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及对策建议
网络时代版权保护问题现状与趋势
在互联网日渐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网络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网络产业所涉及的版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拥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引发了版权拥有者与网络技术产业之间的激烈冲突。网络环境下，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及搜索引擎等网络产物的蓬勃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我国在立法层面已初步建立了涉及互联网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仍需不断地完善；从司法实务上看，虽已出现众多典型判例，但均未建立良性的解决机制；就理论而言，网络版权案件所涉及到的版权间接责任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及技术中立原则等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网络时代版权保护存在的诸多问题
问题1：搜索引擎服务商“主观认知”标准
就《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的“避风港条款”中“应知”与“明知”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应基于搜索引擎服务商的直接侵权行为来判断其主观认知，而不能采取技术认知，否则会背离技术中立原则，从而妨碍技术创新。
二是服务商需建立审核机制的有效性并确定合理的审查范围。只要服务商建立有效的、符合“合理管理人”要求的审核机制，应视其尽到了审核义务。
三是不宜对“应知”标准做宽泛解释。在引入“红旗原则”解释之时，应对红旗原则本身做进一步的限定，并结合具体情形分析服务商的主观过错。①
问题2：新兴网站存储空间技术的替代责任
首先，服务商的主观认知标准存在模糊之处。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商的判断标准应适用搜索引擎服务商的相关原则和标准。
其次，替代责任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标准尚未明晰。在理论上，替代责任与共同侵权制度的具体关系存在疑问；从现实层面来看，广告收入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直接经济收益”成为问题的关键。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商的广告收益主要来源于对服务对象上传作品的点击，因此不属于直接经济收益。
问题3：P2P技术条件下引诱侵权及最终用户责任
我国法律尚未对P2P网络服务商责任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国外的“引诱侵权理论”，针对我国当前P2P服务商的商业模式，很难发挥其用武之地。
就P2P网络个人用户版权责任问题，涉及产业间的利益协调以及公众获取信息的自由。由于在P2P网络环境下，难以区分下载和上传行为，因此现行法中以列举形式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有待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
问题4：现行数字图书馆运营模式下的版权侵权
数字图书馆现有的运营模式难以符合现行法中合理使用的要求，为降低数字图书馆的败诉风险，笔者建议成立数字环境下文字作品集体管理组织，为海量授权提供便利。
为平衡利益纷争，保障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笔者主张应考量法益优先与利益平衡原则。在价值位阶上，优先考虑公众的表达自由；在冲突协调上，强调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不过度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现行法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相关规定过严，理应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甚至在某种条件下授予其法定许可权。
问题5：网络游戏软件产业中的“私服”与“外挂”
针对网络游戏产业体内的毒瘤——“私服”、“外挂”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厘清私服行为的法律性质。私服行为的实质是对网络游戏软件的一种盗版行为，严重的私服行为，将构成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罪。
其二，应明确外挂的具体种类，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首先，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打击；其次，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正确适用民事、刑事法律规范。
问题6：作品技术保护措施反限制的公共利益考量
现行法对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宽泛有余、限制不足。笔者主张在保护技术措施的同时应当关注以下两点：
首先，在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中注入考量社会公众利益的因素，一方面防止技术保护措施不正当地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则赋予社会公众为特定目的而规避技术措施的合法性。
其次，对技术保护措施应扩大限制范围，限制技术措施的滥用。具体而言，对技术措施不宜采取过高的保护水平，在未来立法修改中应考虑添加防止技术措施滥用的条款。
网络时代版权保护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变革着传统的法律体系。针对上述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难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现行立法与司法实务应建立技术创新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版权立法应当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兼顾网络产业的自身特点，为技术创新留有出口，保障赖以创新的公共资源的开放和社会公众合法获取信息的自由。司法实务界应把握法律条文的精神，针对技术发展的现实特点，做出恰当、明确的裁判。
第二，现行知识产权法应进一步完善技术创造者责任规避机制。鉴于当前责任规避机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笔者建议应在时机成熟时，通过最终修改法律，或者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一些要件设立具体的判断准则，以解决司法裁判不一的难题。
第三，应建立多方利益主体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首先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鼓励技术的革新，发展有潜质的商业模式；其次，在变革传统商业模式时，应当注重利益的平衡，规范合作机制，从而达成“共赢”的局面。
第四，网络产业的技术服务商应建立适当的风险防范机制。首先，服务商应建立内部版权审核机制，构筑自动审查和人工审核的双重门槛；然后，设置专门部门应对权利通知，严格审核受权利人通知的作品；此外，对新建立的商业模式，也应设有专门的法律部门进行风险评估，以主动适应避风港条款的规定。
注释：
①红旗原则：就是看侵权的标志是否像红旗一样高高飘扬，如果可以非常明显地判断出来，那么，就可以认定为侵权。
(作者：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人工智能时代需培养学生怎样能力
“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课堂，可能是‘双师型’的课堂，人机交互、人机结合将成为主要形态。一堂课可能由一名教师和一个机器人共同来上，布置和批改作业、知识点训练、监督学习、学习情况的分析等工作可能由机器人来完成。”在日前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数据驱动教育改进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这样描述人工智能时代的课堂。
人工智能不能代替学习
面对席卷而来、被称为人类“第二次零点革命”的人工智能浪潮，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界，也不那么淡定了。“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信息化的延续，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正在由‘革新’发展为‘革命’。”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吕文清说，“高级阶段的人工智能具有类人脑的学习力和思考力，将来还能进化到自适应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的思维。人工智能改变的，不仅是教育的边界和方式，整个教育样态也将面临重塑。”
不过，科大讯飞教育研究院院长孙曙辉认为，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思维，不能代替学习，技术也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因此，在当前热炒人工智能概念的大背景下，一定要认清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搞清楚哪些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哪些是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
高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去年12月召开的2017未来教育大会上提出，在机器能够思考的时代，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5种能力，即自主学习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及筹划未来的能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李志民说，今天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讲的是如何学习、记忆和掌握更多的知识，讲究知识的系统性，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是开放的，随时随地可查找、可检索，因此，记忆知识以及知识的系统性不再像今天这样重要了，学生更需要学习如何从已有的知识中挖掘出新应用、新知识，通过已有知识学习新知识，与之对应的知识结构或学习过程就是思维的训练。
“低阶认知技能的重要性会下降，如记忆、复述、再现等初级信息加工任务将更多地被机器代替，而高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如识别问题、逻辑推理、意义建构、精致思考、自我指导能力等。”吕文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应重点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素养、计算思维素养、设计思维素养和交互思维素养，培养学生5种能力——高阶认知能力、创新能力、联结能力、意义建构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终身学习素养，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强大和持续的学习力，强调学会学习和建构不断演进的知识框架；计算思维素养，主要基于学习和理解人工智能，强化思考的逻辑和精致。现在很火的编程课程，主要是培养计算思维；设计思维素养，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学生执行困难任务，需要关注项目设计、任务设计和路径设计等高层次管理，重点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学会决策、学会判断；交互思维素养，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交往方式的变化，需要高级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沟通交流和技术伦理，重点引导学生学会开源共享、参与协商、组建社区等，理解复杂的相互关系。高阶认知能力，强调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等；创新能力，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创新人格等；联结能力，强调学会统筹、组织资源、建立联系，特别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个空间的联结；意义建构能力，强调社会情感、责任意识和高感性、高概念等要素；元认知能力，强调学习自我认知、自我监控和自我指导。
“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力是贴有人工智能时代专属标签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变得不重要，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高阶思维、创新能力等，这些要求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共通的、不会过时的。”孙曙辉说。
未来的学习将更加个性化
未来的学习，在哪儿学、跟谁学、怎么学？原有的概念可能都会被颠覆。教育又该如何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吕文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对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能力层级甚至心智模式，都提出了新的需求。在教学上，人工智能时代要以“思维教学”为主线，既强调基于认知能力的信息加工、分析综合、逻辑推理等高阶思维的培养，还要增加和突出计算思维、设计思维和交互思维的培养。具体落点上，要强调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的教学，要注重教原理、教统筹、教大观点、教元认知等不可替代的知识，也就是高阶认知和高阶学习。
人工智能对于当前的教育，不只是颠覆和冲击，也会带来促进和改良。李志民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管理，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更容易做到精细化，对教师的评价会更加全面而科学；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智力程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学习方式进行教学，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
据了解，目前许多中小学已开设编程、3D打印技术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学生学习兴趣特别浓厚。一些学校还以社团和选修课的形式推进机器人、智能汽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的开设与完善，提升学生信息化素养，促进学科知识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获得知识及能力、素养的提升途径无疑会更多元，其中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会更大。而人工智能的应用，会让教师从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工作。孙曙辉认为，在中小学开设编程等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但主要意义在于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并不能帮助学生“赢在起跑线”。目前，很多所谓人工智能的应用，包括一些针对职业人群的人工智能培训，都是炒作概念的“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短期内尚难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针对中小学生的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相关培训班，家长完全没必要怕“掉队”，在现阶段，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盲目跟风至关重要。（本报记者汪瑞林）
我国水利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
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水利工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年，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地位、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政策举措，必将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下面，我从我国的基本水情及水利建设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措施等方面，作一简要汇报。
一、我国的基本水情及水利建设现状
(一)我国的基本水情
我国南北跨度大、地势西高东低，大多地处季风气候区，加之人口众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水情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占有量少。根据最新的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2.84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140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水资源时间分布来看，降水年内和年际变化大，60%～80%主要集中在汛期，地表径流年际间丰枯变化一般相差2～6倍，最大达10倍以上；而欧洲的一些国家降水年内分布比较均匀，比如英国秋季降水最多，占全年的30％，春季降水最少，也占全年的20％，丰枯变化不大。从水资源空间分布来看，北方地区国土面积、耕地、人口分别占全国的64%、60%和46%，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其中黄河、淮河、海河流域GDP约占全国的1/3，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7%，是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资源情势发生明显变化，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减少13%，其中海河流域减少25%。从总体看，我国水资源禀赋条件并不优越，尤其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导致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任务重。
二是河流水系复杂，南北差异大。我国地势从西到东呈三级阶梯分布，山丘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9%，地形复杂。我国江河众多、水系复杂，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按照河流水系划分，分为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珠江等七大江河干流及其支流，以及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内陆河流、东南沿海地区的独流入海河流和分布在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河流，构成了我国河流水系的基本框架。河流水系南北方差异大，南方地区河网密度较大，水量相对丰沛，一般常年有水；北方地区河流水量较少，许多为季节性河流，含沙量高。河流上游地区河道较窄、比降大，冲刷严重；中下游地区河道较为平缓，一些河段淤积严重，有的甚至成为地上河，比如黄河中下游河床高出两岸地面，最高达13米。这些特点,加之人口众多、人水关系复杂，决定了我国江河治理难度大。
三是地处季风气候区，暴雨洪水频发。受季风气候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湿热多雨、雨热同期，不仅短历时、高强度的局地暴雨频繁发生，而且长历时、大范围的全流域降雨也时有发生，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比如，1954年和1998年，长江流域梅雨期内连续出现9次和11次大面积暴雨，形成全流域大洪水；1975年8月，受台风影响，河南驻马店林庄6小时降雨量高达830毫米，超过当时的世界纪录，造成特大洪水，导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我国的重要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粮食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江河沿岸，仅七大江河防洪保护区内就居住着全国1/3的人口，拥有22%的耕地，约一半的经济总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积聚，对防洪保安的要求越来越高，防洪任务更加繁重。
四是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脆弱。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特别是山地多，降雨集中，加之人口众多和不合理的生产建设活动影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壤侵蚀量约占全球的20%。从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29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83%。从土壤侵蚀来源来看，坡耕地和侵蚀沟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地，3.6亿亩坡耕地的土壤侵蚀量占全国的33%，侵蚀沟水土流失量约占全国的40%。此外，我国约有39%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半干旱区，降雨少，蒸发大，植被盖度低，特别是西北干旱区，降水极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比如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等生态脆弱河流，对人类活动干扰十分敏感，遭受破坏恢复难度大。
综上所述，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水情，洪涝灾害频繁、水资源严重短缺、水土流失严重以及水生态环境脆弱等特点，决定了我国是世界上治水任务最为繁重、治水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水利建设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多数江河处于无控制或控制程度很低的自然状态，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下，农田灌排设施极度缺乏，水利工程残破不全。60多年来，围绕防洪、供水、灌溉等，除害兴利，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微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水利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是大江大河干流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形成。七大江河基本形成了以骨干枢纽、河道堤防、蓄滞洪区等工程措施，与水文监测、预警预报、防汛调度指挥等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大江大河干流防洪减灾体系，其他江河治理步伐也明显加快。目前，全国已建堤防29万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7倍；水库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200多座增加到8.72万座，总库容从约200亿立方米增加到7064亿立方米，调蓄能力不断提高。大江大河重要河段基本具备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最大洪水的能力，重要城市防洪标准达到100～200年一遇。
二是水资源配置格局逐步完善。通过兴建水库等蓄水工程，解决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问题；通过跨流域和跨区域引调水工程，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蓄引提调相结合的水资源配置体系。例如，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的建设为北京和天津市提供了重要水源，辽宁大伙房输水工程、引黄济青工程的兴建，缓解了辽宁中部城市群和青岛市的供水紧张局面。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我国“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将逐步形成。全国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较新中国成立初增加6倍多，城乡供水能力大幅度提高，中等干旱年份可以基本保证城乡供水安全。
三是农田灌排体系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50～7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灌溉面积，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涝能力，农田灌排体系初步建立。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4亿亩增加到目前的8.8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8.7%，其中建成万亩以上灌区5800多处，有效灌溉面积居世界首位。通过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发展节水灌溉，反映灌溉用水总体效率的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3提高到0.5。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不到全国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农田生产了全国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水土资源保护能力得到提高。在水土流失防治方面，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村统筹，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对长江、黄河上中游等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实施了重点治理；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重点区域实施封育保护。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5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土壤侵蚀量15亿吨。在生态脆弱河流治理方面，通过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加大节水力度、保护涵养水源等综合措施，实现黄河连续11年不断流，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白洋淀等河湖的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建立了以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以“三河三湖”、南水北调水源区、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为重点，加强了水资源保护工作，部分地区水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二、我国水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水利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洪涝灾害频繁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洪涝灾害是我国发生最为频繁、灾害损失最重、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6～公元1949年，2155年间，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较大水灾，一些大洪水造成死亡人数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仅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较大洪水50多次，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据统计，近20年来，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8万亿元，约占同期GDP的1.5%，而美国仅占0.22%。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局地暴雨洪水呈多发、频发、重发趋势，流域性大洪水发生几率也在增大，而我国防洪体系中还有许多薄弱环节，一旦发生大洪水，对经济社会发展将造成极大的冲击。
(二)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国家，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突出。一是水资源需求量大。全国用水总量已近60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约占62%。为保证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国灌溉农业的特点，决定了以农业为主的用水结构将长期存在。根据对今后20年用水需求预测，在强化节水的前提下，水资源需求仍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和城镇用水将增长较快。二是水资源供给能力不足。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现状多年平均缺水量为536亿立方米，工程性、资源性、水质性缺水并存，特别是北方地区缺水严重。目前，我国人均用水量约为440立方米，仅为发达国家的40%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供水能力明显不足。三是用水方式粗放。我国单方水粮食产量不足1.2公斤，而世界先进水平已达2～2.4公斤；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约116立方米，为发达国家的2～3倍；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5，远低于0.7～0.8的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期，用水需求呈刚性增长，加之用水效率还不高，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将更加凸显。
(三)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
我国的农业是灌溉农业，粮食生产对农田水利的依存度高。目前，农田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一是老化失修严重。现有的灌溉排水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管护经费短缺，长期缺乏维修养护，工程坏损率高，效益降低，大型灌区的骨干建筑物坏损率近40%，因水利设施老化损坏年均减少有效灌溉面积约300万亩。二是配套不全、标准不高。大型灌区田间工程配套率仅约50%，不少低洼易涝地区排涝标准不足3年一遇，灌溉面积中有1/3是中低产田，旱涝保收田面积仅占现有耕地面积的23％。三是灌溉规模不足。我国现有耕地中，半数以上仍为没有灌溉设施的“望天田”，还有一些水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适合发展灌溉的地区，由于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较低，近10年来，全国年均旱涝受灾面积5.1亿亩，约占耕地面积的28%。加之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发生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持续旱涝灾害的几率加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面临较大风险。
(四)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水利建设，60多年来，水利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与交通、电力、通信等其他基础设施相比，水利发展相对滞后，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在防洪工程体系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突出薄弱环节。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低，全国近万条中小河流未进行有效治理，目前大多只能防御3～5年一遇洪水，有的甚至没有设防，达不到国家规定的10～20年一遇以上防洪标准。小型水库病险率高，特别是小（2）型水库病险率更高，病险水库数量高达4.1万多座。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弱，我国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面积约97万平方公里，涉及人口1.3亿人，绝大多数灾害隐患点尚缺乏监测预警设施，也未进行治理。蓄滞洪区建设滞后，全国大江大河98处蓄滞洪区内居住着1600多万人，许多蓄滞洪区围堤标准低，缺少进退洪工程和避洪安全设施，难以及时有效启用。在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方面，我国天然径流与用水过程不匹配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建设大量的水库工程来调蓄径流。但目前我国水库调蓄能力不足，且地区间不平衡，人均水库库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特别是西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11.2%，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我国人口、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特点，决定了必须通过兴建必要的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调配工程，解决资源性缺水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但目前全国和区域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尚不完善，供水安全保障程度不高。许多城市供水水源单一，缺乏应急备用水源，应对特殊干旱或供水突发事件能力弱，存在潜在的供水安全风险。
(五)水资源缺乏有效保护仍然是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威胁
由于一些地方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导致水生态环境恶化，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一是水污染问题突出。据2009年全国水资源公报，监测评价的16.1万公里河长中，有6.6万公里水质劣于三类，二是河湖生态状况堪忧。据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经济社会用水挤占河湖生态环境用水量年均达13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河湖基本生态环境用水量的20%～40%，导致河湖水生态严重退化，特别是北方干旱缺水地区尤为突出。河道断流、湖泊萎缩现象比较严重，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全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49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5%。三是地下水超采严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地下水超采区400多个，总面积近19万平方公里，全国地下水年均超采量215亿立方米，相当于地下水开采量的20%。长期地下水超采，导致一些地区发生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
(六)水利发展体制机制不顺仍然是影响水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
目前制约水利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不少，突出表现在水利投入机制、水资源管理等方面。一是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建立。我国治水任务繁重，投资需求巨大，由于没有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长期存在较大投资缺口。一方面，水利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还不高，波动性较大，1998年以来，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中，年均水利投资367亿元，所占比重在14%～24%之间波动。另一方面，水利公益性强，又缺乏金融政策支持，融资能力弱，社会投入较少。此外，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政策取消后，群众投工投劳锐减，新的投入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农田水利建设影响很大。二是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还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与严峻的水资源形势还不适应，流域、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的体制还不健全，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协调机制还不顺，水资源管理责任机制和考核制度还未建立，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实行有效监管的难度较大。三是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仍不完善。2002年以来，国有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良性运行机制初步建立，但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基本支出和维修养护经费还不能足额到位，许多农村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工程还存在没有管理人员、缺乏管护经费的问题，制约了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影响了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三、加快水利发展的对策措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实现水利跨越式发展。今后一段时间，应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突出加强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强化水资源管理，深化水利改革，保障国家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突出防洪重点薄弱环节建设，保障防洪安全
在继续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的同时，加快推进防洪重点薄弱环节建设，不断完善我国防洪减灾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中小河流治理。我国中小河流治理任务繁重，应根据江河防洪规划，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加快治理。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江大河主要支流、独流入海河流和内陆河流，对流域和区域防洪影响较大，应进行系统治理，提高整体防洪能力。流域面积在200～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数量众多，系统治理投资巨大，近期应选择洪涝灾害易发、保护区人口密集、保护对象重要的河段进行重点治理，使治理河段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二是尽快消除水库安全隐患。水库大坝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尽快消除安全隐患。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基本完成了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当前，应重点对面广量大的小型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力争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除险加固任务。同时，应特别重视水库的管护，明确责任，落实管护人员和经费，防止因管理不善、维修养护不到位再次成为病险水库。
三是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山洪灾害易发区分布范围广，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应按照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根据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尽快在山洪灾害易发地区建成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提高预警预报能力，做到转移避让及时；对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中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居民集中且有治理条件的山洪沟逐步开展治理，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工程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危害程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地区，应结合生态移民和新农村建设，实施搬迁避让。
四是搞好重点蓄滞洪区建设。为确保蓄滞洪区及时、有效运用，应加快使用频繁、洪水风险较高、防洪作用突出的蓄滞洪区建设。近期重点是加快淮河行蓄洪区、长江和海河重要蓄滞洪区建设，通过围堤加固、进退洪工程和避洪安全设施建设，改善蓄滞洪区运用条件；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引导和鼓励居民外迁。逐步建成较为完备的防洪工程体系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洪水“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为蓄滞洪区内群众致富奔小康创造条件。
在加快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应高度重视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完善水文监测体系和防汛指挥系统，提高洪水预警预报和指挥调度能力；加强河湖管理，防止侵占河湖、缩小洪水调蓄和渲泄空间，避免人为增加洪水风险；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调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增加水资源可利用量，改善水生态环境。
(二)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保障供水安全
当前，应针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在强化节水的前提下，通过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调配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一是尽快形成国家水资源配置格局。去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四横三纵”的水资源配置总体格局。当前，应抓紧完成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发挥效益；同时，应积极推进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和西线工程前期论证工作，深入研究有关重大技术问题，为尽快形成国家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北方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奠定基础。
二是完善重点区域水资源调配体系。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建设一批支撑重点区域发展的水资源调配工程。对于西南等工程性缺水地区，积极有序地推进水库建设，大中小微、蓄引提调相结合，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对于资源性缺水地区，要在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和大力节水的前提下，合理建设跨流域、跨区域调水工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同时，应强化流域水量统一调度，实现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
三是加快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建设。近年来，我国干旱呈多发、频发趋势，2010年西南地区发生特大干旱，今年我国北方冬麦区又发生大范围严重干旱，高峰时冬麦区作物受旱面积达到1.1亿亩，328万人因旱饮水困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面对严重干旱，水利部门加强了水源调度和技术服务与指导等措施，确保了群众饮水安全、扩大了抗旱浇灌面积，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灾害损失。为更好地应对干旱，应抓紧制定抗旱规划，统筹常规水源和抗旱水源建设，特别要加快干旱易发区、粮食主产区以及城镇密集区的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做好地下水涵养和储备，提高应对特大干旱、连续干旱和突发性供水安全事件的能力。同时，要加大再生水、海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利用。
四是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已累计解决了2.2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但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覆盖范围还不全，加之现有工程许多是分散供水，工程标准低，以及水源条件变化等原因，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仍然很突出。2006年，全国人大将解决宁夏中部干旱带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列为重点建议，水利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积极落实资金，75.8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可望在明年底前全部解决。应继续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推进集中式供水，能与城镇供水管网相连的，实行城乡一体化供水，提高供水保证率，尽快让广大农村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三)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是稳定现有灌溉面积，对灌排设施进行配套改造，提高工程标准，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同时，大力推进农业高效节水，在有条件的地方结合水源工程建设，扩大灌溉面积。
一是巩固改善现有灌排设施条件。一方面应重点对大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恢复和改善灌区骨干渠系的输配水能力，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排涝标准；另一方面应加大田间工程建设力度，对灌区末级渠系进行节水改造，完善田间灌排系统，解决灌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逐步扩大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的面积。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我国农业用水量大、用水粗放，有很大的节水潜力，应把农业节水作为国家战略。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经过10多年的试点，技术已相当成熟，应科学编制规划，加大高效节水技术的综合集成和推广，因地制宜发展管道输水、喷灌和微灌等先进的高效节水灌溉，优先在水资源短缺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实施，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大农业高效节水的投入，建立一整套促进农业高效节水的产业支持、技术服务、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良性发展。
三是科学合理发展农田灌溉面积。据有关研究成果，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发展空间有限。应充分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在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确定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和后备产区，结合水源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灌区，科学合理地扩大灌溉面积。同时在西南等山丘区，结合“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和改善灌溉面积，提高农业供水保证率。
四是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畜牧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建设灌溉草场和高效节水饲草料地是解决过度放牧、保护草原生态的有效措施。据测算，1亩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的产草能力相当于20～50亩天然草原的产草能力。应根据水资源条件，在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等牧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积极推进以灌溉草场建设为主的牧区水利工程建设，提高草场载畜能力，改善农牧民生活生产条件，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四)推进水土资源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水土资源保护对维持良好的水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应重点从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生态脆弱河湖治理修复、地下水保护等方面，开展水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
一是加强水土流失防治。首先要立足于防，对重要的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江河源头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严格控制开发建设活动；在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要全面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其次是治理和修复，对已经形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地区，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重点开展坡耕地、侵蚀沟综合整治，从源头上控制水土流失。同时，应充分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在人口密度小、降雨条件适宜、水土流失比较轻微地区，采取封禁保护等措施，促进大范围生态恢复和改善。
二是推进生态脆弱河湖修复。目前我国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脆弱的河湖还较多，在治理中应充分借鉴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等流域治理经验，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约束，防止无序开发水资源和盲目扩大灌溉面积，严格控制新增用水；对开发过度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农业高效节水、调整种植结构、合理压缩灌溉面积等措施，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合理调配水资源，逐步把挤占的生态环境用水退出来；在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应充分考虑河流生态需求，保障基本生态环境用水。
三是实施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地下水补给周期长、更新缓慢，一旦遭受破坏恢复困难，同时地下水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抗旱应急水源，须特别加强涵养和保护。应尽快建立地下水监测网络，动态掌握地下水状况。划定限采区和禁采区范围，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防止超采区的进一步扩大和出现新的地下水超采区。加大超采区治理力度，特别是对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滨海海水入侵区等重点地区，应尽快制定地下水压采计划，通过节约用水和替代水源建设，压减地下水开采量；有条件的地区，应利用雨洪水、再生水等回灌地下水。
四是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建设规模大、类型多，不仅有重点骨干工程，也有面广量大的中小型工程。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在规划编制、项目论证、工程建设以及运行调度等各个环节，都应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水库建设中，要加强对工程建设方案的比选和优化，尽量减少水库移民和占用耕地，科学制定调度方案，合理配置河道生态基流，最大程度地降低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在河道治理中，应处理好防洪与生态的关系，尽量保持河流的自然形态，注重加强河湖水系的连通，促进水体流动，维护河流健康。
(五)实行以水权为基础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水资源短缺形势更趋严峻，水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为有效解决水资源过度开发、无序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改变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建设节水型社会，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一是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目前，我国用水总量已近6000亿立方米，北方一些地区用水量已经超过了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用水高峰时总量力争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这一指标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综合考虑了我国的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用水需求确定的，是我国用水总量控制的红线。当前，应按照国家水权制度建设的要求，制定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将用水总量逐级分配到各个行政区，明晰初始水权。同时，也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探索建立水市场，促进水权有序流转。
二是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首先应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目前，我国许多地区虽然制定了一些用水定额指标，但指标体系还不完整，有的定额过宽、过松，难以起到促进提高用水效率的作用。用水定额应根据当地的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节能减排的要求，综合研究确定。其次，应加强用水定额管理。把用水户定额执行情况作为节水考核的重要依据，建立奖惩制度。应实行严格的用水器具市场准入制度，逐步淘汰不满足用水定额要求的生活生产设施和工艺技术。同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鼓励用水户通过技术改造等措施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三是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我国《水法》明确规定，要“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目前，我国一些河湖的入河污染物总量已超出其纳污能力，水污染严重。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已划定了水功能区，初步提出了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当前要按照《水法》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建立一整套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管理制度，严格监督管理。对于现状入河污染物总量已突破水功能区纳污能力的地区，要特别加强水污染治理，下大力气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严格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
四是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关键在于明确责任主体，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办法。要把水资源管理责任落实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的主要控制性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严格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应重视完善水量水质监测体系，提高监控能力，做到主要控制指标可监测、可评价、可考核，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六)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障水利跨越式发展
根据水利建设的目标任务，初步测算，今后10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需求约为4万亿元，年均为4000亿元，而2010年全国水利实际投入约2000亿元，与需求相比，投资缺口较大。目前，水利投资来源主要有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财政专项资金、水利建设基金以及银行贷款等，以财政性资金为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由于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因此，应抓紧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稳定和提高水利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目前，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中水利的比重约为18%，要满足未来10年江河治理、水资源配置等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应进一步提高水利所占比重。二是大幅度增加财政专项水利资金规模。近年来，为支持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央财政专项水利资金规模逐年增加，2010年达到258亿元。为加快农田水利等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央和省级财政用于水利的专项资金应在2010年基础上，至少翻一番。三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水利建设基金。国务院已同意将水利建设基金延长至2020年。但目前中央水利建设基金规模不到40亿元，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地区间差异很大，最多的省份已超过70亿元，最少的省份尚不足1000万元。应进一步拓宽征收渠道，扩大征收规模。四是落实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据统计，2008年土地出让收入中，东部地区占66.7%，中西部地区仅占33.3%，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需求东部占30%，中西部占70%，存在土地出让收益与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研究提出中央和省级统筹使用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办法，重点向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和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同时，应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细化水利建设金融支持、吸引社会资金的政策措施，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此外，针对今后十年水利投入大、项目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应特别加大对水利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
依法治水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全国人大十分重视水法治建设，颁布实施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4部水法律，国务院也出台了一批水行政法规，构建了我国水法规的基本框架，为依法治水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目前节约用水、地下水管理、农田水利、流域综合管理等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建议进一步加强水法规建设，不断完善水法规体系。同时，应继续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适应日益繁重的农村水利建设和管理的需要；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建立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兼顾社会可承受能力和社会公平的水价形成机制，对农业水价，探索建立政府与农民共同负担农业供水成本的机制；推动水利科技创新，力求在水利重大学科理论、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提高我国水利科技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基本国情水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会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水安全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应该把水利发展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加大投入、加快建设，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不断增强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能力、水土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能力以及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以上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讲人为水利部总规划师）
附：
讲稿中有关名词解释
1、水库等级划分。水库的等级是按照其总库容的大小来划分的。总库容在1亿m3以上（含1亿m3，下同）的为大型水库，总库容在1000万～1亿m3之间的为中型水库，总库容在10～1000万m3之间的为小型水库。小型水库又分为小(1)型和小(2)型，其中总库容在100～1000万m3之间的为小(1)型水库，总库容在10～100万m3之间的为小(2)型水库。
2、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贮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防洪保护区。是指在防洪标准内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
4、水功能区。是指为满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需求，根据水资源的自然条件和开发利用现状，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依其主导功能划定范围并执行相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域。
5、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指实际灌入农田可供作物利用的有效水量与渠首引入水量的比值。
6、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指在灌溉或设备已基本配套，有一定水源，土地比较平整，在一般年景可以进行正常灌溉的农田或耕地灌溉面积。
7、“五小”水利工程。指小塘坝、小水窖（小水池、小水柜）、小堰闸、小泵站和小渠道五种小型水利工程。
8、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指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9、坡耕地、侵蚀沟。坡耕地是指山区、丘陵区，坡度一般在5～25度之间跑水、跑肥、跑土的旱地。侵蚀沟是指沟蚀形成的沟道，沟坡坡度一般较陡，容易产生新的切沟甚至发育成新的侵蚀沟，并伴有坍塌、泻溜等重力侵蚀发生，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及发展方向
7月26日，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和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发展论坛在山东烟台举行。论坛主题为“智能时代智创未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肖俊，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标组专家翁恺，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许信顺围绕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及如何做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话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小编整理专家们的干货观点，为你呈现：
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发展论坛会议现场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历史及现状
01
国内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链条初步形成
基于研究的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已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肖俊梳理了国内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发展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
1958年，麦卡锡在麻省理工大学组建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始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养。1962年他在斯坦福组建了世界上第二个人工智能实验室。时至今日，上述两个实验室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排名全球前三。
2017年5月，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国内首个全面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学院，随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相继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和研究院。
2017年，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明确提出要加快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包括“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学科交叉和产学研合作，同时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2018年4月，中国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引导高校从增量知识和存量调整方面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教育部印发文件还指出，为构建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中小学阶段也将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同时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018年5月，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开设全美第一个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同年，中国35所高校申请并获批招收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学生，2019年之后逐渐变多，教育部也新增高职（专科）人工智能专业，2020年起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本科、专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正式招生。
2018年来，中小学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引发广泛关注。相关专业机构成立、面向中小学的教材陆续出版。2018年4月14日，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成立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专业委员会；2019年5月26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了中小学工作委员会。如陈玉琨、汤晓鸥编写的《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等。
2019年，中国人社部相关通知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成为“新”的职业工种并组织专家和相关企业起草人工智能职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2019年3月22日，首届中国人工智能教育大会召开；2019年5月16-18日，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出席。
2019年9月2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及清华大学出版社成立中国人工智能教育联席会，围绕全面提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共同研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抓好人工智能专业内涵建设，构建和完善“多主体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培养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
2020年1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出台，2020年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大幅扩招。
从上述这十件事情可以看出：尽管国内人工智能教育开始时间不长，但已受到学校、企业和政府等多方的高度重视；我国已逐步开启学位教育与职业培训协同发展的多元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我国已经初步形成覆盖中小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链条，但仅仅是“初步形成”，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小学、专科和本科教育仍需再深入研究。
02
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大
人工智能人才紧缺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肖俊以2017年《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为依据，将当前中美人工智能人才数量做了一个对比。截至2017年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超过190万，美国超过85万，排在第一位，而中国超过5万，全球第七，不足美国的6%。从人工智能人才从业时间的角度分析，中国高层次AI人才极其稀缺且从业时间短，美国从业十年以上的人才比我国高一倍。从年龄分布角度来看，我国也处于明显的弱势，整体而言28-37岁是AI主力军，但是在中国48岁以上的资深AI人才比较少，年轻人比较多一些。而48岁以上美国占到16.5%，中国只有3.7%。
随着诸多行业转向人工智能领域，该领域的人才需求量十分巨大。传统IT企业全面向人工智能转型，纷纷抢占智能产业制高点，如谷歌、IBM等。诸多非IT企业也开始布局人工智能产业，这与人工智能逐渐深入各行各业迫使它们不得不向该方向做转型有关，比如碧桂园就不惜重金招人工智能博士帮企业布局新发展。很多学物理化学材料专业的学生也开始学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可以通过学科交叉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据TalentSeer和AI人才社区Robin.ly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需求年均增长达74％，而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内，有效人才缺口达30万。可见，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已是刻不容缓。
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01
追求短平快，学科建设、各方协作不足
肖俊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学科建设不健全。人工智能非一级学科，国内现在有几个专业都在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包括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机器人工程等，没有明确规定人工智能人才必须在哪个系统或者哪个学院培养，导致培养体系不健全，目前每所高校的方案都不一样。二是要警惕“短平快”导向偏差。现在人人都来跨专业学人工智能，简单学一些深度学习算法和Python编程等基本能力就出去找工作。这种浅层次学习和人才培养其实不一定需要由高校承担。高校的人才培养需要贯彻落实“百年树人”思想，不能追求短平快。三是产学研协作不足。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不明确、校企供需对接不够、学校招生需求与就业脱节。
02
做好人才培养的精确分类
肖俊认为，人才培养需要执行“三个面向”方针，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人才做好分类培养。针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不明确、校企供需对接不够、学校招生需求与就业脱节等问题，首先应面向不同需求做好精确分类，比如学术和职业教育层面就应区分开。研究生层面应设立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互补，专业化培育与定制型培育相结合的培养体系。职业教育层面，要充分发挥高职高专的职业教育优势，尤其是要与新公布的人工智能新职业工种和标准做好衔接。此外，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市场目前也存在一定的泡沫，社会化培训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培养人才的初衷不能变。面向成人的教育，可以以技能培训为目标，并与职业资格考试结合。许信顺将高等教育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研究人才培养，主要做核心算法、核心理念创新的工作，还有产业研发等；二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主要是把人工智能算法和具体产业相结合落地，使用现有人工智能工具，根据场景解决具体问题，做规模化、产业化；三是人工智能人才基础素养培养。
03
注重学科交叉、数理人文基础教育
“学科交叉”是肖俊谈人工智能高等人才培养的第一个关键词。针对人工智能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他认为首先应加快人工智能一级学科论证，充分考虑和重视人工智能的学科交叉性，考虑在2020年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进行设置；第二，应制定规范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招生目标，合理设置招生专业和课程，充分体现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的异同；第三，应区分相关教材和专著，目前是专著多，教材少，应打造真正适合教学、学生使用的人工智能系列教材。针对“短平快”问题，现阶段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应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作为首选方向，像一些基础性、交叉性方向比如（脑）科学、生物信息学是很好的，但很多学生不一定很感兴趣，他们大多喜欢刷数据集，做应用，调参数，短平快的出成果。当然，出现这一现象也有老师的一部分责任，很多教师的目标在于出“成果”，这个目标本无可厚非，但不应该是人才培养的全部。事实上，不管是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还是其它学科的人才培养，既然是人才培养，就一定要遵循自身规律，要注重周期性、流畅和质量。
“数理人文基础”是肖俊提出的第二个关键词。在论坛中，他介绍了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开设的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它的课程很有特点，数学与统计学核心课程占6门，人文与艺术占7门，反而像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这类核心课程加一起才8门。可见其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数理基础和人文艺术等交叉学科的整体素养的培养。这也是现在我国很多大学所做的通识教育，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本科，前三个学期主要在学数理基础。因此，通过国外的做法可以看到，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重视对学生数理基础和人文知识素养的培养，为交叉学科做好准备。因为数学是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的基础，而人文、伦理是人工智能涉及的重要方面。
04
政府、学校、企业协同
作为一个对硬件和软件要求较高的学科，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联合政府、学校和企业之力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目前很多学校在探索的路径。
许信顺提出，研究型人才的主要培养主体在高校和研究所。高校主要做规模化课程体系，而科研院所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和优质的研究环境。除了前述两个主体外，还离不开政府和企业。政府方面，在国内能否培养哪个专业人才是需要教育部批准的，另外还需要做资金投入，需要政府拨款，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典型的项目投资来推动相关人才的培养工作。企业方面，前些年许多企业经常表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实际需求相脱钩，为此国家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推动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研究环境包括数据，从而深入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更应该推动高校和企业的联合培养，高校有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企业有非常完善和成熟的应用场景，二者可以做深度结合。
肖俊也提出，校企协作是提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效率重要途径。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体验场所可以向社会开放，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每年都有公众开放日，年年预约总是瞬间就满了，这说明社会需求量很大。如果相关企业高校都可以做这种开放日让公众去体验，那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如百度、华为、阿里等企业，它们都有体验中心可以对学生开放，在这方面国外企业开始的很早，而国内比较晚。
中小学人工智能普及教育
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01
基础教育师资短缺，课程、平台不完善
人工智能普及教育要进入中小学，目前面临了三个难题。第一是没有形成成套系统的课程体系。许信顺建议，应该把人工智能基本概念、算法程序设计、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等知识在整个素养培养过程当中进行融入。除了课程体系外，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依靠现有各个中小学的师资，把所有课程体系内容都讲通有一定难度，在济南很多学校达不到，师资配备不可能把所有课程串起来。第三，教学平台不完善。据许信顺了解，目前济南市拥有比较完善平台的学校只有一所，大部分学校现有的教学平台难以支撑实施所有的人工智能课程模块。现在很多学校有一个思路就是做高校企业的联合培养，通过资源整合来加快人才的培养进程。
02
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应是一种素质教育
翁恺在论坛发言中特别强调，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教育首先应是一种素质教育，即所有学生都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从小学到大学需要有连贯的规划和设计。其次是非技能性，基础教育学科的课程都是基本原理，而不是技能，既不期望学生学了语文可以成为小说家，也不期望学生学了物理可以成为机械工程师；理解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和基础理念比掌握具体可见的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更重要。
翁恺简单介绍了教育部新一轮的义务教育阶段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修订的大致情况。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以及信息社会责任等，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应用信息科技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合作与探究的习惯，自觉践行信息社会责任，为成为信息社会的合格公民打下数字化基础。
为什么要提“信息科技”而非“信息技术”呢？翁恺表示，之所以这样提，是为了使课程更具科学性。课程的科学性既体现在知识内容上，也体现在教和学的方法上，如何设计教学手段让学生自己探究来得到这些知识，这才是更重要的。教育不仅仅是使学生习得谋生的方法，正如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曾说，教育更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公正的态度来计划和果断的决心来执行，而这些都应该是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这就是教育当中科学的体现。
03
培养孩子对机器的亲切感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孩子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对于非物质世界的认识，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深刻。因此，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理解非物质世界的基础学科，需要把握好核心和出发点。在翁恺看来，人工智能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和机器打交道的能力，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让孩子喜欢计算机，培养他们对机器的亲切感，见到机器不陌生不害怕，习惯用机器解决问题。就像农民的孩子看到锄头是亲切的，医生的孩子看到听诊器是亲切的，我们的孩子看到机器应该是亲切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理解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现实，理解技术的边界和能力。
（来源：“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提醒广大科技辅导员
戴口罩勤洗手少集会
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原标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及发展方向》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中的问题剖析和对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科研的经费投入，科研经费占国家或者地区GDP的比重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科研的重视程度。2019年北京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233.6亿元，比上年增长19.39%，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6.31%，R&D经费支出投入强度位列全国第一。
本文对科研经费管理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指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政策的建议，以进一步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一、管理现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针对项目安排重复、管理不够科学透明、资金使用效益亟待提高等突出问题，进行系统化、全过程的配套改革，提高了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营造了以人为本、公平竞争、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的良好环境。
（一） 制度改革情况。原国家科委、财政部曾于1987年制定发布《科学研究单位会计制度》（试行）（[1987]国科发条字0258号），1997年，财政部、原国家科委制定了《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预字〔1997〕460号）。
2011年9月14日，财政部、科技部发出《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号），就调整课题经费开支范围，强化预算编制和评估评审要求，加强资金拨付和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等问题作出新的规定。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提出了进一步下放预算调整审批权限、完善间接费用管理等内容。特别是在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127号）等系列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文件，建立了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在科研项目、科研团队、科研经费调整和管理方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
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实现了科研投入从传统的“以物（活动）为本转到以人为本”，在探索建立适应科研活动特点和科研创新规律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科研经费绩效管理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管理模式变化情况。随着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诸多不合理的传统科研经费管理机制对科研工作形成的束缚逐步破除，给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带来了3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是从严格监管逐步发展为监督管理的规范灵活化。在以前的政策和制度中，对于科研经费使用的相关约束多，是一种严格监管概念下的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对经费的管理过死。在放管服改革推动以后，国家在对于简化放权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原本过死的管理，通过权力下放的形式提升管理的规范性，同时加强了管理灵活性。
二是从项目负责人制发展为法人责任制。以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采用项目负责人制度，放管服改革则逐步推动法人责任制的建立，要求通过强化法人责任来实现资金管理的规范化。项目承担单位要更多地发挥资金管理、审核的责任，从而使科研人员能够致力于科研创新方面。这一转变不但有助于科研经费管理的规范化和有效化，更为科研人员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
三是从过程导向向结果导向转变。在以前的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往往是严格依靠预算管理，预算调整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流程，科研人员的自主权很低，既浪费了他们的精力，也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放管服改革的重心就是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集中体现在加大科研人员薪酬激励，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让项目管理从以前的重数量、重过程逐渐过渡成为重质量、重结果。
二、政策效果及应关注的问题
这些新政把破解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建立了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统筹协调、职责清晰、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机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保障。据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北京市科技创新表现活跃，创新发展实现新突破。2018年，全市专利申请量2.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万件，分别比三经普时增长7.5%和12.4%；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50.3%，比三经普时提高2.2个百分点。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以占全市9.9%的法人单位拥有全市48.6%的资产总量，创造了全市47.7%的营业收入。但据调查了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科研单位重项目申报轻经费预算管理。科研单位项目立项申请直接由项目负责人编制预算，部分科研人员凭主观经验编制预算，基本没有标准依据，没有预算审核论证，而科研单位则比较重视科研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忽视对科研预算经费的管理，导致项目预算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课题经费的成本支出。
同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合同归科研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核销支出归财务部门管理，科研、财务等部门相互沟通不够，对经费预算的参与度较低，会计人员不掌握预算的编制标准，核销支出时无法判断是否在预算内，造成实际使用过程中经费预算与支出往往不太相符，预算调整频繁发生，而预算调整审批流程复杂，极大的浪费了科研和财务人员的时间，一定程度挫伤了科研人员申报项目的积极性。
（二）普通科研人员的智力投入难以得到补偿。人是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实际管理政策的制定上，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仍然不够。按照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课题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一般而言，“直接费用”包括资料费、数据采集费、会议费/差旅费、设备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间接费用则包括补偿科研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仪器设备等间接成本，有关管理费用，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
现实情况是，当前许多课题只需通过电脑进行研究，图书资料的获取可以通过图书馆借阅或网上查阅，聘请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费支出极少甚至没有，差旅和会议也不是很多，直接成本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支出都是科研人员的智力成本。为了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尽职的科研人员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而将所有的假期都贡献给科研工作的也不在少数。而目前政策中只允许从占比很小的间接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绩效支出来补偿，这对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很不利。
（三）科研经费“有钱花不出去”的现象仍存在。合理的经费预算是科研项目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过高的预算会造成国有资金的闲置或浪费，过低的经费预算不能满足项目的正常开展。科研项目在报预算的时候，经费类别比例规定比较严格，所有经费类别都要按比例填报，比如：很多基金申请的预算表中都会有测试费、试验材料费等，而对做非试验学科来说，几乎不需要这些费用，但还要按比例填报，导致经费花不出去。
同时，项目主管部门往往根据自身科研资金的充足与否来确定下拨相关科研项目经费的多少，极少从科研项目的实际出发经过调研、论证确定拨付经费，造成了部分科研项目资金冗余，项目结项后仍有大量剩余资金。
（四）科研经费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现象。部分科研单位没有按照改革政策，修订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落实进一步扩大和细化对财政科研项目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的要求，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宽松，没有明确使用标准和办法，没有限制支出的范围，导致经费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经费支出不及时，部分经费开支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不完整，反映的支出事项与项目任务关系不清晰等现象。财务部门在经费报销时，往往比较侧重于报销手续是否完备、原始票据是否真实合法，导致部分经费被用于支出管理费、招待费、人员经费等，影响了经费的使用绩效。
三、政策建议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是“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保障。简政放权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减少、简化制度规定。规章制度过多对科研和财务人员而言，都是很大的负担，有必要集中、简化。
（一） 改革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建议科研经费管理区别于政府行政经费的管理，借鉴上海自贸区探索的成功经验，将科研资金管理从以往的“正面清单+事前审批”的管理模式转变成“负面清单+绩效管理”的模式。建立科研经费使用行为负面清单，探索顶级科研人才自主使用科研经费模式，改革科研人员薪酬制度，制定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强化科研单位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合规性的主体责任。同时，整合部门之间科研资料，建立统一公开的国家科研管理平台，根据不同研究工作特点，确定资助强度和周期，对好的研究工作采取滚动支持，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
（二） 建立绩效评估和信用评价体系。相关管理部门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对科研项目成果及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价，构建评价体系，制定评价方法，对科研项目成果的效益和成果进行考评，优化配置经济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和闲置浪费，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允许科研课题经费包括间接费用和人员支出，将间接费用和人员支出规定在合理的水平范围之内，重视科研人力资本支出，提高人员绩效支出比重至少应达到30%-50%之间，解决“见物不见人”和缺乏绩效激励机制问题。
（三）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加强科研人员诚信制度基础上，赋予其科研经费足够的自主权，允许科研预算因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改变而作适当合理的调整，经费的使用年限更加灵活，使经费使用周期与研究周期合理匹配，既满足研究实际需要，也避免科研经费突击使用。同时，科研单位应按照改革政策，修订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强化科研经费管理责任，明确科研、财务等部门及项目负责人在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在组织项目申报过程中，科研部门应会同财务部门进行指导，完善经费支出管理制度，规范经费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和审批流程，健全项目经费报账制度，根据各类科研项目的研究周期、任务要求和研究特点，开展科研项目全过程监督检查，确保经费使用安全、规范和高效。
（四）加强科研经费信息化管理。建立融合项目组、科研管理、财务、审计部门的信息平台，建立健全科研课题、研究进度、阶段性成果、科研成果数据信息库，加入预算控制系统，预算科目与会计科目相对应，课题支出的每一笔经费，在财务做帐的同时，相应记入预算管理模块的已执行数列，实时与预算数据相对比，实现预算的实时管理。同时，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对经费执行进度与科研任务期限，结合进行对比分析，实现对科研项目各个阶段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由事后控制转为事中控制，由被动式管理变为主动式管理，以此提高科研经费管理的工作效率，审计部门也能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作者舒展系北京市房山区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