽然我国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肩的宏大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数据，但是我国之所以还未站在人工智能世界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创新能力的不足。“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博士生，我们的教育往往不是在培养创新能力，而是在有意无意地扼杀创新能力。”他认为，不能用师道尊严、超出教学大纲等挡箭牌来回避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限制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让学生们都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创新自然会受到影响。”钟义信强调，人工智能研究思维的奥秘，这是极其深邃的课题，需要很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创新条件。想要满足这些要求，教育系统必须进行重大变革，把教育者的思想整个扭转过来：鼓励创新，培育创新，实施创新——这是一项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改革任务。
此外，钟义信还提到政府要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做“集成”的工作，科技工作者分散作业，百度做无人驾驶汽车，讯飞做语音识别，相互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东一榔头西一棒，有可能做了很多低水平的重复。国务院目前正在提倡用开放平台的方法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新时代需要共享资源、共享智慧，在公共平台上有序地开放合作，利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平台，改变历来“作坊式”科研的方式，提高人工智能研究的效率。同时还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让科研成果可以迅速转化为产品，让成熟的产品尽快集聚成产业，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在社会进步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获奖项目成果及进展
项目代表性成果包括两个方面：（1）创建了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于获奖人1988年在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1996年再版、2002年第三版、2005年第四版的自主源头创新学术专著《信息科学原理》（2013年又出版了第五版）；（2）创新了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集中体现于获奖人2007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主源头创新学术专著《机器知行学原理》；还包括2012年已经完成书稿、后于2014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主源头创新学术专著《高等人工智能原理》。
从1962年学习信息论开始，1963年发现信息论存在问题，1965年开始研究“广义信息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全信息理论”和“信息科学”，1988年出版学术专著《信息科学原理》，1990年提出“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互补合璧”，1992年出版专著《智能理论与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2003年提出以“信息、知识、智能的转换”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机制模拟路径，2007年出版《机器知行学原理》，2014年出版《高等人工智能原理》，一路走来所做的工作就是探索和发现了以“信息－知识－智能”转换为特色的人工智能源头创新理论。
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1）从无到有地构建了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这属于国内外学术界首创性的成果；（2）针对原有人工智能理论存在的重大矛盾（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之间“势不两立”），完全另辟蹊径，创新了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这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颠覆意义的源头创新成果。
自2012年以来，钟义信与他的团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目标：以范式变革引领，以信息转换担纲，创建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的通用理论。目前已经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正在推进体现这一理论特色的实验演示系统。
获奖者寄语
钟义信：迄今国内外的人工智能的研究都还局限在“分而治之”的还原方法论轨道上，因此呈现出“局部有精彩，整体很无奈”的状态。“局部有精彩”是指出现了DeeperBlue、Watson、AlphaGo等精彩的局部人工智能系统，“整体很无奈”是指至今没有建立通用的人工智能理论。突破这种状态的出路不在技术细节，而是像《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所做的那样，把现有人工智能研究所遵循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转变为整体论的科学观和辨证论的方法论。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我相信，中华文明将在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创新研究中大放异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的表示方法，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
知识的表示：就是将人类的知识形式化（符号）或模型化（结构）
这样有利于：对知识的组织维护与管理。便于对知识的增删改查。
表示方法：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命题：非真即假的陈述句。若命题的意义为真，则它的真值为T，否则为F。一个命题不可以同时为真又为假，但是可以在一种条件下为真，另一种条件下假。
命题逻辑表示有较大的局限性：无法把它所描述的事物的结构即逻辑特征反映出来。如”老李是小李的父亲。“用命题逻辑就是一个字母“y”.看不到内部的逻辑结构。无法把两者共同的特征表示出来。如“李白是诗人”和“杜甫是诗人”用命题逻辑就是两个字母p,q。
由于这些原因，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谓词逻辑。
谓词：分为谓词名和个体两个部分，谓词的一般形式是：P(X1,X2,X3,…,Xn)，其中P是谓词名，用来刻画个体的性质，状态和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表示独立存在的事物或者某个抽象的概念。
个体可以是常元：例如”老张是教师可以用谓词逻辑表示为：“Teacher(Zhang)”Teacher这个谓词名刻画了“zhang”这个个体是教师这一性质。
个体可以是变元：例如“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