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东:数字经济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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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2020年12月17日-18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服务”,17日下午举行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发展峰会。论坛支持单位:四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国东先生出席会议并演讲。
以下为会议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20年4月,天津经济开发区获评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天津滨海基地,开始谋取以525数字服务产业发展为格局,建立1+2+5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实施5大决策,完善企业培育体系,打造国家数字服务出口高地。2020年四块科技落户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同时纳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代表性企业,DSFS建设可信的数字服务体系。
数字经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简单的看一下,作为经济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为落后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超越性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数字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是工业2025或后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的核心要素。正是得益于数字经济提供的历史机遇,使我国得以在许多领域实现超越性发展。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讲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计算机出现之前的经济靠什么来传递呢?纸质。在发明纸张以后,在信息传递跟经济、信息、信件、邮件、文件、协议等一系列的话,都在用纸来进行管理统计。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其实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了,数字经济不是现有的产物,是在计算机开始发明使用之后它已经开始了。
数字经济的前半场,基本是叫信息经济。我们通过计算机数字数据传输,代表性的是我们企业在互联网发展经济发展和企业信息化,我们使用的电子邮件EMAIL,数字化办公、信息化办公都是以信息传递、数据传递为基础的,核心就是数据。
区块链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前半场信息是以数字为材质发展,它缺乏一个可信,区块链本身在数字材质基础上赋予了可信的属性,也就是说从纸质经济到数字经济,再到今天,才完成了“数字+可信”的可信,才完成了新兴数据后半场,5~10年,甚至未来,才完成了数字价值经济。我可以把前面的叫做信息价值体系,那么后面叫数字价值体系。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信用体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一代互联网我简单把互联网分了三代,第一代互联网是以第三方支付为信用担保的互联网体系。那我们都知道支付担保,都知道有保证担保,作为电子商务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个信用体系出现,迅速发展。
那么当第二代以品牌价值进行发展的时候,那代表性的话,比如说京东,当时大家都知道,京东发展非常迅速,它也品牌产品为主的发展它的一个互联网。当时阿里工作迅速推出天猫,如果说不推出天猫的话,它整个互联网竞争的是下滑的,所以说在阿里迅速推出了天猫。
那我们第三代是什么呢?第三代是以流量和中国智能制造快速发展产生新的产品推广和方式的改变。流量为主的企业,例如抖音,现在发展很快;那么第二就是拼多多,拼多多到现在是从最开始的女装的库存生意,原有的广告变现做到现在新型产品推广方式的转型,从现在知道这个品牌化的需求量,把广告变现为数据推广这种方式,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呢,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信用体制,那我们可以说它简单可以说是第三代。
那么第四代就是刚才我讲的基于“数字+区块链”属性,建设完善可信的数字服务体系,可信的数字服务体系,在这基础上完成对生产企业制造生产过程进行追溯,物联网、互联网金融进行跟踪,最后和消费者共同建立一个可信的信用系统体系。
我们从可信的数字服务体系上划分了四个部分发展。
第一, 我们开发了分布式存储技术的DSFS系统;
第二,我们完成了全民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全民大数据中心有别于其他的数据中心,之前存储数据是中心化存储,现在我们以IDC机房为验证节点,以智慧城市、智慧家庭为存储单元的存储方式进行切片加密,完成一个新的存储方式。这种新的存储方式不受DDOX攻击,不受黑客攻击流失,是一个新型的全民大数据中心。这也是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把原有的大数据中心“二房东”的情况改变了。在全民大数据中心的基础上,我们推进DSFS存储生态系统的建设,也就是通过整个大数据中心提供产业链服务,它不仅是一个区块链上的服务,它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基础,加上数字材质完成整个从生产、运输、到终端消费者,还有商业上的一个服务平台。
第三,我们推进建设可信的数字服务体系。未来,将会提供新型的数字服务,建立可信的DSFS服务体系。
我们目前有三大板块的业务:第一板块的话是可信的数字服务,第二板块是存证服务,第三个板块是全民大数据中心存储服务。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推出开放性的平台,为中小型企业进行服务。
我们还有第四个板块,简单分享一下,因为签了保密协议不能说太多。我们在深圳公司是唯一一家以数字货币全资发薪的企业,我们公司在深圳的员工发工资都不拿银行卡,工资全部是直接发到钱包里面去。完成了第一步的测试,第二步已经完成了线下店面客户端的测试,第三步完成了推进配合链条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使用和开发,未来数据货币是可编程的,是有别于现在用的数字货币资产,因为这是国家法定机构发行的机构。这方面在未来快速测试开发,我们会跟DSFS进行结合,用可信数字体系,结合数字信息完成可信平台。目前数字合约测试在国内也是唯一一家测试企业。
这是我们一个全民数据中心的一个状况。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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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拍摄的L4级自动驾驶巴士(2021年5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孙凡越摄
近年来,数字经济热度不断提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数字经济多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重要性愈加凸显。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何优势?面临何种挑战?数字经济下一步会在哪些领域发力?本期“数字经济学”聚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挑战。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具有怎样的意义?
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的宝贵机遇,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可帮助我国数字经济的GDP占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以制造业为内核的实体经济也会实现提质增效发展。
比如,汽车业是一个标准的追赶型产业,但汽车与数字技术结合后带来的无人驾驶等新技术,以及汽车业向服务业延伸,都为中国汽车业的追赶带来机遇。又比如,对领先型的家电产业,则可以利用数字化提升价值链,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通过数字产业的发展壮大,提高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带动效应;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五类产业,以数据和数字技术加速落后产业追赶,保持领先产业的优势,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崔宏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到数字时代,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对一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起着关键性作用。数字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动力之一。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何优势?
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使得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快捷的交通基础设施,由此产生巨量的物流;就单一国别而言,中国有全球通讯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讯基础设置,由此产生了巨量的信息流;以及有着全球最为广泛使用的电子支付系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数据流。物流、信息流、数据流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宝贵基础。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方面,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数据资源、人力资本和市场体量方面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一是数据优势。大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中国有超过10亿网民,产生了海量数据资源。二是人才优势。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创新型人才绝对数量高,在研发上有人才优势。三是市场优势。中国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不仅是数据大国、人口大国,也是市场大国、应用场景大国,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
面临何种挑战?
刘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我国传统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国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制造业多以代工和组装为主。因此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尚有很大改善空间。
李西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比如工业软件、云计算、区块链、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搜索引擎等领域还有不小差距,“卡脖子”技术严重威胁我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
崔宏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还面临来自欧美国家在政治、法律层面形成的竞争。自2020年初起,欧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框架,以提高数字“技术主权”和战略自主为目标,增强欧洲数字创新能力,降低数字技术对外依赖度。这一系列动作导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裂痕”。
数字经济下一步会在哪些领域发力?
江小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数字经济要实现广泛赋能,它的连接边界和深度都要继续扩展。不管是消费、旅游、交通出行,还是医疗教育、养老和政府治理,都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十四五”时期生产端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新增长点。着眼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是需求所致,也是风口所在。
傅晓岚(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政府要出台政策,鼓励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进行合作。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制造业企业要积极主动进行数字转型。
黄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开放发展,防止垄断,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尽快制定比较完善的规则和法规。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强化安全意识。要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数据要素治理,促进市场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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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唐心怡
编辑:周佳苗
校对:孙惠
第5期: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
第四阶段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这是数字经济的第四次创新周期。这一周期的主要代表是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它将成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经济中最活跃、最具创新力的部分。这次创新不仅会催生一批新的明星公司,而且会使类似苹果和微软这样的公司实现转型崛起,还会大幅改变传统行业,促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产业和整个经济层面,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推动的智能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经济发展水平,将成为决定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变量之一。
数字经济的第四个阶段也被称为智能经济,它会在以下三个层次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影响。
首先是智能交互层次,对应的是各种终端设备和应用服务,其商业模式主要是2C。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智能手机和各种App,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会超越智能手机的范围,比如智能音响、各种可穿戴设备、传感装置和机器人等,这必将导致整个行业重新洗牌。未来围绕着5G终端、智能音箱、智能硬件等新的终端领域的竞争会异常激烈,能顺应趋势的公司会快速崛起,不能顺应趋势的公司会逐渐衰落甚至消失。
其次是基础设施层次,对应的是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基础设施最终都会通过云服务的模式对外开放共享,其商业模式主要是2B。该层次的创新不如智能交互层次那样明显,但影响深远,比如谷歌这样的消费互联网公司一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亚马逊和微软则通过云服务享受了价值转移的红利。
最后是产业智能化层次,对应的是交通、医疗、城市、教育等具体行业的智能化,以及在智能化基础上,这些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商业模式可能是垂直整合的,既有2B的成分,也有2C的成分。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行业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信息、零售、旅游、酒店、本地生活服务与金融等个人信息驱动的行业,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经济不但包括人的信息,还包括物的信息,比如无人驾驶就集合了人和物的信息,带来了很多创新机会。
智能经济的这三个层次会相互影响。智能交互层次的创新会给基础设施层次贡献通用的能力,比如搜索引擎本身是一种消费端的应用,但它也是人工智能的第一重要应用场景,它背后依托的就是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同时,智能交互层次还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又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类似无人驾驶这样的产业智能化,也会产生大量可以用于其他行业的通用技术,这些技术最终会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给所有行业。
除了生产力的重构,智能经济还在重构生产关系。如果说互联网对经济的改变主要在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匹配效率上,那么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这些环节效率的大幅提升,还有组织模式的重大变化。它将使人类向解放自己的双手甚至是部分脑力迈出巨大一步,这将改变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塑造新的经济形态并成为新的竞争力来源。
各位朋友,至此数字化转型随感系列分享的第一部分“什么是数字化?”已经连载完毕。此部分基本上都是数字化最基础概念的解读和阐释,虽略显枯燥,但又至关重要。就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对这些数字化核心技术的充分认知——地基的坚实,后续数字化转型的大厦才能更加稳固。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开始真正的数字化转型行动之前,通读并充分理解和认知此部分内容肯定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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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数字化?
2)数字化的核心技术有哪些?(1)
3)数字化的核心技术有哪些?(2)
4)从工业革命历史看数字化前世今生
5)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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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作者:刘斌、刘一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2021年8月3日,为期两天的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圆满落幕。大会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为主题,设置了数字经济体验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及企业家研讨会三大特色活动,举办了20多场平行研讨会和成果发布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会议。近年来,中国正迅速成长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国,数字经济市场及相关产业不断发展,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日常消费生活,也推动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数字经济也将迎来由“大”到“强”的拐点。
数字经济的兴起:新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面对复杂多变、增长乏力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迎难而上,不仅有效缓解了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38.6%,居世界第二位;增速同比上升9.7%,位居全球第一,是同期GDP名义增速的3倍多,标志着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助力疏通了国内大循环的供需动脉。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总体规模的80.9%;数字产业化规模达7.5万亿元,占总体比重的19.1%。数字经济产业有力推动了生产要素优化重组,一方面催生了人工智能、科技金融和区块链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疏通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关键环节的“供需梗阻”,有效提升了经济系统面对外部负面冲击时的韧性和协同性。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形势,数字经济具备高增长、高价值、可持续性较强的特性,是调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提升国际经济治理效率的关键领域,中国在这其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伴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欣欣向荣,中国经济更深度地融入了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喜人,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增长明显,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交易主体和交易空间不断扩展,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模式表现优异,充分挖掘了消费市场的潜能,显现了我国在数字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提交“中国关于电子商务议题的提案”,并在2016年9月,于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是全球首个数字经济合作倡议。5年以来,通过G20、金砖国家、中国-东盟、WTO等区域和多边合作平台,中国积极推广数字经济治理经验,深度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
数字经济的未来:开放与监管并重
在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经济结构将发生重要转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备受考验。一方面,在技术变革的催动下,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日新月异,全球文化价值观向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传统的治理机制正面临规则竞争、产能调整和文化冲突的多重压力,法制建设和监管能力相对滞后,数据开放性较低,部分地区信息基础建设不足,数据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不高。以跨境电商为例,现有的标准和规则难以准确辨认征税主体,逃税和避税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世界经济秩序发生重大转变,深度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格局。在保护主义思潮的渗透下,争论的焦点由经济层面的质量和价格问题转向政治层面的政策和规则的矛盾,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制度竞争更加激烈,贸易规则的碎片化倾向更加严重。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应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致力消除新型贸易壁垒,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构建和维护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环境。
一是继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经济时代对设备的迭代和技术的更新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信息化、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新型基础设施有助于弥合地域之间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引导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应着力推动建设数字贸易产业园,加强科研资金投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发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效应,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精准匹配全球数字生产和销售买卖双方的利益诉求,提供包括通关和物流等环节在内的“一站式”数字服务,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向更健康、开放的方向发展。
二是主动参与构建和完善双边及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由于数字经济涉及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与跨境支付等敏感领域,国际上有关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争议不断,WTO的相关谈判依然处于停滞阶段。中国应综合考虑各国的利益诉求,加强磋商和沟通机制,在维护国家安全、尊重数字主权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态度,表明维护全球多边经济规则的坚定立场,逐步推动形成数字经济规则的国际共识,主动提出和参与双边及多边体制下的数字经济规则的构建。具体而言,可依托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以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切入点,提高数字贸易的通关简化水平,推动隐私保护等涉及到消费者切身利益的议题,进一步提升相关法律政策的透明度,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数字经济规则框架。
三是完善数字经济的监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的框架中仍然欠缺对数字贸易治理和数据监管相关的法律规章,国内的法律体系也亟待完善和补充。首先,应针对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推动建立国际信息安全共享平台,坚决打击洗钱、诈骗、侵犯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等跨境犯罪现象,提升跨境网络交易监管和处置能力;其次,在完善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数字经济领域的安全标准;再次,健全信用体系和跨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吸取国外先进的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实现信息实时更新和共享,加强对国内国外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最后,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基础上,逐步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提升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性,对跨境数据流动加以合法地规制,保障执法过程的透明度。
四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政务服务效率相对低下,难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是新时代政府转变服务方式,调整工作职能的重要途径,有效促进了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节省了人力、资金和时间成本,优化数字经济的商业环境,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国家大数据”战略则是实现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服务民生的直接途径。应加快完善各类便民应用和在线服务平台,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居民幸福的基础上,加强数据的收集和筛选能力。除此之外,平台共治也是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应通过创新政府平台互动模式,将原本作为信息中介的平台企业吸纳进来,一方面有助于监管网络信息环境,维护国家与个人的信息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数字政务治理的效率,实现纵横交错、内外联结的跨界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各部门应对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责编: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