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劳动教育实施有三大问题，该如何应对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应统筹规划劳动教育的学科渗透方案、课外与校外实践活动方案、校园文化建设方案，推动劳动教育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制度化，而不宜简单地将手工类校本课程或自然类校园文化牵强附合为劳动教育，或通过浅层的学科渗透替代或弱化劳动教育的其他实施途径。
3、教师队伍走向专兼结合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一些学校专兼职劳动教育教师队伍虚多实少，难以承载劳动教育的重要使命。如校内兼职教师多由语数外学科教师担任，他们同时兼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由此导致教学负担重、专业素养弱等问题；校外兼职教师多为教辅机构人员，他们出于潜在的招生目的，多以浅层的趣味类技能性教学为主，教育效果一般。
对此，学校可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政策，共同建立专兼职相结合、长短期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聘任机制，并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一方面，学校必须设立专任的劳动教育教师，由其负责劳动教育的规划与实施、教学与研究等工作，有条件的学校应做到一级一人或至少一校一人，并在职称聘任、业务考核等方面给予与其他教师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可鼓励中高职院校的教师兼任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或从社会及家庭中聘任德艺双馨、敢于担当的劳动模范或技术能手等入校兼职。
4、教育评价走向多元融合
调研中笔者还发现，部分学校针对学生劳动素养的评价指标较为单一，仅根据劳动成果进行易于操作的量化评价，未能关注学生劳动学习的全过程和发展素养的全方面。
诚然，劳动成果能够反映劳动者的能力，但却不能充分反映他们的态度、精神等方面，所以学校不能单纯以劳动成果的优劣作为评价指标，而应建立劳动教育监测制度，保证评价的过程性、及时性、结果性。在此过程中，还要保证学生、教师、家长和相关负责人充分参与。学校基于多主体和多角度，对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实际情况作出公正公平的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正面导向和激励作用。
切忌浅表化倾向
提升劳动教育的内涵品质
当前劳动教育浅表化主要表现为：减轻实施力度，降低目标层次，将事实性知识从记忆目标降为感知目标，将方法性知识从应用目标降为了解目标，将价值性知识从感悟目标降为体验目标，造成课上“听”劳动、校园“喊”劳动、基地“看”劳动、家中“演”劳动等有形无质的现象。对此，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以推动劳动教育从浅表化走向内涵提升。
1、课堂教学从“你听我讲”走向全面参与
选择适切的实践项目、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是劳动教育课堂教学的核心步骤。在此过程中，学校应摒弃单纯的“你听我讲”的授课方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体。如在讲解劳动相关的文化、理念、纪律、法律等内容时应联系生活，通过真实案例启发学生思考讨论、寻求共鸣、加深理解；讲解劳动技能时，应讲明原理、梳理程序、交代规则，提供标准示范，引导学生在接触工具时形成初步体验；组织学生实践操作时，应反复推进练习与示范，使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劳动任务，在此过程中渗透规范和质量意识，培养学生的科研品质和工匠精神。
2、校园文化从宣传为主走向生活融入
当前一些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有环境无教育、有载体无文化、有教无学、有始无终等情况，严重阻碍了劳动教育的全面落地。如一些学校注重面子工程、短时效应，雇用广告公司打造楼宇、厅堂、走廊和教室，形成“pvc板劳动文化”；一些学校仅在建设初期以学生作品装点环境，后期不动、不改、不更新，形成“一次性劳动文化”；还有学校打造了楼内劳动展区或劳动教室、校内劳动基地，但是空间开放少，教师组织少，学生参与少，环境优化少。
对于校园文化，学校只有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将其转变为有效的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因此，学校并非要重新命名或刻意打造，只要在原有校园文化中挖掘劳动教育的更多“切面”，即可为学生创造经历劳动、接受教育、创新文化的机会。如可以利用原有的宣传栏和展示台等静态环境设施，开展物质类劳动成果展示活动，并明确成果遴选标准、展示时长、更新方法、相关负责人等，从而切实发挥环境的激励作用；可以把保洁公司负责的走廊、校园卫生区等部分清洁工作，以及工人负责的植物种植与养护等任务交还学生，提供其参与服务性劳动的机会；还可以启用校内闲置的场地资源，开展劳动教育相关的现场教学、探究实践等。
3、校外劳动从单纯体验走向完整实践
当前，学生参与校外劳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短、次数少、分工细、功利性强、责任感弱，基本停留在偶尔为之、浅尝辄止的体验程度，而且存在刻意表演的不良现象。例如：家庭劳动中的“为父母洗一次脚”“做一次饭”仅限于一两次的摆拍；社会生产劳动中的“农家一日行”仅分配给学生简单有趣的工作环节，学生只能零星体验劳动收获的乐趣，而无法体会到参与整个劳动过程的五味杂陈；某些学校甚至还存在家长“代劳动”现象。诸如此类情况，均不能使学生经历劳动的完整过程，积攒劳动的实践经验，形成深刻的价值认知。
为此，地方和学校需要尽快形成家校社联合实施劳动教育的基本方案，通过课程实施与管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通过日常劳动发挥家庭的基础教育作用，通过完善建、评、用、改的基地制度发挥社会的支撑作用。同时，还需要深化家庭、学校、社会的劳动实践程度，如通过开办讲座、召开家长会、制表监督、打卡激励等方法，引导家长理解并重视劳动教育，推动学生参与家庭劳动走向日常化、持久化；通过校企联合开发基地课程，促进学校教学、基地教学与劳动、多方评价形成闭环系统，保证学生在真实劳动中获得价值意义，从摆拍转为实干，从空想变为行思，在“行万里路”中领悟家庭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
避免机械化倾向
形成多维互动的劳动教育体系
劳动教育的机械化是指拘泥常规、不知变通，主要表现为勉强开课、硬性渗透、随意组织活动。如有的学校为了落实上级政策，不经调查、学习、研究，即让一两名教师代表学校开设单薄的技能性劳动课程；还有的学校只是成立劳动教育领导小组，以“行政会议+表面研学活动+宣传美篇”的方式取代劳动教育。出现这些情况，与学校观念上的轻视与方法上的欠缺均有关系。对此，学校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以推动劳动教育从机械化走向有机发展。
1、基于课程内在联系，实现科学统整
鉴于劳动教育课程与学校现有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及手工、创客等校本课程关系密切，在课程理念、课时要求等方面存在相近性，因此学校可以将现有的劳动教育相关课程有机整合，形成主题活动课程，从而保证课程实施效益的最大化。课程整合的基本策略是“前延后拓”，即在保留原有课程特性的基础上，使主题活动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延伸拓展，形成真实情境下的跨学科实践项目。
如有学校利用劳动教育课程“为瓜果类蔬菜施肥”，教授蔬菜施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本节课进行前延，调查瓜果类蔬菜施肥的种类、效果；利用环境与安全课程进行后拓，组织学生实地考察生态蔬果基地，分析有机肥和化肥对土壤造成的不同影响。
在课程整合实施中，学校不但深度达成了劳动教育、环境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目标，而且促进不同课程优势互补、课时共享、任务衔接，也使学生体会到更深刻的劳动价值，获得更全面的成长体验。
2、挖掘学科相似基因，实现合理渗透
在落实劳动教育过程中，学校要引导教师挖掘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教学在教学目标、素材、方法等方面的相似基因，进行合理渗透，同时辩证对待不同学科的渗透情况。如对于数学等不易渗透的学科不必强求，仅在适合渗透的地方见机而作，注意保护学科的本来属性；针对体育、音乐、美术、语文等容易渗透的学科，要组织教师全面挖掘、系统梳理劳动教育课程资源，采取渗透、渐进和隐性的课堂实施策略落实劳动教育。
如某教师在执教小学美术四年级上册第7课“今天我值日”时，就先找到该课程与劳动教育存在的共性：一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教学目标相近，二是“值日”的教学素材相近，三是模特示范动作与值日生的实际动作相近。在此基础上，该教师设计出“寻找最美劳动瞬间”的探究任务，引导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将美术学习与劳动实践自然融合，充分体验劳动之美和美中的劳动。
3、保证教学目标同向，实现多方协调
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发主体既有学校、教师，又有学生、家长，为此学校需要综合考虑劳动教育的根本目标、学生的发展需要、家长的教育诉求、学校的实施条件、教师的个性素养等内容，实现课程开发主体之间、新旧课程之间的相互协调，关联统一。
例如：有的农村学校基于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开设传统农耕课程，却未达成理想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没有重视学生对农事劳动比较熟悉的学情，也没有认识到家长和学生期盼通过上学脱离农业劳动的客观需求。基于此，农村学校开设农耕课程，应以农事劳动为载体，结合时代特性，融入科技元素，并与城市学校协同开发，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和城市科技资源的共享共用，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劳动素养的互教互学，从而让城市学生亲近土地、出力流汗，让农村学生掌握科技、手脑并用，这样才能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来源丨《中小学管理》，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资源的深度开发研究”（项目编号：DHA2003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丨孙红军，山东省东营市教育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智能时代，如何看待“劳动”的价值
劳动创造世界，但智能正在改变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风起云涌，迅速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革命性发展，而且对现有劳动价值及其相关观念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人工智能逐渐代替劳动力，“铁饭碗”还存在吗？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所在？
01
智能时代劳动的新特征
劳动主体人机并存，结构层次化。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水平、素质和技能要求大大提高，对劳动的创造性需求增加，从而形成劳动力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社会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高技术水平、复合型人才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更廉价和高效的智能机器取代了原来由人类承担的一系列工作。因为人类的劳动体能是非常有限的，智能机器不仅能够弥补人类劳动体能的不足，而且可以减轻其部分脑力劳动负担。但是，智能机器仍需要人类操作，在生产中需形成人机关系一体化局面，以实现人类和机器的优势互补。由此导致劳动力需求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去原有工作岗位，高技能人才却依旧短缺。
劳动对象智能化，劳动资料虚拟化。智能时代的劳动对象不再是实实在在、有形可见的物质载体，而是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生产过程也被简化为劳动主体“将劳动对象与劳动过程转化成数值输入智能机器，从而智能机器便能够自动求解，甚至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反馈信息、优化自身”。无论是智能技术本身还是其研发加工的事物，都是人类的劳动对象，这使得劳动的内涵有了进一步扩展。此外，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的电脑网络以及各种电子媒介等在内的智能时代的劳动资料呈现虚拟化特征，其使用能突破现实条件限制，构筑虚拟化的数字空间。这就使得劳动资料突破了过去的物质性。由此，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资料，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劳动内容主要是信息创构，结果数据化。在智能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劳动也从常规劳动转向创新劳动，从物能性劳动转向信息性劳动。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上游通过研发、编程等形式将具象化的产品性能转化为数字化的操作程序，赋予人工智能机器图像理解、智能控制、人机交互等多维人类技能，使其能够精准开展商品生产、自主掌控生产进程，推进并保障智能化生产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智能劳动“呈现出鲜明的创造性、复杂性、抽象性，显著区别于机械化生产中被动性、重复性、具体性的机器附庸劳动，实现人类劳动形态的迭代升级”。智能时代劳动广泛存在于虚拟世界，劳动结果呈现很大的数据化特征，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结构和形式被重新定义。
劳动形态多元化，以自主择业为主。智能时代的劳动不局限于集团化的流水线劳动，还可以单独或组成临时团队协作进行，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包括劳动时间灵活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地点灵活的远程劳动，突破单一雇主限制的派遣劳动、外包劳动、兼职劳动、共享劳动等，从属性弱化甚至消失的自雇型劳动、个体经营、合伙经营、家庭工等。其主要特点是，劳动时间和地点灵活，劳动者身份不明确，从属关系模糊或弱化，居家、移动、远程、平台等多种工作地点可任由劳动者选择，劳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第三维空间赋予和重构。智能时代劳动形态以自主择业为主，个性化、独立、创造性的自主劳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普遍形态”。同时，由于劳动方式不再局限、单一，现行意义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上下级关系很难再现。
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垄断与劳动“原子化”并存。智能时代突破了工业化阶段遇到的生产率提升延滞于技术进步的“索洛悖论”，使得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且，智能机器可以承担一些条件恶劣、环境艰苦或具有复杂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的工作，从而从心理和身体上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极大地改善劳动环境。同时这极大地节约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节约既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度量”，也体现为“对时间背后隐藏的效率观念的破除以及闲暇时间内个体自由个性的彰显”。尽管原子化劳动形态能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上的灵活性，但是也会造成劳动者严重的贫富分化。
劳动关系组织扁平化，过程控制技术化。由于智能机器广泛应用，智能时代各类产业从业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将普遍闲置。其中，一部分人从事以信息自动化技术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大部分人可能选择基于个人爱好、兴趣或不以收入为目标的休闲职业，使得整个社会劳动就业结构日渐单一，劳动关系组织呈现明显的扁平化特征。在劳动管理上，膨胀的管理层级消失，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管理被淘汰，资本对劳动行为和过程的控制策略由过去简单直接的控制转变为复杂的技术性控制，从而引发现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智能时代劳动者虽然被赋予更大的自主空间，却面临着更为狭隘的路径依赖，而且处于非理性存在的人工智能的管控之下。
02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人们有关劳动的观念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具有不同的劳动价值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智能时代以信息创构和数字劳动为标志，不仅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对劳动价值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正面影响。一是劳动的目的是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在传统劳动价值体系中，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洛克最早指出，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斯密也曾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劳动价值观，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但是，在人类追求物质享受和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精神世界却日益萎缩，价值、意义世界不断失落，有些人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原本是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结果却“在资本增殖逻辑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下发生了倒置”，使人“从最终的目的沦为手段”。
二是劳动者地位不再分为三六九等。传统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的经济价值。在智能时代，人们对于劳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劳动的认可也不再仅仅依据其实用性和物质价值，劳动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劳动者的地位普遍较高。一方面，基于数据驱动下劳动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点，脱胎于信息时代的远程、共享、多重劳动形式将继续存在，人机协同劳动更加普遍；另一方面，无雇佣关系的自主择业方式大量出现，整个社会就业逐渐呈现出劳动关系主客体不清晰的状态。总体上说，传统“金字塔型”劳动分工底层日益空心化，顶层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群体趋向高层次化，劳动主体的不平等地位最终将消失。
三是劳动过程不再被视为一种“苦差事”。在传统观念中，劳动是苦差，不劳动才是幸福，导致一些人在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逃避劳动，有不劳而获的心态。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拓展并延伸了人的体力和脑力，使人类劳动逐渐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愈来愈多。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不断地接受再教育和再发展。同时，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为人的自由发展创设了新平台，也铺设了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桥梁。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负面影响。一是人工智能或成为新的控制人的手段。智能时代可能加剧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双重宰制。一方面，在利润的诱惑下，不受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劳动“会侵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甚至使劳动演变为“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消极活动；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数字技术的人“可能丧失脑力与体力的部分功能”，使“失去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技术反过来威胁人”。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与马克思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引入的异化概念是一致的。
二是生产和价值交换系统可能出现结构冲突失衡。智能时代带来了财富生产的高效率，必定导致“社会物质产品急剧增长，财富创造系统迅速膨胀”；同时，智能机器的广泛使用必然大量替代工人，造成产品中“活劳动”凝结的价值量越来越少。生产系统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生产力效率和水平越高，生产过剩则越严重”；价值系统失衡则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结构性冲突失衡继而可能引发有关人类进步方式的担忧，即失去劳动的人类会不会“由此就失去进化发展的推动力”，社会的进步会不会“因此停止，甚至退步”呢？
三是社会分工的对抗性可能加剧。如前所述，智能时代必将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失业风险，并且加剧社会分工的对抗性。一方面，智能机器大量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技能的依赖程度，社会之间横向分工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技术垄断“阻隔了社会纵向分工”，“巩固了机器分工体系”，造成资本进一步排斥劳动力，社会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因此，智能机器可能使大多数人彻底沦为“无用阶级”，这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这对个体劳动者来说，或许只是工作机会的丧失和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实现，而对整个人类来说，则可能是传统劳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消解。
四是劳动的主体性和财富分配方式将受到挑战。智能时代不但会对个体谋生劳动形成巨大冲击，而且会对劳动者的主体性乃至生存本身构成深层次挑战。由于智能机器削弱了劳动的主体性，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占主体地位，其主观能动作用也难以发挥，结果可能造成人类生存意义的失落，甚至“能使人彻底丧失自身的类特性”。不仅如此，智能时代还会改变人类的财富分配方式。
03
智能时代，如何重塑劳动价值
尽管智能时代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没有改变；尽管智能机器带来社会转型、失业等问题，但最终也将人类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要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立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决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赋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意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因此，应紧跟时代步伐，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期，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既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也是剩余价值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可以利用智能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其次，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的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真正实现智能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再次，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理，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与运用，防止技术对人的压制与奴役，从源头上应对新的劳动异化。其中，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特征的制度模式才能完全超越数字资本私有化带来的种种困境。
确立劳动幸福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智能时代，人可以通过自由劳动发挥创造性，从而获得自身的“类特质”。其中，劳动幸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广泛使用，降低了劳动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劳动者所共用；三是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四是劳动者在一程度上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因此，应重新确立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树立劳动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即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只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
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下，智能社会带来的不是“劳动解放与劳动幸福”，而是一部分人生存价值与意义丧失并沦为无用阶级。因此，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再适宜于智能时代，必须走向共享财富、全民保障的新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劳动与财富分配将逐渐分离。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决不是对穷人的恩惠或施舍，而是“夺回我们失去的数据公共产权”，这也是认知智能时代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紧迫的政治任务”。那么，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资财来源于何处呢？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人工智能征税。正如泰格马克所说，“在持续变大的经济蛋糕中，只需要切下小小的一块进行重新分配，就能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转变劳动教育方式。智能社会的财富和福利保障使得人们能够衣食无忧，更有时间和条件学习提高，应将教育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培养更多能适应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才。首先，劳动教育要积极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就业形势挑战。一方面，在职业教育上将人机协作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将现代技术注入劳动教育，“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以此提高人们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的能力。其次，重塑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再次，提高人类自身的智慧水平和能力，以寻找更加智慧的新型劳动。
加强劳动法的相关应对和规制。智能时代需要正确的劳动价值引领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使智能技术成为“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技术”。首先，要加强资本治理。具体就是，构建抵制“资本拜物教”的精神防火墙，对资本走向进行严格监控，当资本的目的与公共利益相悖时，加强对其法律规制，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其次，以制订《劳动法典》为契机，不断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充分考虑被替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加强数字劳动保护和法规建设，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一是明确新型劳动形式的法律属性地位，包括用工主体的法律责任、非典型劳动的适用范围等；二是研究“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脱离的可能性”，“将灵活就业者也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内”；三是劳动保障的责任“从主要由企业承担转向社会化共担模式”。同时，加强国与国之间立法的协同性，增强其国际效应。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4月下
原标题|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与重塑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余少祥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