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治理
（一）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从技术的核心构成要素来看，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遵循着数据驱动的发展逻辑，依托数据采集、数字分析、数字建模以及虚拟仿真等手段实现政府决策的数据化、可视化以及整体性。
一是由经验决定到数据化驱动。随着人工智能的嵌入，政府治理所依据的社会事实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依托大数据技术，社会事实的组织方式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政府决策由原先依托经验驱动逐渐转变为由数据驱动，这是因为“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新透镜，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记录‘事实’的数据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日益成为与‘事实’等同的平行的存在”。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政府要面对的将会是一种近乎全事实的社会，这意味着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政府可以更为全面地描画和审阅社会情景，进而更为理性地设计治理方案、匹配治理资源和推进治理活动，政府可以实现社会事实的再组织和社会信息的再生产，政府决策逐渐由一种“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相反，传统的政府管理依托经验和低阶的信息技术，政府给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和政策往往会受限于对社会事实的低度把握，一些处于边缘化、小众化的群体诉求往往会被淹没在统筹“一盘棋”的决策考量当中，局部的利益为整体利益做出牺牲，长此以往人们总是在不明就里中失去对政府的认可和信任，造成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流失。
二是由模糊显示到清晰化展现。斯科特指出：“前现代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劣的和自相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事实信息的清晰化展现程度，对社会事实的清晰化程度再现越高，治理的有效性越强。在农业社会形态下，人与人的交往以有限传递为核心特征，表现为一种低级的、模糊的信息显示状态，作为掌控着社会管理和统治权力的政府对社会事实的把握也停留在有限状态，社会的真实运行情境并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社会的治理形态表现为一种“基于威望与权力的寡头精英决策”；在工业社会形态下，由于大批新技术（电报、电话等）的应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出现了根本性重构，打破了农业社会稳固的区域隔离状态，这使得基于威望和权力的寡头精英的统治难以为继，政府再现社会事实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智能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链接状态进一步紧密，社会事实以一种高度信息化、可视化的方式流动，政府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治理的精准性和清晰性有了质的飞跃。
（二）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与数据给政府治理带来的影响不同的是，作为人工智能另一核心要素的智能算法，依托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开始挑战属于公共管理者传统的“专属权力”，对人类的权力主导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脱离人类控制的自主逻辑。自国家产生以来，维持秩序的权力之棒就掌控在人类手中，权力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居于绝对核心的地位。人工智能的自主优化和自主决策特性开始挑战人类的权力运转形态，其依托强大的智能算法已经开始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发展潜力和技术趋向。从哲学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获得主体地位的可能。可以预想，未来社会将出现一种与人类并行的权力主体——超智能体，这种角色地位的获得是因为其背后的智能算法已经开始超出了人类工具化范畴，具有对数据和环境的自主判断和学习能力，可以在已有数据支撑下分析和重建场景并自主做出动作指令，展现出了一种具有脱离人类控制、自主优化和决策能力的算法权力。智能算法通过数据自主学习生成决策，在应用中反客为主，甚至成为“算法权威”并指导人类治理实践和决定信息真实性。
二是替代人类行为的替代逻辑。人工智能的嵌入对传统公共管理者的信息角色、决策角色和服务角色带来或多或少的挑战，迫使公共管理者向更高、更有价值的行政管理工作迁移，展现出了一种替代人类行为的技术治理逻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所展现出的局部替代人的技术趋向，正在冲击传统的人类劳动和专业分工模式，使得建立于劳动和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角色面临挑战和重新定位的可能。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智能化趋势，延续和强化了自动化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类不但从烦琐的体力劳动中得以脱身，也逐渐从一般的脑力劳动中获得解放，使得传统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开始向人机交互或者机机交互转变。人工智能对公共管理者的解放和替代主要集中在政务服务领域：可信身份认证；无人化政务服务；实体智能机器人。
三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增强逻辑。从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体尚不具备完全取代人（公共管理者）的技术条件，仍然只是一种辅助人和增强人的技术存在。在信息和数据爆炸的当代社会，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特征，依托人工智能强大的计算和分析能力，一些棘手的公共问题有了智能化的技术解决机制。然而，多数公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或者达不到预期效果，技术层面的原因只是一种显露在外的表层因素，其深层次原因是人性的复杂远非任何具有强大算力的智能体可以精确计算的。换言之，对人性的考量应当被视为人类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和根本之所在。由于人性（情感和思维）尚不能被计算和分析，这就需要发挥人类（公共管理者）的情感感知和逻辑思维能力。基本可以认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尚没有跳脱出作为辅助性技术工具的范畴，仍然只是一种增强人类能力的技术治理逻辑。
（三）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促使政府治理开始呈现从传统信息技术驱动下的“链接”状态到智能技术支撑下“互嵌”结构的智能融合趋势，这种融合趋势可以从技术、关系和价值三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技术层面“闭合链条”成为可能。从我国政府的信息化实践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宏观顶层设计和制度架构，“数据孤岛”“信息孤岛”等现象依旧存在，信息的跨层级、跨部门流动难以实现，信息技术的红利逐渐流失，公众对电子政务、网络政务等系统的使用效率和满意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究其根源是由于架构层面的技术融合程度低，全国的电子政务系统基本处于一种割裂、分离和孤立的碎片化状态，因而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变得极为迫切。幸运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大规模的信息整合、数据整合提供了平台，为建立一个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三大技术共同支撑的闭合信息循环处理系统（平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使得各个层面和层级的数据信息可以实现跨部门的整合和跨业务的共享，各项技术都被统一到更大、更高级层面的智慧治理系统之中。
二是关系层面“人机协同”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嵌入也对人与技术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始逐渐超出传统技术使用者和技术的范畴，技术的工具性色彩逐渐弱化，人与技术的关系从传统意义上的分离开始走向融合，技术开始超出技术哲学家们对它的“中介”定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中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人工智能体已经开始成为与人类角色并行的政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政务服务中的另一个“治理者”角色，它催生出一种新的人机协同的“双服务提供者”的治理形态。可见，在人工智能场景下政府治理中的人类公共管理者开始有了伙伴和帮手，这是一种超越工具的技术存在。然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在有些问题上仍然“懵懂无知”和“无能为力”，如责任承担、情感交流等，这些只能依赖人类（公共管理者），这就需要尽快建立起面向人工智能政务机器人的制度规则体系，明确智能政务机器人的“权力清单”和“准入清单”。
三是价值层面“人机共生”获得认可。人类与人工智能体正在政务领域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撑，如何实现“人机共生”就成为智能政府场景下行政价值变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虽存在潜在的伦理风险，但也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极大动力，要从人机共生角度科学认识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技术巨大潜力的欣喜和依赖，使得人类愿意暂时搁置对人工智能技术潜在失控风险的关注，转而从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人工智能，关注如何实现“人机共生”成为一种更为务实和实际的做法，以求避免在反复的争论过程中失去对技术机遇的把握，使得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实现“人机共生”的价值判断逐渐获得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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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变革的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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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新兴智能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体系与价值结构越来越走向一种相互塑造、相互融合的状态，技术所负载的伦理责任和价值开始融入公共行政的一般价值体系当中。因此，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治理除了要对公共行政的秩序、效率和正义等一般价值有所追求之外，还应该对技术应用所衍生的安全、隐私、开放、包容、透明和责任等问题有所关怀。
（一）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无论是从公共行政的本质规定，还是从具体实践来看，对于公平公正价值的孜孜追求都不能偏废和失去。作为技术治理（这里强调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的延续和发展，推动政府治理智能转场的过程中同样不能丢弃对公平公正价值的敬畏和追求。从实践的发展看，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正在呈现出一种集精细化、智能化、智慧化于一体的发展特征，这意味着政府的公共治理活动将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从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来看，诸多政务服务场景已经实现或正在推进初步的“机器代人”，原先由人类公共管理者承担的一些重复、耗时和繁重的服务性工作已经开始被智能政务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系统所取代。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开始出现，即如何将原先负荷在人类身上的某种价值追求迁移至机器身上。换言之，政府治理的价值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就演化为机器活动对人的需要的积极意义和满足的问题，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当人工智能代替人类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时，如何实现公平公正。
（二）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人工智能最大的目的和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现对人类行为的准确模拟，最终实现对人类的替代和补充。因此，人工智能系统是能够实现无人类干预的、基于知识和算法能够自我修正地自动化运行。然而在开启人工智能系统后，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不再需要操控者进一步的指令，这种决策可能会产生人类预料不到的后果。设计者和生产者在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可能无法准确预知某一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果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在政府公共部门引入人工智能将会失去其原本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政府公共部门的AI应用，其安全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系统分析政府公共部门AI应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三）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电子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让人们普遍享有新兴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技术不友好的一面也开始展现。由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报告明确指出，包容共享、开放协作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重要原则。其中，包容共享层面强调“人工智能应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应促进协调发展，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差距；应促进包容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及科普，提升弱势群体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应促进共享发展，避免数据与平台垄断，鼓励开放有序竞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不断加深，政府公共行政活动也存在潜在不友好的可能性，因此在引入智能技术的同时，特别需要针对政府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特殊属性，注重设计和加强政务人工智能系统的友好性。与此同时，要提高政务人工智能技术的包容性，确保承担具体行政行为的智能系统能够理解其使用者和服务对象的情境、需求和期望，“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赋能每个人，这些技术必须考虑广泛的人类需求和经验。包容性设计将帮助系统开发人员了解和解决产品或环境中存在哪些潜在障碍，可能导致将部分人群排除在外”。此外，以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为核心驱动的政府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失去控制的“技术利维坦”，它常常被理解为“国家信息技术的全面装备，将公民置于彻底而富有成效的监控体系之下，而公民却难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其公民权利，即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这使得政府开始陷入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公共利益的实现成为奢求。因此，实现包容性和开放性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智能化转场的价值追求之一。
（四）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正朝着一种高度数据化和算法化的趋向演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越来越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所开辟的通道，政府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和责任性承受或即将承受着新兴信息技术集群的冲击和挑战，对透明行政和责任行政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迁移至对技术透明度的理解和对技术责任的承担。目前，这种透明度和责任性的挑战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决策维度，这使得原本在决策公开领域一直饱受诟病和批评的“黑箱”运作似有在技术路径上进一步强化的趋向，当然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作用的出发点之上，而非是对人工智能潜在治理价值的否定和排斥。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公共部门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化和算法化所潜在的低透明度和责任性模糊等问题，因为“仅从AI给出的最终建议来看，多数人无法理解它的决策理由，甚至连算法工程师也极有可能无法洞悉演化算法（evolutionaryalgorithm）和迁移学习（transferlearning）的‘黑箱’”。具体来看，这是由于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依靠的是深度学习技术的驱动，与传统机器学习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深度学习并不遵循数据输入、特征提取、特征选择、逻辑推理、预测的过程，而是由计算机直接从事物原始特征出发，自动学习和生成高级的认知结果。在人工智能输入的数据和其输出的答案之间，存在着我们无法洞悉的“隐层”，也就是被大家称为“黑箱”的东西。由于在决策中存在着某种“黑箱”运作，与之伴生的决策责任问题也就变得不能回避，因为这种“黑箱”背后折射出的是人工智能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强自主进化和自主决策能力，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控制，这使得由此所引发的安全与责任问题超出了传统基于人类行为所设计的公共行政责任体系的解释范围。因此，尽快设计出合理的适用规则和方案，有效应对和解决由人工智能应用所引发的责任问题，成为摆在学术界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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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变革的目标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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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正在为政府治理创新注入新的技术、方法和思路，促使政府治理体制由碎片化向网络化转变，政府治理方法由以有限个案为基础向“用数据说话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由静态向动态转变，政府治理决策由经验参考向数据驱动转变，推动传统政府治理向智慧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这种具有智慧性的政府治理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维度。
（一）“扩张”VS“收缩”：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扩张型社会，其潜在的社会治理逻辑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增量中给出方案。同样，这种扩张型的治理逻辑实质上在社会层面造就了一个扩张型的政府，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往往在大规模的投入和行政支出上寻求突破。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就是在谋求改变这种扩张型的治理逻辑，试图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把建设一种“管得更少的政府”作为其改革运动的目的和归宿。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受到人工智能的深刻改变和广泛影响。智慧社会是一种有别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高级和现代的社会形态，智慧社会环境下的诸多社会问题被重新审视，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规模问题又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类型，智慧社会的社会结构、人工智能引起的政府结构重塑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折性变化，使政府规模下降成为可能”。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群似乎为解决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政府规模问题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工业社会中政府规模扩张这一顽疾将有望因为新兴智能技术的嵌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理方式变革而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一种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人工智能技术对政府规模的收缩作用，可以从治理结构和治理技术两个层面予以理解和解释：一方面，从治理结构上看，智慧社会情境下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会治理的多元化更加明显，政府将会获得更多的助力和帮手，这将大大减少政府在一般性公共事务上的投入和支出；另一方面，从治理技术上看，人工智能不仅将单个主体从复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地扩充了单个主体的能力，使得治理主体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达到了降低人力成本的治理目标。
（二）“封闭”VS“开放”：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开放型政府旨在实现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实现对公众的公开、透明行政的过程，是政府和公众基于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对公共事务开展合作性治理行为的总和。“开放型政府现在不仅意味着公民可以从政府获知信息、文件和行政过程，同时意味着公民他们可以以有意义的方式成为参与者。开放型政府同样意味着提高不同政府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交流和运作。更多的共享有助于内在地提高有效性和责任性。”开放型政府的构建不仅受到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驱动和支持，同样还离不开现实实践的助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开放型政府开始从理论建构阶段走向实践运转的新阶段，主要包含开放管理过程和公开管理数据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减少投资成本、使用分析工具优化输入、创建信息流和在组织内部使用共享数据库，实现共享输出数据的使用，以此构建更智能的基础设施，为决策过程和业务结果预测提供一个基础平台。例如，天津近年致力打造智能管理典范城市，市民通过手机便可对身边的城管问题进行随手拍和投诉，真正实现“人人都是城市管理者”。智能技术的引入为建设人人参与、实时共享的智慧城市提供了可能，也为打造城市开放型政府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政府数据的开放，如英国的“政府即平台”的治理模式，打造了公众与政府实现信息交互的平台。在公开数据方面，“英国采用开放数据五星评价体系，重点不在数据条目数量，而是聚焦数据开放质量，加强开放数据质量评价体系。政府网站data.gov.uk．以CSV、WMS、XLS、PDF、HTML、XML等10余种文件格式实施数据开放”。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为建立和完善开放政府提供了广阔的分析视角和实践空间，推动政府由传统封闭运转走向同公众一起努力的开放道路。
（三）“粗放”VS“精细”：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四）“电子化”VS“智能化”：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2卷第6期
人工智能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数字治理成效不断显现。当前，科大讯飞正积极参与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在助力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推动数字经济向前发展之中，打出系列“组合拳”，为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全面指导，成为数字政府领域的纲领性指导文件。
同时，在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中也提出，要形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著增强，政务数据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各地数字政务建设加速推进，“掌上办”“指尖办”已成为各地政务服务的基本配置。
科大讯飞紧扣时代命题，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设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在数字政府的建设上不断发力，数字治理成效不断显现，为城市发展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提供智慧力量的同时，也在驱动着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助力安徽等地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第一梯队。
优化利企便民数字化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为提高数字政府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协同服务、智慧服务能力，科大讯飞创新打造了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实现惠企资金智能化匹配，强化流程监督，确保政策兑现全程可控等手段，达到精准匹配，实现“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通过数据核查实现企业被动申请向系统自动匹配转变，通过系统智审实现人工层层审批向平台自动审批转变，通过政策测算实现政策制定粗略预估向科学精准转变。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提升了惠企政策办理和审批效率，实现企业政策办理环节可压缩50%、办理时间可减少90%、政策涉及企业精准匹配率达到95%以上、企业办理政策过程中提交材料可精简100%、审批周期≤3个工作日。目前平台已在安徽、杭州、长春等地广泛应用。以亳州市为例，亳州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已上线市、县(区)两级“免申即享”政策1179项，发放各类奖补资金15,156.8万元。
科大讯飞助力安徽省建设长三角7×24小时政务服务地图，融合网上办、掌上办、窗口办、自助办等多种办理方式，方便区域内企业和群众跨省查询、跨省申请、导航办事，助力安徽探索出了一条适宜于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成功之路。其中，在科大讯飞助力下，安徽省政务服务门户App“皖事通”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省级移动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优秀等级。截至2021年年底，“皖事通”App累计访问量达127亿，较去年同期增长160%。由科大讯飞负责技术开发的“安康码”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在全国率先实现“安康码”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融合应用，实现全省近百家试点医院“一码就医”。一件事一次办，全流程一站式。面对企业群众服务事项定位难、申请材料准备难、申请表单填写难、办事跑腿多的问题，科大讯飞将办理频率高的多个单事项组合为“一件事”，打造高效快捷的政务服务一件事。通过事项关联集成，整合申报材料，优化业务流程，提供统一的办事流程驱动，通过流程再造、环节整合、并联审批、数据共享等，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少填报，为企业群众提供一站式的套餐服务。
为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提供优质便利的涉企服务，科大讯飞推动涉企审批一网通办，助力安徽省皖事通办建设企业服务专区，秉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利企便民服务的服务理念，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办事主题，为企业提供跨部门商事服务，集成企业开办、企业经营、复工复产、企业注销等20个营商环境重点领域，覆盖企业开办到注销全过程，助力企业发展，实现多元化企业服务“一站式”办理。
助力老年群体，填补“数字鸿沟”。为给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办事服务，人性化填补“数字鸿沟”，科大讯飞通过网上办、手机办、自助办、委托办等方式，推动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定、津贴补贴领取等涉及老年人高频使用的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代办帮办机制，通过授权工作人员代办、亲友代办等方式，提供代办帮办服务，方便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网上办事。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确需本人办理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电话预约、上门受理、送证上门、双向邮寄等服务措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服务。在安徽，科大讯飞助力推动政务服务网适老化改造，在安徽政务服务网门户新增无障碍浏览模块，提供字体放大、读屏、纯文本阅读等功能；聚焦交通出行、福利补助、退休养老等热门领域，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上线老年人服务专区，推出老年人密切关注的事项；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办事材料，提供“办好高龄津贴一件事”等主题集成服务，实现便捷办理。
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市超脑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解决社会刚需、服务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将对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科大讯飞以城市超脑为底座，关注重点民生场景，坚持以解决民生刚需应用为导向，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目标，打造新型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
一网统管，社会治理有温度。科大讯飞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搭建“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针对城市各类管理事件实现智能感知、自动研判、协同处置、主动核实、动态评估的闭环，实现城市运行“能感知、会思考、可成长、有温度”。同时，面向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生态环境、产业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以城市发展难点、民生服务痛点及产业发展焦点为导向，创新一批轻量化、智慧化、便捷化的场景并快速落地。
一体化平台，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科大讯飞通过打造一体化城市中台，形成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助力工业互联网发展，支撑产业数字化；开展普惠金融创新，以政务大数据为根基、以公共信用体系为抓手、以金融云服务平台为载体，自动生成审贷结论、贷款额度及利率，此举将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顽疾，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领域，科大讯飞正探索数字乡村解决方案，通过生态合作等方式，积极探索农业管理、装备研发、生产技术领域的新技术应用，引入“智慧养殖”“高标准农田四害监管”“智慧农机服务”“农产品溯源”等先进产品，实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及绿色发展，致力于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赋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
创新双碳行业解决方案。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数字经济将与双碳产生紧密结合，成为推动双碳的重要驱动力量，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将发挥重要辅助作用，特别是在碳减排、碳监测、绿色金融、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蕴含巨大市场。科大讯飞充分认识“双碳”的革命性影响和变革，积极创新助力双碳的行业解决方案。联合相关科研机构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创新场景。基于城市中台和数字底座，研究碳排放评估检测分析方法，探索决策支撑模型，面向城市管理者提供低碳规划优化方案，为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服务，助力实现3060目标。《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数字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创新应用能力不强，数据壁垒依然存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还有不少突出短板，干部队伍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政府治理数字化水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科大讯飞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区的数字化建设尚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包括缺“统的机制”，缺乏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机制，各地各部门政务信息化项目分散建设、重复建设问题仍然存在；缺“统的平台”，缺乏统一的支撑平台，难以实现各领域数字资源的统一管理、共享复用和集约化建设，数字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不牢；缺“统的应用”，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应用呈现“碎片化”“孤岛形”“烟囱式”，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多跨协同应用场景少，现有数据资源利用不充分。
未来，科大讯飞根据在数字政府建设总结的经验，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助力数字政府的建设、政务服务的提升。（文︱赵文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陈士星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政务业务总经理，数字经济杂志2023-03-09）
DarrellM.West：人工智能与社会变革、政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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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期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人工智能项目组就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对话布鲁金斯学会政府研究项目副主席兼主任、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主任DarrellM.West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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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到智库，从政治科学到技术创新
项目组：韦斯特教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您交流。您关于数字政府的著作颇丰，其中有两本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影响很大。我们知道当前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的最前沿，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热门话题之一，您就此话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今天的访谈我们想就此做一些讨论。不过在进入人工智能话题之前，我们还是想首先对您个人的研究背景做一些了解。我们知道您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布朗大学度过的，在那里您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政治学专家，而在十年前（2008年），您从布朗大学移师布鲁金斯学会，并且从政治科学转移到了技术创新领域，可否透露一些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
韦斯特：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最初对创新产生兴趣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政治学，研究政府如何运行。当互联网出现后，我注意到政府开始利用互联网制作简易的网页，并在上面提供信息，比如发布一些基本的报道。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政府”的调查，来了解政府是如何运用互联网的，并根据这个调查写了一篇报告。结果发现，在我们之前没有人做过相关研究。现在互联网已经发展很成熟了，但是在当时它才刚刚起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公众会对新技术感兴趣，我也因此进入了这个领域。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我开始对数字技术、数字政府进行方方面面的了解，来观察技术是如何改变和塑造政府的运行机制的。
项目组：您在2008年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不久之后的2010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技术创新中心，您是这个中心的发起人并担任主任至今。可否介绍一下，作为全球顶级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成立这一技术创新中心的动因是什么？
韦斯特：在2010年成立这个中心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智库在研究技术对政府的影响，但是对新技术影响政府运作的关注还比较少。我们发现政府会出于不同的目的来应用新技术，比如奥巴马总统在医保方面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发展信息技术。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新技术如何融入美国的日常生活。我们尤其专注政策，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符合法律和政策，与技术有关的税收政策，以及技术如何与一代人关联到一起等议题。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观察技术创新，于是我们成立了这一研究中心。
项目组：在2011年，另一家现在非常知名的科技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也在华盛顿成立。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似乎科技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了一种潮流。您认同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韦斯特：是的，过去的十年，人们对技术是十分狂热的。现在确实有许多智库关注技术创新。大家都试图解释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从数字技术的变革中获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明白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使我们卷入世界经济中。而且这个过程正在加速，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项目组：数字技术的内涵一直在变化，在最近几年，先是大数据，然后是人工智能，似乎正在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你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过去的信息技术有根本性的不同吗？
韦斯特：它们的确不同。人工智能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发展趋势。在美国，人们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有许多新公司开始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各种不同的领域。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无人驾驶是人工智能一个很好的体现。它必须在一段时间里处理大量的信息，如何让车子行驶在机动车道上，确保不会撞到别的车，你需要非常精确的信息处理系统、高速网络等等，这只是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都有应用。
当然从这个话题谈起，我们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不安。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在越来越强，电脑处理器变得更加快速，能够处理的数据也越来越多。从根本上来说，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了数学、电脑系统、数据分析，将这些知识和技术融合到一起解决特殊的问题。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人工智能带来了哪些社会挑战
项目组：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我们在布鲁金斯主办的techtank网页上也看到了相关的文章。今天您在报告中也提到正在写一本新书讨论这一问题。能谈一下您的观点吗？
韦斯特：是的，我正在写的新书中有很多有关人工智能的内容。读者会看到新科技将对劳动就业、教育体系公共政策，以及对由不同诉求的政府和公民所组成的社会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例如，最近有经济学家做出预言：在未来，我们可能不再需要25%的成年男性劳动力。没人准确知道未来的状况会多接近这个数字。即使没有25%这么多，成年男性劳动岗位减少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这一现象也将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那么这一状况下经济将会如何运行？这种现象对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影响政治和国家呢？我们刚刚经历美国总统大选，唐纳德·特朗普之所以成为新总统，就是因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对前任政府糟糕的经济成绩表示不满。他们在发展道路上停滞不前，所以更倾向于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未来：担忧自己可能会失去稳定的生活，担忧科技会提升生产效率而不会增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状况对很多国家来说都可能是个危险趋势。
项目组：在您今天的报告中，近年来就业岗位增加的速度虽然低于财富创造的速度，但毕竟还是在增长的，因此科技进步整体上对工作数量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结果会不同吗？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减少吗？
韦斯特：人工智能肯定会创造很多新工作。从苹果公司这一先进科技企业的经验来看，虽然一个人可以在某一领域成为数据专家，但是要进行很多复杂的数据处理，仍然需要大量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肯定会产生很多新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听说过的新工作。问题是，整体来看，可能你的生意已经做到了500亿美元的规模，而公司的运行只需要5万名雇员。这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先进大公司所需的雇员之少，令人震惊，这正是很多人所担忧的事情。
项目组：这一问题也涉及到了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大大提高财富生产的效率。但这些财富能够分配给被替代的人群并支持他们转向创意性、个性化和服务性的工作吗？或者只是由于高度垄断而导致新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大潮？
韦斯特：不公平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明显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科技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科技正产生巨大财富，美国科技造就了很多亿万富翁。在我们走向数字化经济时代的过程中，人们担忧的是不公平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大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他们需要顾客来买他们的产品。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买他们的中高端产品，那这些企业也很难再维持良好运营。所以当人们思考未来科技创新时，也应该考虑如何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怎样来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又怎样去避免不稳定。这会带来很多的抉择，我们要认识到科技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需要考虑科技的消极一面。这样才能未雨绸缪，在消极一面真正出现之前便预想到它们。
政府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
项目组：说到科技消极的一面，最近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负面新闻，例如自动驾驶的汽车发生车祸导致乘客死亡、诉讼中的人工智能系统显示出种族歧视。但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同样也会造成车祸或歧视性的判决。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错误的容忍度似乎更低，即使其失误的概率并不比人更高。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韦斯特：你说的完全正确。在无人驾驶领域，一些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是由软件问题引起的。而这些软件被设计出来原本就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自动驾驶车辆和人类驾驶车辆的事故情况。目前美国每年有45000人死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而且都是人类驾驶的。具体分析这个巨大数字背后的成因，驾车时分心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例如在驾车时分心玩手机可会造成交通事故。而在无人驾驶车内，不会有驾驶分心的问题，在这方面采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不会犯和人类一样的错误。因此虽然无人驾驶车也会发生交通事故，但发生几率会比人类驾驶的车低一些，无人驾驶车会有更多益处。
项目组：但人们对人工智能失误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仍然是非常担忧的。您认为这种情绪会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吗？
韦斯特：在美国很多公共管理领域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公共事务。我确实设想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来帮助公共管理系统更好地工作。我们在此方面将会开展很多研究，也包括技术创新在劳动就业方面的研究。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新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中，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他们不相信人工智能会给未来就业岗位带来影响并且质疑这些新技术会在未来有多大意义。
对于政府来说，这些科技创新（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高速、实时的收集信息并做出决策。所以现在可以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收集资料、分析任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能会实现这样的情况，即政府人员能够利用最新的科技来掌握所有最新的实时信息。当信息足够多时，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可执行的操作。一个著名例子就是用谷歌搜索所做的研究。当人们开始感觉不舒服时，利用谷歌搜索病症。结果大量用户的搜索信息经过汇总分析后得到了流感疫情的早期警告。如果仅仅依赖于病人找医生，就会错失很多重要的信息和时机，并将疫情拖延几周时间。人们不舒服时通过谷歌搜索病症所产生的数据可以分析出潜在的公共健康问题。
其实各个领域都有很多公共信息。我们的任务就是鼓励政府公开政府信息，方便人们获取，并且加以研究，这会造福经济领域，造福全世界。
政府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项目组：在您看来，虽然人工智能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总体上带来了更多的正面效应。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作为，来促进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发展。
韦斯特：我们鼓励全世界的政府教育系统发展；鼓励政府投资基础研究；鼓励政府开放数据，奥巴马总统要求公开政府数据，现在所有公共数据都能获取，这可以促进科研以及商业的发展。
项目组：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将政府数据公开的国家。在奥巴马总统上台的第一天，就签署了数据公开宣言。英国等发达国家随后也都跟进，数据开放成为了全球潮流。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政府数据开放虽然看似对创新有效，但是政府机构的在落实上并不积极，对创新到底有多大效果也存在疑问。您觉得数据公开切实可行吗？有效吗？
韦斯特：政府公开数据来促进创新我想是有效的。我们应该继续鼓励政府开放数据。
项目组：除了数据开放，政府对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直接支持我想也很重要。奥巴马总统在离任之前，发布了三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理念和做法？
韦斯特：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特朗普总统对于人工智能或者数据分析的看法。特朗普是商人，经营酒店。所以他来自传统经济，不像奥巴马总统那样关注数字化，所以特朗普总统并没有什么计划来帮助美国推进创新。他想要促进投资，这对企业发展很有效，但是他怎样看待科技创新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中国在商业科技创新方面做得很出色。在中国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快递可以很快送货上门。这不同于美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在网上下订单但是要花几天才能在家拿到商品。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做得最好。中国年轻人不需要带钱或者卡，一切都可以通过手机支付。
项目组：您之前曾经在书中谈到过中国的一些创新，有的在中国读者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您看来是很有创意的创新，比如您曾经提到您在过海关的时候，有评价系统让您通过按钮来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打分，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您认为这比美国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征求意见要好得多。您这次的中国行对中国创新有哪些新的发现吗？
韦斯特：我对中国很感兴趣，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我来过中国11次，但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发现政府正在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创新中心（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很正确的事情，事实上全球很多城市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健康、交通、环境等很多城市问题，都需要解决。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所以中国政府正在投资这些技术方案，我了解一些智慧城市的建设，因此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是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
项目组：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许不远的未来会控制整幢建筑、整个城市的交通。但是一旦这样的系统产生了bug或者被攻击，将会产生巨大的危害甚至灾难。然而bug和被攻击的风险似乎是不可能杜绝的，正如微软从来没有完全解决好windows的问题。
韦斯特：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依赖彼此，现在有很多风险也有很多问题。科技创新是一种解决之道。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像公共交通，这些系统都需要发展新的解决方案来方便城市生活。我们要发现问题，然后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而科技便是解决方案之一。
项目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相信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吗？
韦斯特：我对此有些担忧。在创造力方面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人类。谁会知道500年以后或者1000年后的情况呢？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项目组：好的，谢谢，祝您在上海生活愉快。
韦斯特：谢谢，你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
DarrellM.West是布鲁金斯学会政府研究项目副主席兼主任、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主任。West先生于1981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布朗大学长期执教，2008年转至布鲁金斯学会。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技术/公共政策、数字政府、大众传媒等相关领域。
对话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李辉博士、产业创新研究室沈应龙博士。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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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治理评论》稿约
《南方治理评论》始创于2013年，CNKI来源集刊。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学术辑刊。《南方治理评论》秉持“培育公共精神，直面转型中国，诠释社会热点，扩展学术深度，贴近重大需求，服务国家治理”，追求“本土化、专业化、个性化、国际化”，崇尚原创研究、微观研究和深度研究的学术精神，试图在中国繁杂的地方语境下运用本土话语体系着力解读地方性知识和日常性逻辑。主要设置有“学术一线”、“数字治理”、“健康治理”、“灾害治理”、“南国讲堂”、“伶仃书评”、“回归访谈”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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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始创于2019年，广东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珠三角政府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治理、珠江流域生态治理、泛珠三角健康治理、南中国海安全治理等五大方面，致力于建设成为“经世致用、咨政育人”的地方高校特色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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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城乡基层是影响党的事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石。202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毛纳村考察时指出“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四川永丰村考察时指出“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结带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在湖北智苑社区考察时指出“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在新疆固原巷社区考察时又指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沉到基层，一定要接地气，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我们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政治智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不仅有空间表征上的层级、场域，也有时间序列的传统、变迁、发展，更有共同体意义上的深刻关系，其核心要素融合了政治性、人民性、场域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打造本固基强的社会治理格局。其次要坚定人民立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切实维护人民权益。再次要坚守基层导向。“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既筑牢安全底线，又兜牢民生底线。最后要遵循系统原则。基层社会是一种聚合体，它将许多社会关系整合在一个系统之中，“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动基层治理、城市善治与大国之治的高度衔接。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一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切不安全不稳定因素的来源，基层社会是创新发展的活力源泉，也是缓冲经济社会震荡、承载平安中国的社会基础。要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基层治理痛点堵点难点，在不断解决发展问题、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中深化治理创新。二是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规范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涌动也不行”。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突出法理相融、刚柔相济、宽严适度，推动基层社会自组织、自服务、自发展。三是处理好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的动态衔接。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叠加性、复合性甚或突变性，使得安全问题已经内化为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要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构建平战结合的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推动韧性治理建设。四是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促进。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路径。要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面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幅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基层组织功能超载、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不精准、基层协同治理乏力、基层抗风险能力不强、基层干部胜任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也日益突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实现集成治理。健全严密有力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大力推进两新组织“提质扩面”行动，搭建各类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化平台；创新党对基层行政组织、自治组织、群众组织、新社会阶层的领导方式，推动党建向基层治理新领域、新阶层、新空间拓展，激发党建引领促社建的组织活力。探索网络化协同治理机制。夯实区域化党建联盟，建立服务需求、服务资源、服务项目三张清单和双向认领机制；推进乡镇（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健全和落实在职党员双报到、党建联盟指导员、属地单位联络员等制度；明确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搭建多方议事协商平台。建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评价机制。加大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的力度，有序有效向基层放权赋能；深化在职党员“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工作，鼓励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完善终端问效检验的治理方式，围绕人民满意开展党建引领的流程设计与优化。
二是坚持人人有责，实现协同治理。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建立群众诉求分析研判、诉求分办落实制度，探索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提案工作机制和社区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基层群众利益表达、利益调节、利益约束和利益补偿机制，保障群众依法参与城乡基层治理的权利。优化社会参与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对话、民主协商和合作治理机制，开发社会主体阶梯成长型的参与方式，提高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健全“五社联动”机制，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健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深化社区居民自治机制。不断探索城乡社区的“内生性”发展机制，拓展居民公共参与的领域和范围，培育和激活社区自组织、城乡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动力；坚持问计于民，广泛开展民主协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是坚持民生导向，实现回应性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向社区下沉。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便利化，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和优质化；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制度，有序推动属地单位的公共服务资源与社区共享。健全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机制。切实回应群众身边的食品卫生、空气污染、噪音扰民、交通安全、物业矛盾纠纷等现实问题；强调公共服务、市场服务、自我服务协同发展，倡导“公益导向、商业逻辑”服务运营方式，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进入社区服务领域。推动社区民生服务的精细化。完善服务统筹、即时响应等机制，努力做到民生需求“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健全群众满意度调查评估制度，推广社区服务“好差评”评价激励制度。
四是坚持平战转换，实现韧性治理。完善城乡基层重大灾害快速响应、社会冲突风险防范、安全事故有效应对、社会心理危机敏捷熔断等机制，探索“平战转换”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推动韧性社区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最多跑一次”式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促进社治综治双线融合，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与权利救济机制。做优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深化“诉源治理”，将风险在基层第一线防范、矛盾在社会微单元化解、共识在社会最末梢达成。
五是坚持数字赋能，实现敏捷治理。搭建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云平台。扎实推进共享型“城乡基层治理公共资源大数据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两张网建设。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等新技术新方法，进行高敏感度风险感知建模，提升社会风险识别、预警、应对的智能化水平。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以社区微脑助力智慧社区建设。
六是坚持价值共创，实现赋能式治理。发挥政治引领、思想铸魂、社会号召和组织聚力的作用，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式的价值认同来正人心。不断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以友好型的情感认同来暖人心。选强配优基层干部队伍，加大基层减负减压的实效性，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把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郭金云，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导向下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研究”〔21ZDA11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2年5月25日下午，由商汤科技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线上会议系统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以“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之变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应对”为主题，十位来自政府机构、高校智库、科技企业的专家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与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研究员王明辉建议，科技伦理治理要坚持包容审慎治理理念，进一步明确监管的标准和方式，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为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环境。
商汤科技副总裁、伦理委员会主席张望表示，随着新技术的兴起，科技伦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需要社会各界联合加强研究。目前中国科技伦理体系建设正在加快完善，中国的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之间将实现更加良性互动。商汤科技作为业内领先企业之一，做好人工智能伦理相关工作责无旁贷。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丰总结了人工智能伦理十大趋势，并介绍了商汤科技近年来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的相关工作。同时，田丰介绍了商汤科技正在筹备亚洲科技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盟，希望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构建平衡发展的科技伦理观。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从微观、中观、宏观的角度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伦理风险，以及人工智能伦理的六大议题、四大基本样态和基本立场等。他还介绍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理念、路径选择以及国内外人工智能企业伦理治理实践。最后，梁正提出了解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之道，包括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对话机制、加强对社会伦理方面知识的教育和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