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和重大意义
原标题：“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和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就告诉我们：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根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从独特性和力量两层意思，表明了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牢思想根基，提供精神、智慧和道义的支撑。道路、理论、制度的内涵界定，都包含着文化的基础要素。道路的确立、理论的架构、制度的建立，都必然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内涵，不仅渗透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还渗透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日常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审美追求等方面。文化自信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思维力、先导力、潜移力、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创造力、孵化力、和谐力、和合力、感染力，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深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国家、民族、群体、个人失去了文化自信的根基、灵魂，必将无所适从。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
文化自信一旦确立起来，就将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形成高尚的伦理道德、正确的行为操守、优雅的审美情趣，并在具体实践中规范、制约和激励人们的行动。文化的重大功能，是“教化”“化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繁荣和昌盛。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建成的。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文化的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此，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期坚韧不拔的精神。只有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无一不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才诞生的。这都充分表明了文化自信“更深厚”的特性。
正是由于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特性，使得文化自信产生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取得“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坚持用先进的文化“教化”“化人”的过程，都是先进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人民观、历史观等潜移默化的结果。
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正因为文化自信有着上述独特作用，它的意义也就特别重大。这些重大意义可从多个维度去作分析。
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文化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激烈竞争的必然要求。20世纪后期，随着知识经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互联网、新能源等的发展，人们认为文化变成了当代国际竞争中的新焦点。19世纪是靠军事改变世界，20世纪是靠经济改变世界，21世纪则要靠文化改变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谁占领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从理论上看，将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空间。自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便形成了理论、运动、制度“三统一”的观念和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和框架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提供思路和启示，为我们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突破口、生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看，文化自信指明了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实践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自信的提出，正好为我们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指出了实践方向。那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和部署，在新的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搞好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抓好文化建设，更好地在国内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从我国要实现由富变强的历史性飞跃看，文化自信是实现这一新飞跃的必然要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复兴。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离不开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振兴强盛，都需要以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发展为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从国家安全看，文化自信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保证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可预测的因素日益增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信息大爆炸，传播大变革，多元文化碰撞冲击强烈，社会急剧转型，使得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更多困惑，呈现出信念缺失、精神空虚、价值虚无、享乐拜金等一系列问题。信息化、网络化的普及，既给人们便捷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提供机遇，又给各种不良文化的渗透提供渠道，使得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有害、不良文化的挑战，影响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在诸多意识形态的巨大浪潮中，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抵制腐朽、有害、不良文化的冲击，才能在对外交流和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话语权，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荣开明，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有哪些重要意义
当你在社区医院注射疫苗时，顺便用几秒钟的时间拍了张眼底照片，几秒钟以内人工智能便可以告诉你是否有患上了白内障或者其他慢性病，甚至可以准确预测儿童何时会近视。这样如同科幻电影中的设备，如今却发生在现实当中。
在2018年CMEF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上，小编采访到了医疗领域人工智能领军企业Airdoc公司市场部副总裁张京雷先生。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于目前医疗行业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普通人生活带来哪些意义。
医疗科技逐渐走向成熟
目前，一个好的医疗服务价格非常昂贵。而据张京雷介绍，Airdoc的愿景便是希望能用人工智能优化医疗服务，以一种相对低廉的价格让广大患者更快速地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使更多人从中受益。
目前医疗科技行业在蓬勃发展，许多企业也都涉足到这个领域之中。就在上周，美国FDA给做眼底视网膜病变观察的公司IDx颁发了许可证，这从侧面证明了当前世界上的医疗科技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当今国内的医疗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国外，而这次美国FDA批准认证的技术只不过是国内医疗科技领域前两年的技术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更新的技术，而是说明我国的医疗科技已经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准。
张京雷表示，这其中有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具有人口优势，因此在数据收集上可以十分丰富和全面，而这一点在其他国家难以达到；其次，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有着强烈的需求，比如在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医生与一线城市医生有着极大的差距，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能够极大的弥补这些差距，因此AI有着非常大的应用前景；最后，我们不光要有好的医院以及医疗团队，还有非常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才能给相关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土壤。
人工智能将对医疗带来极大帮助
当谈到目前医疗科技领域有哪些具体进展时，张京雷表示，第一是技术的进步，比如在眼科、皮肤科、癌症早期病症的发现等已经有临床验证；第二则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预计在今年将会有几家医疗科技企业能够拿到CFDA 药监局的认证，这代表着国家对于国内医疗科技行业的认可。
张京雷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来的一个突破口是在院外，并且功能一定是筛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把慢性病或者无症状的疾病及时找出，当然院外的模式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探索的地方，包括技术本身、市场及商业模式等。”
目前Airdoc主要的产品是在通过眼底拍照的慢性病筛查，而这种方式也是当前最成熟并且可以很快应用到临床的技术。通过观察眼底上面血管及神经的变化，可以从中分析得出高血压、糖尿病及动脉硬化等慢性病的情况，也可以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在后台进行分析对比，能够更准确的进行慢性病的判断、辅助诊断和长期管理。
眼底数据为何成为研究的重点
至于为何选择以眼底作为技术的主要研究方向，张京雷表示，首先慢性病完全可以通过眼底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就可以通过筛查进行早期诊断，第二是慢性病的发病率高居不下，严重影像患者生活质量也给医保造成巨大财政负担。
还有就是技术上说眼底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取得——眼底照相机可以在院外使用，大规模眼底筛查的成本可以控制在几元钱以内，并且在伦理上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是三周岁以上的儿童到老年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眼底拍照。
最后在许多慢性病的筛查和早期诊断方面，通过眼底能够快速的察觉，比如许多致盲性眼底疾病，可能在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明显症状。但是当症状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通过拍摄眼底，可以根据血管的变化能够在早期就察觉出相关疾病，比如糖尿病在没有任何症状表露之前，通过观察到眼底血管的膨胀变形，较早的确诊，可以进行及时的治疗。
多模数据分析帮助准确判断病症
如何能够准确判断这些病症，这需要运用到多模数据分析（MRT），张京雷接着介绍道。举个例子，在心血管科，每个病人的病例中都有许多数据，这些数据数量甚至多达上百组，对于一般医生而言，只能通过个别组的数据来判断病人的病情，如心脑血管、心脏病等疾病，这些病症通过化验的指标只是简单的几组数据，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同时对几十组甚至上百组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揭示疾病的内在规律，找到更好的诊疗方法，这是人类自身的能力所达不到的。
并且当数据足够多时，也可以通过查找这些数据之间的关联，找到一些疾病与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可以通过多模态分析可以判断病人的发病与饮食、生活习惯、基因等直接关联性有多少，这对于疾病的攻克与治疗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并且多模数据分析可以把医院中繁多的纸质病历全部数字化、结构化，极大的节省了医生的时间及精力，可以让他们更专注于本职工作。
未来医疗人工智能的潜力应用
张京雷还表示，医疗人工智能目前在两个领域中的潜力比较大，并且他也相信未来会证明这一点。第一便是医疗影像分析，由于影像本身就是结构化的，比如眼底照片；再一个如CT或磁共振等，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人为因素干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其次是医疗大数据，可以把非结构化变成结构化的数据，通过分析大量的病历资料找出更好的治疗方案，更好地管理疾病，目前也有许多公司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未来，Airdoc的技术开发会从眼底扩展到全眼科。张京雷表示，AI可以用于儿童近视的预防，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父母监测和预测小朋友近视的发展变化，将来这种预测可以精确到近视最可能在哪个星期发生。全眼科之后则是全身的人工智能，这也是未来医疗人工智能的方向。
目前对于数据的安全性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对于医疗科技行业来说就更是重中之重，因为获取的数据都是非常敏感的病患数据。对于数据的防护，张京雷表示，Airdoc所有上传的数据都是通过加密保护的，其次在上传与保存的过程中，这些数据都要严格脱敏，也就是数据与病人的个人信息完全分离，这也是整个医疗行业的惯例。
并且为了这些医疗数据的存储和使用，Airdoc参与了国家科技部监管之下的STI医疗眼科大数据平台。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上面所有脱敏数据都是可以共享进行科研，对于今后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有临床实践都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人工智能将更好的辅助医疗诊断
最后说到人工智能将来的服务对象时，张京雷解释道，Airdoc主要面向的服务对象其实还是医生——人工智能主要的功能是辅助医生对于病症进行诊断，但无法代替医生做出诊断。举个例子，目前已知的皮肤病超过2,000种，这就需要大量相对独立的算法合作来分析相关病症；而且许多皮肤病外观基本一致，因此医生需要额外询问患者其他情况才能够确诊，这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是个挑战。
当然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深度学习实现更多的功能，但是目前而言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包括法律上的制约——比如当人工智能诊断失误的时候，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等。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人工智能都将是医生的一个辅助工具，无法取代医生。
未来人工智能最大的作用是解决医生大量简单重复性的工作，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让医生真正发挥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人工智能与医疗这对搭档，将会颠覆今后的医疗环境，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
人工智能和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和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二.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1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三步走”战略2.2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战略白皮书2.3未来重点支持举措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研究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以来，起起伏伏发展了62年，终于在最近5年取得了重大突破。AI系统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围棋、德州扑克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超越人的能力的成果。究其原因，业界普遍认同有三大要素合力促成了这次突破：深度学习算法、海量的数据和充足的计算力。其中，充足的算力得益于摩尔定律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使得在可以接受的价格、功耗和时间内完成人工智能算法所需的计算。摩尔定律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至今已有53年。即使按照每两年单位面积上的晶体管数量翻倍来计算，目前的晶体管密度大约是当年的6400万倍。在摩尔定律发展的前30年，人工智能的研究经历了逻辑推理时代和专家系统时代。芯片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从早期不能满足复杂人工智能任务的要求，到逐渐超越。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专门支持专家系统的计算机（如80-90年代的Symbolics计算机）和性价比更高的基于x86微处理器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后成为主流）。1995年之后的20年，摩尔定律的量变推动了质变，开启了信息时代的技术飞跃。根据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能力和零售价格对比测算，单位价格可以购买到的计算力提升了1.5万倍，从而使通用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已经可以支持各种AI任务。但是CPU的架构未必对各种AI算法都是最优的。对于目前主流的深度学习（DL：DeepLearning）算法，需要有更高并行计算能力和存储带宽的芯片架构，来提高训练速度或者达到工作时的实时性要求。因此，在深度学习领域出现了多种CPU加专用芯片的异构计算方案。另一方面，与脑启发式（brain-inspired）的深度神经网络不同的类脑（brain-like）计算研究也推出了先进的神经拟态芯片（neuromorphicchip）来支持超高能效比（energyefficiency）的自然学习方式。可以说，通过芯片技术来大幅增强人工智能研发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经典的等比例缩小已经放缓，但是未来十年将是人工智能芯片（简称AI芯片）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论是架构上还是设计理念上都将有巨大的突破。
二.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目标是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7）。该规划是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布的第一个涉及系统战略部署的文件，从政府层面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整体部署，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按照此规划，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目标分为三步走。“三步走”战略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与此同时，为了推进该战略的实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负责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研制，并对外发布各种重要的研究报告。有鉴于此，笔者将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的政策层面和标准化体系研制的研究层面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进行深入解读。
2.1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的重要政策指引。“三步走”战略的核心要义如图所示。第一步，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有力支撑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体包括三点：一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进入国际第一方阵；三是人工智能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在重点领域全面展开创新应用，聚集起一批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第二步，到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具体包括三点：一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初步建立；二是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三是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增强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第三步，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具体包括三点：一是形成较为成熟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二是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三是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整体来说，我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根据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的战略部署；并从人工智能基础、政策法规、伦理道德、安全性等各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链。《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主要针对人才和核心技术两个方面做了专门的规划和部署。只有培养高端的科技人才，把握核心技术，中国的人工智能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2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战略白皮书在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实践层面，我国重点开展了人工智能的标准化研究。只有标准先行，才能从总体上规范和推进人工智能实践，尤其是指导人工智能产学研用一体化深入发展。在人工智能标准研制方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总体组承担统筹协调、规划布局的角色，负责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拟定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规划、体系和政策措施。专家咨询组由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负责为总体组提供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规划、体系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咨询，对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国内标准研制、试点、应用实施、标准传导机制建立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对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的工作进行指导。高规格的专家队伍保障了我国人工智能各项标准研制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从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向人工智能标准化战略的迈进，也凸显了我国人工智能战略的演进重点。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战略成果更能代表我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实质内容。而且近两年我国陆续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17版）》和《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这两个白皮书在架构和内容上既体现了一致性，也体现了递进性和延伸性，因此可以较好地作为分析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重要且可借鉴的蓝本。总体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17版）》详细介绍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征、技术框架以及不同产业应用领域，更加明确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框架。而《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则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17版）》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与业界分享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研究、产业投入、标准建设与服务应用，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及其产业发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018）。《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包括6个章节，分别从人工智能概述、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及趋势、人工智能产业现状及趋势、安全、伦理、隐私问题等方面综合分析了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以此作为能够适应和引导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规定，我国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由基础标准、平台/支撑标准、关键技术标准、产品及服务标准、应用标准、安全/伦理标准6部分组成（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018）。另外，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17版）》相比较，《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伦理、隐私问题以及相关法律条文和标准化文件的制定。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化文件，社会公众才能信任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安全和相关利益的承诺和保障，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2.3未来重点支持举措核心技术方面，我国政府已意识到原创孵化、创新培植的重要性，最近一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了投入力度，实施了多项举措。2018年11月14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在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百度、小米、字节跳动等企业共同推动成立。该研究院将对人工智能的关键领域进行原创性探索和研发。北京市科委在两年内将给予研究院共计3.4亿元的资金支持（经济参考网，2019）。2019年8月29日，科技部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计划在2023年之前布局建设20个左右的人工智能试验区。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政策试验和社会实验，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9a）。随后科技部于10月18日发函，继北京和上海之后，支持合肥、杭州、深圳、天津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人才培养方面，教育部指导高校进行人工智能专业建设的计划正在积极展开。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就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进行系统布局，主要包括加快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构建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四个重要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2019年，人工智能专业被教育部列入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名单，上海交通大学等35所高校获首批建设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伦理法律方面，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强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和相关法律的研究与实践，对该领域内日益浮现的伦理道德问题和法律纠纷进行政策呼应，并将此部分内容呈现于《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中。2019年，我国国家战略迈向了更高层次的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6月17日，科技部下属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强调了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8项治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9b）。这8项原则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5月投票通过的首部人工智能的政府间政策指导方针是一致的，该指导方针的目标是确保人工智能的系统设计符合公正、安全、公平和值得信赖的国际标准（OECD，2019）。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认为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后，价值的创造已经不需要人的参与。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人的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人工智能仍属于劳动工具，人工智能系统是人类劳动的结晶。虽然在资本的压榨下出现人的异化，但是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工人对机器的依赖，将人类从危险、繁重和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基于新时代和新工业革命的视角”（项目编号：18VSJ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前，人工智能在便利和丰富我们生活、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一些疑问、质疑甚至恐慌：在无人工厂出现后，到底是人类还是机器在创造财富？人工智能取代了许多就业岗位，是否会导致普遍的失业？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建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出过深刻的分析，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对于新兴的人工智能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制造业呈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生产过程始终离不开人的参与的话，那么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工厂中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数量将会不断减少，目前已经出现了完全由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系统构成的无人工厂。据此有人认为，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后，价值的创造已经不需要人的参与。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尽管无人工厂的制造过程无人参与，但人的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首先，人工智能仍属于劳动工具。与机器替代笨重、繁杂、肮脏、危险的体力劳动不同，人工智能不但能够取代一部分体力劳动（如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使用），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智力劳动（如智能化的进货、排产、发货）。智能化生产线自不必说，与机器设备一样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以软件代码、算法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系统虽然具有无形性，但仍然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新型生产工具。2018年3月，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用“机器智能”取代了2016年以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接连发布的三份报告中“人工智能”的提法。“机器智能”的概念表明，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看作具有某些人类智能的机器，与传统的机器设备并无本质的不同。
其次，人工智能系统是人类劳动的结晶。人工智能系统的物理支撑包括芯片、传感器、计算机、服务器、机器人以及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在软件层面包括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APP以及更为底层的算法和代码，其研究、开发、生产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马克思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值过程。”同样，在人工智能系统参与生产过程时，物化在人工智能系统之中的劳动会发生价值转移，逐步转移到无人工厂生产的新产品中去。
再次，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属于复杂劳动。人类的劳动包括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和创造性的复杂劳动两类。相比于在生产流水线上重复一两个简单装配动作的劳动，发明流水线上的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劳动就属于复杂劳动，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属于当代最需要创造力、最复杂的人类劳动之一。少量的复杂劳动可以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故而在同等的生产时间里，从事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后，无人工厂的运作离不开人类的参与。无人工厂看起来没有人参与生产过程，事实上，只不过是人类的工作从现场转向了后台。无人工厂本身的设计、建设，机器人等生产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维护，针对不同产品的生产线运行代码的开发，生产数据的处理以及生产流程的优化等，都需要人类的劳动投入。可见，在智能化工厂中虽然人类没有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但是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因此，归根溯源，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人工智能将人类从危险、繁重和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会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加强对工人的压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工作日工作12小时是很普遍的，甚至得到法律的认可。资本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工人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并且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在资本的压榨下，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即人的异化。卓别林在其经典影片《摩登时代》中形象刻画了人的异化——工人在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上不停歇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机器不停止，他便无法休息；即使机器停止了，由于惯性，他仍然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本来是人操作机器，结果人却成为机器的奴隶。
马克思预言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解放，他指出，“机器能够完成同样的劳动”，而且机器替代工人同样遵循价值规律，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类只需要劳动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创造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使能技术，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力水平，一些对于人类而言非常复杂、耗时的工作，依靠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算法，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例如，摩根大通原先需要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花费36万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用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金融合同解析软件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借助于人工智能系统，高盛纽约总部现金股票交易柜台的交易员从2000年的600名减少到两名。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一样，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工人对机器的依赖，将人类从危险、繁重和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还有一些人担心人工智能发展会取代人类的就业岗位，从而造成大规模失业。根据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研究报告，美国从1850年到2015年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任何一个10年期里，技术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都不比它所消除的更多，从1850年开始到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美国经济都以强劲的速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率一直很低。尽管从历史上看，机器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人类就业岗位的绝对减少，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具有自我适应、自我学习等方面的优势，对就业的替代能力更强，因此有学者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担心。实际上，聪明的人类已经找到一种应对办法，那就是减少工作时间。根据Huberman和Minns的研究，以美国为例，1870年到2000年间，每周工作时间从62.0小时下降到37.2小时，休假和假期从4天增加到20天，年工作小时数从3096小时减少到1878小时。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时间，使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
针对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大量闲暇如何利用的问题，马克思早已给出了设想：“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即更多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人工智能在内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参考文献
①王永章：《马克思劳动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指导意义》，《北方论丛》，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