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是个“筐”，你不能啥都往里“装”
2021年，“元宇宙”（metaverse）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产业圈、创投圈和文化圈中炙手可热的话题。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条件下的新秩序、制度、生活方式，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又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具有何种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文标题：《彭锋姜宇辉｜“认识元宇宙：文化、社会与人类的未来”第四单元｜反思与纠偏：元宇宙的批判视角》，题图来自：《瞬息全宇宙》
元宇宙的诞生与人类世的终结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近年来，“元宇宙”和“人类世”成为两个热门话题。不过，将这两个话题联系起来的讨论并不多。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这两个话题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联系，然而，既然它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成为讨论对象，我想我们还是有理由将它们联系起来讨论。这理由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况——任何热门话题，或者说任何话题之所以能够变得热门，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生存状况有关，都切中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要害。
“人类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批评性概念，它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变化。尽管人类很早就在地球上活动，但是人类的活动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足以改变地球的自然状态。换句话说，人类与地球在很长时间里都和谐相处，而且人类本身也是在地球上完成进化的，人类是地球自然演变的结果，人类活动是自然力的表现。
但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发明超自然力的知识和技术，用它们来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地球的自然形态遭到了破坏，空气、水、土壤等自然资源被污染，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地球上的生命都受到了巨大威胁，地球进入了人类世。
由此可见，“人类世”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批判性反思。尽管在关于人类世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地球末日的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要返回前人类世。前人类世并不适合人类生存，适合人类生存的是人类世，因此，身处人类世中的人们要做的不是返璞归真，而是保持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如何维持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而不至于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这既需要人类贡献出科学和技术，更需要人类贡献出生存智慧。
与“人类世”概念所表达的批判性反思不同，“元宇宙”的出现则体现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一个有趣的对照是，“人类世”概念出现之前，人类世已经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人类世是自然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当人类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世时，人类早就身处人类世之中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世”是一个哲学概念，它的反思性、批判性不言而喻。
但是，“元宇宙”概念不同。尽管不少人宣称元宇宙已经来临，但人类的生活世界并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元宇宙”不是一个反思性的、批判性的哲学概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有点像一个预言性的、鼓吹性的经济学概念。经济学家似乎比哲学家对元宇宙更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或许不是元宇宙可能制造出的问题，而是元宇宙蕴含的巨大的经济潜力。
正因如此，人们对元宇宙的情绪在总体上是乐观的，因为对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它想象得更加美好，当然它也真有可能变得更加美好。正如波普尔所揭示的那样，预言可以导致预言的实现。一个成功的预言，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成功的结果；一个失败的预言，很有可能导致失败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人类世与元宇宙并置起来思考，就会身处现实与想象、悲观与乐观的矛盾状态之中。我们对人类世的各种担忧，在元宇宙中将烟消云散，因为元宇宙将我们带出了人类世，进入了后人类世或者人工智能世。人类世如此短暂、如此戏剧性地终结，会让所有鼓吹人类世的人目瞪口呆：人类刚开始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世之中，人类世就要终结了。
在我们的意识中，人类世的诞生与终结几乎同时出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类面临的生存方式的变化之巨将难以想象，而人类对于元宇宙的乐观情绪仿佛就成了末日狂欢。有鉴于此，元宇宙很有可能由预言性的经济学概念变成反思性的哲学概念。
在我们追求更加便利的生活时必须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适合人类的生活方式？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警告人们：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械的确会让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庄子认为机械化不是人类合适的生活方式，因为人毕竟不是机械，如果因为追求便利而将人异化为机械，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可以展望一下这个问题：在元宇宙中人类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或者说人类究竟将会如何生存？在人类世中，人类在地球上占有绝对中心位置。尽管人们经常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各种弊端，但是克服这些弊端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许它将是一种更加优化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比如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元宇宙中，人类能否占据中心位置将变得十分可疑。
尽管元宇宙在根本上是由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建构起来的，但是一旦元宇宙建构起来，人类就很有可能不再是它的主人。基于今天技术的展望，元宇宙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人工智能。由此，在人类世中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将演变为元宇宙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在人类世中自然孕育的人类最终导致自然的破坏，那么在元宇宙中人类创造的智能是否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呢？这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该对元宇宙有任何想象。人类对元宇宙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基于人类世的困境，因为人类世中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最终也会导致人类的灭绝，而且这种意义上的人类灭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对人类世展开反思的时候就已经身在其中，换句话说人类是被抛在人类世中，而没有做出选择的机会。但是，元宇宙不同。人类有机会选择元宇宙，那么元宇宙中人类创造的智能可能就不会必然导致人类的灭绝。但是，这需要人类携起手来，也需要更高的生存智慧。
在我看来，将元宇宙视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源于人类世中根深蒂固的时间观念和由之而来的进步观念。人类世之所以可能导致自然的破坏和人类的毁灭，正是源于这种时间观念和进步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人类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人类只会不断追求进步，而不会停下来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合适的。
元宇宙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终结了人类世中最基本的时空框架，让时间和空间失去了意义，让基于时空之上的全部价值判断失去了意义。人类占有时空的欲望，只是人类在人类世中养成的习惯，如果还是保持这种习惯，人类就无法在元宇宙中生存。元宇宙给人类的启示，很有可能不是让人类如何更好地在元宇宙中生存，而是如何更好地在人类世中生存。当人类借助元宇宙的启示而找到在人类世中的合适的生存方式时，人类世就不会终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元宇宙是否还会开始呢？这并非一个毫无价值的问题。如果元宇宙中的时空真的不再有意义，那么这种世代轮替就不会发生。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这种轮替。如果在“正”“反”“合”的辩证演进中，“正”“反”并没有被扬弃，而是与“合”和谐共处，那么即使元宇宙诞生了，也不意味着人类世的终结，人类将迎来更加多元的生活方式。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元宇宙中，存在过的就不会消失。
由此，任何一种存在都将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会成为另一种存在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元宇宙具有某种解放的功能，但是，如果束缚本身就不存在，解放也就失去了意义。
正名、正本和正念：对元宇宙研究热潮的纠偏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笔者对元宇宙至今仍然持比较激烈（甚或偏激）的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但既然此番是参与公共讨论，不妨转而做一点积极的事情。暂且“假设”元宇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关键启示的哲学概念，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对它进行真正切题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里我从三个要点来展开，分别是正名、正本和正念。
正名先从正名开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metaverse”这个概念中译作“元宇宙”，虽然不能说是误译，但确实颇有几分本土特色的“转译”之意味。从词源上来说，“meta”在古希腊语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分别是“之后（after）”和“超越（beyond）”。
既然如此，“metaverse”也就理应兼具这两重意义。如果它真的是涵纳时空万境的至大无外的宇宙的话，那么它就既是人类世界“之后”的宇宙，又同时是“超越”人类之上的宇宙。“之后”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一种鲜明的未来指向，对人类历史的下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的憧憬和向往。但“超越”可就不同了，它骨子里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末世和救赎的气息。
正是在这一点上，元宇宙跟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彼岸和天国的信仰、想象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它并非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而是终极的、最后的阶段。它不仅是人类历史向着未来的世世代代的更迭，正相反，它极有可能标志着人类既有形态的彻底终结，并由此以一种极端断裂的态势向着理想的天国超升。就“超越”这个意思而言，元宇宙既包含时间的鲜明断裂，是旧人之死，新人之生；同时又展现出高下分明的价值判断，也即对实然（defacto）世界的否定，对应然的（dejure）、理想世界的肯定和弘扬。
有人会说，元宇宙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有必要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词源么？古老的词源真的能够界定当下的现实吗？这个质疑当然有理有据，但仍可以进行两点回应：
其一，语言的传承和思想的发展一样，其历史虽然不乏曲折和偶然，但背后总还是有相对连续的脉络。因此，或许扎克伯格在启用“meta”这个词的时候压根没想到过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源远流长的词语中积淀的深厚含义注定会在潜意识中对他及那些元宇宙的拥趸施加影响。
其二，更重要也更切实的是，如果我们回到元宇宙真正发端的两个重要源头——小说《雪崩》和游戏《第二人生》，那么“超越”“终结”和“拯救”的种种意味就体现得更为明显。由此恰好可以在这两部重要作品之间形成对照。《雪崩》的终结意味显然更为强烈，它字里行间所弥漫的灰暗绝望的气息确实很吻合“后赛博朋克”这个标签的特性。从阿弘进入元宇宙中的那一刻开始，读者就强烈感觉到一个不祥的信号，这根本不是虚拟的天堂，而活脱脱就是数字的炼狱。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美好与良善，而更是将晚期资本社会的种种“血和肮脏的东西”都展现到极致。
到了《第二人生》之中，绝望的气息有所缓和，甚至可说是一开始就发生了从炼狱到天堂、从深渊到巅峰的极端逆转。这一点鲜明体现于厚重的《第二人生》游戏手册的开篇第一句话：“一个全新的身体。不分男女。无病无痛，亦无死（noillness，pain，ordeath）。飞吧。这听起来酷似《圣经》里对天堂的界定。”即便如此，伴随着这个元宇宙雏形的诞生、展开和成熟，那美好天堂的原初愿景似乎也一点点被残酷的现实所撕破、揭穿。《第二人生》中所充斥的种种腐败、邪恶和暴力的乱象，确乎会让人对元宇宙的未来充满忧虑甚至恐惧。
这或许多少也说明了，在《第二人生》问世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内，元宇宙为何从未真正成为学术和文化关注的焦点。那无非是因为人们对于它的前景和潜能并无太多乐观的期待。它虽然憧憬着天堂，但实际上却在天堂和炼狱之间震荡不已。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一番正名工作要强调的就是，“metaverse”更为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雪崩》小说中的原始中译“超元域”，也即必须把“超越”这个含义鲜明地表达出来。由是观之，“元宇宙”这个现在通行的译法至少丧失了这个概念的一半含义。
“元”在汉语中的诸多含义皆与“meta”相近，但唯独缺少了超越、彼岸和拯救这些极具宗教气息的意味。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何“metaverse”来到中国之后，顿然间失去了其中所深深隐含着的末世和绝望的气息，反倒摇身一变，成为一派欣欣向荣、全民动员的“天下”盛景。
游戏《第二人生》正本所以我的想法是，要真正认真对待元宇宙，那首先就应该暂缓那些对于未来的空幻的狂热想象，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向过去，理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谨慎但坚定地向前推进。这就涉及“正本”这第二步重要的准备工作。
关于元宇宙的“本”和“源”，上面已经谈到了两部奠基性的作品。这里不妨再深入一步，看看催生元宇宙的真正、直接的技术前提到底是什么。这确实也意在对当下的元宇宙研究热潮进行另一种纠偏。回顾元宇宙在中国兴起的两个重要动因，一个是产业，另一个就是技术，或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的合体。这当然无可厚非，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刺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必然带动产业的进化升级。所以很多研究者也就不假思索地仅将元宇宙视作下一次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萌芽和愿景。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且有必要追问一句，到底是何种技术直接加速了元宇宙的骤然降临呢？研究者们似乎莫衷一是。更麻烦的是，大家几乎把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技术，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都说了个遍，最后得出的也就只能是一个极度空泛的结论：元宇宙，就是“新技术”的产物。但新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何元宇宙却不早不晚就偏偏在2021年这个时间点上出现呢？为何在《第二人生》中第一次出现元宇宙的落地方案之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看似划时代的构想却几乎止步不前，甚至无人问津呢？
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只谈技术就不够，还必须把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现实（甚至是社会的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2020～2021年间发生的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至今仍然风波未平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所直接刺激、推动的新技术形态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只是虚拟现实或人工智能，而绝对是、只能是大数据。
在此之前，大数据技术已经颇为发达，但却并未真正找到一个波及全球的堂而皇之的借口。疫情的爆发，可以说一夜间将一个蛰伏已久的“新”技术的可怕潜能释放到极致。今天的我们，离开各种五颜六色的“码”已经寸步难行，甚至连进入小区和家门都要扫码。
一个更为直观可见的事实是，舍恩伯格和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这本经典在2013年出版了中译本，到了2020年已经重印了28次。从餐饮到购物，从教育到行政，大数据早已成为遍布、掌控整个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技术的架构。这里用“治理”这个福柯的重要的概念，也正是要提醒世人，大数据并非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它更是一部将各种错综复杂力量勾连在一起的权力装置。
那么，大数据又究竟怎样成为元宇宙的直接的技术前提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大数据本来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无往不利的技术手段，但恰恰是危机的形态在晚近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以来的危机和风险越来越呈现出微观而弥漫的叵测未知的形态。
自“911”之后，这一态势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剧。借用马苏米在《本体权力》中的著名说法，恐袭对全球的安全治理所造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刺激性变革正是以“预制”（preemption）而非“预防”（prevention）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风险。预防，意味着我们总是大致能够对危机进行辨认、定位乃至预测；但预制则正相反，面对一个幽微莫辨、诡异未知的未来，最为有效的方法显然不是坐以待毙，而更是先发制人。先行制定未来，并由此规制当下，导引过去，这就是大数据得以兴盛的最直接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世间万物的数据化”，这个大数据的金科玉律堪称是预制未来的最强利器。巨细无遗地搜集数据，最大限度地建立关联，至深至广地铺开网络，这就是大数据技术的最终旨归。也正是由此，它就与元宇宙这个宏大的图景直接关联在一起。元宇宙并非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巨大游乐场，它其实更是饱受创伤的人类的一个终极避难所。
人类向往元宇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加速发展的一个未来趋向，而更是想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方式来逃避千疮百孔的现实，去预制一个无病无灾甚至无生无死的安全堡垒。那也许将剥夺迄今为止人类身上的所有本质规定性，尤其是“必死”（mortal）这个有限性的根本规定，但那或许也好过在一个日渐崩溃的世界之中沉浮煎熬。元宇宙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近乎终极的解决方案。
毫无疑问，人类自身的彻底数据化，整个世界的全面数据化，才是实现从现实宇宙向虚拟宇宙进行“整体迁徙”（totalmigration）的唯一途径。
正念最后也就涉及正念这第三个要点。这无非是指我们理应对未来抱有一种健康或合理的“信念”。我不想多谈，仅援引DanielInnerarity在名作《未来及其敌人》中的两个要点：
其一，面对未来，切莫忽视其不可还原和简化的“复杂性”，亦不宜秉持一种过于盲目乐观的进步论立场；
其二，是对于未来的思考，不能仅仅将其交给技术或市场，而更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冷静甚至冷酷的反省。不妨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格言来作结，未来是“一种试验，哦，我的弟兄们！不是什么‘契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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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丹尼尔，编辑 ：蒲凡，原文标题：《麻烦大家“放过”PUA吧》，题图来自：《绅士的品格》剧照截图热点的意义是什么？大概就藏在热点过气后残存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里。
因为按照大脑记忆规律，依赖注意力所获取的信息（比如热点包含的情绪、画面和音频）更多只能停留在短期的瞬时记忆中，只有对事物进行大量反复记忆、或者在抽象理解后刺激大脑更多的功能分区，才能以长期记忆的方式进行储存。
换句话说，那些被我们经历过的热点，终究会成为我们性格中的一部分，在潜移默化中被调用和读取，影响着我们未来的行为决策。
正因为如此，让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未来的人类要研究2020年代的舆论环境，“火箭101”的队长Yamy（郭颖）同所在公司的老板徐明朝之间的撕逼一定会被当做重要的样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共情，以至于这场标准的“娱乐圈事件”迅速且无缝地进入“职场”、“审美”等更大的公众话题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这个热点的记忆方式。
在本次Yamy事件中，PUA成为了唯一在热点之后仍然延续生命力的重要元素，不断出现在其他热门事件的讨论中，并且出现了大量魔改版本，比如职场PUA。
还有家庭PUA、体育PUA、父母PUA。
从大V到大厂，从自媒体到传统媒体，大家共同讨论的声音仿佛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PUA一样。
当然严格来说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当人们看到已经足够幸运、享受到足够多社会资源的娱乐艺人，仍然无法逃脱霸凌、鄙视链、潜规则的束缚，太容易推人及己，在共情能力下产生危机感，进而希望快速找到原因以形成解决方案。
但无差别归因显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更何况“PUA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思潮下，很多问题的核心部分都已经被“批判PUA运动”所掩盖了，而这种“掩盖”或许是比PUA更可怕的事情。
PUA的本土化往事如果我们想批判一个事物，起码要知道它从哪来的，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PUA也是如此。
按照最常见的说法，PUA的原型概念来自于一个叫尼尔·施特劳斯的美国人，他曾经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摇滚乐评人，还曾经是个毫无异性缘的死宅，直到几个朋友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商机：
原来社交技巧能够创造的价值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原来社交技巧对于很多人来说居然是稀缺资源。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撰写了一本名叫《Pick-upArtist》的书。后来进入中国市场时，因为译者是台湾人，又有了一个台味气息浓厚的中文译名叫“把妹达人”，也直观地点出了PUA的本质：
爱情是生活永恒的主题，我们可以用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来更好地生活。
不过放到PUA本土化的过程中，“著作翻译”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在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长时间浸淫下，漂洋过海而来的PUA很难获得一个理想的生长环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进入了一个很拧巴的生长环境：
一方面，深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边界感”，让“陌生人社交”这件事有着天生的原罪。东北人会毫不留情地将这种自来熟性格、屡屡靠人际关系获得利益的人称为“街（gai）溜子”、“大白话（huo）”；在西南，人们对这类人群的爱称是“赞花”、“二流子”。
这种思潮甚至影响了中国几代老百姓的语言习惯，比如在完成陌生人社交的时候，老一辈人在介绍完姓名年龄后，第一句开场白往往是“你是哪个单位的”，以此作为继续深入交往的背书。
（电影《幸福时光》里，“没有单位”额老赵连胖媳妇都找不着）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向往”这种性格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面对国外丰富物质生活的全面冲击，国内曾经出现过一波乍看之下很有道理、但缺乏严密逻辑推论的“国民性思考”，以发现中西人民性格差异为主要突破口，试图去寻找东方世界落后的原因——而“社交能力”就在这场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话题点。
比如很多人都在议论文作文里，用过“小布什让全校同学都记住他的名字”的故事就广泛流传于这段时期，用以强调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进而与成功学牢牢绑定。
与之类似的还有“克林顿穷小子建立顶级社交圈”、“外国小孩可以直呼父母名字”的故事，它们频繁出现在各种作文、论文、著作当中，被推论为“中国人性格中需要补全的一部分”，否则无法追赶上欧美。
也不是没有人批判。《我爱我家》里的老干部傅明老人，早在1993年就鞭辟入里地指出：“有人说他们是‘西洋无限好’，我看他们是啊，‘气西奄奄’、‘朝不保西’。”
只是在当年肉眼可见的经济发展差距下，反对的声音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这是当年多少人的“红宝书”）所以与原产地美国相比，中国本土的PUA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极快，并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最开始它没有被定义为年轻人、穷屌丝们的逆袭神器，而是由首先“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发起，生根于高精尖的互联网技术、IT技术——它带有技术宅们的天生骄傲，能够迅速学科化；也带互联网的浪漫基因，拥有地冲破传统规则束缚的决心——再加上舶来品自带的“信息闭塞性”，PUA成为了是WindowsXP年代暗网般的存在。
比如早在2005年之前，连中文博客都尚未出现的所谓web1.0时期，“泡学”这个词语就已经出现在了中文互联网世界里，并推动了如泡学网、跑牛网等一系列垂直论坛的诞生。
（2004年，“上网”仍然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是“暗网色彩”，天然适合用来直面“社会公义所不允许，但又仅限于私德”需求的——这也让PUA的污名化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尤其是当即时通讯软件、社交媒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巅峰时期，只要打开QQ的“查找群”页面。只要搜索“搭讪”或者“PUA”这些关键词，就可以发现许多少则上限500多则上限2000、以泡妞、恋爱、“泡学”为标签、以美女为头像的活跃QQ群。
这些QQ群存在的意义会直观地写在群简介或者群空间里：如果你感到寂寞却无人陪伴，如果你追求许久却毫无效果，如果你暗恋多时却无从下手，这里会有专门的“导师”为你答疑解惑，甚至还会带你进行实战练习，对你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当然，除了通过直播进行炫技式的教学，剩下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
一个领域一旦有利可图，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卖方市场快速形成”的背景下，PUA完成了进一步的本土化：PUA借鉴了知识付费的体系、借鉴了社交平台的思维，开始对需求进行细分——
你可以跳过恋爱的过程，直接选择快速和异性发生关系，也可以跳过情感积累的过程，直接学习如何挽回前任。2017年6月发生在成都太古里的“魔术师摸胸事件”就是这一阶段PUA本土化的直观体现（当然也几乎是第一次将PUA这个名词进入公众语境）。
——至于媒体频繁用来标题上的“宠物养成计划，威逼自杀禁术，奴隶养成”，其实仅仅是PUA被知识付费化改造后的一个分支，男性也并不是PUA仅有的受众。
如果要继续进行断代的话，我们差不多正在经历PUA本土化的第三阶段：人人批判PUA，并且将大量生活场景套用在PUA理论当中，试图杜绝潜在、类似的风险。
比如在Yamy事件中，PUA已经不再刻板地存在于爱情的亲密关系里，在公司和领导不和，那叫职场PUA，在家里和父母关系不好，那是家庭PUA，等等。
当PUA变成口袋罪PUA到底会不会带来伤害？通过上面我们简单的梳理，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
一个最简单的论证方式是，PUA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用来弥补使用者其他方面的不足，比如颜值不够高、收入不够好、身材不够标准，而后者也才是深入交往的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直观的“走捷径”思路，甚至可以说带有欺骗色彩——在无法筛选使用者的情况下，伤害几乎成为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但我们同样可以发现，PUA并不能用来解释一切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存在的负面反馈。尤其是当我们串联起最近一系列借用PUA之名来立论的热点事件，不难发现有些事情被搞错了：
原本代表着情商、社交技巧提升的复杂学科PUA，正在快速单一化、功能化，直接等同于“打压、欺凌”等行为，被限制在“上下级”、“强弱势”这样的二元对立场景中，变成了一个模型式的口袋罪。
而这个精简化“PUA”的过程中，另一个前不久才因为热播剧被舆论推崇的重要事实则被迅速消解——人性是复杂的，由人组成的生活就更加复杂。
拿亲密关系中的依恋类型举例，心理学家将其分成了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安全型依恋和混合型依恋。
焦虑型依恋往往特别没有安全感，总是处在胡思乱想中，对方一个小时没回信息就在臆测是不是不在乎我了，然后就信息轰炸，作天作地，甚至在对方的回应没有满足自己期待时会恶语相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毫不在乎，内心期盼着对方赶紧过来哄自己。
回避型依恋则特别害怕压力，当对方展现出十分严肃的态度或者焦虑时，第一时间就想着回避，逃开这种低气压状态。
于是当焦虑型性格不巧和回避型凑到一起，就很容易导致焦虑型越来越焦虑，回避型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逃，最后双方都疲惫不堪——这显然并不是某人熟练掌握社交技能就能实现的结果，原生家庭、成长环境甚至生理因素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因。
父母子女同样也没办法用简单的“PUA”来概括。在所有以“家庭PUA”、“父母PUA”为主题的文章中，作者无一例外地将“父母认为自己是家中绝对权威”、“对子女进行随意打压”作为推论PUA的充要条件，进而以此为基础论述PUA的可怕之处。
（曾经的大热综艺《爸爸去哪儿》也暴露出了很多明星在教育上的问题）老实说，这看起来确实很符合目前人们心目中的PUA定义；从“父母皆祸害”等曾经的网络热点来看，我也愿意相信文章中的遭遇都是事实，但要作为“PUA”的有罪推论显然过于草率了，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家庭教育并不仅仅是情商问题，情商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原生家庭、社交环境、舆论氛围在影响你的同时，实际上父母也经历了同样的影响——原生家庭通过行为教育塑造世界观，后期通过社会阅历和自我经历的不断调整修正——而这或许才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不同时代环境所需要的必要技能、表达方式、人生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去实现有效沟通显然比“指认PUA”更有效，系统性地进行心理疏导远比“反击PUA”更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所谓的职场PUA和新鲜出炉的体育PUA就更迷惑了。老板对员工、上司对下属以及教练对运动员的压榨、控制甚至潜规则，说到底，就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对没有掌握权力的人的剥削，是权力不受监督所自然产生的腐败，是游离于法律边缘的越界行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
显然这已经完完全全地跳脱了“私德”的范畴，是一个需要漫长而复杂的工程来系统解决的现象。
（难道《半泽直树》是在讲怎么应对职场PUA？）说到底亲密关系需要自我学习和总结，甚至需要专业心理从业者的介入；而因为权力产生的欺凌，则需要从制度上去限制权力，完善监督机制，给与下位者更多的维权渠道，“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但随着PUA一词的无差别套用，这些有着各自不同性质、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被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了，只要把一切归于PUA就完事了。
我男/女朋友总是和我吵架，我被PUA了；我父母总是打击我，我被家庭PUA了；我领导总是批评我，我被职场PUA了。于是我采取反PUA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分手、出走、离职。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粗暴化之后，问题并没有变得简单，而是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心理学上“归因偏向”的问题，即归因过程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脱离逻辑的倾向，从而带来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比如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低估情境的作用而高估个人或内因的作用。
PUA无非就是学术包装版本的“气抖冷”——更别说还是个伪学术。
请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PUA其实我一点也不反对互联网时代的“造梗”。在不触碰法律边界的前提下，“造梗”可以解构一些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以最低的阅读门槛帮助人们快速抓住事情的内核，并且完成快速传播。
比如“唱、跳、rap、篮球”就第一次系统性地向普罗大众完成了科普：偶像团体成员的业务能力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比后来看似专业的vocal、dance要高明许多。
（当然这种恶臭梗除外，好在被大众鄙视之后已经销声匿迹）但问题是“造梗”与真正的“理解”终归还是隔着一层。前者是普通人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为实现快速理解而选择的“妥协策略”，能保证原意的大体保留，但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损耗。而后者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时间成本、智力成本的。
更重要的是，“理解”是“造梗”的基础。如果没有“理解”去不断修正，我们的“造梗”太容易因为社交网络传播环境中天然的曲折性，不断地曲解，从而略过真正的要害问题。比如曾经的“三年血赚，死刑不亏”，到最近的“化粪池警告”，我相信玩梗的人并没有恶意，只是在他们有限的个人积累中意识不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多说一句，所谓社会分工的意义就在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求懂微积分、懂高数，大部分人就像韩寒说的那样，数学上到初二就已经足够应付绝大部分生活场景了。但能这样“不求甚解”的前提，是有科学家、数学家替人们支付了足够的时间成本、智力成本，再筛选出有用信息。
总之这轮PUA指认热潮里是极度缺乏这个前提的。
人们通过造梗来帮助大家快速理解PUA以及PUA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但在社会分工中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支付成本、去深入理解PUA的媒体们，却也沉迷于营造概念、社会化传播、玩梗，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后果是细思恐极的：
人们下意识地将媒体与媒体作者们预设为专业的观察者，能够通过专业能力来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的探讨，从而在这层逻辑下放松对于媒体内容本身的“思辨”；媒体则出于对传播效果的思考，选择迎合公众的“造梗”，用“造梗”得出的结论作为理论基础来进一步延伸。
于是被曲解的“PUA”在媒体传播中被反复夯实，成为PUA最受认可的定义；
于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样的“强行PUA”，开始变成私德问题，变成了一轮轮个人审判；
于是单纯想通过情商技巧学习来让女朋友/老婆更开心的钢铁直男们，开始被频繁指认为PUA，然后继续因为“尬聊”生活在社交网络鄙视链最底端，继续在虎扑步行街留言：各位JRs帮我看看，我是不是凉了？；
于是真正的PUA获得了特殊的“豁免机会”，毕竟他们本来就不奢求精神控制、不奢求奴化伴侣，用幽默、会来事、非直男审美继续收割。
一个新词总是逃不开从最初的精准打击到后来偏离原意，最后成了一个筐，成了烂梗。这轮PUA指认热潮里没有任何新东西，甚至更进一步：
当然媒体们也肯定会很委屈，媒体要生存是必须要适应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大背景，适应碎片化传播来定制内容理论上没毛病。
但所谓媒体，仅仅是“熟练使用媒介进行信息传播”的人吗？媒体专业能力已经变成，“熟悉各大社交平台的用法与规则”了吗？
用比较俗的话来说，有些事情是责无旁贷的，有些事情我们其实是有选择的。更何况被妖魔化的PUA，也在“妖魔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解放，这真是对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绝妙讽刺。
最后推荐几本书，在凡事皆可PUA的运动下，这种探讨亲密关系的著作，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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