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就业
数字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是工业4.0或后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的核心要素。它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为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超越性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数字经济在2003年-2012年间迎来了高速增长期，新业态不断涌现。截至2012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上网第一终端，这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2013年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移动端时代，中国数字经济迈入成熟期。除经济增长外，数字经济也在推动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一是吸纳就业能力提升，二是进一步防范结构性失业风险。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数据，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就业总人数的24.6%。其中数字产业化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220万个，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78亿个。
从发展趋势看，数字经济将对就业产生以下影响：
一是数字技能成为基本就业技能。
知识和信息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支撑。因此，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技能成为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基本能力，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够对电子文档、电子表格、数据库、多媒体等数字信息进行制作、储存和管理，并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解决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一名合格劳动者的必备素养。不过，近年来我国技术人才数量增长缓慢，统计资料显示，具有数字技能等高技能的人才稀少，且行业分布极不均衡。
二是就业方式越来越弹性化。
数字化技术使得个体和企业只需要宽带连接就可以在在线平台上交易商品和服务，企业的边界逐渐模糊化。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成为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
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打破了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雇佣期限等更为弹性化，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富有弹性，择业和创业更自主灵活。数字化使劳动者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远距离获得工作机会，就业门槛降低，就业创业边界逐渐被消弭，形成基于平台的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从劳动者人口特征来看，平台模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性、流动人口等就业特殊群体也提供了公平、灵活、甚至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劳动力市场半径和就业渠道。
阿里研究院在2017年发布的《数字经济2.0报告》预测，在未来的20年之内，8小时工作制将会被打破，4亿劳动力（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
三是就业机会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兴起，势必要对传统产业和原有的就业岗位造成冲击。例如，机器人的应用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失业，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引起成千上万的终端零售人员失业，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的兴起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世界经济论坛曾在《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中指出，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在2020年消失，现在上小学的孩子有65%最终将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全新职业。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认为，在未来，中国有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及其相互融合也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IT服务等数字经济行业近3年来一直是我国人才需求最多的十大行业之一，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近3年一直稳居第一。2017年，阿里电商平台创造了超过3300万个就业岗位，阿里巴巴新零售平台内容电商从业者已经超过100万人，2118个淘宝村创造了超130万就业机会。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在滴滴平台获得过收入的人数达到2108万（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驾司机），其中393万是去产能行业的从业者，还有133万失业人员和137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
四是产业就业结构和区域就业结构受到显著冲击。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调整变化造成了巨大影响。从产业就业结构来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将持续上升。得益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第一产业将进一步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水平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机器人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将会被农业自动化释放出来。在第二产业，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将持续降低。除了由机器替换人之外，在“人工智能+制造”条件下，人机交互方式将再次升级，大幅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在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生活性服务业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将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向生活性服务业的全面渗透，推动了养老医疗、体育健康、旅游文化、教育培训等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兴起，服务需求的大幅上升拉动了就业需求的显著增加。
除了产业就业结构的改变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用也会引起区域就业结构的调整。从短期看，较快的技术变革速度和下降的生产成本会促进产业的区域转移，新一轮产业集聚更容易在率先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从长期看，随着“工业4.0”的扩张和拓展，工业生产将由后发地区逐渐向科技研发水平较高而生产成本较低的发达地区转移，在产业体系重构的同时，劳动力区域结构也随之重新调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失业率会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对学生朋友而言，面对疾驰而来的数字经济时代，顺势而为，调整职业生涯规划，制订合适的就业策略，是保障未来更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首先，要结合实际找准职业定位。从目前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看，数字经济就业岗位不仅面向高端人才，对中等教育或者义务教育的劳动者也呈现强劲需求。以技术类岗位为例，高到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年薪五十万以上的岗位，中到数据分析员、软硬件测试员、开发工程师等年薪二三十万的工作，低到网页设计、美工等十万左右年薪的职业均存在大量就业机会。非技术类岗位更甚，网络销售、网络经营、电商客服、短视频审核、数据标注、网络直播、网约司机、外卖骑手等等工作，不仅需求旺盛，就业灵活，薪资也不低。另据统计，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兼职招聘中，近71%的岗位无学历要求，87%的岗位无工作年限要求。因此，数字经济不是高级人才的专利，合理定位，任何人都能分一杯羹。在职业定位时，有条件的同学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行业。目前各行各业都需要数字经济的相关人才，但上海薪资最高的还是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相对而言，居民服务业，餐饮住宿业薪资较低。当然，薪资和就业门槛一般成正比，所以，是挑战高薪还是积累经验，要视个人情况而定。
其次，在提高专业技能“硬实力”的同时，莫忽视态度、沟通、写作等“软实力”的培养。从数字经济相关岗位招聘要求来看，其对从业者的“软实力”同样重视，包括积极主动、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责任心、逻辑能力、创造力、执行力等等。表明较多数字经济相关岗位工作内容复杂强度大，要求高合作多。需要从业者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具有挑战性、创造性的工作。
再次，即使是专业技术能力，在凿一口“深井”的同时，莫忘了也凿几口“浅井”。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一大批技术已经逐步由行业内技术创新走向融合创新，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互联网+X”的经营模式。产品和业务范围迅速扩展，相应的也带来就业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呈现出技术就业向融合就业转变的特征。区块链技术是典型代表。其凭借分布式存储、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技术优势，被越来越多行业探索及应用，也由此极大增加了对于复合型就业人才的需求。何况如今“斜杠”青年已不是什么新鲜词，多凿几口“井”，利用业余时间灵活就业，亦是数字经济时代提高收入的常用方法。
最后，虽然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就业更加容易。恰恰相反，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竞争更为激烈。其原因有三：一是工作从线下转为线上，就业形式更为灵活，也意味着应聘成本的降低和竞争人数的增加；二是当就业和创业的边界被模糊化后，劳动者要寻找更多的“任务”养活自己，这就需要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拓展就业渠道和人脉；三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高速发展同样意味着职业的生命周期也会缩短。（孙炯）
吕廷杰：从信息经济到数字经济的转型
12月28日-29日，由新华网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人文清华承办的“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在北京以线上论坛的形式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格局新优势新篇章”。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吕廷杰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吕廷杰认为，未来十年是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十年，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趋势大于优势，拥抱科技才是正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吕廷杰出席“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录：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有关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话题。都说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到数字化转型期，那么数字化跟信息化什么关系？数字化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人类的信息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大型计算机的出现，70年代小型计算机的出现，80年代的个人电脑，90年代的桌面互联网，2000年的手机上网移动互联网，2010年的云计算大数据和现在热议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网络技术的结合，IBM总裁曾经称之为智慧地球。在发展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书中指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文明浪潮，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农业文明的出现，标志是人类学会开发利用物质资源，因此有了铜器和铁器，社会生产力三大要素——生产资料、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中的生产工具发生了变革，有了锄头和犁耙，因此有了剩余产品。生产力的提升使种的粮食吃不完，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比如想拿一袋米换一只羊，于是就出现了市场，但是我卖米的时候可能你并没有想卖羊，或者没有看上的羊，所以我们先把米换成一种叫货币的东西，经济学把它定义成一般等价交换物，然后在我需要的时候，而且你卖羊的时候，我再拿货币来买羊，所以人类的文明就进步了。我们有了货币，有了市场，所以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长城以南的区域是最早拥抱农业文明的，也就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足的区域。另外一次浪潮发生在工业文明的到来。工业文明发端于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伦三岛，但是因为英国积极拥抱了工业文明，一举成为“日不落帝国”，殖民世界1/4还要多的国家，到处都飘扬着米字旗。它为什么那么强大？因为它积极拥抱了工业文明，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工业文明的特点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叫能源，开发了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动力化工具，这种工具的特点只需要人来操纵，并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所以有了蒸汽机、电力、机床、汽车等高效率的生产力工具。这个阶段，中国落后了，没有跟上文明发展的步伐，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甲午海战，我们才知道周围很多国家我们已经打不过了。然而中国有没有机会？机会就出现在信息文明时期。托夫勒指出，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叫信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对人有用，把对人有用的信息叫知识。但是每个人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叫网络，可以帮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取信息，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被信息的海洋淹没，周围每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对同一个问题的说法都不一样，哪个对哪个错，我们不知道，因此又开发出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叫计算机，帮助我们加工处理利用这些信息。托夫勒指出，未来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运用网络和计算机的水平，如果拒绝拥抱这两样东西，也就是拒绝拥抱信息化，那么将被别人降维打击。所有的技术发展推动着社会在向一个面向信息科技的时代发展。大家可能会说你讲了半天信息经济，以前我们也叫信息经济、信息化，怎么这两年又叫数字经济了？数字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们认真地梳理了数字经济概念的来源。最早提出数字经济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叫DonTapscott（唐·泰普斯科特）教授。1995年当全世界都在谈信息化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DIGITALECONOMY》（《数字经济》）。但是当时他不是特别有名，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本书，这本书甚至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然而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人相当牛，他每10年出一本经典，1995年的《数字经济》，2005年的《维基经济学》，2015年的《区块链革命》，都是由这位学者推出来的。他的书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个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葛洛庞帝教授的关注，所以尼葛洛庞帝就紧接着接受了“DIGITAL”的概念，数字化的概念，在1996年出了一本书，叫《BEINGDIGITAL》（《数字化生存》）。由于尼葛洛庞帝是美国《连线》杂志的主编，搜狐的天使投资人和张朝阳的导师，所以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卖。当时还有一些人认为，信息化和数字化只不过是一些学者创造的词句而已。然而美国政府最先发现了它的趋势，所以在2000年的4月，美国商务部出了一本书《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社科院的姜奇平教授团队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国家谈数字经济可能要追溯到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由我们国家主导起草的一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从那以后，从上到下，从党中央到各地方政府，到各个企业等，社会各界好像很少在谈信息化，都在谈数字化。那么数字经济跟信息经济什么关系？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深入，我们将走入一个数字经济时代，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后信息化时代。什么叫信息化？现在对中国人来讲，我们已经走过这个时代。现在大部分人开车都知道用导航设备来指路，信息帮助我们。但谁在开车？还是我们自己。信息使得我们开车更快捷更方便更有效率，我们再也不会迷路。那么什么叫数字经济？出门自驾游，我们只需要在车上打桥牌、唱卡拉OK，车自己开，这就叫数字经济。听说过黑灯工厂吗？为什么叫黑灯工厂？因为工厂里根本没有人，都是机器通过工业模组和传感器在工作，7天24小时不打烊，也不需要开灯。有人说这不就是智能经济吗？这不就是智能制造吗？对！数字经济包含两大要素，第一个是工具的智能化，信息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将开发出一种新的劳动工具，这种劳动工具既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也不需要人操纵，机器自己干活，这就叫数字经济的智能化。第二个要素是除了工具的智能化，还要整个要素的数据化。农业文明时期谁最有钱？当然是地主，方圆百里土地都是他家的，他最有钱。为什么土地多了就最有钱？因为农业文明的生产要素是土地。那么工业化时代谁最有钱？谁有矿，谁有油田，谁最富有。那么数字经济时代，谁最富有？很多大咖、学者会告诉你，谁掌握了数据谁说了算。比如说，大家习惯互联网以后发现互联网总是投其所好，都是个性化服务。我喜欢摄影，用的佳能相机，所以当我打开淘宝、天猫、京东、苏宁的App，首页上就会推出佳能相机的信息，新出的镜头，新出的微单，新出的闪光灯，不会推索尼、尼康、富士给我。这是因为对你进行了画像，对你的行为进行了描述，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是现在网络商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叫兴趣搜索的智能匹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核心是什么？是数据。数字经济的核心有两个，一个是工具的智能化，一个是要素的数据化。这些让机器更多的依据数据去操作的方式，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当信息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叫后信息化阶段，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对我们的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我们就能打造高端制造业，而不去重复走西方的工业化老路，这就是我们“弯道超车”必须要做到的。我们知道蒸汽机的出现带来了工业1.0，电力的出现带来工业2.0，计算机的出现带来工业3.0，今天要说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将带来智能制造的工业4.0。但是严格地说，今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还远远没有用在工业制造业，主要还是消费娱乐。这就犹如电力这个伟大的发明，如果仅仅用在照明和家电上，生活当然方便很多，但是它的商业影响力是有限的。如果有一天电力走向了所有的制造业，这场革命的大幕就拉开了。今天我们就在风口上，互联网将从消费互联走向产业互联，而推动进程的核心技术就是5G技术。5G是第5代移动通信的简称，不同于以往的通信技术，以往的通信技术是连接人与人、人与计算机服务器上网等，5G的核心思想是要实现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把我们推到了一些产业级的应用。
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中国联通率先给青岛港用5G赋能，大家有兴趣去参观的话，会看到过去人山人海的搬运工簇拥着的港口里现在静悄悄。我们国家其他两个运营商也在努力为更多的港口做数字化转型。我认为5年之内中国的港口设施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在你走到任何一个港口都是静悄悄的，所有的驳船、龙门吊都是远程操控，用软件和机器控制，很少的人干预。更重要的是密密麻麻的集装箱，每个集装箱装的什么东西属于谁要送到哪去，一目了然。整个做了一个数字赋能，所以集装箱的物理信息全都跑到网络层面进行调度控制管理，这就是它带来的新的价值，使得港口的操作效率大幅提升。第二个例子是某个洗衣机厂在天津建了新厂，当时希望我去参与开工剪彩，我还纳闷：现在都是去库存去产能，怎么洗衣机厂又建新的厂？他们说因为做了个柔性工厂。过去建一个洗衣机厂需要两条生产线，两个厂房，一个生产波轮洗衣机，一个生产滚筒洗衣机，现在洗衣机厂把它们建在一个厂房一条生产线上，比建两条线节约了1/3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效率提升了。当时认为有点忽悠，因为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从配件工艺流程都是不一样的。他们说现在把工序模块化，硬件通用化，服务可编程。过去说滚筒好卖，波轮不好卖，波轮就黑着灯，这个厂房就闲置，这是浪费。现在说波轮好卖，那一个星期6天生产波轮，第7天一个指令，就像搭乐高积木似的，再组成一个滚筒洗衣机的生产线，一天后生产了部分滚筒洗衣机，又恢复成生产波轮洗衣机的生产线。这个过程中随意组织生产线，就要让设备可以自由移动。过去每个生产单元上都有成百上千的控制器，由一排排的插线排直接给信号，现在天津电信给做了一个室内5G微蜂窝覆盖，每平方公里100万个接入，这就是5G的海量机器连接，又叫大连接的能力。所有的节点就像家里放个小米音箱一样，只要喊一声“开客厅的灯”“开电视机”“开新闻频道”“开空调”就行了，因为都是Wi-Fi连接。但是Wi-Fi一次最多接入十几个，不到二十个接入，接的太多就走不动了。但是5G每平方公里100万个接入，所有密集的工业覆盖迅速联网，全都是无线的方式，所以设备可以自由的移动。这都是5G技术赋能带来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无人机的应用。一谈无人机大家很自然想到大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大疆也面临着一个升级换代。当5G对大疆的无人机赋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第一，拍的高清视频、照片不需要把无人机收回来才能拷出来，你可以做4k高清视频的直播。因为它有大带宽能力，能做高清的，包括工业视觉级的监控。第二，可以用飞控平台来进行远程的操控。广东有一个叫亿航的无人机企业，无人机能载重几百公斤，定位洒农药，可是除了中国的东北大农场有需求，很多地方没有需求，所以一直打不开市场。后来又说能森林救火，拽一包干冰，江河湖海抄一包撒过去，但森林也不能老着火，所以还是打不开市场。后来它想出了一个办法，做高层楼宇的消防。我们全世界一直有一个难题，比如说上海对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进行消防演练，一个信号出去，四个方向的消防队扑过去，没想到有一路堵在延安路高架上，有一路快速地冲到了楼下，但发现高压水枪和云梯都够不着，今天这个问题用无人机解决了。有5G赋能的无人机，可以在设在武汉市的飞控中心里，控制上海的无人机起飞。标准的消防队屋顶都是一个平顶，能停一架中型的救援直升机，所以载荷量是够的，现在正好并行停两架消防无人机，每个无人机挂四颗灭火弹，然后一旦给一个信号，不用担心马路的拥堵，无人机拖过去，对着四个方向的窗户打出几颗灭火弹，空气一阻截，火就灭了。所以从去年年底，我们的很多大中城市，包括迪拜等城市都在定它的消防无人机，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是靠什么？是靠5G的赋能。不可能每一个救火无人机底下跟一个人跑，所以必须用飞控平台，必须用5G技术，我们就看到连接这样的技术多么重要。还有一个例子源自美国通用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报告。它说航空发动机的维护、运营、调度管理的效率特别低，这是一个痛点，所以就做了一个用工业模组、智能硬件和5G技术进行赋能。一架飞机从东京飞往芝加哥，10个小时的飞行结束的时候，在地面滑行的20分钟里就可以把刚才所有的飞行参数，送到一个控制中心进行分析。这个飞机需要什么样的地勤服务，小修、中修还是大修？要不要换配件？要换配件，马上申请到机库排队，说周期两天，那么它的后续航班谁来顶替？所有的方案，当飞机还没有停稳，乘客还没下飞机，全都做完了，都是机器在做，软件硬件在分析。很多人都说我们一个传统产业用网络干吗？用这些信息化的技术干吗？它就是要给你带来新的动能，新的价值，当然还会产生大量数据，使得原来看不清摸不着的那些规律性的东西一目了然，这叫新要素。此外还有新的业态。我到三一重工交流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有个三湘银行，一个民营银行。因为很多工程承包商、包工头说现在接了个大的工程项目，想要挖掘机、起重机，但是没那么多钱，给你付个首付，先把设备给我，工地一开工，工程款结回来，然后就给你付清。企业把东西卖出去了，但是钱要不回笼，流动资金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做了三湘银行。银行就把钱给企业，变成工程承包商欠了银行的钱。这跟我们买房子的按揭很类似。然而没想到的一件事是工程装备不同于房地产这样的不动产，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觉醒来工地上的装备不见了，追债成了三湘银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在4G时代，他们就想到了网络，跟运营商合作，在设备上装了很多的网络设备，设备被偷走了，然后总得用，一打着，一有电，运营商马上定位，就可以知道多少号设备在哪个位置，就能去追债要钱了。后来三一重工又看到了通用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报告，是对发动机进行维护的，所以他们认为网络是现成，也可以装一些模组，测水温的、测油压的、测抖动的等，然后就能防患于未然，在设备出故障之前就可以远程用网络的设备进行监控，提前维护，所以一下子让三一重工的设备卖遍全世界。客户的体验就是它的东西根本不出故障，这是因为没出故障就防患于未然，预维修了。日本的小松，东西也不出故障，但因为人员工资贵，所以卖的也贵，后来东西卖不动了。卖不动怎么办？它宣布说不卖设备了，租设备。我们就发现新的业态产生了。我们经常说制造业的服务化，什么叫制造业的服务化？其实我们身边最典型的转型就是吉利汽车，这个企业是非常优秀的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企业。它收购了沃尔沃之后，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把沃尔沃起死回生。然而在同一个销售渠道上就挤压了低端汽车的销售，吉利这个牌子车卖得不好了。卖得不好怎么办？它做了一个决定，招一堆出租车司机，做一个网约车公司，叫曹操出行。吉利的做法和很多企业向新的业态转型的做法，是企业生存必需的。这就应了达尔文的一句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从来都不是最聪明和最强壮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所以企业在面临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化转型还会给企业带来更深刻的变革，比如说对企业组织架构的改变。我简单归纳几点：第一，企业内部需要面向柔性制造，像刚才讲的洗衣机厂的例子。第二，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上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供应链，客户量身定制。以前都是生产出来推销，未来是客户提出需求，然后量身定制。这个供应链的反向，就会产生整个制造业的经营模式、组织架构的变化。第三，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新业态出现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三跨”，就是跨组织、跨产业、跨边界。汽车制造商去做出租车公司，是不是跨组织了？其实真正的“三跨”就是互联网公司，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是“三跨”。过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企业是运输业老大，那是通信业老大，那是银行业老大，今天互联网的平台上什么没有，它本身是“三跨”，甚至更多的“跨”，这种“跨”一个最重要的副产品就是更加丰富多维度的数据。前面讲过数据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这些东西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走向高端制造业，从而实现内循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走向我们2035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靠科技来驱动，而且科技驱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换赛道，还要通过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使我们的企业在更高维度上去实现跨越式的升级，这才能使我们不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跑，而是有我们自己的创新的企业出现，我们创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创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出现，这才是数字化转型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最后我特别想分享一句话给大家，未来的十年是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十年，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因为什么？因为趋势大于优势。我们一定要知道趋势在哪儿，今天的趋势就是以数字化技术引领的各种科技的发展方向，我们去拥抱科技才是正路。今天跟大家讲的数字化发展就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持续支撑我们的中长期目标，实现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好，谢谢大家。点击图片进入专题
把握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学视野中的技术经济特征，即是分析新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在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生产和服务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经济发展明显不同的特征和规律，既涉及技术创新，表现出独特的技术新特征，又涉及经济发展范式创新，突出表现为新经济的一系列特征。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必须从技术特征入手，分析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带来的生产方式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智能互联是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
数字经济底层架构的核心是连接，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信息、融合、创新和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智能和互联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最显著的特征。智能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产品/服务智能、装备智能和过程智能三个方面；互联的发展方向是人、企业、政府机构、物品智能互联的自适应、生态化网络。
万物互联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用户与产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流动，通过连接数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市场主体运用技术和数据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法经济、零工经济、数字服务等。比如，电子商务平台是面向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交换和消费过程，电子商务的安全认证、在线交易、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都必须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的网络平台。
在智能互联的驱动下，产业结构将呈现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和以无界制造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消费互联网注重与消费者的连接，产业互联网强调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连接企业。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不同的经济形态，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关键的生产要素也不同。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首先，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数据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感知、采集、传输、存储、计算、分析和应用，来重构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对传统流通、消费、生产体系的淘汰、升级、融合、重组、优化等作用，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都必须基于对数据的判断、预测和精准匹配。
其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即时性、共享性、边际生产率递增等特征，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相融合，可以通过算法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有利于实现递增的规模经济报酬。比如，Airbnb租房、Uber打车等共享经济模式的本质，就是挖掘数据的价值，基于数据构建新型的合作和信任体系，实现智能化匹配供需的目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在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驱动下，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全网、全域、全渠道，端到端的全链条、全流程、全场景的连接，打造丰富的人与机器无缝衔接的应用场景，使人工和机器的分工合作达到高效的协同水平。比如，商业银行构建客户互动层、AI决策层（AI中台层）、核心系统与数据中台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精准定价，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无抵押的数字信贷。
融合是新生产或新服务方式产生的前提
数字化环境下，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设施通过物理信息系统（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通过这个智能网络，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联关系，从而实现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性重塑，可以实现人机协同、产业跨界协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比如，无界制造就是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装备，将农业种植养殖、工业制造过程进行跨界融合的智能互联制造系统，是云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数字制造的集成化和系统化。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智能技术群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在数字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实现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以多种技术的集成形成乘数效应。比如，数字孪生通过整合实体、数据、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可以构建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数据、连接和服务五个维度的数字孪生体系架构，但其实现的前提便是需要集成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集成改变了用户发现、商品及服务购买、生产制造等的方式。例如，微信集成了生活服务信息，可以实现打车、购物、预约挂号、租房、防疫、支付、转账、信贷等功能。再比如，航空、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等行业出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共享并有效整合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设备管理、运营服务、物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数据资源，在融合发展中呈现跨界运营、价值共创和产用融合等横向分层的特征。
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实现了创新发展，表现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跨界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创新的典型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注重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满足、用户体验提升、用户潜在福利的挖掘。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融合创新涌现的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网络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能够让老百姓共享数字经济创新的成果。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亦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基于数字技术的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制造业也因此实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再到业态创新，最后到组织创新的过程。智能制造和车联网便是数字经济极具潜力的创新领域。
跨界融合是数字经济业态创新最常见的方式。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营造了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平台、企业、用户、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形成价值创造共同体。比如，电子商务带动了消费、贸易、支付、仓储、物流、快递、广告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增长，催生跨境电商、微商、小程序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生产领域延伸了产业链，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0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21万亿元，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45万亿元，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有助于实现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形态的转变，即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管理水平、生产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农业电商体系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改造传统农业管理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销售效率，从而助力农业经济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开展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界融合，促进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渠道、全链路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
以治理体系创新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既为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充沛动力，也使得数字经济面临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风险的威胁。数字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安全风险、数据泄露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等，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旧更迭、优胜劣汰亦会对经济运行造成冲击、带来不确定性，大型平台企业“大而不能倒”的运营风险、垄断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也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这些风险会对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创新发展、产业安全等造成威胁。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不健全，规制无法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损害了互联网企业之间公平有序的竞争态势不无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这是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的重要决策。
（作者：孙宝文 欧阳日辉 李涛，均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