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逻辑与路径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成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亟须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应利用数字化解决行业“痛点”，着眼于数据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运用、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开发等维度，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化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加快自身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步伐，提升我国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将传统制造业与创新中国相统一，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01
引言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脉络，已是当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战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如何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入制造业发展全过程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依靠原始积累，率先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致使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低端锁定”风险；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优势衰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致使制造业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受到强烈冲击。在多重影响叠加之下，我国传统制造业亟须转型升级。而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因具有快捷性、高渗透性、膨胀性、外部性以及直接性等特点，能推动制造业进行智能制造，形成更强大的供应链，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当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关键结构不相适应时，数字技术就难以发挥其创造价值的作用，从而引发“IT悖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制造业的传统结构难以为继，传统制造业亟须把握数字经济作用机制，充分挖掘内部潜能，加速融合发展步伐，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02
数字经济促进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内涵与逻辑
2.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数字经济中，数字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搭建了能够促进个人和组织交往、通信、合作和信息共享的平台。随着5G技术快速发展与应用，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主要经济环境。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针对数字经济提出不同见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数字经济狭义上仅指在线平台及依存于平台的活动，广义上是指使用了数字化数据的活动。杭州G20峰会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基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数据转化为制造业可用信息，促使数据信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加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2.2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是近年来却面临着多重发展掣肘：
一是“锁定”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的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遭受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竞争；
二是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未成气候，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发达国家的壁垒堵截；
三是传统制造业自身发展动能不足，仍然拘泥于恶性竞争、低利润率等固有弊端。
在上述因素叠加影响下，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是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变，具体指从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转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管理。随着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在经济生活中，原有的时间、空间和产业局限打破，大数据使经济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借力数字经济发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在于构建一个集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组织决策和项目执行为一体的独特智能体系，强调数据信息化，设备智能化，以及员工、设备和管理三者之间的相容性。以此发挥我国制造业效率优势，持续增强创新灵活性。
2.3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逻辑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与制造业数字化规模及盈利水平同步增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9年）》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5年的18.63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GDP占比由2015年的26.1%上升至2019年的36.2%。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正不断扩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日益加大。传统制造业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盈利能力，其新产品销售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制造业利用数字经济增加营收的能力。由图1可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盈利水平与数字经济规模增长基本同步，从2015年的14.94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20.92万亿元，涨幅超过40%，说明我国传统制造业能较好利用数字化潮流提升经济效益。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传统制造业增加新产品营收，从而提高制造业盈利水平。
首先，数字经济是传统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基石。数字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解决市场供需失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产业链升级。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源于数字技术作用下产业链组织分工边界拓展、交易成本降低、价值分配转移、需求变化倒逼等方面；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又从数据驱动、创新驱动、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四个方面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强调要引导制造业与互联网、新技术融合发展，从而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新动能。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拓展经济适用范围，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能够最大化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在相同数字化程度中，规模越大的企业绩效往往表现越好。此外，数字化转型还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了现代制造服务业发展，对于增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图1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与制造企业数字化盈利水平
其次，数字经济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路径。数字经济能够重构行业竞争模式、重塑产业生态。传统制造业借力数字技术，促进自身研发、生产、销售和组织全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催化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间接改变原有竞争格局，革新传统制造业生态，最终实现数字经济产业化。数字经济产业化是指传统产业链上下游通过开放生产要素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创造用户价值并实现价值传递。在共同利益目标驱动下，每个经营实体必须加强与系统内部业务协同，从而形成价值创造的范围经济。
一方面，数字经济为传统制造业创新“共享经济”和“平台企业”商业模式，使得传统产业链条延展和产品附加价值增加，同时也拓宽市场边界，增强国内外市场间联动，部分实现了“完全竞争”市场效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创造全新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依托“智能定制”和“体验式销售”实现消费场景升级，满足用户的碎片化需求，凸显“长尾效应”，提升用户价值和增强用户黏性。
最后，数字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架的坚定支柱。数字经济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进一步激发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耦合效应和双轮驱动作用。在市场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激活闲置资源，突破资产专用性约束，实现闲置要素共享，间接增加生产要素供给，缓解增量供给压力。
第二，数字经济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矛盾，帮助产业较为准确地把握需求规律和预测消费热点，提高生产精准度。
第三，数字经济益于连接供应链上下游经营实体，保障数据实时共享，促进业务无缝衔接，提高需求响应速度，有效融合供给需求两端，利于满足个性化需求，提高消费者效用。
然而，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致使不确定性或非理性的市场行为难以被准确研判，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基础上，数字经济还可以扩大政府职能边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做出宏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市场管控职能，提高市场治理水平。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双向影响框架如图2所示。
2.4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是传统制造业理念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指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业务、提质增效的过程，具体指依托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精准匹配多样化产品供给和异质性用户需求，促进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型，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其靶向路径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及技术创新、数据要素、精准需求和有效供给的驱动作用。
图2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双向影响框架
一是顺应互联网发展潮流，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进程。突出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项目，推动数据中心有序建设投用，健全工业大数据共享体制机制，推动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纵深发展，更好借力数字经济技术优势，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互联网化，创新定制服务商业模式，有效发挥“1+1>2”的协同效应，保障产品生产契合需求类型，拓展制造业企业全生命周期价值空间。
二是依托数字经济，收束全产业链研发力量。紧抓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促进生产技术、商业模式、产业业态的创新，将数据优势与传统制造业具备的人口优势、市场优势、制度优势紧密结合，纵深推进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行动计划，推进生产智能化和产业高端化，同时推崇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扶植培育新兴“独角兽”企业，积攒数字经济爆发“动力源”，实现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弯道超车。
三是借力数据资源，完成制造产业链上游与下游需求有效对接。加快生产要素以资本、劳动为主向技术、服务转变，加强研发设计、市场调研、物流运输、售后服务等环节衔接，加深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逐步将生产偏重从产品本身转变为消费者需求，以此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四是融合新兴数字技术，强化制造业与新技术高度融合。推动高新技术实际应用，运用数字化优势和互联网优势，变革制造业“高投入、低回报”的传统生产模式，融合制造业模块与下游服务业模块，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制造业产业链价值赋能和最终产品价值升值。
03
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
数字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3.1明确数字经济地位，深挖数据潜在价值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良好的数据管理能力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对政府而言，必须以全局站位加强前瞻性布局，明确数字经济战略高位，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持续推动数字经济技术突破和数字经济创新成果产业落地。具体来说：
一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巩固市场主体地位，推动产业政策普惠化功能性转变，特别是引导新兴产业孵化培育，引领数字化价值链网络重塑，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数据共建共享的创新营商生态，建立更加适应数字经济产业业态的监管治理体系。
三是革新行政管理体制，探索释放产业叠加及倍增能力的突破点，追踪战略新兴产业导致全球价值链形变以及攀升的内在机制，监测数字技术外溢效应。
对企业来说，必须对数据中的有效信息和无用噪声过滤处理，识别有效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指导生产要素。
一方面，以数据驱动赋能制造业智慧化制造。首先，将大量数据与知识转化为企业可用信息，提高制造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甄别和运用能力，通过实现信息无障碍流通与有效安全管理，使数据作为一种直接要素参与企业生产。其次，依托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生产、交易和管理的电子化，将数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将数据资源解析和整合，促使数据资源合理运用到生产过程，解决传统制造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孤岛”问题。再次，利用互联网带来的规模效应，帮助企业利用数据分析指导经营决策，保证企业发展所需数据的充足性与科学性。最后，以智能化为依托驱动企业发展，将数据与企业发展的战略愿景融合，变革企业发展理念，形成数字化发展蓝图，帮助识别内外部机遇，推动制造企业由要素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另一方面，以数据信息化助推传统制造业转型。首先，打通客户、交易、管理等各类信息与企业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管理并利用好自身信息，为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信息支持。其次，利用大数据分析有关供应链的数据信息，搭建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互通有无，保障企业与供应商和经销商之间的高效合作，并将相关数据整合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最后，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对重要信息进行脱敏处理，降低企业内部各部门信息获取门槛，增加信息资源的流动性，建立健全企业信息获取、投入、流动和产出体系，使各类信息协同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持。
3.2加大数字转型投入，增强产业竞争能力
以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管理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制造业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要求。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完善的数字基建、强大的资金保障以及适宜的发展模式。因此，制造企业需要以智能设备支撑企业智慧化升级，以产融结合为代表的资本保障企业创新性发展，以灵活专业的生产模式增强企业的适应性与稳定性。
第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座，也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首先，创建链接平台，使企业成为数据使用主体，通过将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数字化，推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更加智能化。其次，打造“硬件+软件”的管理模式。例如，企业可以将企业生产流水线与人工智能相融合，通过流水线自动化，实现企业生产智能化；引入先进制造流程与管理软件，实现流程由单向流动向双向即时流动转变，增强企业应对数字化冲击能力。再次，加大对数字基建的投入，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对传统部门的渗透度，催生出企业新的成长模式，提高企业传统部门运作效率，为企业发展提供新动能。最后，将数字基建与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相结合，创新培育发展模式，推动企业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
第二，寻求产融结合资本。首先，寻求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帮助，通过增加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产融结合的资本为保障的发展结构，促进企业组织结构革新，实现创新驱动的引领式发展。其次，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联系，缓解企业融资困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企业融资信息透明度，为企业获得大额长期资金提供可能。最后，将外部金融活动内部化，借助企业规制的内在协调作用，压降企业融资交易费用，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追求专业化生产模式。首先，依靠灵活、个性、机动的生产模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需求，让企业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识别并抓住机会。其次，逐渐向小型化、专业化转变，逐步剥离企业结构中与数字经济发展不相容部分，解决在数字化过程中的转型惰性问题，打造极简企业，提升企业整体运作效率。最后，探索“互联网+”模式，通过改变企业盈利模式，改进企业业务流程，形成独特的“互联网+独角兽”经济、“互联网+产业链”模式，开拓利润来源渠道，增强企业再生产能力。
3.3融合数字信息技术，培育产业发展动能
数字信息技术包括数据的收集、传递、储存、加工和表达，能够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推动制造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创新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增强制造业盈利能力，形成制造业发展新动力。
第一，坚持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直接表现。首先，利用信息技术融合新兴产品与传统产业，更新生产制造工艺流程，创新传统制造企业产品制造模式，促进产品生产效率提升，提高企业获利能力。其次，将新兴科技嵌入企业的产品制造，推出适合时代发展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实现产品智能化更新升级，延长用户持续使用时间。最后，建立产品售后跟踪流程，提升企业服务效率以服务创新驱动企业产品创新，提升企业产品创新绩效。
第二，重视产品定制。首先，把握市场驱动导向，采用以销定产模式，生产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最终实现产销一体化。其次，运用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使“即时”生产成为可能，缩短顾客等待时长，实现企业零库存目标。再次，产品定制的重点在于产品柔性化生产，依靠高柔性度的数字设备，实现多品种、小批次、高质量生产。最后，强化自身品牌效应，由产品生产制造转为产品标准制定，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实现“提升客户满意程度，提高产品定制能力”的双重目标。
第三，创新研发模式。首先，借助数字化平台，打破企业研发与消费需求之间的隔阂，使得企业能开展“接地气”的研发活动，加快研发设计向大众化、协同化发展。例如，可以搭建“智能定制”平台，快速响应消费诉求，提升用户参与感和满意度。其次，完善消费者评价体系，加快企业研发速度，将消费者需求及时反馈到研发部门，降低产品市场风险，改善买卖双方不对等的博弈地位。最后，利用“共享工厂”模式，实现企业小规模研发生产，使产业链与研发链紧密结合。
第四，培育平台商业模式。首先，利用平台型企业高效率、低成本、服务面广泛等优点，将数以万计的服务商家和消费者联结一起，逐步从传统的规模化服务过渡到定制化、共享化服务。其次，借助共享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配置率。再次，依据梅特卡夫提出的“数据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超过某一临界点后价值呈爆发式增长”的观点，通过网络数据创造更多连接手段、扩大网络用户的数量规模，触发马太效应，提高企业平均利润。最后，将制造商、服务商和消费者连接到同一平台商，形成联动的系统优势，通过不断壮大的平台系统，促进企业间协同发展，打造制造生态圈。
3.4夯实数字经济人才，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低技能性、重复性的工作逐渐被机器取代，制造业对于员工的需求也从高数量转变为高质量。然而，我国人力资本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薄弱，单纯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路径已不可行，制造业需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为数字化发展提供充足人才贮备和智力支持。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高技术人才既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资源，也是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员工素质不契合的矛盾尤为突出，企业内部呈现出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设备不相容的失衡状态。因此，要通过产学研结合模式，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培育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提高员工实操能力，打通技术与人才连接渠道，提升先进设备利用效率，减少“智能孤岛”和“数据烟囱”，实现技术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
第二，吸引高技能型人才。高技能型人才在数字经济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人力资本的强弱关系到制造企业竞争力强大与否。大型企业可通过壮大自身规模，提高人才虹吸能力；中小企业可通过校企联合培养等手段，吸引数字化人才，凭借自身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实现“一人多用”“一职多能”，逐步向数字化转型。此外，可将吸引专业人才融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利用信息技术“打探”人才市场，根据实际需求招聘专业人才，实现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第三，聚集制造人力资本。首先，培养有制造业特色的人才。优化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企业与时俱进的能力。其次，鼓励员工接受培训和在职学习，尤其是提高一线工人的数字化素养，降低智能制造阻力。再次，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将企业管理设计、员工培训与技术创新有效结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内部运作效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后，构建“互联网+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将数字技术培训与员工管理数字化深度融合，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学习氛围，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提升员工数字化水平，最终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
3.5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激发产业供给潜力
电子商务活动所生成的海量数据构成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数字红利”成了继“人口红利”“市场红利”之后的新动能。在此背景下，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对于制造业开拓产品市场、实现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一方面，紧扣客户需求导向。首先，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整合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协调匹配企业供给与用户需求，提升企业生产过程精准程度，形成开放共享型发展模式。其次，在综合考虑消费者异质性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利用获取的客户偏好信息，实现满足客户需求与提高企业价值相统一的目标。最后，利用互联网即时性、移动性和便捷性等优势，运用信息技术使原本分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资源浪费，实现供给和需求有效匹配，促进生产结构升级，释放产业供给潜力。
另一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首先，以数字化创新和技术革新支撑企业变革，使企业从简单的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重视制造环节的数字化水平，赋能产业链数字信息技术，实现全方位智慧化转型。最后，利用数字经济原理，汲取数字技术知识，驱动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企业集成创新与渐进创新统一，助力提升生产管理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参考文献略）
钱艺文，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黄庆华，博士，教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周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金融。文章刊发于《创新科技》2021年第3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原标题：《数字经济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逻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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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并日益深入地普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对人类理智能力及其独尊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亦导致了人的性质的变化。流行的意见面对人工智能持续提升的紧迫压力和人的性质变化的冲击，采取了分裂的和矛盾的立场，既否定人的变化的必然性，又对人工智能的可能前景束手无策而怀悲观失败的心态。这种挑战和现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涉人的哲学基本问题，亦再度激发人文主义的核心关切。今天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类在认识、发明和制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并不断促进它们升级的同时，也持续地增进和提升了自己的理智能力。从现在起，人类必定要有意识地见证和促进自身的进化。此种发展和进化在今天业经呈现出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充满各种挑战的人类前景而坚持积极观点的根据所在。
文/韩水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的中心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个核心问题，即人的性质的变化，在人文主义视野之下研究它的过去、现在和前景。本文的讨论和研究将在哲学的境域中展开，并且必然亦要关涉和重新思考既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等的理论意义，重新研究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基础和有效范围。从方法论上来说，人类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态度应是面向未来而做出现在的筹划。当下的问题，包括过去累积下来的问题，都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有效的措置。那些以过去的传统和观念来限定今天和未来人类活动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行的。
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
笔者要从探讨人工智能的定义并考察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入手，以便准确地把握和刻画这个时代的性质、特点和趋势，以及它如何造成了人的性质的变化和演进。
首先，人类知识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信息及其网络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个部分。再次，生命科学已把关于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研究建立在分子水平，改变生命的遗传性质等操作在一定条件下成了现实。最后，各种高速交通工具和设施使得人类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变得方便和快捷，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关系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在所有这些现象中，人工智能又最为特殊，它的出现和未来发展可能直接导致某种另类智能的出现，即所谓的强人工智能。下面，笔者先来集中讨论三种将直接改变人的性质和地位的现象。
从字面上来理解，人工智能就是人类自己发明并制造的理智能力。埃特尔在考察了若干人工智能的定义之后，认为赖斯的定义最为赅简并解决了其他定义的矛盾：“人工智能就是关于如何使计算机去做现在由人做得更好的事情的研究。”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回避了实质的规定。关于人工智能之人工的意义，人们的意见并没有多大不同，而关于其智能的意义则呈现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争执点：第一，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第二，类人的人工智能与非类人的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在学术文献中通常称为人工一般智能（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简称AGI）或超级智能，乃是指一种能够自主地学习、行动、设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智能，亦即它是一种能够成功地从事人类任何智力工作的机器智能。在这个意义上，它等于一种人工自为者（agent），与人类自为者相类似。相应地，弱人工智能就是非自主的智能，不是自为者，而是人类智能的替力或助手。
人类智能是以生命为基础的高级理性能力，因此，诸如生命的自我维持所必需的新陈代谢、自我复制（繁殖）和成长，乃是人类自为者的自然基础和条件。那么，作为自为者，人工一般智能是否也应当具有同样的功能？否则，作为一种物质系统，它存在的根据和条件始终受人控制和供给，也就难以真正成为自为者。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当下很难设想那种兼具自主目的、情感、联想和想象力的人工智能如何能够产生出来，因此，人工自为者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不会出现。如果人工自为者属于类人智能，那么迄今有关人的一切理论，尤其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就受到根本性的挑战。第一，人类除了自己的理智，还没有见识过任何其他类型的智能或理智，现在这种智能已不再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是具备了若干现实基础的可能性。第二，除了人类智能和人工一般智能，在这个宇宙中，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智能。这样的观点亦具有相当有力的理论根据。迄今为止，哲学尚未对现在的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达成共识，而人的性质却又开始经历重大变化。仅就此而论，哲学就需要从头回答如下的三重问题：第一，继续回答人是什么；第二，从理论上回应性质变化之后的人是什么；第三，解释性质变化前后的人之间的关系。
传统人文主义的核心
笔者将撇开枝节而直达本质，从中西各种流派中概括出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康德关于人的四个哲学追问，即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和人是什么，不仅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依然是有效的纲要，同样也可用作追问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诸流派共同核心的指针。在中国传统中，无论依据其字面意义还是其内在意义，人文始终包含变化和进步的意思。
在人文主义视野中，人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具有当下即是的特征，始终与现实环境处于互动之中。人们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人的活动所造就的对象———包括环境———面前，人其实也作为对象而存在和活动，而无论这样的关系是主动地造就还是被动地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在理解人文主义时，人们就需要增加人作为自己活动对象之对象这样一个维度，诚然，这个维度同时就指明了人文主义所受到的一种特殊的限制和激励。不仅如此，这个判断还蕴涵了更深一层的、也尚未被清楚地揭示出来的意义，即人的一切活动原本就是人文主义的。在先前，多数人倾向于将人文主义限制在狭隘的意义上，将它与生产、科学和技术活动等分离。因此，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重新考察和反思，就是要揭示和发现为那些狭义的人文主义者所忽略、轻视乃至无视的人文主义原本的重要因素，即贯彻在现代人活动的各个方面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性质。正是在当代境域之下，同时面向人类的未来时代，人文主义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规定。现在，人类演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根本的关节点。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都以既有的人———从智人出现以来生物性质未经历过改变的人———为对象，这样的人文主义也可以称为智人人文主义。而现在，现代智人的生物性质正在面临改变，而本文所要分析和讨论的正是这样视域中的人文主义。
人的性质的变化
在下文中，笔者将要论证，人正是在进化中形成其性质，而目前所面临的变化无非是人类进化的持续。我也将阐述这个变化的一些新特征，它与哲学基础理论的关系和它所蕴涵的哲学意义。约纳斯反对一切超出预防遗传疾病的涉人生物技术，在他看来，那种操作使得人成为人的制造者，但是，他认为，人不能是造物主。哈贝马斯就此的表态比约纳斯要晚，但在态度上更为保守。他反对自由优生学（liberaleugenics）和植入前基因诊断（PGD）。综合来看，那些质疑和反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要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要意见和理由，从根本上来说，出于如下的深切担忧和恐惧：人的性质将因此而改变。（一）演变中的人的性质
根据现代生物学，最早出现的晚期智人在解剖学上与现代人毫无区别，因此，所谓野蛮与文明、原始与现代的区别仅仅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和状态的差异。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假定最早的晚期智人当时也同样考虑了今天人们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类似的主张，那么至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设法阻止他们所面临的演化：如果采用熟食，那个时代的智人的体质和智力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他们的生理性质也同样会改变，比如脑容量会变得更大，身体更为健康因而寿命更长，并且由于个体的差异，有一些特别聪明的智人亦即超级智人就会出现，智人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加剧。倘若巢木而居并且进一步筑屋以居，那么那些智人就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倘若他们要试着穿戴一些遮羞和保暖的衣物和饰物，那么这同样就会改变那些智人的天体观和审美观，他们也许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智人人体的否定，并使得那些穿戴衣物的智人具有了超越他们自身的能力：他们在极端的环境比如在严寒的地区也能生存，而这同样也会造成智人之间的差别。不过，我们应当先关注这类假设所引发的问题：如果那些最早的晚期智人就像今天的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坚持阻止任何超越他们当时能力、状况和水平的演变并且获得成功，那么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担忧及其所依赖的环境和条件就不会出现。当然，与那些最早的晚期智人所面临的局面不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及其可能的综合技术如人工装置等将导致现代人的生物性质的改变。就此而论，今天人类所要经历的变化要远远大于最早晚期智人出现之后的任何演化。
（二）人的性质新变化
笔者之所以不用人性这个词而是人的性质这个词，乃是要强调这种变化将发生在人的生物性质的和智力两个层面，而非单单人的心理、观念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下文主要分析和阐述这种变化所承带的基本的哲学的和人文的意义，而不关涉具体技术层面。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讨论这种变化。（1）人的生物性质的变化和由此导致的心理和理智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分为三种类型，即基因的改变、非基因的改变和综合的改变。（2）人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可能的外星理智生命，对人的地位会造成何种影响。综合来说，上述几个方面的改变都关涉人的性质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的几项包括人的学习能力和方式、记忆能力和方式以及经验的来源和获得方式等变化，个人同一性———包括主观认同与客观确证———的变化，以及由上述各种因素导致的自由意志基础的瓦解。在个体的记忆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的方式存储和更换的情况下，这种以记忆集为基础的个人的主观认同就无法与一个特定的个体固定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从客观上来说，个体就不再具有与任何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唯一的人格和身份。于是，从理论上来看，如下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一个生物的或合成的个体拥有多个个人认同，因为他／她可以更换多种不同的记忆集，而多个生物的或合成的个体也可以拥有同一个认同，因为他们可以分享同一个记忆集。迄今为止，作为个人人格独立公设的自由意志只适用于一个自然的并且拥有唯一认同的生物个体，而一个更改过的、合成的个体的意志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还是自由的？这类个人的行为是否要归因于上述那一系列的更改？这种现象显然是现在的自由意志理论和实践无法应付的。
（三）意识研究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实现后一个目的，而且还反过来有助于认识人类的意识和心灵，为了解人类理智的活动方式提供一个对照的样板，而先前这样的样板并不存在。就此而论，我们来分析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就目前的进展来看，人工智能主要不是模仿人类理智的活动方式。第二，人工智能发展的动因来自于以人类理智设计出来的方式解决人类理智难以完成的任务。第三，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人工智能与大脑功能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为意识和大脑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即实验和试错的方式。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揭示了如下的意义深远的可能性：理智能够以不同于人类理智的方式运行；不仅如此，它们还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和运行。人类理智虽然最终无法一统天下，但可与它们相兼容。这种兼容性也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乐观的理由和根据。人文主义的未来关切
人的性质究竟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倘若这种变化不可阻挡，那么，人类在未来的前景会是如何，以及从现在起，人们应当预先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正是今天的哲学所无法回避的任务。（一）人的性质变化带来的挑战
诚然，这个变化不会如奇点一样瞬间爆发，但即便逐渐展开，人的性质演变达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时，整个人类从物理基础到行为规范、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其程度要远甚于科学革命所引起的范式变化，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都将在新的关系之下重新展开和构成，相应地，人的认识也要发生根本的转向。第一，人类工作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现在看来正未有穷期。第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人工装置可能导致新的不平等。第三，由于人逐渐成为合成人，因而个人主观认同和个体同一性的客观确证的传统根据就会失去效用，现在所理解的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复有效，从法律、道德到日常生活的约定都将失去根据。第四，人是什么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二）盲点与情绪
尽管可能出现的人工自为者究竟会是什么形态，人们尚不清楚，但恐慌乃至末世的情绪却已经形成，甚至首先在专家群体中兴起。这些情绪主要表现为：第一，茫然。人们似乎无法想象出有效的办法来应付在所有方面都强于现在人类的人工自为者。第二，悲观。一部分人以为人类末世即将来临，至少人类在这个世界的统治地位将被取代，或成为被统治的群体，而最为严重亦最悲观的预期则是，人类最终被人工自为者消灭，因为人工自为者归根到底是不可控制的。到现在为止，人始终是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决定者、最终的设计者和决定者。这一点乃是人类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的最为坚固的立足点。此外，迄今为止，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了解依然相当有限，就如人类对自己的智能的认识一样。随着认识的增加，人们就能够找到与之合理相处的方法。其实，人类发明、设计和制造出了人工智能，不断地拓展、升级和强化它的能力，人类也因此大大地扩展、强化乃至升级了自身的综合能力。人工智能恰恰表明：人类理智具有强大的适应和扩展能力，以及尚未认识的巨大潜力。总体而言，关于人工自为者的认识人类还存在一些尚未意识到的盲点，而破解这类盲点正是人类应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种出路。
人文主义的新维度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主要地关注了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对象的演化发展，而轻忽甚至无视人本身的性质的变化；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重点在于确认和提高人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和价值，促进人的潜力的发挥，但人的个体的生物存在则被认为是始终不变的。我们则要强调，充分认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将这种变化纳入有关人的性质的认识的视野之中，以此来考虑人在这个世界的至上地位和未来前景，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关切。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1）开放的态度与发展的视野。一种开放意义的人文主义要消除和避免这种把特定时代的人的性质永恒化和固定化的困境。（2）无尽的学习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整体就如每个个体一样需要持续地学习、研究和提升。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结构就是一种关于人的新形而上学，因为它探讨和把握演变中的人的性质。它承继先前的人文主义，然而更加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第一，这种人文主义依然坚持理性的普遍性原则。第二，自主乃是人类的根本特征，这在未来也同样如此。第三，人类前途的最终不确定性是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必然结论，尽管这是许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持续地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筹划人的发展和进化，借助于日新而新的科学和技术，持续地提高人类自身而使其得到升华。人的性质如不能变化，那么它的前景就不是仅仅中止并永远停留在当下，而是趋向于淘汰和消亡。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蕴涵了如下的自信和精神：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进化在今天已经开始呈现出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人类前景的积极观点的根据所在。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06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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